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文革中受到批判的梁思成於貧病之中撒手人寰。他在生命彌留之際，總在重複這樣的話：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長大了，我們不應該走別人走錯的路，早晚有一天你們會看到北京的交通、工業污染、人口等等，會有很大的問題。本文摘自《梁思成、林徽因與我》，作者林洙，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1938年在昆明西山華亭寺。左起為周培源、梁思成、陳岱蓀、梁再冰、金岳霖、吳有訓、梁從誡
倘若我們從遠處俯視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便不難發現，這是一個驚人虛擲的世紀：虛擲了機會，虛擲了資源，也虛擲了生命。外敵侵占的苦痛，更加上國內政治的惡化，怎麼可能產生有序的國家建設?個人的創造力、知識的探索，又怎麼可能廣泛流行?——史景遷
投身古建終不悔亂世沉潛出成就
梁思成1901年出生在東京，當時他父親梁啓超正受沒落清朝的追捕，被迫流亡日本。1912年清朝垮台後，梁啓超一家回到中國。在民國初期的動盪年代，梁啓超充分發揮了自己的知識才華和政治熱情。梁思成進入清華學堂，同時在國學方面又受到父親的嚴格教誨，梁啓超還要求他把威爾斯(H.G.weIIs)的《世界史綱》(Outljne of History)翻譯成中文。1923年發生了一件意外，他騎那輛嶄新的戴維遜(Harfey DaVidson)摩托車時不幸出了車禍，由於治療不當，思成的腿從此有點跛，必須穿上鋼架走動。
1924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建築學。在修完碩士學位後回到中國，成為新成立的瀋陽東北大學建築系最早上任的兩位教授。1932年，因日軍侵略瀋陽而被迫離開學校，返回北平。梁思成藉助紫禁城老工匠的指引，開始投入中國古代建築典籍的研究。
在這個紛亂、忙碌而又沸騰的時期，梁思成夫婦，開始對中國現存最早期的建築進行一連串的實地考察。他們最大的成就是確認、測量、繪製並拍攝了山西五台山里一座建於公元857年的木結構寺廟——佛光寺。但，這僅是《(圖像中國建築史》(A Pic-toriaI History of chinese A rchitecture)里的眾多驚人發現之一。
1949年，梁思成夫婦選擇留在北平。他們繼續不斷為他們所追求、所熱愛的建築盡一切的努力一一保存北京的綠化，防止北京遭受工業化的侵害，將城牆和城門改造為公園，讓子子孫孫得以享受這一奇蹟。然而他們失敗了，他們被批鬥、被折磨、被羞辱，而在死後，當一切都已為時太晚時，他們又被讚揚，被認可。
我們記得的當然是我們想記的，而不是只要發生了就會記得住。如果願意的話，我們可以把那些過去全擱在心裡頭。那是梁思成在「文化大革命」中噩夢般的情景，他的脖子上掛著「反動學術權威」的黑牌，木然地，面對周遭的譏笑，臉龐籠罩著一層「無盡的羞辱」。
被戴上「大右派」帽子坦言絕非「彭真死黨」
1966年6月，天氣已開始炎熱。清華園正對系館門口的一張大字報上赫然寫著斗大的黑字：「瞅出黑市委藤上的大黑瓜梁思成」。林洙怎麼也沒有想到這片烏雲會籠罩全中國整整十年，而梁思成也再沒有機會看一眼中國的晴空。
為了迎接這場「文化大革命」，林洙把梁思成49年後寫的文章整理出來，準備他自我批判用。在整理的過程中發現兩篇重要的文章，一篇是當時建築系工作組組長的文章，論建築的民族形式問題，他的觀點和梁思成同時期的文章沒有什麼區別，再一篇是姚文元(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關於美學問題的文章，其中一段論述故宮的建築藝術，他的分析簡直與梁思成的論點完全一致。有了這兩個重大的發現，又想到周總理曾對思成說他的《拙匠隨筆》是好文章的話，林洙仿佛吃了定心丸，她把這兩篇文章給梁思成看，他不這樣樂觀，嘆息著搖了搖頭。
果然系館門口貼出了《梁思成是彭真死黨，是混進黨內的大右派》的大字報。於是他詳細地「交待」自己的入黨經過，與彭真的關係等等，其實那本來是眾所周知的，然而他一遍又一遍地檢查，但都沒有通過。
梁思成說，「我承認我的確很佩服彭真，但和彭真沒有任何私人的交往，更談不上死黨。我當時認為只有共產黨能使中國強大起來，我願意跟著它走，所以我寫了入黨申請。那時連黨的基本組織原則都不懂，竟把申請書直接交給周總理轉毛主席。我在入黨後的一切行動包括我寫的那些文章可能有錯誤，但全是光明正大的，沒有任何陰謀活動。」
工作組撤走後，由群眾自己選出了「文革領導小組」，人們每天都在寫批判黨委及各級黨組織的大字報。林洙最怕的事終於發生了，那天她正在系館門口看大字報，突然一個人從系館裡被人推了出來，胸前掛著一塊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寫著「反動學術權威梁思成」，還在「梁思成」三個字上打了一個大「×」。系館門口的人群轟地一聲笑開了。他彎著腰踉蹌了幾步，幾乎跌倒，又吃力地往前走去。林洙轉過臉來，一瞬間正與他的目光相遇。天啊!無法形容她愛的這位正直的學者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強烈的屈辱與羞愧的神情。
那一天回到家裡，他們彼此幾乎不敢交談，為的是怕碰到對方的痛處。從此他一出家門就必須掛上這塊黑牌子。看著他蹣跚而行的身影，接連好幾天林洙腦子裡一直在重複著一句話：「被侮辱與被損害的。」
林洙和梁思成抄家：全套餐刀成了「要暴動」鐵證小弟遺物成了蔣介石贈劍
8月份紅衛兵走上街頭，開始了「破四舊」(「文革」中指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運動。一天晚上，一陣猛烈而急促的敲門聲之後闖進來了一群紅衛兵。為首的人命令林洙打開所有的箱櫃，然後指定他們站在一個地方不許動。他們任意地亂翻了一陣，沒收了所有的文物和存款，並把西餐具中全套的刀子集中在一起(12把果醬刀，12把餐刀，12把水果刀)，聲色俱厲地問梁思成：「收藏這麼多刀子幹什麼?肯定是要暴動!」
林洙剛要開口，就挨了一記耳光。正在這個緊張關頭，突然從老太太(林徽因的母親)房裡吼叫著衝出兩個紅衛兵，他們拿著一把鐫有「蔣中正贈」字樣的短劍，這下林洙可真的噤若寒蟬了。在一陣「梁思成老實交代」的吼聲之後，他們根本不聽他的任何解釋，抱著一大堆東西揚長而去。他們走後老太太嗚嗚地哭了，這時林洙才知道這是她兒子林恆1940年在航空軍校畢業時禮服上的佩劍。林徽因曾多麼哀傷地談起她年輕的小弟弟及與他同時的一批飛行員們，怎樣在對日作戰中相繼犧牲的悲壯故事。
第二天全清華都傳開了「梁思成藏著蔣介石贈他的劍」。從此以後不管什麼人，只要佩上一個紅袖章就可以在任何時候闖入他們家，隨意抄走或毀壞他們認為是「四舊」的東西。
一天，林洙下班回來，發現一箱林林徽因生前與梁思成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的花圈紋飾草圖，被扯得亂七八糟，還踏上很多腳印。正準備整理，梁思成說，算了吧!讓把這些圖抱到院子裡去，點燃火柴默默地把它們燒了。最後一張他拿在手中凝視了良久，終於還是扔進了火堆。結婚幾年，林洙沒有見他哭過，但是這時，在火光中卻看到了他眼中盈盈的淚花。
自從紅衛兵抄出了那把「蔣中正贈」的短劍後，思成就被勒令住到系館去，和外界隔離了起來。那些日子清華園籠罩著白色恐怖，紅衛兵瘋狂地用皮鞭抽打著罰作苦役的「走資派」……還常常傳來某某自殺了的可怕消息，在這個時候逼著思成離家，會是怎樣的後果呢?那天他掛上黑牌子，離家前似乎對我又像自語般地低聲說：「……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自嘆文革這關過不去曾對「處處都是煙囪」說法不以為然
有一天，系館外貼出了一長列批判系總支委員們「罪行」的大字報。梁思成雖不是總支委員，但是頭號反動權威，自然也少不了他。梁思成的畫像在頸上掛著北京城牆，下面寫著：「我們北京的城牆，更應稱為一串光彩耀目的瓔珞了。」
這是他在《北京——都市計劃的無比傑作》一文中寫的一句話。大字報批判他「瘋狂地反對拆除封建社會的北京城牆，留戀封建社會，堅持資產階級教育路線毒害青年。解放前夕去美國講學是做了一次文化掮客，賣出中國的古建築，販回資產階級的腐朽建築觀和教學制度。」全文不斷出現「反動之極」、「罪該萬死」等等嚇人的字眼。
林洙回家後把大字報的內容告訴梁思成，他們都感到有些緊張。梁思成讓把過去寫的幾篇有關古建保護的文章找出來，他坐在那兒一篇篇地讀下去。晚上他對林洙長嘆一口氣說：「看來文化革命這一關我是過不去了。」
他又說：「我要不讀這幾篇東西，還好些，讀了以後反而更糊塗了，除非古建保護被根本否定。我們國家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遺留下來的建築，當然是為封建社會服務的。保護文物建築怎麼能和『復古主義』相提並論呢?國務院不是還頒布了《全國重點保護文物單位的名單》嗎?既然要保護古建築，就不可避免地要對古建築的歷史、藝術價值進行分析，這就是毒害青年?
「北京解放前夕，解放軍的代表來找我，就為了萬一和談破裂，在攻城時避免破壞古建築，他要我在軍用地圖上標出古建築的位置，還要我用最短的時間編寫一份全國文物建築的簡目。記得他臨走時對我說：『請您放心，為了保護我們民族的文物古蹟，就是流血犧牲也在所不惜。』這件事對我的震動很大，我對共產黨最初的認識，正是從古建築的保護開始的。我和一些人的分歧，這是對北京城古建築的保護問題，特別是北京城整體形制的保護和城牆城樓的保留。」
一天晚上，林洙忽然看到一張新的大字報貼在最顯眼的地方，有著嚇人的標題：「打倒國民黨殘渣餘孽，喪失民族立場的反共老手梁思成」。這篇大字報「批准」了四大問題：一、梁思成在1966年4月接待法國建築師代表團時，在女團長的面頰上吻了一下，「喪失民族尊嚴」。二、曾出任聯合國大廈的設計顧問。三、擔任過國民黨「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的副主任。四、瘋狂反對毛主席的城市建設指示。
梁思成沉痛地說：「建國之初，北京市市長曾在天安門上告訴我說，毛主席曾說，將來從這裡望過去，要看到處處都是煙囪。當時我沒有說什麼，但心裡很不以為然。我想在城市建設方面，我們應當借鑑工業已開發國家的經驗。有人說他們是資本主義國家，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我認為正因為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才能更有效地汲取各國有益的經驗，因為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有可能更有效地集中領導，集中土地，才能更好地實現統一的計劃。一百多年來資本主義城市建設的經驗告訴我們：工業發達必然會帶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複雜的交通問題，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帶來的居住問題，貧民窟問題，等等。英國的倫敦，美國的紐約不都是我們的前車之鑑嗎?我們絕不能步它們的後塵。我們為什麼不能事先防止呢?『處處都是煙囪』的城市將是什麼樣子?於是我就老老實實地把我的想法和盤托出。我認為華盛頓作為一個首都，是資本主義國家中可資借鑑的好典型，所以我希望北京也能建成像華盛頓那樣風景優美、高度綠化、不發展大規模工業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是古代文物建築集中的城市，因此它能成為像羅馬和雅典那樣的世界旅遊城市。我發表這些看法並沒有想到反對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