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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用文人六四獻媚醜態 投降表忠爭先恐後

——八九「六四鎮壓」前後文化知識界精英的表現

5月16日,首都一些知識分子聯名簽署了一項表明他們對當前學生運動態度的《五一六聲明》。這篇聲明寫道:60年代的《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16日,即後來稱為「文革」的開端)是一個專制與黑暗的象徵。23年後的今天,我們強烈地感受到民主與光明的召喚。我們已經來到一個歷史的關頭。我們多災多難的民族已經再無機會可以喪失,再無後路可退卻。富於愛國傳統和憂患意識的中國知識分子,應當意識到自己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挺身而出,推進民主進程,為建設一個政治民主、經濟發達的現代國家而奮鬥!

1989年5月17日,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民運人士

中國知識分子曾經作為一個群體投入整個六四事件,不少人展現了知識分子的風骨。然而,更多的官方御用文人向當局投降並獻媚,“和中央保持一致”。

1989年5月10日,在京的部分青年作家走上街頭遊行示威,呼喚創作自由。這也是中國文化界人士的第一次公開發出真實的呼聲。遊行隊伍下午1時半從北京海淀區的中國政法大學出發,途經復興門及長安街的廣播電影電視部、新華社、中宣部,進入天安門廣場後向東,由東長安街經大北窯到金台西路人民日報社後逐漸散去。作家、藝術家上街遊行,是在王蒙擔任文化部部長期間,其機關報《中國文化報》如實報道了文化界、知識界人士上街遊行的消息,但只是“小陽春”,趙紫陽的職務被鄧小平停止後,《中國文化報》等文化部所屬媒體就緊急向“左”轉了。

回顧中國文化界、知識界的知識精英在1989年的表現,有一個體制內的“大人物”不能不提,他就是當時的中國文化部部長、著名作家王蒙。王蒙雖不像知名學者、作家劉再復、王若水、包遵信、李陀、徐剛、戴晴、鄭義、趙瑜、肖復興、陳丹晨、鍾藝兵和劉湛秋等人一樣在“五二〇”李鵬宣布實施戒嚴令後仍然上街出現在遊行隊伍中,但卻在北京天安門流血事件後避免公開露面,尤其是拒絕參加官方主持的看望和慰問戒嚴部隊士兵。

文化精英王矇事前事後的出爾反爾

“六四屠殺”後,北京不少文化界的知識精英和文化部副部長紛紛出面慰問戒嚴部隊,比如文化部的常務副部長高占祥,副部長王濟夫、英若誠、劉德有和黨組成員徐文伯等官員紛紛表態支持屠殺學生的戒嚴部隊。1989年6月13日下午,文化部黨組召開擴大會議。部黨組成員、原部領導、部長助理、各司局及中國文聯黨組和中國作協黨組的負責人,會議的任務就是下令做好慰問戒嚴部隊的工作,特別要組織好演出小分隊進行慰問演出。整個文化部只有部長王蒙裝病拒絕慰問戒嚴部隊,在當時留下不少好名聲。王蒙是“反右”期間被共產黨欽定的“右派”,即知識分子中的“現行反革命”,毛澤東時代結束後被平反,還被中共以“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為名拉攏為中共中央委員,並進入趙紫陽任總理的國務院內閣,出任文化部部長,兼任中國作協副主席等職。

不過好景不長,王蒙拒絕參加慰問戒嚴部隊後,就不再出現在文化部的活動名單上,1989年9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楊尚昆發布第19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稱“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9次會議1989年9月4日的決定,免去王蒙的文化部部長職務”。此前的8月31日,國務院已經認命另一名御用左派詩人賀敬之出任文化部副部長,代理部長職務,於是王蒙徹底從文化部出局。此後,中共對他進行了近兩年的調查,媒體也封殺了他的名字。

王蒙拒絕慰問戒嚴部隊,最後導致他的文化部部長職務不保,並受到中共組織審查,最後勉強過關。或許當時王蒙的舉動是“良心發現”,也不過是“瞬間”而已,之後照樣不忘為中共辯護,他並沒有譴責中共鎮壓學生運動,也沒有退黨,反而認為在中國不能沒有中共的領導,否則中國會變亂,這便是典型的忠君奴才思維。北京著名異議人士查建國的妹妹、旅美作家查建英《紐約客》發表的文章評論王蒙是“國家公僕”,並在2009年法蘭克福國際書展上稱“中國文學處在它最好的時候……”受到了網友的嘲諷(查建英的原文標題是Is China‘s most eminent writer a reformer or an apologist?中國最著名的作家是一名改革派還是一位護教者?)。不過,這名作家也承認王蒙過於聰明,正如其他人把王蒙說成“優秀的奴才”一樣。

如今,王蒙又站了出來,但不是恢復1989年的王蒙形象,而是在中共紀念毛澤東1952年5月23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時站了出來,成為“老黨棍”,成為一百名抄寫毛講話的著名作家之一。2012年5月,中國作家協會的作家出版社出版一本《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百位文學藝術家手抄珍藏紀念冊》新書。書中彙集了100位當代文學家藝術家聯袂手抄本,不僅有中共文化權威、作家和藝術家周巍峙、郭漢城、白刃、賀敬之(王蒙之後即位的文化部長)、於藍、王昆,還有包括前文化部長王蒙在內的文藝界權威陳忠實、鐵凝、賈平凹、莫言、馮驥才等,據報道說他們的熱情很高,有些人現在仍對“講話”原文記憶猶新,有些可以大段地背誦、默寫“講話”段落內容。抄寫也一絲不苟,充滿了情感。

毛澤東的講話,實際上是黨文化奴役知識分子的“手冊”,南京歷史學教授高華先生在《從“延安之春”到鬥爭王實味》一文提到,毛於1942年5月23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作報告,是標誌著其“黨文化”觀的正式形成。該“黨文化”觀直接師承斯大林,與具有極其強烈的政治功利性和反藝術美學的日丹諾夫主義一脈相承,作為有中國特徵的“黨文化”觀,毛的文藝思想則較俄式的“黨文化”觀更加政治化,表現出更濃厚的反智色彩。其包含下列五個核心概念:一是文藝是政治鬥爭的工具,革命文藝的最高目標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利用文藝的各種形式為黨的政治目標服務。即“創作自由”是資產階級的虛偽口號,革命的文藝家應心甘情願地做革命的“齒輪和螺絲釘”。二是和工農兵相比,知識分子是最無知和最骯髒的,文藝家的主體意識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無稽之談,因此知識分子必須永遠接受“無產階級”的改造。三是人道主義、人性論是資產階級文藝觀的集中體現,革命文藝家必須與之堅決鬥爭和徹底決裂。四是魯迅的雜文時代已經過去,嚴禁暴露革命隊伍中的陰暗面。五是反對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遺留下的文藝表現形式上的歐化傾向,文藝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並不僅僅是文藝表現的個別問題,而是屬於政治立場和世界觀的重大問題。

1989年“六四”之前的文化界精英和文化部官方態度

1989年5月10日,在京的部分青年作家走上街頭遊行示威,呼喚創作自由。這也是中國文化界人士的第一次公開發出真實的呼聲。遊行隊伍下午1時半從北京海淀區的中國政法大學出發,途經復興門及長安街的廣播電影電視部、新華社、中宣部,進入天安門廣場後向東,由東長安街經大北窯到金台西路人民日報社後逐漸散去。下午4時許,現場的記者看到,打著“北大作家班”旗幟的自行車隊,由兩輛載著擴音設備的平板三輪開道,進入天安門廣場,隊前白底黑字的橫幅上寫著“中國作家民族良心”。參加遊行的作家身著白色圓領背心,胸前寫著本人的姓名,背後寫著“位卑未敢忘憂國”等字樣。他們十幾個人一排扶肩並行,高唱《國際歌》,高呼“創作自由”、“新聞自由”、“繼承魯迅傳統”等口號。圍觀的群眾不少。有些作家沿途為讀者簽名留念。一些新聞出版工作者也以個人的名義參加了遊行,隊伍中有寫著“作家出版社編輯”和“文藝報記者”字樣的橫幅。部分高校學生也結隊同行。作家、藝術家上街遊行,是在王蒙擔任文化部部長期間,其機關報《中國文化報》如實報道了文化界、知識界人士上街遊行的消息,但只是“小陽春”,趙紫陽的職務被鄧小平停止後,《中國文化報》等文化部媒體緊急轉向“左”了。

5月13日,部分高校學生絕食後,戴晴、於浩成、李洪林、溫元凱、李陀、嚴家其、劉再復、包遵信、蘇曉康等12位知名學者、作家於14日聯名發出《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懇請絕食的學生暫時撤離天安門廣場;要求中央負責人發表公開講話,肯定這次學潮是愛國的、民主的行動;承認由大多數學生經過民主程序選舉產生的學生組織是合法的;不能以任何借口、任何名義、任何方法對靜坐絕食的學生採取暴力。這12位學者、作家曾與絕食的同學接觸,但學生的絕食仍在繼續。

5月15日,首都知識界上萬人走上街頭遊行聲援學生運動,呼籲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促進民主化進程。當天下午2時許,數萬人聚集在復興門立交橋,在“首都知識界”牌子引導下,隊伍沿西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行進。“自由萬歲”、“人民萬歲”、“新聞自由”等口號此起彼伏。圍觀群眾的人數超過了遊行隊伍。高校教師隊伍人數眾多。有些年過半百的教授走在隊伍的最前列,他們胸前挎著“聲援學生”、“民主自由”的標語,知名教授、學者有嚴家其、包遵信、鄭義、錢理群、柯雲路、王魯湘等。博士生打著“博士該‘搏’了”的標語牌。中央美術學院、魯迅文學院、中國戲曲學院、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中國音樂學院、北京舞蹈學院等院校的部分教師也參加了遊行。中央音樂學院的隊伍高唱“打倒官倒,打倒官倒,反腐敗”等歌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日本所、西亞非洲所,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理論物理研究所,中國藝術研究院的部分研究人員也參加了遊行。參加遊行的還有科技日報、中國青年報、國際商報、文藝報、中國文化報、亞太經濟時報和大學生雜誌社、開拓文學雜誌社,以及作家出版社、報告文學編輯部的部分編輯和記者。署名“人民日報部分記者”的牌子上寫著“我們有良心”。在天安門廣場,一些知名學者、作家、詩人發表了演說和朗誦了詩歌。新華社的記者表現極差,是因為新華社社長穆青是“左棍”,他下令記者對學生遊行進行歪曲報道,而不像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科技日報等正面公開的報道,所以遭到了學生們的抗議。

5月16日,首都一些知識分子聯名簽署了一項表明他們對當前學生運動態度的《五一六聲明》。這篇聲明寫道:60年代的《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16日,即後來稱為“文革”的開端)是一個專制與黑暗的象徵。23年後的今天,我們強烈地感受到民主與光明的召喚。當前,一場以青年學生為先導的愛國民主運動正在全國崛起。數十萬青年學生走上街頭,抗議腐敗,呼喚民主與法制,表達了工人、農民、軍人、幹部、知識分子及一切勞動階層的共同意志。這是一次繼承和超越“五四”精神的民族大覺醒。

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中國走上了一條民族復興的現代化道路。遺憾的是由於政治體制改革不力,初見成效的經濟改革也嚴重受挫,腐敗現象日趨嚴重,社會矛盾急劇激化,全國人民寄予厚望的改革事業面臨著重大危機。中國正處於一個嚴重的關頭。在這個決定人民、國家和執政黨命運的時刻,參加本聲明簽名的海內外中國知識分子,特此於今天——1989年5月16日——鄭重簽署如下聲明,公開表明自己的原則立場。

我們認為,面對當前的學生運動,黨和政府是不夠明智的。特別是在不久前,還存在著試圖以高壓和暴力來處理這場學生運動的跡象。最近以來,黨和政府開始表現出值得歡迎的理智,局勢因而有所緩和。如果運用現代民主政治的規則,尊從民意,順乎潮流,將出現一個民主的穩定的中國。

我們認為,以民主政治的形式處理目前的政治危機,其不可迴避的前提,就是必須承認在民主程序下產生的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

導致這場政治危機的直接原因,恰恰是青年學生在這場愛國民主運動中強烈反對的腐敗現象。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誤,在於忽視了政治體制改革。黨和政府應該汲取深刻教訓,切實按照人民的要求,果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廢止特權,查禁“官倒”,消除腐敗。

新聞自由是清除腐敗,維護國家安定,促進社會發展的有效手段。不受監督制約的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

把這次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是錯誤的。承認並保護公民發表不同政治見解的權利,是言論自由的基本涵義。只有一種聲音的社會不是穩定的社會。黨和政府有必要重溫“反胡風”、“反右”、“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訓。廣開言路,與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和全體人民共商國是,才有可能形成一個真正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所謂抓“一小撮”、“長鬍子”的幕後指使者的提法是錯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有公民,不論年齡大小,都應有同等的政治地位,都有參政議政的政治權利。自由、民主、法制從來不是被賜予的。一切追求真理、熱愛自由的人們,都應當為實現憲法所賦予我們每一個公民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自由、遊行示威自由而不懈努力。

最後,這篇聲明呼籲:“我們已經來到一個歷史的關頭。我們多災多難的民族已經再無機會可以喪失,再無後路可退卻。富於愛國傳統和憂患意識的中國知識分子,應當意識到自己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挺身而出,推進民主進程,為建設一個政治民主、經濟發達的現代國家而奮鬥!”

不幸的是,這些知識界、文化界人士的善意並沒有得到中共當局回應,反而變本加厲地籌劃鎮壓。5月20日,國務委員、北京市市長陳希同根據國務院總理李鵬的命令,接連發布三號戒嚴令,宣布北京部分地區自20日10時起實施戒嚴。執行戒嚴的部隊未能進入城區。天安門廣場學生靜坐仍在繼續。戒嚴第一天,中國社會科學院、人民日報社、新華通訊社和光明日報社的遊行隊伍,首先走上街頭要求自由、民主。中國青年報的知名記者們也組團參加,知名記者賀延光、李大同也都在其中。

5月22日,這天是李鵬下令北京戒嚴第三天,但當天下午東西長安街上仍出現了近萬人的遊行隊伍。這是首都知識界、文化界和新聞界自宣布戒嚴後又一次大規模的遊行。22日下午2時許,舉著“中國知識界”旗幟的兩支遊行隊伍,分別由建國門和復興門出發,一邊高呼口號,一邊向天安門廣場彙集。他們喊道:保護學生!捍衛憲法!民主萬歲!自由萬歲!人民萬歲!到達天安門廣場時,遊行隊伍已彙集近萬人。現場媒體記者從上街知識分子團體的旗幟上辨認,遊行隊伍有中共中央黨校、中國作家協會、魯迅文學院、中國電影家協會等單位。還有兩面旗幟上分別寫著:香港師生記者聲援團、香港大學。隊伍中更多的是新聞界人士,幾乎包括了首都主要的新聞單位。知名學者、作家劉再復、王若水、包遵信、李陀、徐剛、戴晴、鄭義、趙瑜、肖復興、陳丹晨、鍾藝兵和劉湛秋等也出現在遊行隊伍中。這支遊行隊伍經天安門廣場後又到新華門和台基廠等地,所到之處市民反應熱烈。北京支持學生運動的民眾已經超過百萬。

5月30日,由中央美院雕塑系20多名學生創作的一座稱為“民主之神”雕像在天安門廣場安放。這座被大學生們稱之為“民主之神”的雕像高達7米,安放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北側,多日來引起不少民眾的前往圍觀。在雕像安放前,文化部副部長英若誠(據說他是安全部在文化部的潛伏人員)以及文化部教育局的負責人曾到中央美院勸阻學生,表示反對把這座“自由女神|”的雕像安放在天安門廣場。文化部堅持做勸說工作,希望儘快撤除這座雕像。王蒙同樣沒有出現。整個五月份,王蒙作為文化部部長几乎不再公開露面,與四月份的頻繁露面成為鮮明對比。5月30日,北京市天安門管理處發表聲明說,把什麼“女神”像搭設在天安門廣場,是極不嚴肅的,也是違反北京市人民政府1981年11月1日通告的。文化部下屬的全國城市雕塑規劃組發言人說,在天安門廣場設置任何雕塑或建築物都必須報請有關部門周密規劃、設計和反覆論證,並取得首都有關部門的批准,決不能任意修建或設置。

這個時候,在鄧小平的批准下,各路戒嚴部隊已經進駐北京郊區,血腥鎮壓已經不可避免了。儘管文化界和知識界人士在“六四”前仍前往天安門看望和慰問學生,卻已經不能阻攔鄧小平授權部隊開槍的命令了。自5月19日李鵬和楊尚昆在首都黨政軍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後,新聞自由漸漸轉冷,敢言的媒體及其記者的報道紛紛降溫,直到“六四”後所以媒體都全部變成“黨的喉舌”,只發出中共當局的“同一種聲音”。

“六四”後看望和慰問戒嚴部隊的文化部官員和文化藝術界知名人士及其獻媚術

“六四”這天是個分水嶺,學潮被官方定性為“反革命暴亂”,新聞自由沒有了,遊行示威沒有了,最後只剩下中共在鎮壓後的厚顏無恥,以及文化界知識界人士的獻媚。

地處北京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中國歷史博物館自6月3日起進駐戒嚴部隊,文化部下令接待。6月3日晚至4日凌晨,戒嚴部隊奉命來到中國歷史博物館,文化部管理的博物館負責人及近30名黨政、保衛、後勤值班人員,立即行動起來,騰調出館內所有能住的大廳、走廊、辦公室、為部隊安排宿地和指揮用房。用電爐為戒嚴部隊士兵和傷員趕燒開水。在北京交通受阻的日子裡,戒嚴部隊在館內一日三餐全靠壓縮餅乾和速食麵充饑。報道說,“看到不少戰士為此患病拉肚子,館領導想方設法臨時抽調老工人、晝夜工作,為部隊提供了充足的開水”,“為使戒嚴部隊在館內正常工作、生活,全館的水、電、衛生設施晝夜有專人負責檢修管理。工作人員看到幹部戰士們總是啃乾麵包、壓縮餅乾,食堂的職工便開動機器壓麵條,為他們改善生活”。1989年6月4日當天,文化部機關報紙《中國文化報》頭版頭條刊登新聞《文化部黨組彙報學習李鵬楊尚昆同志講話情況,堅決擁護黨中央國務院重大決策,要求部機關、直屬單位認真學習、顧全大局、努力工作、遵守紀律》。6月13日下午,文化部黨組召開擴大會議。除王蒙之外的文化部黨組成員、原部領導、部長助理、各司局及有關單位負責人及中國文聯黨組和中國作協黨組的負責人參加,會議傳達鄧小平6月9日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和李鵬、姚依林6月13日上午在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的各部門負責人會議上的講話,文化部要求將此計劃傳達到每一個共產黨員和幹部,所謂“深刻認識這場反革命暴亂的性質”,“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行動上與黨中央、國務院保持一致”,“文化部系統的報紙、刊物要按照李鵬同志的要求,積極做好宣傳輿論工作”(此前文化部系統的報紙記者參與遊行和對學生運動的正面報道),“搞好軍民聯防,防止歹徒的破壞和搗亂”,“要積極熱情地做好慰問戒嚴部隊的工作,特別要組織好演出小分隊進行慰問演出,密切軍民關係”等等。

會議之後,文化部開始行動,慰問屠殺學生的戒嚴部隊。6月14日下午,文化部副部長高占祥、英若誠以及文化部有關司局負責人率中國輕音樂團,前往中國青年藝術劇院,慰問居住在這裡的首都戒嚴部隊士兵。中國輕音樂團為戒嚴部隊演齣節目。中國輕音樂團團長、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李谷一演唱的《邊疆的泉水清又純》,以及同戒嚴部隊官兵一起演唱的《十五的月亮》,歌唱家吳國松為戒嚴部隊官兵演唱,中央民族樂團在通縣機場慰問演出。戒嚴部隊最後又高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中國文化報的報道說,“高占祥、英若誠等同戒嚴部隊官兵進行親切交談。他們詢問了部隊官兵的居住條件和生活情況,並表示一定要千方百計地為戒嚴部隊做好服務工作,保證戒嚴部隊官兵工作好、休息好。戒嚴部隊官兵對文化部和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的關心和照顧表示感謝。”先後慰問戒嚴部隊士兵的文化藝術界人士還有中國歌劇舞劇院的柳萬雨、田軍力,中央歌舞團的竹鳳,中國京劇院全國政協常委、程派藝術家李世濟,中國京劇院的林毓熙、杜振寧,中央民族樂團的劉文金,中國輕音樂團李谷一,東方歌舞團高志平等,以及演員和其他藝術家竹鳳,張靜雅、楊博森、張宗孔、駱玉笙、陳愛蓮、譚派老生孫岳,孫毅、梁展出、舒風、王唯、劉金山、梁剛、姜文娜等演員,還有中央音樂學院附中、附小的楊穎、李輝、王惠等學生。歌唱演員孫毅、萬山紅、單秀榮、柳石明、趙青、郭蘭英等知名人士都先後多次慰問戒嚴部隊。其中的歌唱演員吳國松曾拒絕了外團提出的慰問天安門廣場學生演出的邀請,但當他接到慰問戒嚴部隊演出任務時“欣然同意”,“演出時邊唱邊走下台,與官兵們一一握手”。

文化藝術界人士慰問戒嚴部隊的演出前,英若誠講話:“我代表文化部全體共產黨員、工作人員和廣大文藝工作者向在首都執行戒嚴任務的解放軍全體官兵表示親切慰問!在這場平息反革命暴亂的鬥爭中,你們堅決執行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命令,履行自己神聖的職責,英勇果敢地進行反擊,取得了這場鬥爭的初步勝利,為捍衛我們的共和國,為捍衛社會主義制度,為捍衛偉大的首都,立下了不朽的功勛。你們不愧為共和國的鋼鐵長城,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忠誠戰士,是人民利益的光榮代表。”“連日來,你們不顧疲勞,連續作戰,在狠狠打擊一小撮暴徒的同時,為首都人民趕運各種生活用品,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我們為有你們這樣的威武之師而感到無比自豪!你們為我們廣大文藝工作者樹立了光輝的榜樣,你們確確實實是我們最可愛的人。”6月16日文化部副部長高占祥等又出面安撫駐部機關的武警部隊,還命令中央歌舞團和文化部幼兒園的孩子為官兵們演齣節目。自6月4日以後北京一度停業的全市近五十家影院(包括放映電影的劇場)從6月11日起又陸續開始營業。

來自文化部的消息說,自6月1日以來,文化部派出了8個代表團,分別由副部長高占祥、王濟夫、劉德有、英若誠和國家文物局負責人輪流領隊,文化部有關司局、國家文物局和直屬單位的負責人以及部分文藝工作者參加,先後赴戒嚴部隊所在解放軍沙河機場、南苑機場、通縣機場、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故宮午門外、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在文化部院內等地慰問戒嚴部隊和武警部隊官兵。中央歌舞團、中國歌劇舞劇院、中國京劇院、中央民族樂團等文藝團體,都選出優秀演員,拿出了精彩節目,參加了慰問演出。文化部幼兒園也參加了慰問演出。戒嚴部隊官兵接待了文化部派出的慰問團,此後文化部又陸續派出代表團對首都戒嚴部隊和武警部隊官兵進行慰問演出。國家文物局局長張德勤、國家文物局原副局長馬濟川、全國政協委員、文物專家羅哲文、謝振生等專家、學者則獻媚戒嚴部隊,表示“作為老戰士、老同志,對黨、解放軍的信念不能改變,要堅信黨的領導,自覺服從黨的決議,共同行動起來,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同時,對散布謠言的一小撮壞分子,要嚴厲打擊,決不姑息”。

直到6月19日,文化部再次慰問戒嚴部隊時,王蒙沒有出席,但文化部機關報報道時提到了文化部副部長王濟夫代表王蒙部長、高占祥、劉德有、英若誠副部長以及文化部和國家文物局機關的全體工作人員慰問戒嚴部隊,著名歌星成方圓、牟炫甫和東方歌舞團的演員胡波、郭蓉、彭康亮、崔美善、阿依吐拉、莫德格瑪等到這裡慰問戒嚴部隊官兵,他們稱戒嚴部隊是“文明之師、勝利之師、仁義之師”。戒嚴部隊陸軍第38集團軍步兵第113師政委是陳錦彪大校(江蘇省通州市金余鄉人,先後升任陸軍第63集團軍政委、天津警備區政委,頒授少將軍銜),陳錦彪大校代表所在戒嚴部隊感謝文化部副部長王濟夫:“能在北京的大雅之堂觀看全國一流的文藝演出,說明了首都文藝工作者對子弟兵的深情厚誼,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戒嚴部隊空軍的空降兵第15軍副政委田瑞昌大校(先後升任成都軍區空軍部主任、副政委,頒授少將軍銜)和該部政治部副主任劉恩芝大校代表戒嚴部隊感謝文化部藝術團的演出和慰問。田瑞昌大校稱“我們忘不了在那烏煙瘴氣的動亂日子裡,戒嚴部隊遭到一些人的圍攻和謾罵,而在這個時候,你們派出慰問團到戒嚴部隊進行慰問演出,這是對戒嚴部隊官兵最大的關心和鼓舞”。

文化部一向“偏右”,現在完全“左轉”,文化部要求一些過去由於所謂“不明真相”參加過遊行和簽名“聲援”的人士“轉變思想認識”,指責“極少數策劃反革命暴亂的人利用人們迫切希望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善良願望,到處造謠惑眾,煽動人們的不滿情緒,並指使反革命暴徒搞打、砸、搶、燒。他們的目的是妄圖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達到他們建立一個完全西方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罪惡目的”。文化部要求“今後要不信謠、不傳謠”,因為“有戒嚴部隊在,我們有了安全感”。一些文化界名人還說“開始只是對學生有一種同情心理,後來隨事態的發展產生了不少疑問。許多人抵制了某些簽名信,但也有一些人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在一些呼籲書上籤了名,被人利用了”,漫畫家丁聰在發言中說,“文化部門領導及時地向我們通報了情況,使我們很快了解到實情,避免了錯誤”。中國音協副主席施光南、副主席趙沨、詞作家曉星、指揮家彭修文、原中國音協主席、作曲家呂驥、中國音協副主席孫慎以及時樂濛、盧肅、李偉、黎英海、李西安、辛滬光等音樂界人士紛紛表態“加強黨對音樂界的領導”。

“六四”後趕緊向中共表忠心獻媚的文化界知識界知名人士還有全國人大代表、演員英若誠、任繼愈、張忠培、葉佩英、李維康,全國政協委員陳荒煤、吳雪、周而復、王濟夫、舒強、李世濟、劉長瑜、杜近芳、方掬芬、嚴良堃、盛中國、劉燕平、白淑湘、王昆、莫德格瑪、阿依吐拉、崔美善、陳愛蓮、劉開渠、丁聰、谷建芬、李谷一、孫瑛、吳祖光、羅哲文、常書鴻、謝辰生、王育新、王振鐸、史樹青、王世襄、羅俊、愛潑斯坦、楊憲益、鄧糰子、沙溥里、趙沨、江定仙、張君秋、孫家琇、資華筠、鄭雪來、武季梅、李希泌、冀淑英,中共十三大代表李希凡、施光南、白峰溪等。文化部要求文化界知識界人士必須反思,因為“我們的一些輿論陣地被那些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佔領了,在北京發生動亂時,錯誤的輿論導向把大家搞糊塗了,我們一些很好的同志也糊塗了,是非觀點搞不清楚了,中央怎麼打招呼也聽不進去。這個教訓要牢記,今後,我們要花大力氣來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要用四項基本原則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這也是不點名批評文化部部長王蒙,批評當時文化部內盛行自由化思想,“有些人不要黨管,不要黨干涉文藝”。6月18日,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召開在京的主席團會議,中國文聯執行主席曹禺因病未能出席,但他在書面發言中表示,衷心擁護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各項決議,“和中央保持一致”。中國文聯黨組書記吳祖強、戲劇表演藝術家張君秋、中國書協主席,書法家啟功、作家康濯、中國劇協書記處書記張穎、中國音協副主席嚴良堃、中宣部文藝局梁光弟、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主席金照、中國美協書記處書記葛維墨等人都如此表示,嚴良堃還在發言時請文聯黨組注意,稱“學潮”事件“一次卷進去這麼多人,包括青年、中年和老年,且都很激動,群情激昂,我們應該深思”,有不點名批評王蒙的意思,他還指責這次“暴露出來的矛盾,有的屬敵我矛盾”。

文化部的中國藝術研究院還在此後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污衊領導學潮的知識分子領袖方勵之、劉曉波等人,指他們“釀成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泛濫”,稱“方勵之、劉曉波這兩個知識分子中的敗類”,稱他是“專罵黨、罵社會主義、污辱民族的人”,“為什麼國家還讓他出國去罵?”1987年劉曉波曾來中國藝術研究院交流,現場與研究生辯論。

到6月24日,文化部負責人仍然不停地看望戒嚴部隊,再次代表王蒙部長。文化部副部長高占祥、王濟夫及有關司局負責人一行10多人,來到北京戒嚴部隊駐京的陸軍某部招待所,慰問了解放軍38軍炮兵旅在6月4日凌晨死難在海淀區翠微路一帶的戒嚴士兵王小兵的親屬,王是押運槍支子彈等軍用物資的士兵,後來被命名為“衛國六英雄”之一。戒嚴部隊38軍炮兵旅政委趙炳璞與文化部負責人到場(趙炳璞是從事核試驗的部隊研究所21所調到38軍炮兵旅任政委,之後又轉業到國家體委,後任國家體育總局機關黨委常務副書記)。

1989年7月29日,文化部還專門對慰問戒嚴部隊的文化藝術界的機構和人士進行表彰,稱他們“在平息這次發生在首都的反革命暴亂中……有的冒著生命危險、頂著各種壓力搶救、保護了戒嚴部隊、武警官兵和公安幹警的生命安全;有的克服各種困難,熱情接待、妥善安置了進駐的戒嚴部隊”,這些單位和個人包括中國歌劇舞劇院、中央歌舞團、中國革命博物館服務部、中國歷史博物館保衛處、中國京劇院、東方歌舞團、中央民族樂團、中國輕音樂團、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勇進評劇團、中央音樂學院、文化部幼兒園兒童演出隊、文化部機關食堂、文化部機關車隊,以及中國歌劇舞劇院郭蘭英(成名作《南泥灣》)、吳國松、劉國盛等人。

“和中央保持一致”——這是“六四”後緊急向官方投降並獻媚的官方御用文化界、知識界人士的統一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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