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當局的通報為令計劃列出「七宗罪」，與通報開除周永康黨籍時所列的罪名、數量一樣，但認定的後果是令案「極大損害黨的形象，社會影響極其惡劣」，周案是「極大損害黨的形象，給黨和人民事業造成重大損失，影響極其惡劣」。周永康最終被裁定罪成的只有三項，包括受賄、濫用職權、故意洩露國家機密，結果判處終身監禁。如果只以罪名和後果看，令計劃的刑期應該輕過周永康，但令計劃的罪名中有一句指他嚴重違反黨的「政治規矩」，這是其他官員被踢出黨時前所未見，應是令案的要害所在，也可能因此讓他難逃重刑。
先來比較中共通報令案、周案的七宗罪。(一)令案：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政治規矩、組織紀律、保密紀律;周案：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保密紀律。可圈可點之處就在於「政治規矩」，即未形成條文的法例、紀律之外的潛規則。但這是違反中共家規，刑法沒有相關罪名，只能以其他罪名追究，周案就是如此。
(二)令案：利用職務便利為多人謀取利益，本人或通過家人收受巨額賄賂;周案：利用職務便利為多人謀取非法利益，直接或通過家人收受巨額賄賂。這是可以據刑法定罪量刑的，周因此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三)令案：違紀違法獲取黨和國家大量核心機密;周案：洩露黨和國家機密。周因此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令被指控的罪名更重，料被加刑。
(四)令案：嚴重違反廉潔自律規定，本人及其妻收受他人錢物，為其妻經營活動謀取利益;周案：嚴重違反廉潔自律規定，本人及親屬收受他人大量財物。這也是受賄罪的一部份。
(五)令案：與多名女性通姦，進行權色交易;周案：與多名女性通姦並進行權色、錢色交易。通姦是道德問題，黨紀可處罰，刑法上沒罪。
(六)令案：對親屬利用其職務影響力斂財牟利負有重要責任;周案：濫用職權幫助親屬、情婦、朋友從事經營活動獲取巨額利益，造成國有資產重大損失。周因濫用職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令料刑罰較輕。
(七)令案：涉嫌其他犯罪;周案：涉嫌其他犯罪。這是當局預留後著，但周案後來並未動用。
通過上面的比較可以看到，令案最有「新意」之處在「政治規矩」四字。「政治規矩」開始受到關注始於今年1月13日，習近平在中紀委第五次全會上提出要「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把守紀律、講規矩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那麼，甚麼是政治規矩?按習近平的歸納，除了黨章、成文黨紀、國家法律之外，主要是「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被他列為不守規矩的現象包括妄議中央，借老鄉會同學會等搞小圈子，不向組織報告個人家庭重大變故等。
既然政治規矩是不成文的紀律，更不可能經由刑法途徑究責、處罰，即使令計劃案終審判詞公布，外界也可能無法了解令計劃到底壞了哪些政治規矩。從習近平的講話及過往海內外媒報導來看，令計劃觸犯的政治規矩可能有三條：
其一，「違紀違法獲取黨和國家大量核心機密」。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中辦主任，令計劃有權合法取得中國絕大多數最高機密的文件，為甚麼出現「違紀違法」情形?一是所謂核心機密並非中國黨政軍的文件，二是取得的手段不合法不合規矩，問題均指向令計劃監聽其他中共領導人，秘密調查其他領導人及其家人經商牟利情況。這些資料對中共來說是核心機密，但黨紀國法都未有明文規定不能調查、獲得及公布，只受潛規則保護，以免人人自危，令計劃的做法無異於觸犯了黨內鬥爭的底線。
其二，組織主要由山西籍政商名人為成員的西山會。中共黨內派系林立，權貴家族有聯合有鬥爭，但潛規則不許公然結盟結黨，以免影響權力運作，以致引發權力結構的崩塌。西山會成員除令政策、令計劃兄弟外，還有商人丁書苗、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兼能源局局長劉鐵男、中國科協黨組書記申維辰、山西省政協主席金道銘、山西副省長杜善學等。
其三，2012年3月，令計劃在兒子令谷開法拉利跑車出事死亡後，沒有向組織報告，還調動中央警衞局封鎖現場，引發政變驚魂。調兵及不向高層通報個人家庭重大變故，顯然都觸犯了習近平所說的規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