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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潛伏特工談紅色高棉:親見華僑被用鐵鉗凌遲

常修文,出生於柬埔寨金邊的華僑,1950年回國。1958年,常修文被組織選中派往柬埔寨工作,夫妻兩人,兩個普通老百姓經過三個月的高強度訓練,即踏上了特工生涯。在柬埔寨,常修文親身經歷、見證了紅色高棉的殘暴,一個不懂當地語言的華僑,被紅色高棉用鐵鉗凌遲。1975年紅色高棉攻入金邊,常修文等中國特工不得不撤離柬埔寨。本文選自《逐浪湄河》,作者黃時明。

紅色高棉集中營的受難者

1958年秋天,我,一名出生在金邊、曾在西貢讀書、1950年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青年華僑常修文,突然被黨組織選中,奉命加入中國的隱蔽戰線,參與境外情報搜集工作。

集中培訓奉派出國我潛回自己的第二故鄉

接下來的三個月,我和妻子接受了高強度的培訓。

1959年元旦後,領導發布了派出命令:目前,有關越南南部的情況,主要依靠一些從南越出來的人提供,質量不高,來源也不夠穩定。我們希望派遣自己的幹部進入越南南部地區,並在當地立足紮根,以便搜集第一手資料。派出之後第一階段的任務是:「突破南越統治禁區,為未來的工作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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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17日,紅色高棉游擊隊進入金邊

紅色高棉殺入金邊中國特工被迫撤回國內

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混亂的局勢再次發生巨變。這一天,紅色高棉的軍隊終於攻入了金邊市區,朗諾的軍隊潰敗逃走。可是,剛剛進城的紅色高棉軍隊負責人突然宣布:整個金邊的約200萬老百姓,必須全部撤離這座城市,撤退到貧困的山區去。..

紅色高棉在廣播中給出的理由,一條是為了防止美國空軍的轟炸;另一條則是為了改造「好逸惡勞的城市居民」。我迅速和上級取得聯繫,上級對於柬埔寨局勢的這一突然變化,顯然也是毫無準備,因此組織上給我的指示只有短短十個字:「身份應保密,貨物保存好」。這裡的「貨物」,就是我隨身攜帶的秘密電台。

作為黨員,作為中國隱蔽戰線的外派情報人員,我必須遵照組織指令,帶著我的家人和那部微型電台,聽從紅色高棉的驅趕,撤出金邊,開始了我一生之中最悽慘、最無助、最痛苦的死亡之旅。歷史學家後來證明,紅色高棉對柬埔寨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惡,超過了柬埔寨的歷代統治者!我親眼見到一個不懂柬語的華僑,有一天,不知道出了什麼錯,他突然被綁了起來。氣勢洶洶的鄉幹部們,在全村群眾大會上,宣布他是一個不務正業的二流子,是新社會的蛀蟲,幾個幹部輪流用一把工業用的鐵鉗,把他身上的肉,一塊塊夾了下來他滿身鮮血泉涌,倒在地上,高聲哭號。

紅色高棉軍隊進入金邊後,原本當地的居民被趕出金邊

紅色高棉一拿下政權,就急不可耐地著手把柬埔寨變成一個農業社會,然後推行合作社制度。他們取消貨幣和市場,實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給制。男女老少集體勞動,在公共食堂集體就餐。禁止私人擁有財產,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組織安排。禁止人們從事宗教活動,勒令僧侶還俗。把知識視為罪惡,知識越多越反動,禁用書籍和印刷品。乾脆不設正規學校,學校改成監獄。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締傳統歌舞戲劇,嚴禁西方文化傳播。全國沒有郵政電信,也沒有醫院。紅色高棉把舊政權的軍政人員、知識分子、僧侶、技術工人、商人、城市居民等等,統統驅逐到農村,在文盲農民的監督和管制下,從事超強度的體力勞動,還不讓他們吃飽,累死和被隨意處死者不計其數。

我和我的全家,從此開始掙扎在死亡線上。撤退的途中以及在貧困山區生活的那些日子裡,幾乎每天都有無辜的柬埔寨百姓慘死在我們的面前紅色高棉的法西斯暴行,極大地敗壞了共產主義運動的名譽。他們把金邊變成了一座「空城」和「死城」,大約有100萬以上的柬埔寨民眾,死在了這次大遷移和此後的貧困生活中。

撤出金邊後,我的無線電台完全失去了作用(貧困山區根本沒電,我帶的乾電池也迅速耗盡),我和祖國、和組織的聯繫,也全部中斷。

那時的我,已經瘦得皮包骨頭,活像是今天照片上的非洲難民。而且,在沒有任何藥物的山區,我還染上瘧疾。萬般無奈之下,我決定「暴露」自己的真實的身份,因為我聽說,在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和紅色高棉斷交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向金邊派出了唯一的駐柬大使(朗諾政權時代,我國沒有派駐柬埔寨的大使)。

我向紅色高棉的一位十分友善的幹部,說明了自己的身份,並請他幫我向金邊「通報」。回國之後我才知道,恰在此時,我的上級領導,北京的部機關也向中國駐金邊大使發出了電報,請駐柬大使幫助尋找失散的中國情報人員。我的名字,就在這份電報之中。

1976年2月,我和我的家人終於在紅色高棉的優待護送下,乘坐卡車,返回了幾乎空無一人的金邊,三天後,我和我的全家登上了從金邊飛往北京的客機。

 

責任編輯: zhongkang  來源:書摘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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