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初期的四川省主席及國軍上將王纘緒將軍像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全球華人都在為此舉行盛大的慶祝和隆重的紀念。抗日戰爭的勝利當然首先應歸功於當年我四萬萬七千萬同胞浴血奮戰拼死抗爭，與國際友邦、特別是美利堅合眾國巨大無私的援助。在領導我全民抗戰中，居功至偉者自然非蔣中正委員長莫屬。而在蔣公麾下名將如雲，英豪輩出者，也已名垂青史，自應流芳百世。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中國大陸一位曽叱吒風雲，力拒日軍於大後方四川之外，穩定了全四川的局面，確保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及陪都重慶之安定、安全的重要人物。當年曾擔任抗戰初期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後來為抵制日軍入川即請纓出戰，效命沙場多年，從而又繼任第二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第九戰區及第六戰區副司令長官及重慶衛戍總司令的我國抗日名將王纘緒將軍，卻至今被大陸官方故意「遺忘」，還被「封殺」處理，更慘遭亂潑污水，蒙冤受辱，甚至禍及子孫。筆者作為中國公民，忝與王將軍生於同一時代，且筆者先父，曾在將軍手下効力，今受其孫輩之託，上忠於民族大義，下無愧對父輩先賢。遂不揣淺陋，不慮人微言輕，冒昧將此歷史公案披露於此。以慰將軍英靈，以正國人視聽。
王纘緒將軍，生於1885年，故於1960年。將軍別名治易，號厔園居士。1885年生四川西充。幼年師從於一位飽學舉人，曾考取秀才;1904年考入順慶(今南充)中學，與劉湘、楊森等人同窗;1906年考入四川陸軍弁目學堂，後轉入四川陸軍速成學堂炮科。畢業後從事軍、政工作長達40年之久，先後任連長、營長、團長、旅長、師長、軍長，抗戰初期(1938年)劉湘病逝，蔣中正委員長先是任命張群為四川省政府主席，但受到當時四川省地方一部份軍方人士的反對。蔣公協調各方意見後，4月11日，蔣公召集何應欽、賀國光、王纘緒、鄧錫侯、唐式遵、王陵基到京和談;4月26日，行政院會議決議王纘緒代理四川省主席。4月27日，王纘緒在前線致電蔣委員長，懇請收回主川政成命。5月3日，蔣委員長致電王纘緒：「成都王主席治易兄，感電悉，情殷抗戰，具見忠懷，至深嘉佩。惟此次決定川中軍政人選，以此最為相宜。吾兄向以中央意志為意志，應即遵令就職，勿再謙辭。」
5月8日，王纘緒通電就任四川省政府代主席職。8月1日，正式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同任四川省保全司令兼任四川肅清私存煙土督辦公署督辦。這時的民國政府處於內憂外患，腹背受敵之境。尤其是野心家張(學良)、楊(虎成)妄想篡奪軍政大權發動「西安事變」，劫持國家元首。雖經談判和平解決。但所謂的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只是一紙文書，延安只是口頭上接受中央政府領導。實則是擁兵自重，割據一方。根本不聽中央政府指揮。毛澤東甚至將服從中央政府指揮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而蔣公此時軍力與日本相比，武器裝備完全落於下風。尤其困難的是蔣委員長沒有一個安定的抗戰後方立足點。就在這樣決定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王纘緒將軍以其大智大勇和眾望所歸的品格，恊調好了川中各派力量，迎接中央政府進入四川。而四川沃土千里，天府之國，人力充足，易守難攻。從而極大地扭轉了不利的局面。這樣的歷史功績，絕對應予肯定!
抗戰初期王纘緒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後，立即推出一系列新政。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支持抗戰所需之人力、物力、財力。王將軍憑他的智慧和毅力，不斷推出新政，使整個四川省出現了抗戰萬眾一心生機勃勃的局面，從而極大地增強了中國國民政府在抗日主戰場上的力量。這些新政措施包括：一、裁撤駢冗機關，節省公帑;二、整理財政，徹底清查過去帳目，嚴懲貪污;三、減征田賦，決定二十七(1938)年度減為一年二征，二十八(1939)年度減為一年一征;四、地方附加亦將嚴為規定，俾得減輕人民負擔。王纘緒還大力推出禁菸土(鴉片煙)措施。其宗旨是：肅清私土，絕毒禁種。這些亷政、愛民之舉措與政績。即使放在今天也是十分進步和開明的。
1939年9月19日，國民政府公布：「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纘緒，志切抗戰，請纓出川，懇辭主席職務，英勇衛國，殊堪嘉尚。王纘緒應准率部馳赴前方，悉力禦侮。」10月1日，王纘緒通令全川各縣縣長，指示後方防務工作要點：一、各級地方軍事政治訓練機關，應即加緊訓練整理，用備整編補充;二、積極組訓民眾，開發生產，加強軍政聯繫，以增厚抗戰力量;三、堅定必勝信念，毋為流言所惑，照常推行政令，用奠後防，藉固前線。
10月底，王纘緒辭去省政府主席職務，繼任第二十九集團軍總司令，重返前線作總指揮。他在前沿陣地向官兵訓話：「各位官長、各位兄弟，莫要開口說四川，我們是中國人，努力抗戰不單為四川爭光，是為中華民族爭生存。第二十九集團軍是信崇三民主義、擁護總裁的革命陣營，是國家的骨幹，是民族的靈魂，決不是私人的武力。我們這個團體要使上官愛護，莫使上官厭惡。要配做一個革命軍人，連營便是我們的家庭，抗戰就是我們的生活。不畏難，不怕苦，見利不先，赴義恐後，既能流汗，又能流血，忠憤耿耿，精誠團結。民族獨立的金字塔，要拿我們的骨肉去砌成。要達到這個目的，非一洗過去苟且偷生、爭奪搶劫、分歧錯雜、自私自利、虛偽奸巧、因循腐化種種惡習不可成功。」王將軍這些擲地有聲的宣示和他毅然辭官，奔赴沙場的行動，不僅在當年是民族的表率，也必將彪柄於抗戰的史冊。
王纘緒將軍出征之後，數年來駐守前線，指揮作戰。為抵抗日軍犯川，他的部屬駐守湖北省境內，長期駐紮在宜城、襄陽、樊城、桐柏、大洪山一帶。他經歷了數年浴血奮戰，堅守與阻擊日軍妄圖攻打四川。可以說，他的部隊是保證抗戰後方的存在、穩固的-座用血肉築成的長城。守住了四川省的大門，確是「一將擋關，萬夫莫開」。從而極大地穩定了抗戰的局面。
1939年冬，我國軍發動冬季攻勢，第二十九集團軍參加第五戰區之冬季攻勢，拒止北進之日軍。12月中旬，於襄河東岸南下攻擊鐘祥洋梓敵人據點，占領王家店。1940年1月，日軍13師團增兵反攻，竄占長壽店、王家店，旋經友鄰部隊增兵逆襲，將王家店收復。該集團軍乘勢推進連續猛攻，敵我雙方傷亡均重，形成對峙。至3月終，冬季攻勢結束，第二十九集團軍推進鄂中京鍾公路，直入大洪山核山寺。王纘緒採取鬥智鬥勇與日軍爭奪青峰山，得而復失，失而復得，堅持奮戰了一年四個月，最終拖住了日軍西進，粉碎了日本作戰計劃。王纘緒因此榮獲「大洪山老王推磨」之美譽，轟動全國。5月，國民政府加授王纘緒陸軍上將銜。
王纘緒英勇抗日的勳績，就連中共的朱德先生也十分欽佩。致書王將軍稱：「吾川對國家民族，殊多貢獻。省中健兒在南北各戰場與全國友軍攜手並進，以頭顱捍衛國土，以鮮血換取民族的獨立自由，為川人增加許多光輝。西望故土，殊令人興奮鼓舞不置······在堅持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的任務中，今後四川將肩負更重大之責任。吾兄領袖群倫，深信必能鞏固並擴大統一戰線，組織人民，動員物資，遵照抗戰建國綱領與蔣委員長之歷次指示，為抗戰建國大業而奮鬥到底。」----這可是中共高層由衷的讚美。由於王將軍戰功卓著，累獲國民政府頒發勳章嘉奨，並當選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制憲國民代表大會和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代表等諸多軍政要職。
王將軍在戰場上是英勇衛國的鬥士，在地方上則是勤政愛民的好官。不僅自身亷潔，關心民眾疾苦。更大力興辦學校，開啟民智。盡其個人之力，1933年在重慶嘉陵江畔的張家花園創辦了巴蜀學校。以實現他改變西南落後教育面貌，「創造新的教學制度，實行新的教育」之理想。並籌資從上海購置了大量教學用具，聘用教育家周勖成擔任校長，以及孫伯才、衛楚材、盧作孚、康心如、何魯等教育專家主持教務，王纘緒任董事長。並制定「公正誠樸」的校訓，在重啟發和實踐的教育理念下，採用「手腦並用，身心互通」的方針，以「兒童本位」教育原則及「教養兼施」的教育模式，培養學生獨立自主的能力。幾年後學校由幼稚園和小學擴展辦起了初中和高中，當時在全省乃至全國就已被公認為著名的學校。
1936年，巴蜀學生的生活照片和學業成績代表中華民國參加英國倫敦國際教育博覽會，獲得嘉獎。著名教育家、作家葉聖陶曾任學校國文教員，為巴蜀學校作詞，普寫了精典的校歌，至今仿佛還在巴蜀校園依然蕩漾。1937年4月，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為肯定創辦巴蜀學校題贈了「成績斐然」四個金色大字匾額，讚揚巴蜀學校辦學成績。
「七七事變」爆發後，學校即成為「戰時學校」。在整個抗戰中免費承擔起抗戰軍人子女與失落兒童就學。在抗戰之中，十周年校慶這天引發了近百名軍政要員及社會名流高度讚譽及肯定，他們紛紛以親筆題詞讚許王纘緒先生開創的巴蜀學校辦學成功。當時，因媒體版面受限，《大公報》僅載題詞內容及人員有：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財政部部長孔祥熙、司法院院長居正、軍政部部長何應欽、教育部部長陳立夫、社會部部長谷正綱、糧食部部長徐堪、交通部部長曾養甫、農林部部長沈鴻烈、中央宣部部長王世傑、軍委會第三處處長陳果夫、國民教育輔導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朱經農、法規委員會委員余井塘、重慶衛戍司令部總司令劉峙、賑濟委員會委員長許世英、重慶市黨部主任委員楊公達、社會事業專門委員會專任委員張一塵、軍事委員會第三廳廳長郭沫若、財政部金融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顧翊群、重慶市教育局局長雷嘯岑、重慶市社會局局長包華國、重慶市臨時參議會參議員溫少鶴、重慶大學理學院院長何魯、重慶市臨時參議會副議長李奎安、重慶巨商湯壺嶠以及黃炎培和郭松年先生等。與此同時，孔祥熙、何應欽等人帶頭出資並發起《為王纘緒先生持教精神的集資活動》，並制定修建王纘緒先生興學紀念堂，以志景仰。
事後，由校董王纘緒執意將這筆巨款用作被日本炸毀學校的修復工程，未能實現眾官所願。但卻體現了王將軍的高風亮節。由此可見，一所私立學校，會有如此百官重視，在中國歷史上純屬絕有，非同尋常，這無疑是體現了王纘緒將軍的愛國情懷與憂國憂民的民族精神，以及創辦了成功的巴蜀學校和辦學成績。1950年，王纘緒將一手創辦21年的巴蜀私立學校捐獻給國家。此外，中華民國主席林森早在1937年考察巴蜀學校時，便已題贈「成績斐然」四個大字。又在十年校慶再次題詞讚許巴蜀學校，一月後林森因病去世，這份題詞尤顯珍貴。而所有軍政要員詩賦內容均載入校史。
試想今日的政壇諸公，大小「公僕」，有的雖富甲天下。公子千金，大奶小三，移民「美帝」，購豪宅一擲千萬美金，嚇得洋人直伸舌頭。雖然大揚了我黨國威，但又有幾個人肯為失學兒童捐點小錢?所以王將軍今天即使拿共產黨員的N條標準去衡量他,他也不會臉紅.
1949年王纘緒婉拒了當時蔣中正總統請其赴台之邀.直堅持到1949年12月25日，才與中共談判達成了所謂「和平解放」成都的協議。從而避免了一場徒使百姓生靈塗炭的戰爭。王將軍也就成了中共所稱的「起義將領」。以後歷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川西文物委員會副主任、四川省文史館館員等「民主人士」職銜。
1957年一場食言自肥而失大信於天下的「反右運動」，光臨中國大陸。此事件不但歷史早有定論。中共自己也已把它當年所劃的「右派份子」中的99.95%的人都作了所謂「改正」(「小平同志」卻說這「只是擴大化」了，不免滑盡天下之大稽)。雖然半掩琵琶，羞羞答答，總也算是認了個錯。但剛直不阿的王纘緒對這個運動則十分反感。特別是看到他身邊的好友都被打成了「右派」。如：台盟中央主席謝雪紅，起義將領龍雲，民盟中央章乃器、羅隆基，民主人士鮮英，就連曾動員他起義的中共黨員、四川省政府參事室主任高興亞也被打成「右派」。如此荒唐怪異的現實情況讓他無法理解。明明是陰謀暗算整治人，官方卻提出所謂「陽謀」的說法，更讓他無比憤概和鄙視。他認為，這樣極端地發動政治運動，製造「陽謀」，把大批受人尊敬的有識之士和德高望重的學術大師打成「右派分子」而感到震驚;同時，他看到各級領導幹部把「寧左毋右」奉為圭臬，否則便被視為「右傾」而受到批判，甚至受到處分;而不少黨棍把奉行極左路線，作為升官攬權的不二法門，一朝權在手，就「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便得心應手地結黨營私······他把這些弊端看在眼裡，自然心生憤恨，於是寫出了幾篇揭露和批判文章，急欲帶到境外發表。
為此，王纘緒以赴港就醫為由，請假前往香港。不料此事被他的秘書陳子莊告發。陳子莊為了「靠近組織」，邀功求寵，於是賣主求榮，向當局告密。當局便在深圳預先布控，待王纘緒過境之時，將其扣押至成都。接著中共的四川日報便以通欄標題稱：「反革命份子王纘緒偷越國境被抓捕」一時轟動國內外。
明明王將軍是請假獲准赴港就醫，何來「偷越國境」之說;而且尚未經任何司法程序，官方報紙就將王纘緒先生「判」為「反革命份子」。-張報紙就可定人之罪?!可見早有預謀，無法無天竟至於此!而且王纘緒當時是中國公民，有權對國家之事進行評論。何況王先生是民主黨派人士，按中共自己的說法，他有監督執政黨、參政議政之權利。寫了幾篇文章，持不同觀點，聲討「陽謀」請問「反」了誰家的「革命」?
正因為當局自知於法、於理均站不住腳。於是當局將他欲向境外發表揭露和聲討國內「反右運動」真相的文章視為「絕密」。採取銷聲匿跡，將他定為終生羈押。就連新聞已報導了他隨身攜帶的57份反右運動剪報和約52萬字的個人日記，也從未曝光，至今無法看到。王纘緒在看守所關押3年期間，既不提審，也不定罪，就是要終生羈押關死了事。與此同時，相關當局更纂改了與他相關的史料，否認他的抗戰經歷和率軍起義事實，將其打入「另冊」。在中共官方史冊中，好像歷史上從未有過此人。讓其從人間「蒸發」，不為人知。如此高明的技巧，真是令人嘆為觀止。王纘緒將軍在成都四川公安廳看守所內與世隔絕3年。於1960年，終因絕食抗議而死於四川省公安廳看守所內。一代抗日英雄齎志以歿，以他古稀之年(75歲)的生命譜成了一曲不向專制低頭的現代版的《正氣歌》!
更可悲的是，王纘緒一人之災更禍及家族。曾與他並肩抗戰八年的長子、國軍中將王澤浚(第四十四軍軍長)，在國共內戰的徐州會戰中，因頭受重傷被俘，後以「戰犯」之罪名被關在撫順監獄前後24年之久，是僅有未被特赦的國民黨高級官員。文革時被打死於獄中。王將軍之孫王復加是人民出版社總編審，後因家族背景，被打成右派22年，下放勞改。王復加之女王宇知，迫於政治壓力，怕不能升學，甚至不敢姓王。為了能讀書與生存，已改名隨母姓鄭。
嗚呼!抗日莫非有「罪」?!其子孫更是無辜!竟遭此塗毒，公理何在?!令人扼腕!
今年是抗日衛國戰爭勝利70周年，台灣、大陸及全球華人均在隆重慶祝紀念。中共而今也終於承認了國民黨是當年抗日正面主戰場的擔當者。既然如此，像王纘緒將軍這樣一位在正面主戰場上橫刀立馬、獨當一面，力挽狂瀾的英雄將領，豈能因莫須有的政治罪名，將其從人間「蒸發」，這無異於是對愛國主義的莫大嘲諷，只能令全球華人傷心，痛心!
今年正值王將軍冥誕120周年。當局應尊重歷史事實，借紀念將軍冥誕之機，捐棄政治成見，以民族大義、愛國情懷為先，立即為王纘緒將軍恢復名譽!以伸張民族大義，以慰藉抗戰英靈!
2015年7月7日抗戰全面爆發七十八周年紀念日完稿
附件：任抗戰初期的四川省主席王纘緒最終因聲討「陽謀」而齎志以歿
王纘緒(1885-1960)字：治易，號厔園居士。1885年農曆五月初九出生於四川西充。幼年受業於舉人，考取秀才;1904年入順慶中學，與劉湘、楊森等同窗;1906年考入四川陸軍弁目學堂，後轉入四川陸軍速成學堂炮科。畢業後從事軍政40年，先後任連長、營長、團長、旅長、師長、軍長，抗戰初期擔任四川省主席;在抗戰中懇請重返前線指揮戰鬥，任第二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繼任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重慶衛戍總司令、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制憲國民代表大會和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代表等諸多軍政要職。國共內戰時期，他拒蔣去台，於1949年12月25日，他率軍起義，讓四川和平解放。他在一生之中熱心教育，喜好書法、詩詞和收藏。1960年11月，對「反右運動」持不同觀點，因聲討「陽謀」而齎志以歿，終年75歲。
1908年四川陸軍速成學堂畢業，任新軍第十七鎮三十三混成協見習排長，後升任連長;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保路同志軍」，任四川陸軍第二師二團一營營長;1918年任第一師軍官傳習所所長;1919年任二師第六團團長。
1920年川滇大戰爆發，劉湘為鼓勵楊森脫離滇軍，將所部王纘緒團劃歸楊森。楊任川軍第九師師長，王纘緒為該師十八旅旅長兼任川南道尹。這是王纘緒從政開始，他「興農田、水利、築路、改良監獄、獎勵留學」;聘請盧作孚為川南道尹公署第三科(教育)科長;創辦通俗教育會，推行新文化運動;對川南師範學校進行改革;聘請惲代英到校任教，並親自印發了惲代英編著《政治學概論》等書籍。為此，王纘緒所推行的新文化運動遭到地方封建勢力強烈反對，後由省議會發出「快郵代電」對此抨擊。使革新運動受阻，盧作孚、惲代英亦相繼辭離。
1924年2月9日，楊森部攻入成都。任王纘緒兼成都市政公所督辦。王纘緒就任後著手擴寬春熙路、修建少城公園;將城牆及城內大街闢為汽車站，建造公共廁所;實施市內義務教育，創辦徒弟補習學校，令各商店學徒入學;在少城公園內建起萬人公共體育場，並舉辦了全省學校第一次運動會。王纘緒因業績昭著，激發民眾曾在少城公園以樹碑刻記下了他的功德。
1925年，北伐呼聲初起之際。楊森主張聯合滇軍袁祖銘攻打劉湘，以期武力統一四川，令王纘緒任北路總指揮，由遂寧向合川、重慶出擊。川東各師將領在重慶組成反楊聯軍，決定以鄧錫侯率部將王纘緒阻於合川;以田頌堯部側擊遂寧牽制王纘緒部。
此前，省議會向全川將領發出「息兵禦侮」通電，請求川軍將領「勿以目前之地位為可久，勿以操戈同室為得計，及早回頭，共圖善後，移內爭之兵力，作外交之後盾，於國於家，庶幾有濟」。此後，王纘緒深明大義，知楊森之舉必阻礙北伐之促成，他於7月下旬在遂寧發出通電致雙方各軍，主張停戰協商川局。迫使楊森全線發生動搖，各部向樂山、宜賓總撤退，試圖入滇。唯官兵聞雲南貧瘠，不願前往而求庇於劉湘。楊森無奈隻身乘船出川，赴漢口投靠鄂軍夏鬥寅。四川因此太平，達到初步統一。
9月23日，北京臨時政府任王纘緒為陸軍第十六師師長，駐防資中、內江、隆昌、榮昌等地(3年時間)，師部設資中。王纘緒在駐守資中期間，繼續推行新文化教育和交通建設。將「勸學所」改為「教育局」，統一管理全縣公、私立學校;在重龍山下東嶽廟內設立縣立小學，聘受大批新式教育的青年知識分子前來任教;又將北門外農業學校改為職業學校，在校內設立民生工廠，以半工半讀促使貧窮子弟入學就讀;次年，王纘緒報請省政府將資州中學升格為「省立第六中學」。他個人出資在上海購置儀器和書籍，還聘請了周能泮擔任校長以及大批(畢業於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央大學及美國、日本、英國留學回國的學生)擔任教師。該校培育出眾多人材，如：范長江、曹荻秋、廖昂等均畢業於此校。王纘緒在駐守期內還將縣政府閒余的西倉房改造成了「通俗圖書館」，並藏書達一萬多冊;還將當地重建了「重龍公園」，新建了聽泉樓和江天閣，在永慶寺陳列圖書和文物，供市民觀賞;另外，在資中建3個公共體育場。
1926年，為資中川主宮成立了「資(中)內(江)」馬路局，聘請留學法國土木工程師何慶延任坐辦，集得股款20萬元，建成全長60公里、寬5米的資中至內江公路，是他創下成渝公路首通車路段。王纘緒還用「駐軍護商款」修善西門外大堤，並在馬路局設立「蒙溪河浚導處」，解除多年洪災。
1926年8月21日，王纘緒等十三將領發出通電贊同討伐吳佩孚。11月27日，川軍自此脫離北洋政府歸屬國民政府。王纘緒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第四師師長、後任二十一軍第五師師長、1928年，改任第二十一軍第二師師長，移駐重慶。
1929年1月26日，王纘緒任國民政府行政院軍政部所屬陸海空軍撫恤委員會委員(委員長為馮玉祥)。5月17日，王纘緒提出「辭去軍職留學歐美」。截選內容，「······夫血戰終身，雖軍人應盡職責，然非爭國防與外交，犧牲者究何所為，長此屠刀在手，自殺寧有已時。故全國多一軍人，即全國添一亂機，川軍多一退伍，即川境增一良民。纘緒不幸，誤入軍籍，當此軍閥末路，忍再作繭自縛;年愈不惑，時弗再來，覺悟嫌遲，改過宜勇。」王纘緒還對記者談道：「······教育之根本，全在幼稚時代之教育為基礎，然以我國而論，迄未本此原則實施。故余決心辭去軍職，專赴各國考察幼稚教育狀況，如管理法、教育法、保姆養成法等等，逐一詳細研究，俾他日歸國，能取他人之所長，補我之所拙，以從事於我國國民基礎教育之工作。」由於劉湘再三挽留，王纘緒的心願未能實現。
此時，王纘緒以身兼軍職繼續創辦了巴蜀幼稚園和重慶《巴蜀日報》。1929年11月21，《巴蜀日報》首日發刊。社址曾在商業場西三街26號(後遷入楊柳街72號)，每天出版兩大張，「消息力求翔實敏活，持論一本公平直正」，除新聞外，還有副刊。聘用報社總編輯黃綬(元賁)，編輯有江凝九、蔣閬仙、何劍華、鄧宰平，主筆王國源、江子愚、羅一龍，經理郭松年。該報出版四年零三個月，至1934年過年停刊。
1930年5月8日，國民政府任王纘緒為財政部四川鹽運使兼四川鹽運緝私局長。而鹽商界內確有約定俗成之潛規則「對新上任的運使例有一筆饋贈」，王纘緒用這筆資金(十萬銀元)購得張家花園舊址，並實施了創辦巴蜀學校計劃。而劉湘被王纘緒投身教育所感動，曾捐助修建園舍。王纘緒為之曾在巴蜀學校內，指一園舍取名為「湘院」。
1932年8月，「二劉大戰」(劉湘對劉文輝)爆發，至1933年12月結束。此戰為四川軍閥480次戰爭中，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一次。其結果是，王纘緒任(劉湘部)北路總指揮，將劉文輝攻退西康，偏安一隅。從此，消除內戰，徹底抨息軍閥混戰，統一了四川。王纘緒這一此舉，可謂厥功至偉，有利於國計民生，為後來四川省能確定為全國抗戰的大後方奠定了基礎。
1933年2月，王纘緒繼創辦重慶私立巴蜀小學校正式開學。他經好友黃炎培介紹延聘周勖成、孫伯才、衛楚材等教育專家主持校務，並將張家花園之街房地產租金全部交給校方作為辦學經費。學校教學儀器、教具、動植物標本、掛圖及史地圖籍，以及校圖書館上萬冊圖書，王纘緒另行籌款從上海購置。因此，學校的師資與設備堪稱全川乃至西南首屈一指。巴蜀學校秉承了王纘緒意旨以「公、正、誠、朴」校訓，堅持「手腦並用」教育目標及「兒童本位」教育原則和「教養兼施」的教育模式。創辦下了，當時中國現代教育理論在西南地區的成功實踐典範。為國家和社會培養了數以千計莘莘學子，造就出無數知名英才。巴蜀學校曾代表中國參加英國倫敦舉辦的國際教育博覽會並榮獲獎勵，享譽全球。
1937年10月，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懇定王纘緒辦學親賜「成績斐然」金字牌匾。
1939年7月，因重慶屢遭日機轟炸，王纘緒將巴蜀學校遷往西充。學校的教學設備及儀器裝了整整十六艘大船，經嘉陵江運至南充，又從南充靠人力運往西充，耗資如此巨大，為的是家鄉子弟求學困難，解決西充未有中學之困。此校為西充中學的前身。不久，重慶巴蜀學校繼續開辦，到1949年底，已經發展成為集幼稚園、小學、初中、高中完整基礎教育體系的重點學校，並積極籌備建立巴蜀文商學院，終因社會變故未果。
1934年2月，中央軍事委員會整飭軍政，將全國軍隊重新編制，「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改稱「國軍第二十一軍」，王纘緒任第二師師長，轄第四、五、六三個旅，駐防合川。同年10月至次年5月，王纘緒先後擔任四川剿匪軍第五路副總指揮兼第一縱隊司令和第六路總指揮。
1935年10月1日，行政院召開第232次會，任王纘緒為四十四軍軍長，轄三師、十六團，又十一獨立營，軍部設綿竹;10月8日，接守松潘至威州防線，在水口場、夾門關、名山、清江堰一線。11月6日，王纘緒赴南京出席五全大會。
1936年2月25日，國民政府授予王纘緒為陸軍中將銜。
1937年6月28日，王纘緒任川康軍事整理委員會委員。9月1日，王纘緒率領第44軍(時編入第二十三集團軍)最先開赴抗日前線，由川鄂大道出發東下，向宜昌集中，增援平漢鐵路沿線。1938年1月，因前線需要，44軍從第二十三集團軍中抽出，與67軍合編為第二十九集團軍，王纘緒擔任該集團軍總司令。
1938年1月20日，劉湘病逝，國府令張群任四川省主席。1月23日王纘緒率35名留川將領致電蔣委員長，擁護中央決定;同日，留川部隊以161師師長許紹宗領銜，六個師長同五個獨立旅旅長聯名電呈中央，要求「收回成命」，並且在成渝兩地組織示威遊行，貼標語，散發傳單，情勢趨於緊張。1月25日，蔣急電召王纘緒飛漢商議政務;3月6日，王纘緒、鐘體乾、鄧漢祥、潘文華、王陵基聯名電呈蔣委員長、林森主席，表示擁護抗戰，擁護中央。3月22日，蔣介石再次電召抗戰前線總指揮王纘緒，以及王陵基赴漢;4月1日，王纘緒在漢口致電所屬曉諭民族大義：「今日之勢，我輩若捨去出兵抗戰之一途，不惟國家民族無以生存，即吾川省格與乎小小團體，亦將難保。且現在後方軍人，必深負亡國之罪，縱不被國人唾罵，亦無面目以見抗日諸將士。緒已抱定堅決之決心，不問一切機構，專以集團軍名義，率部出川抗敵。即使七千萬人擁我為主席，我亦不屑為，棄之若敝履。惟望兄等迅將本集團軍各軍師旅部隊，調集相當地區，加緊整頓訓練，積極準備出師。如有不明大義，偷生畏勞之官佐，務望諸兄切實開導，俾知公忠體國，為民前鋒，注意大者遠者，切勿瞻前顧後，國家幸甚，團體幸甚!」
4月11日，蔣召集何應欽、賀國光、王纘緒、鄧錫侯、唐式遵、王陵基到京和談;4月26日，行政院會議決議王纘緒代理四川省主席。4月27日，王纘緒在前線致電蔣委員長，懇請收回主川政成命。5月3日，蔣委員長致電王纘緒：「成都王主席治易兄，感電悉，情殷抗戰，具見忠懷，至深嘉佩。惟此次決定川中軍政人選，以此最為相宜。吾兄向以中央意志為意志，應即遵令就職，勿再謙辭。」
5月8日，王纘緒通電就任四川省政府代主席職。8月1日，正式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同任四川省保全司兼任四川肅清私存煙土督辦公署督辦。
此後，王纘緒推出一系列新政：一、裁撤駢冗機關，節省公帑;二、整理財政，徹底清查過去帳目，嚴懲貪污;三、減征田賦，決定二十七年度減為一年二征，二十八年度減為一年一征;四、地方附加亦將嚴為規定，俾得減輕人民負擔。
王纘緒推出禁菸土宗旨是：肅清私土，絕毒禁種。
8月11日，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致信王纘緒，寫道：「治易仁兄足下，戎馬倥傯，疏於問候，良用疚歉。此次驅敵寇於河濱，乘機拜謁諸長官，報告華北戰績，藉此作書，聊申縈念之殷，並致意於川中父老兄弟。抗戰軍興，吾川對國家民族，殊多貢獻。省中健兒在南北各戰場與全國友軍攜手並進，以頭顱捍衛國土，以鮮血換取民族的獨立自由，為川人增加許多光輝。西望故土，殊令人興奮鼓舞不置······在堅持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的任務中，今後四川將肩負更重大之責任。吾兄領袖群倫，深信必能鞏固並擴大統一戰線，組織人民，動員物資，遵照抗戰建國綱領與蔣委員長之歷次指示，為抗戰建國大業而奮鬥到底。」
9月，參政員張瀾為徵調壯丁問題致函行營及省府，請求改善辦法。23日，王纘緒復函張瀾：「······徵調壯丁為目前第一要政，而辦理不善，亦為叢弊之尤，前線後方，胥受影響，審思竟夕，焦灼莫名。承示五項，洵為扼要之圖，一四兩項當囑主管廳遵辦，二項亦當懸為厲禁，隨時調查嚴究，三項迭經通電飭知，五項亦由軍管區司令部與民廳議有切實辦法，不日見諸實施。先生體國恤民，蓋慮所及，罔不切合實際。緒雖不敏，尤當敬謹遵行，期無隕越，尚乞釋念為叩。」10月，王纘緒聘請社會人士分四路到全省各縣指導監督兵役辦理情況，「胡文瀾負責東路，張表方(瀾)負責北路，邵明叔負責南路，周奉池負責西路，以改善兵役」。
1938年底，抗戰局勢日趨緊張，四川民眾出兵出錢的擔負亦日益加重，各種矛盾激化，群體衝突事件時有發生。王纘緒體念民眾疾苦，對群體事件採取「理喻式和平方法」予以化解。隨後，「新都實驗縣鄉民，因不滿縣政府徵兵及各種設施，受地方哥老及土劣之鼓動，集合團丁多人，圍城反抗，附近各縣團丁紛往參加。經王纘緒核實處理，省府取消其實驗縣名義，撤換縣長，事件始獲和平解決」。11月22日，王纘緒以國難當頭，帶動所有公務員應潔身自好，力除浮華，為民表率，通令昭示各級公務人員：「凡因新職以及因公來省者，對於長官或同僚，概不准酬應;不准借婚喪慶壽大張宴席，收受禮物;卸任人員當地士紳民眾發起挽留或送萬民傘，或送功德碑等類事件，應設法制止，決不可遷就」。
12月7日，「中江事件繼起，鄉民二千餘人，包圍縣城。追查事件起因，為縣政人員徵兵征谷舞弊，引起人民公憤。經省府派人宣慰處理，亦獲解決」。
1939年1月，王纘緒大力整頓吏治並通令全省：「各縣區長、聯保主任，均系秉承政府推行政令，直接領導人民之公務員，尤宜奉公守法，為民除弊興利。乃近查各縣區長、聯保主任，自恃地位，對人民生命財產生殺予奪，為所欲為，以致怨聲載道，若不嚴予制止，其何以正法紀而樹風聲。今特令各專員縣長，轉飭各區長、聯保主任，務須奉公守法，對違法者並應切實檢舉，從嚴懲辦。」3月，王纘緒親到各縣視察，除考察吏治、兵役、保甲、禁菸及地方建設外，對民間疾苦亦極關懷，並拜訪入營壯丁的家屬，資助慰勞金等。
9月1日，王纘緒繼推新役政，親自製定《縣長守則》、《兵役科幹部守則》、《常備隊幹部守則》。對縣長提出六條要求：「一要巡查認真，督促徹底宣傳;二要隨時到常備隊點名，嚴查空曠，慰問疾苦;三要隨時慰問貧苦壯丁家屬;四要依期迎送出征壯丁;五要徹底實行壯丁優待;六要嚴厲查辦舞弊人員」。
王纘緒自擔任省主席起，他便著力清理川省歷史舊帳。在全川財政整理委員會議上，王纘緒說：「······個人認為劉航琛任內支付各款，凡有甫公(劉湘)親筆條令，數目吻合者，全川民眾均應感於甫公為民為國之苦心，將其承認;若既無親筆條令，及無其他可靠證據，即應徹底清查，究明真相，以便依法追賠。······此舉全在剷除川省歷年來財政上種種積弊，使之趨入正軌，以表現公開財政，昭示大信之精神，決不至如過去之敷衍了事。」當年有媒體報導說：「王纘緒擔任省主席短短一年零五個月時間裡，因減征減少1，400多萬糧款收入，另外還償還了一億多的債款;移交時，尚存現款1，000萬餘元。這組數字，促能體現出他主川之政績。」
這時，川政完全在新政推行之下進入軌道。作為擔負著抗戰後方之職，為保證前線兵力、財力、物力，他的系列新政自然會觸及權勢群體。同時在查辦積案、撤換大批貪污官吏，大大觸犯了地方實力派的利益。因此引發「反王主川」之事。此時，王纘緒確表現為身在巴蜀，胸懷祖國，以國難為重，為使他的新政繼續維護抗戰後方安定與配合支持前線的正常運行，王纘緒主動向蔣辭職，要求重返抗戰前線。
9月19日，國民政府公布：「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纘緒，志切抗戰，請纓出川，懇辭主席職務，英勇衛國，殊堪嘉尚。王纘緒應准率部馳赴前方，悉力禦侮。在出征期間，所有四川省政府主席職務，著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兼理。」10月1日，王纘緒通令全川各縣縣長，指示後方防務工作要點：一、各級地方軍事政治訓練機關，應即加緊訓練整理，用備整編補充;二、積極組訓民眾，開發生產，加強軍政聯繫，以增厚抗戰力量;三、堅定必勝信念，毋為流言所惑，照常推行政令，用奠後防，藉固前線。
10月底，王纘緒辭去省政府主席職務，繼任第二十九集團軍總司令，重返前線作總指揮。他在前沿陣地向官兵訓話：「各位官長、各位兄弟，莫要開口說四川，我們是中國人，努力抗戰不單為四川爭光，是為中華民族爭生存。第二十九集團軍是信崇三民主義、擁護總裁的革命陣營，是國家的骨幹，是民族的靈魂，決不是私人的武力。我們這個團體要使上官愛護，莫使上官厭惡。要配做一個革命軍人，連營便是我們的家庭，抗戰就是我們的生活。不畏難，不怕苦，見利不先，赴義恐後，既能流汗，又能流血，忠憤耿耿，精誠團結。民族獨立的金字塔，決心先拿我們的骨肉去砌成。要達到這個目的，非一洗過去苟且偷生、爭奪搶劫、分歧錯雜、自私自利、虛偽奸巧、因循腐化種種惡習不可成功。」
1939年冬，全國發動冬季攻勢，第二十九集團軍參加第五戰區之冬季攻勢，拒止北進之敵。12月中旬，於襄河東岸南下攻擊鐘祥洋梓敵人據點，占領王家店。
1940年1月，日軍13師團增兵反攻，竄占長壽店、王家店，旋經友鄰部隊增兵逆襲，將王家店收復。該集團軍乘勢推進連續猛攻，因敵我雙方傷亡均重，形成對峙。至3月終，冬季攻勢結束，第二十九集團軍推進鄂中京鍾公路大洪山，任該地區攻防作戰。5月，國民政府加授王纘緒陸軍上將銜。
5月初，日軍分兵兩路，北犯襄陽、雙溝，西犯隨縣、棗陽。致使第二十九集團軍總部駐地張家集隨即受敵猛攻。王纘緒率部固守大洪山西北要隘。5月16日，第五戰區所屬張自忠部隊失利，他在戰場上殉國。面臨危機時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電囑第二十九軍總司令王纘緒集中主力從大洪山北上尾追日軍。
6月初，日軍兩路兵力在雙溝會師，迅即組成幾個梯團南下。王纘緒下令固守大洪山要隘。敵部四面圍攻大洪山，激戰十餘日後各要隘雖被敵所占，卻予敵以重大殺傷，且擊傷敵第40師團長天谷直次郎。此後，王纘緒又命所部利用山地隱蔽，與敵旋磨打圈，激戰十餘日，敵傷亡甚重。第二十九集團軍為阻止了日寇西進，粉碎了敵人一舉殲滅該部的陰謀。堅守大洪山一年零四個月(1940年9月至1941年底)，王纘緒曾數次率部對日軍13師團進行了反掃蕩戰鬥。到1941年12月奉命開赴河南內鄉整訓，移交防務給第二十二集團軍孫震時，仍保有大洪山第一線陣地，成功阻止日軍想要突破大洪山防線向戰區腹地推進的企圖。這就是轟動抗日前線的「大洪山老王推磨」，成為全國人民最愛戴的抗日英雄。
1942年3月，第二十九集團軍奉命自河南調往第六戰區;7月，王纘緒升任六戰區副司令長官，駐紮桃源，守備洞庭以西、長江以南的湘鄂地區。1943年2月，日軍三萬餘人從岳陽、沙市、宜昌向第二十九集團軍守地進犯。戰區司令長官陳誠下令堅守陣地，不許出擊。15日佛曉，日軍輕易攻破六戰區前沿指揮部「松滋要塞」，迫使第二十九集團軍67軍之一部在百里洲被動迎敵。到2月底，陣地失而復得。3月上旬，敵全面向沙市以南濱湖各縣進犯。王纘緒親率獨立第一團到安鄉指揮作戰。敵我雙方形成拉鋸戰，共激戰到3月下旬，敵退守於洞庭湖西岸和南岸的四處據點。4月上旬，第二十九集團軍奉陳誠命停止攻擊並退出防地，日軍得以進至漢壽縣境，大肆燒殺姦淫，無惡不作。陳誠責無旁貸。
同年10月，日軍糾集九個師團和大批偽軍向常德、桃源進犯。新任六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令余程萬部死守常德，王纘緒率第二十九集團軍在北面的濱湖各縣節節抵抗，爭取時間以待六、九兩戰區主力馳援。王纘緒命長子44軍軍長王澤濬與日軍鏖戰20餘日，使敵未能前進，且有所繳獲。此時另一路敵軍強渡澧水上游，直奔常德，加之日機猛烈轟炸，迫使44軍被隔斷於常德以東和以西地區。日軍旋即迫近第二十九集團軍總部所在地桃源。王纘緒率餘部退至沅水以南的鄭家驛，王澤濬率44軍在常德外圍之太浮山和太陽山地區分別截擊日軍。該軍150師師長許國璋於是役身負重傷，自戕殉國。12月3日，余程萬失守常德後，六、九兩戰區增援部隊始陸續趕到，在太浮山地區與日軍搏戰。王澤濬率44軍擊敗桃源之敵後，奉父命追擊至藕池口。敵軍退守注滋口一線。
王纘緒先後抗戰八年，親自率第二十九集團軍參加了武漢會戰、隨棗會戰、棗宜會戰、湖濱戰役、鄂西會戰、常德會戰、長衡會戰等重大戰役，大小戰鬥計2300餘次。所轄44軍和67軍共六萬六千餘官兵，加上補充壯丁四萬五千餘，共打死打傷日本官兵四萬餘人。經過多年抗戰之後，第二十九集團軍僅存不到二萬人，壯丁力夫傷亡失散更是不計其數。1944年2月，王纘緒在南嶽軍事會議上提出撤消第二十九集團軍總部和67軍建制，只保留了44軍。由軍委會批准，44軍仍由王澤濬任軍長，轄149、150、161、162四個師，調歸第九戰區指揮。王纘緒任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兼任陪都衛戍總司令。
1944年5月，日寇再發動對長衡攻勢。6月7日，敵軍第3師團竄抵古港附近，44軍軍長王澤濬奉父命於9日展開攻勢，擊破古港東門市之敵，並繳獲甚多。日軍繼續增兵反攻，迫使44軍瀏陽撤退，日軍68師團同116師團與我軍爭奪瀏陽陣地，44軍固守瀏陽，經喋血奮戰九晝夜，終以戰力不支，14日退出瀏陽。日軍繼陷攸縣，此時，王纘緒親自指揮44軍軍長王澤濬赴茶陵南北地區，迎擊該敵。7月，日軍攻陷茶陵，8月日軍又攻陷衡陽，直指桂林。戰後，44軍留置湘粵邊區。1945年元月，由王纘緒父子率部又參加湘粵贛邊區作戰。1月中旬，日軍一部攻擊茶陵、安陽南進，王纘緒指揮44軍迎擊，奮戰阻截，敵未得逞。8月，日寇宣布投降。因抗戰有功，王纘緒被國民政府授予勝利勳章和抗日英雄榮譽稱號。因此，王纘緒在抗戰時期就成為了全國民眾最為敬仰與歌頌的英雄人物。
1945年2月10日，王纘緒任重慶衛戍司令部總司令。王纘緒上任即告誡部屬不得欺壓百姓，在轄區內分設若干軍民合作站。整頓監獄，釋放罪輕者，在兩天內釋放數百名煙販，他說：「種煙運煙的都無事，吃煙販煙有何罪?」此舉觸怒上峰，認為王「太霸道」。他改善勞改人員待遇，規定禁止肉刑，以養廉恥;視寒問疾，力求衛生;言行訓育，化囚為民;經濟公開，以謀溫飽;嚴禁剝削，以維福利;賄賂絕跡，一洗貪風。大力整肅重慶治安，捉拿大流氓雷鳴心。1946年2月，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因群眾熱烈參加，社會秩序比較混亂，王纘緒明確指示所部「為尊重民主運動起見，不擬加以管制，僅以勸告方式維持會場秩序」。
1946年5月，國民政府還都南京，重慶衛戍司令部奉令改組警備司令部，王纘緒所擔任重慶衛戍司令部總司令改任武漢行營副主任。隨之，國共內戰勢不可擋，蔣介石曾二次打電話給王纘緒，要委任他南京衛戍總司令一職。作為王纘緒的內心，根本不想打內戰，並持抗拒內戰態度，拒絕接受重要委任。
1947年5月2日，蔣介石電召王纘緒到南京面洽，臨行前王纘緒曾對記者說：「······首都衛戍總司令一職，中樞雖有意相委，但本人年事已老，不願再任軍職。此番赴京晉謁主席，除本一貫精神以在野之身翊贊中樞外，別無他項希求。因目前營謀官位者正多，本人實無此需要也。」自王纘緒從南京返川之後，繼續從事他的教育事業，並有眾多教育界及文化名人出入他的府上，商討及探索如何引領教育的發展方向。在當時，王纘緒是教育及文化界中的凝聚之人。在此期間，王纘緒已著手創辦巴蜀商學院時，卻吸引了有識之士們的擁簇，將可迎來「錦上添花」。巴蜀學校董事長王纘緒將這些成員組建成董事會，其名譽校董：曾子唯、陳懷先、趙資生、康心如、周宜甫、李奎安、王蘭楫、黃之賁、湯壺研、陳麗生、連雅各、魏詡丞、楊贊卿、何說岩、唐棣之、季叔平、楊芳齡、曾紀瑞、曾吉芝。事後，國共內戰再起，導致巴蜀商學院未辦成功。
1948年5月16日，王纘緒調任國民政府主席重慶行轅副主任(5月19日，重慶行轅改為重慶綏靖公署)。同日，王纘緒出席國大返回重慶，公開表達對時局的擔憂，他說：「······政府與黨意志之不齊一，已於此次國大會中，充分表露無遺。而政治改革之無實效，亦可於剷除豪門資本，舉辦救濟特捐等例中概見。故欲挽回國事之頹局，非大刀闊斧革新政治，並力去敷衍塞責之官僚作風，努力做出成績。尤於剷除豪門資本，安定人民生活一點，非徹底做到，不足以壓人心，挽頹局。」8月4日，行政院第10次會議任朱紹良為重慶綏靖公署主任，王纘緒、賀國光、楊森為副主任。
1949年3月4日，王纘緒致函毛澤東，感謝承蒙優待其子(王澤濬於淮海戰役被俘)，繼稱天道忌盈應適可而止。5月14日，川康渝國大代表、立監委員、省市參議員聯繫會在成都舉行大會，17日閉幕，王纘緒被推為川康渝民眾自衛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大會通過西南應變三大方案：政治——用人唯賢，嚴懲貪污;經濟——徹底限田，停止徵實;軍事——協助國軍，組訓民眾。
6月1日，國民政府任王纘緒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6月13日，王纘緒再次向記者發表時局感言：「······我對政府，對國家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所說的是病的癥結所在，民間的疾苦。三四年來，曾與總裁(因我素來稱蔣總統為總裁，原注)上書不下七八萬言，如政治之貪污無能;財政上無限制的發行鈔票;黨團的人員全在做官，不下鄉工作;教育腐化;司法較過去的軍閥還貪污，剝削平民;徵兵儘是兵販子;主張勝利後不能裁兵······，可是這一些辦法都沒有被當局採納，千言萬語等於石沉大海。」
1949年12月7日，王纘緒任為西南第一路游擊總司令;14日，他授意新編44軍代理軍長周青廷發出起義通電;24日胡宗南所派成都城防部隊撤離成都，王纘緒以成都市治安保衛總司令部(簡稱「治總」)名義接管成都。25日，由王纘緒出面在成都召開各界各人民團體會議，正式宣布四川和平解放。
1949年12月31日，賀龍率部進入成都。1950年王纘緒主動解除成都市治安保衛總司令部職銜，他把掌控的軍隊和全部武器移交給賀龍為首的成都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他的部隊也分別由解放軍第60、62軍和第7軍進行整編。
1950年後，他歷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川西文物委員會副主任、民主人士、四川省文史館館員等職。1950年12月24日，王纘緒將創辦十八年的重慶私立巴蜀學校和西充學校無償捐獻給政府。為此，鄧小平同志曾指示「一切不變，只許辦好，不許辦壞」。1952年10月10日，王纘緒將其畢生收藏珍貴文物全部捐獻，由西南博物院收藏。僅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保存文物中，王纘緒捐獻的國家一、二級書畫藏品達167件。
王纘緒個人最大愛好即書法、詩詞和收藏。他是第一批加入上海海上亭雲書畫社，曾有部分詩詞、題字傳世(資中永慶寺牌匾「令我見佛」、資中銀山鎮題「古銀山縣」、重慶巴蜀學校「誘誨堂」、「棫園」等)。他與文化名人交往甚密，如、梁漱溟、黃賓虹、黃炎培、齊白石等。王纘緒說話幽默風趣，外號「笑和尚」。他「私德尚好，菸酒賭均不沾，自奉亦簡」。
王纘緒熱愛鄉里。當年西充經常遭遇災害，以致「民食艱難，餓殍日多，草根樹皮掘食殆盡」。王纘緒「每接鄉訊，深惻於懷。雖以恭桑之誼勉竭綿薄，略謀賑濟，而杯水車薪，終苦無所裨益」，1927年10月22日，會同鮮英等22人發起對川北旱災給予賑濟。1937年3月2日，王纘緒親筆致函建設廳長盧作孚，請求他「設法為敝縣安置泥石工五千人，移民就食，以工代賑」。凡有西充人上門求他，都予以「打點」。特別是災荒年，每到部隊開飯時，總有不少人找來說自己是西充人，王纘緒說：「是西充人就拿碗添飯。」有時人多了碗不夠，部下向王總司令報告，他說「沒得碗就用瓢。」在西充，「拿碗添飯」這句話百姓流傳至今。
1957年6月，「反右運動」開始，王纘緒為此持不同看法。他身邊的好友都被打成了「右派」。如：台盟中央主席謝雪紅，起義將領龍雲，民盟中央章乃器、羅隆基，民主人士鮮英，就連曾動員他起義的中共黨員、四川省政府參事室主任高興亞也被打成「右派」這此現實情況讓他無法理解。特別是官方又提出所謂「陽謀」的說法，更為讓他無比憤概和鄙視。他認為，這樣極端地發動政治運動，製造「陽謀」，把大批受人尊敬的有識之士和德高望重的學術大師打成「右派分子」而感到震驚;同時，他看到各級領導幹部把「寧左毋右」奉為圭臬，否則便被視為「右傾」而受到批判，甚至受到處分;而不少黨棍把奉行極左路線，作為升官攬權的不二法門，一朝權在手，就「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便得心應手地結黨營私······他把這些弊端看在眼裡，自然心生憤恨，寫出了揭露和批判文章，急欲帶到境外發表。為此，王纘緒請准了赴港就醫的理由，不幸真相被知情人陳子莊(王纘緒的秘書)告密。在深圳預先布控，待王纘緒過境之時，將其扣押至成都。一直被關押在省公安廳(看守所)與世隔絕3年。於1960年，終因絕食抵抗並死於四川省公安廳看守所內。事發當天，僅《四川日報》刊登，題為「反革命分子王纘緒偷越國境被捕」。可見未審已定罪名。事後，當局將他欲想境外發表揭露和聲討國內「反右運動」真相的文章視為絕密，採取銷聲匿跡，將他定為終生羈押。就連新聞已報導隨身攜帶的罪證(57份反右運動剪報和約52萬字的個人日記)也從未曝光，至今都無法讓人看到。
王纘緒曾在看守所關押3年期間，既不提審也不定罪，視為終生羈押。與此同時，改寫與他相關史料，否認他的抗戰經歷和率軍起義事實，將其打入另冊，完全做到官方史冊未有其人。讓其人消失得無影無蹤，不為人知。
作者：王復加(王纘緒長房長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