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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良勇:鄧小平是歷史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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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標榜自己「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實際上他是鎮壓和屠殺中國人民優秀兒女的劊子手。鄧小平長期緊跟流氓暴君毛澤東,是1957年反右急先鋒和第一打手,是60年代初餓死四千多萬人的人造饑荒的吹鼓手,也是人類歷史上最慘重潰壩災難—75.8河南洪災的責任者。他只顧通宵玩橋牌,導致30萬人死於非命。鄧重新掌權後,野蠻鎮壓了1979年西單民主牆運動。1989年,鄧小平更是調動數十萬正規軍進北京,製造了震驚全球的六四大屠殺,鄧小平阻斷了中國民主化的進程。

波瀾壯闊的八九民運,是中國人民反對中共專制腐敗,追求自由民主的集中體現。六四大屠殺雖然過去了26周年,但它永遠是中國的苦難日、國殤日。「六四」是永遠不能彌合的歷史傷痕。實現中國夢繞不過六四這道坎。鄧小平是六四屠殺的主要責任者。

戊戌政變扼殺了戊戌變法,阻斷了中國走向君主立憲的進程。慈禧太后是罪魁禍首。此後中國經歷了暴力革命、專制復辟、軍閥混戰、日寇入侵、共產革命等眾多災難。六四屠殺扼殺了八九民運,讓憲政民主與中國再次失之交臂。鄧小平是罪魁禍首。六四屠殺是戊戌政變的歷史重演,但更加野蠻、更為慘烈。六四屠殺以後,中國的經濟雖繼續發展,但代價極為高昂,中國社會全面腐敗、貧富懸殊、社會不公、道德淪落、治安惡化、生存環境遭到毀滅性破壞、各種危機比1989年嚴峻得多,群體維權事件和暴力恐怖事件日益頻繁,中國的維穩費早已遠遠超過軍費。一旦中國經濟滑坡、房地產泡沫破滅,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出現,鄭孝胥的第三預言「共產亡於共管」必將兌現。如果中國出現國際共管的局面,情況極為糟糕。鄧小平是地地道道的慈禧第二,是歷史罪人。

並非鎮壓才能保持穩定

中共官方喉舌、御用文人、五毛黨和親中共學者等,都認為沒有六四鎮壓,就沒有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其實,這完全是中共洗腦宣傳的結果。根據大量資料來看,八九民運時期,雖然人民普遍對官倒腐敗極為不滿,但對中共及其改革開放大都抱有希望,沒有人企圖推翻中共政權。學生們1989年4月17日提出的七點訴求完全公正合理,有利於中國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人民普遍同情和支持學生。學生和市民的行動完全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沒有衝擊任何中共黨政軍機構,沒有任何過激言行。人們自覺維護社會秩序,社會治安良好,連小偷都罷偷了。學生們後來已經明確提出,軍隊不進城,學生退出天安門廣場。可是,獨夫民賊鄧小平一手策劃和製造了六四大屠殺,數千乃至上萬人死亡,數萬人受傷。中共遭到全球譴責,許多民主國家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和武器禁運。中國一度時間政治經濟都大倒退。

鄧小平是一個極端自私自利的專制統治者。他認為,答應學生的要求,有利於中國但不利於中共,更不利於他極端腐敗的家族。所以,鄧小平發狠話:「殺20萬人,換取20年穩定。」這同毛澤東「不怕打核大戰,死了3億人,還有3億」的思路同出一轍。在本質上,鄧小平同殺人魔王希特勒史達林和毛澤東幾乎沒有差別。殺人保穩定,這是專制統治者及其附庸的思想,許多甘當奴才者應聲附和。這是影響中國和世界進步的思想障礙。

調動正規軍,採用坦克機槍血腥屠殺手無寸鐵、和平抗議的民眾,遭到全球譴責。包括蘇聯和東歐的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的統治者也不敢效仿,從而催化了「蘇東坡」事件,東歐變色蘇聯解體。

中共政權獲得了超過20年的「穩定」,而且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快速「崛起」了。利用這個事實說明鄧小平殺人有理,這顯然是極端荒唐的。1979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已經為經濟發展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日本考慮自身利益而沒有制裁中國,台資和海外華人資本對中共開放沿海鼎力支持,西方國家由於經濟衰退放棄對中國的制裁,轉而向中國輸入資本和技術以獲取巨大經濟利益,於是形成了姑息中共六四暴行、幫助中國發展經濟的國際大氣候。

如果不發生六四屠殺,中國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從1989年以後同步進行,西方不會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和武器禁運,中國同西方不再有意識形態上的對壘,中國的腐敗不至於不可收拾,道德不至於如此淪落,生態環境不至於如此糟糕。中國會均衡發展,而不是畸形發展,逐漸建立起穩定的憲政民主制度,國家真正能夠長治久安,永遠避免改朝換代的動亂,豈不比現在更好。六四屠殺只是暫時壓住了矛盾,並沒有解決問題,只是把火山爆發的時間推遲了。如今中國人普遍有末世心態,說不定哪天會發生巨大的動亂。中國肯定會大變,可能是和平演變,也可能是暴力劇變。無論將來發生改革或革命,顏色革命、微笑革命還是暴力革命,都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筆者是理想主義者,總是希望中國能夠和平有序漸進地從專制社會過渡到民主社會,儘量降低社會變革的代價。在現代信息社會,不接受非暴力原則作為政治博弈的道德基礎,不建立分權制衡的憲政民主制度,如同在沙漠上建築摩天大廈而不打基礎,樓房建得越高就越危險。

鄧小平不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中共改革開放的起因是:公有制,人民公社、人為製造的階級鬥爭和文化大革命破壞了生產力,民不聊生,饑寒交迫,人民冒死分田單幹或者逃亡香港。中共被迫順應民心,允許農民承包到戶。這就是所謂的農村改革。這不是鄧小平設計出來的。毛澤東的閉關鎖國,導致中國極端貧窮落後。橫向比,與香港、台灣和已開發國家有天壤之別,縱向比,也是五千年來最貧窮的時代。許多有識之士紛紛要求打開國門,特別是大逃港事件刺激了中共,中共不得不對外開放。這也不是鄧小平設計出來的。鄧小平自己也說是「摸著石頭過河」,這哪裡算得上「總設計師」。專制統治者總是把錯誤和罪惡歸於別人,把功勞和榮譽歸於自己。

鄧小平是屠殺中國人民優秀兒女的劊子手

鄧小平恬不知恥地標榜自己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但縱觀鄧小平的一生,他是鎮壓和屠殺中國人民優秀兒女的劊子手。鄧小平長期緊跟流氓暴君毛澤東整人害人。他是1957年反右運動的急先鋒和第一打手,是20世紀六十年代初餓死四千多萬人的人造饑荒的吹鼓手,也是人類歷史上最慘重潰壩災難——75.8河南洪災的責任者。他只顧通宵玩橋牌,不顧人民的生命財產,導致30萬人死於非命。文革中鄧小平遭到毛撒旦的整肅,才對自己的罪行有所反思。但鄧小平重新掌權後,立即忘恩負義,野蠻地鎮壓了1979年西單民主牆運動。1989年,鄧小平更是調動數十萬正規軍進入北京,製造了震驚全球的六四大屠殺。鄧小平成為億夫所指的大獨裁者、大軍閥、大屠夫。鄧小平阻斷了中國民主化的進程。

鄧小平用「三七開」來評價毛澤東,胡說毛澤東功大於過。有人也照此評價鄧小平。這種評價方法是根本錯誤的。在其位,謀其政。從民主政治的角度看,占據權力位置的人,有責任和義務依法辦事,干正事、干好事,但沒有權利幹壞事,幹了壞事,就應該下台,甚至遭到法律制裁。功不能抵過。舉例來說,一個醫生,一生救治了一萬人,只謀害了一個人,我們能說他是一萬兌一開,功遠遠大於過嗎?救死扶傷是醫生的職責,害人則是不能容忍的罪行,理應伏法。

此外,「功」的定義也是有重大爭議的。毛澤東打下了江山,把人民推下了萬丈火坑,在和平時代害死四千萬人,餓死四千萬人,八千萬死於非命,超過了兩次世界大戰全球死亡者總數,餓死的人超過了秦始皇以來兩千多年間中國二百多次大饑荒死亡人數總和。在毛的反動統治下,人民缺吃少穿,時時刻刻生活在恐怖之中。毛死時,中國的經濟全面奔潰。這算什麼「功」呢?毛的「功」,幾乎全是亂世害人,破壞人民生活,阻礙中國前進的負功。鄧小平跟著毛澤東幹壞事,當然也是做負功。

平心而論,毛澤東無視經濟發展,鄧小平重視經濟發展。但鄧小平在這個高位上,大權在握,對經濟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呀!這是他應該做、必須做的本職工作。他鎮壓七九民運和八九民運,特別是一手製造了六四大屠殺,阻礙了中國的正常發展,這就犯下了滔天大罪。他已經死了,不再承擔法律責任,但對他的罪行進行政治上、歷史上和道義上的清算,還是必要的。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有利於中國社會的進步。

2015年7月初寫於紐倫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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