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再道
對於陳再道將軍而言，「文化大革命」不啻於一場夢魘。「文化大革命」初期，在1967年盛夏的武漢「七二○事件」中，時任武漢軍區司令員的陳再道被誣衊為「策劃『七二○事件』的罪魁禍首」，受到了不白之冤和非人待遇，直到1972年恢復工作為止。
「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剛襲來時，陳再道感到不理解。
1909年1月24日，陳再道出生在湖北省麻城縣一個貧農家庭。紅軍時期，陳再道任紅四方面軍第四軍軍長，抗日戰爭時期他任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六旅副旅長、獨立旅旅長、東進縱隊司令員與冀南軍區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擔任中原野戰軍第二縱隊司令員，是劉鄧麾下著名的「三陳」(陳賡、陳再道、陳錫聯)之一。國共內戰中，陳再道率中原野戰軍二縱縱橫中原，圍殲高魁莊，喋血鄭家寨，大戰羊家集，屢建戰功，被陳毅稱為「再戰之勇」。
中共建政後，陳再道擔任中南軍區副司令員兼河南軍區司令員。1955年2月，他被任命為武漢軍區司令員，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任軍區黨委第一書記兼第一政委。
1965年底，「文化大革命」序幕拉開。起初，陳再道對這場運動不以為然，認為又是文化藝術界的「筆墨官司」。隨著運動不斷深入，面對黨和國家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裡出現的種種怪異現象，他對這場運動的目的仍然不能理解。對於毛澤東提出的赫魯雪夫式的人物現正睡在我們身旁的暗示，更感到茫然。1966年11月，北京的街頭上出現了「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大幅標語。隨後，同樣的標語也在武漢的街頭巷尾出現。陳再道很困惑，認為劉少奇和鄧小平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且不說他們對革命的貢獻，就他們擔負的工作任務來說，是在黨中央和毛澤東領導下進行的，如果說他們在工作中有某些失誤，違背了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意圖，那也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應該把他們打倒。況且，實際情況又不盡如此，就更不應該把他們打倒了。心直口快的陳再道曾經將自己的這個看法向周圍的一些同志講過。他們都為陳再道捏一把汗。陳再道未曾料到，他的這個看法後來真的成了被打倒的材料。中央文革的紅人王力，曾經對來武漢的北航「紅旗」造反派說：「陳再道在1967年，還在保劉少奇，說劉少奇是人民內部矛盾。」
1967年2月初，武漢和由北京南下的部分軍內外「造反派」，強行占領了設在漢口的《長江日報》的紅旗大樓，並在《長江日報》上聲明，聲稱要「子彈上膛，刺刀上槍」，全武漢、全湖北要大亂、特亂，亂深亂透」等等。他們在這個聲明發表之後，到處衝殺，到處抓人，把武漢三鎮攪得亂糟糟的，許多幹部和群眾惶惶不可終日。更為嚴重的是，到了2月21日，他們竟興師動眾，衝擊了軍區「支左」指揮部，鬧得烏煙瘴氣。他們這些行動，引起了武漢軍民的不滿，強烈要求軍區對造反派的聲明和社論表態。
武漢軍區黨委在聽取廣大幹部、群眾意見的基礎上，經過集體研究，於2月18日發表《嚴正聲明》，批判了造反派聲明中的錯誤觀點，指出軍區派部隊到紅旗大樓，是為維持正常秩序，防止發生械鬥，絕不是支持這個聲明。至於某些軍內造反派，在這個聲明上簽字，只能代表他們自己，不能代表武漢軍區，更不能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3月17日，武漢軍區和公安機關根據經毛澤東審批的「軍委八條命令」，把武漢地區軍內外煽動極「左」思潮，搞打、砸、搶、抄、抓的一批壞頭頭和骨幹分子抓了起來，以穩定武漢地區的形勢。4天以後，武漢軍區又發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總部」及其所屬組織，並迅速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幹部，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陳再道要求廣大幹部和廣大群眾用行動落實周恩來總理的指示精神。此後，武漢乃至湖北全省的局勢得到了穩定，贏得了廣大軍民的稱讚。但同時也引起了「造反派」及林彪、江青的不滿。江青4月16日在人民大會堂接見軍內外造反派時曾直言不諱地講：成都、武漢，那是問題比較多的地方，可以沖一衝。」
軍委擴大會議上，由於「泄密」，惹惱了江青，林彪也暗示將陳再道「燒掉」。
1967年3月下旬，中央軍委通知陳再道和鍾漢華到北京參加軍委擴大會議。4月6日，林彪、關鋒、戚本禹等人，針對「軍委八條命令」，炮製出截然相反的「軍委十條命令」，下達全軍執行。這使武漢軍區一下子陷入了非常被動的境地。武漢軍區的領導給在北京的陳再道打電話說，武漢地區的形勢出現了反覆，前一段抓的壞頭頭和骨幹分子，大部分都被放了出來，造反派公開貼出大字報向軍區「挑戰」，提出要揪出陳再道這個「武老譚」，把矛頭直接對準了武漢軍區。
陳再道聞訊後很生氣，他在軍委擴大會議的小組會上說：軍隊「支左」是毛主席的決策，我是表示堅決擁護的，想盡心盡力地把工作搞好。但是，從愛護軍隊的觀點出發，為避免軍隊在「支左」中犯錯誤，我建議中央文革小組擴大一點，多吸收一些同志參加進去，以便讓各地都有代表，直接領導「三支兩軍」工作，叫我們怎麼幹，我們就怎麼幹，免得給工作造成損失。如果這個辦法不行，也可由各地派人到中央文革小組接受指示。總之，既要把「支左」工作搞好，又要避免軍隊犯錯誤。
陳再道沒想到，自己放的這一炮，竟捅了「馬蜂窩」，被林彪手下的幾員大將黃、吳、李、邱說成是「公開揚言，妄圖改組中央文革」。陳再道認為應該把武漢的真實情況向中央做個匯報，以便把出現的問題處理好。鍾漢華表示同意。周恩來也很快同意了陳、鐘的意見。
4月19日，陳再道和鍾漢華奉命到釣魚台匯報武漢的情況。這次匯報會由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出席了這次匯報會。陳、鍾二人如實地匯報了武漢的情況。聽完了匯報，在座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都沒有表示不同意見。最後，周恩來讓中央文革小組儘快地接見一次武漢的造反派，江青當即表示同意，並讓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小組安排在21日接見。
但到第二天下午，意料不到的事情發生了。江青派人送來了一份當天的《文革快報》。該報反映武漢軍區傳達了中央文革小組十九日會議的有關指示。江青生氣地批示：陳再道、鍾漢華：這是怎麼回事?以勢壓人!我們不理解。閱後退江青處。」顯然，江青對十九日會議「泄密」極為不滿。
當天晚上，鍾漢華與在武漢的軍區領導通了電話，當即查清了這件事的真實情況，馬上給中央文革小組寫了書面報告，說明陳、鍾在參加了十九日的匯報會後，鍾漢華懷著一番好意，向軍區黨委常委傳達了會議精神，為的是及時指導軍區的「支左」工作。但是為了防止不必要的麻煩，鍾漢華在傳達時作了規定，只傳達到軍區黨委常委這一級，絕對不準再往下傳。武漢「記者」所反映的情況，是軍區負責「支左」工作的一位同志，在列席軍區黨委常委會後，向「支左」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吹風時走漏的。陳、鍾並沒有用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去壓武漢地區造反派的意思。當然，這件事沒有處理妥善，他們是有一定責任的，他們表示接受批評，堅決改正。
江青卻不依不饒，採取了「斷然」措施。4月21日凌晨，大約兩點左右，總政一位同志奉中央文革小組之命，來到了陳、鍾二人下榻的京西賓館，沒收了他們19日的會議記錄，並說中央文革小組不會再幫助武漢軍區做工作了。
4月27日，軍委擴大會議結束了。這時候，各大軍區的司令員、政治委員都接到了參加慶祝五一活動的通知。惟獨陳、鍾接到的是離開北京的「逐客令」：會議完了，沒事了，你們可以回去了。陳、鍾回到武漢的時候，武漢已陷入混亂之中。從火車站到武漢軍區大院，貼滿了一批新的標語、漫畫、大字報，火藥味更濃了，什麼「徹底粉碎帶槍的劉、鄧路線!」什麼「打倒陳再道，解放全中原!」，什麼「油炸陳再道，火燒鍾漢華!」等等，舉目皆是。
武漢地區的造反派之所以這麼囂張，直到「四人幫」垮台之後，陳再道才知道事情的內幕。原來是林彪、江青等人，通過軍內外的各種渠道，特別是由北京南下的造反派從中不斷進行策劃、操縱的結果。早在軍委召開擴大會議的時候，林彪就多次向吳法憲等人交代：「要把軍隊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來燒掉。」哪些是林彪所說的「不好的人」呢?吳法憲等人作為林彪的親信，當然一聽便心領神會了。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吳法憲首先看準了武漢軍區空軍，先後多次給武漢軍區空軍副司令員劉豐打電話，讓武漢空軍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獨立思考，不要聽大軍區的，不要跟武漢軍區跑。江青等人也通過中央文革操縱武漢局勢。在這種局勢下，武漢地區兩派之間的衝突加劇了，武鬥逐步升級。但此時中央文革小組卻倒打一耙，把武鬥的責任歸罪於「百萬雄師」和武漢軍區。6月26日，在康生的授意下，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和全軍文革小組辦公室給武漢軍區發來的一份電報，嚴厲指責了武漢軍區和「百萬雄師」，希望武漢造反派大膽地干，大膽地殺向社會。
毛澤東對陳再道是信任的，他對周恩來說：走，到武漢去，保陳再道去。」
按照6月26日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和全軍文革小組辦公室的電報「將請武漢軍區和各派群眾組織的代表來京匯報」的精神，陳再道與武漢軍區領導同志經過研究，立即讓各派群眾組織選出了代表，軍區也確定了赴京人員名單，很快做好了赴京匯報的準備工作。
7月10日左右，周恩來給陳再道打來電話，說各派群眾組織的代表，可以不到北京來了，我們要到武漢去，在武漢解決問題。在電話中，周恩來還指示，毛主席可能要到武漢游泳，要他們做好準備。接完電話，陳再道等人立即著手進行準備。
14日晚9時許，毛澤東的專列停靠在武昌車站。站台上赫然貼著幾條大標語：「打倒陳再道!」陳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毛澤東看後搖了搖頭，對隨行的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說：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為什麼不能聯合起來?」毛澤東來武漢後，住在東湖賓館的梅嶺一號，周恩來住在百花一號，謝富治和王力則住在百花二號。毛澤東等到達武漢，知道的人只有陳再道等少數軍區領導，屬絕密行動。由於東湖賓館的服務人員分成兩派，這使陳再道對毛澤東的安全十分擔心。為了工作方便和在安全方面不出意外，陳再道和鍾漢華經過商量，也搬到了東湖賓館乙所，以隨時處理可能出現的意外情況。
7月15日和16日的兩個上午，毛澤東在聽取謝富治、王力關於武漢問題的匯報後，最後指示：要給「工人總部」平反;「百萬雄師」是群眾組織，讓謝富治、王力派出專人，做好他們的工作。軍區對兩派都要支持。陳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會擁護陳再道。並讓周恩來在武漢多留幾天，做好武漢軍區的工作。
7月18日晚，周恩來帶領陳再道和鍾漢華來到了毛澤東的住地梅嶺一號。一見陳、鍾二人，毛澤東起身和他們一一握手，問：你們怎麼樣呀?武漢的形勢還不錯嘛!」「我們不承認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陳再道是個直性子，有點想不通。「方向路線錯誤怕什麼?現在他們一提就是方向路線錯誤，都是方向路線錯誤。」毛澤東笑著解釋說。聽毛澤東這麼一說，陳再道沉重的心情輕鬆了許多，趕忙表態：要是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我們馬上開大會檢查。」毛澤東對陳再道說：他們要打倒你們，我要他們做工作，要做到不僅不打倒你們，而且要做到擁護你們為止。」
大約到十點鐘左右，陳、鍾起身告別，毛澤東很客氣地把他們送到走廊上。這時，正巧遇到幾位服務人員站在走廊里。毛澤東一看見他們，就把他們招呼過來了，要他們同陳、鍾握手。毛澤東笑著對他們說：「再不能打倒你們的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接著，毛澤東又對陳再道說：他們要打倒你，我要他們不打倒你!」
大家聽了毛澤東的話，在互相握手的同時，都忍不住地笑了起來。
謝富治、王力在水利電力學院的講話，成為爆發「七二○事件」的導火線。
7月18日夜謝富治、王力來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發表了煽動性講話。王力在擁擠的人群中大聲作出四點指示：武漢軍區「支左」的大方向錯了;要為「工總」平反，釋放被抓的造反派;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他還高喊：武漢問題一定解決得最好、最快，因為武漢有一支鋼鐵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小組堅定不移地支持你們，你們受壓抑、受打擊的現象是不允許存在的，要把這種現象翻過來，叫它一去不復返!」
7月19日，造反派的高音喇叭在武漢到處播放謝富治、王力在水利電力學院講話的實況錄音。而「百萬雄師」則以更大的勢頭開始反擊。當天，聲討王力的大字報、大標語，貼滿了武漢的街頭巷尾。後來「百萬雄師」的人衝進王力下榻的東湖賓館，抓走了王力。事情頓時變得複雜起來。7月20日，武漢三鎮如同開了鍋一樣，舉行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遊行隊伍高呼「打倒王力」的口號。
7月20日上午，林彪親自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外面形勢不好，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脅」，勸說毛澤東離開武漢。在這封信的落款之處，江青也簽了自己的名字。「勸我去上海，」毛澤東望著信說：「我哪裡也不去。」
武漢軍民遊行反對王力的消息，很快就傳到了北京。周恩來返回武漢，勸說毛澤東暫時離開。在眾人的勸說下毛澤東終於同意：那好吧。我到上海。」7月21日上午11時，毛澤東安全抵達上海虹橋機場，住進了虹橋賓館。事隔十年後，楊成武回憶隨毛澤東到上海後一天夜晚散步時，毛澤東曾對他談及武漢事件的情景：「毛澤東同志問：你認識陳再道嗎?』原先不認識，建國之後才認識的。』他會反對我嗎?』軍隊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幹革命的。』是啊，我想，陳再道也不會反對我。他要反對我，我們就從武漢出不來了。』」毛澤東這句話，道出了他對陳再道的信任。
中央常委碰頭會上搞武鬥，陳再道受到了非人的待遇。
7月22日下午，謝富治、王力飛回北京。林彪、江青等人組織數萬人，到西郊機場歡迎這兩位「英雄」。當天晚上，由林彪親自主持會議，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全體參加，聽取了謝富治匯報。根據謝富治的匯報，林彪決定把「七二○事件」定為「反革命暴亂」。喜歡標新立異的林彪，提出了要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即「揪軍內一小撮」。所謂「揪軍內一小撮」，就是揪出軍隊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他們看來，百萬雄師」敢於抓中央文革的「大員」王力，那是因為「百萬雄師」有後台——得到武漢軍區「一小撮」即陳再道、鍾漢華等人的支持。
7月23日凌晨3點，中央發電通知陳、鍾等人到北京去「開會」。去「開會」的人員共15人，除了陳、鍾以外，還有獨立師師長牛懷龍、獨立師政委蔡炳臣，武漢市人民武裝部政委巴方廷等。24日凌晨，陳再道等人抵京，被安排在京西賓館。當天上午，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授意下，北京文藝界的「造反派」聲稱要「找陳再道辯論」，幾百人衝進了京西賓館。奉周恩來之命保護陳再道的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一見情況緊急，立即派人把陳再道他們藏進了電梯，而後把電梯開到兩層之間停了下來。後來，有人問陳再道：電梯內滋味如何?」陳再道老老實實地回答說：像戰爭年代打地道戰。」
7月25日下午5時，歡迎謝富治、王力「勝利回京」的百萬人大會在天安門廣場召開。開會前2小時，原本不擬出席大會的林彪突然電話通知中央文革決定參加。大會所喊口號，重複最多、語氣最激烈的有兩句：打倒陳再道!」「打倒軍委一小撮走資派!」在天安門城樓上，林彪向北京造反派頭目蒯大富、韓愛晶等人交了底，要他們行動起來，「揪軍內一小撮」。
大會剛結束，楊成武從上海飛抵北京。他向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將陳再道「保護起來」，並請周恩來向陳再道轉達毛澤東三句話：「有錯誤就檢查。注意學習。注意安全。」楊成武拿出毛澤東親筆所批電文，其中提到陳再道名字處，毛澤東增加了「同志」兩字。
林彪也接到毛澤東在「召開擴大的中央常委碰頭會通知」上的批示，全文五條，其中第二條提到陳再道。看到毛澤東在陳再道名字後面加的「同志」二字，林彪一怔，他原以為陳再道必倒無疑，順陳再道這條線，就可以解決原四方面軍的「問題」。現在自己「聲討」大會上亮了相，跟著喊了口號，主席卻又加個「同志」!在那樣特殊的歲月，加「同志」兩字，便意味著陳再道的問題屬人民內部矛盾。毛澤東所加的這兩個字，無疑救了陳再道一命!林彪臉色蒼白，有一種不祥之感。「你的目的達到了，我的目的還沒達到。」林彪一晚上只講了這麼一句「著名」的話。
這次擴大的中央常委碰頭會在京西賓館召開。陳再道一走進這個會議室，就感到會場氣氛緊張，出席者表情嚴肅，似乎正醞釀著一場風暴。武漢軍區的陳再道和鍾漢華、牛懷龍、蔡炳臣、巴方廷五人，被指定在第一排就坐。所謂的「就坐」，卻是不准坐下，只准站著，如同等待接受審判一樣。陳再道首先聽到一聲厲喝：你們站著聽!」謝富治開頭炮定調：「『七二○事件』是陳再道一夥操縱獨立師、公檢法、人武部和『百萬雄師』搞的反革命叛亂……」吳法憲大罵：「陳再道是武漢反革命暴亂的罪魁禍首!」他接著直取主帥：徐向前，早在2月你就給陳再道打保票，說他不是三反分子。武漢問題，徐向前是要負責的!這個責任應當追究!」
徐向前氣得兩手發抖，憤然離開了會場。吳法憲一腔火氣無處發泄，猛衝過去左右開弓摑了陳再道兩個耳光。頓時會場譁然，陳毅和譚震林一聲不響起身就走。江青輕描淡寫打圓場：「這個吳法憲就是造反派脾氣。」鬥爭會開了7個小時，陳再道彎腰7小時。他見康生始終神情冷淡，以為是不滿這種搞法，便大聲向康生呼救。不料康生陰沉沉地說道：人可以變!不要以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30年前，張國燾在武漢叛變中央，現在你們又在武漢發動反革命叛亂，這是張國燾事件的重演!」
在這次會議上，陳再道據理進行了申辯。在會議中間休息的時候，他們也不讓陳再道喘口氣。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務人員，由於受到了他們的煽動、驅使，也向陳再道沖了過來，繼續對他進行拳打腳踢，場面十分混亂。在擴大的中央常委碰頭會上搞武鬥，這在黨的歷史上恐怕是史無前例的。
蒙冤6年的時間內，陳再道既有痛心之處，但也感到了人間的溫暖。
自1967年7月26日在擴大的中央常委碰頭會上被批鬥後，陳再道便步入了一段極度艱難的時期。「三軍造反派」在京西賓館對陳再道展開了武鬥，拳打腳踢，勒令他交代搞「兵變」的計劃，交出「黑後台」。批鬥會接二連三，成了家常便飯。
毛澤東在上海呆了近兩個月後，於9月23日上午回到北京。29日晚，毛澤東到京西賓館，看望參加集訓幹部會議的900多名成員。毛澤東朝台下張望，大聲問道：陳再道來了嗎?」陳再道滿懷驚喜，高舉右臂，我是陳再道，我來了!」來了就好，不要泄氣，要繼續革命。」曾經打過陳再道兩個耳光的吳法憲，望著面無表情的林彪，沮喪地垂下了頭。
不久，林彪、江青等人為把陳再道等徹底「批倒批臭」，又想出了新點子，將陳再道和鍾漢華拉到三總部、空軍、海軍大院，去接受群眾的批鬥和「示眾」。有一次，陳再道在一個軍種大院挨批鬥，有一個曾經與陳再道共同戰鬥過的衝著他大聲呵斥起來，說早在紅軍時期，就發現陳再道是修正主義，追隨張國燾、徐向前，以後又是鄧小平的黑幹將。
當陳再道在北京遭受揪鬥的時候，他的夫人張雙群在武漢也被同時揪了出來，成了他在武漢的「替罪人」。五個子女受到了株連，和母親一道被逐出軍區大院。到了1969年10月，陳再道因林彪擅自發布的「一號命令」，被逐出北京，先來到福州軍區，爾後到江西省高安縣部隊農場「勞動改造」。
陳再道在高安縣部隊農場化名陳新，與戰士們同吃同住同勞動，重新操起了鐮刀、鋤頭。大多數幹部戰士都很關心他的生活，處處照顧他。江西夏天酷熱，連隊的司務長就幫他到老鄉家裡買來竹床。這張竹床伴隨陳再道在農場度過了兩個夏季。後來陳再道到了福州和北京工作後，一直將它帶在身邊作為紀念。冬天，戰士們給他端來暖烘烘的火盆，外出採購的同志經常幫他捎來水果、蔬菜及肉、蛋。陳再道與戰士們接下了深厚的友誼。有的幹部戰士和他保持書信聯繫達20多年之久，直到1993年將軍去世為止。這讓陳再道深切感受到了人間的溫暖。
復出後，陳再道先後任福州軍區副司令員和鐵道兵司令員，兢兢業業地工作。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中國政局發生轉變。1972年1月，毛澤東親自參加了陳毅元帥的追悼會。在此後不長時間內，有175位將軍相繼得到平反。
總政治部副主任田維新、總政幹部部部長魏伯亭得到指示，同意解決陳再道和鍾漢華的問題。到此時為止，1967年的所謂「七二○事件」已過去6年之久。
陳再道被「解放」後，武漢軍區司令員已另有其人，再回去比較困難。考慮給他安排一個與原級相當的職位，可是當時大軍區一級的正職都各有其主，不太好辦。最後田維新經請示周恩來，只好先委屈一下陳再道，安排他在福州軍區任副司令員。
陳再道重新工作的消息不脛而走，眾人紛紛祝賀，但又都為他被降職使用而表示遺憾。陳再道自己心裡很清楚：別說讓自己當副司令員，就是真的讓自己去農場拔草也願去。
1974年3月，陳再道到中央黨校第3期學習班上海組參加學習。上海組的許多成員，是張春橋、王洪文等準備在四屆人大會議之後塞進中央機關工作的。為了提高這些人的「路線鬥爭覺悟」，他們把陳再道當「活靶子」和「反面教員」。但陳再道又與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多次面對面交鋒。他有理有節，對方無計可施就到江青那裡告狀。江青便擺出一副盛氣凌人的架子，斥責陳再道「翹尾巴」，但陳再道一如既往，毫不畏懼。學習班結束時，學員合影，有人在前排給陳再道擺了張椅子。陳再道卻堅決不坐。他語意雙關地說：我怎麼能和他們坐到一塊兒呢!」
1975年8月，陳再道調任中央軍委顧問。退居二線以後，陳再道仍然孜孜不倦地學習馬列和毛澤東著作，深入部隊調查研究，為加速我軍全面建設，為提高部隊的戰鬥力，提出了許多好的建議。1976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等老輩人相繼逝世，在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時刻，陳再道擁護中共中央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採取的斷然措施。同時他積極呼籲讓鄧小平重新擔任黨、國家和軍隊的重要領導職務。
1977年2月，他給中央寫報告，希望中央領導尊重民意，儘快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1977年9月，陳再道重返第一線，擔任鐵道兵司令員。1978年底，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再道被增選為中共中央委員。1982年，根據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決定，鐵道兵將集體轉業，併入鐵道部。
1982年9月，在黨的十二大陳再道被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83年5月，他當選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陳再道是解放軍高級將領中比較有個性的一位，他晚年喜歡散步，常獨自至阜成門立交橋下，遛馬路，逛商店，觀街景，有時擠進人堆里看別人下棋，為一子之得失，與素不相識者爭得面紅耳赤。某日，陳再道回鄉，參加紀念黃麻起義大會。秘書為他準備了發言稿，他照稿讀著讀著，突然說：「我回家了，還念稿子幹啥?」於是把稿子放到一邊，想啥說啥，自由發揮。下面掌聲不絕。1987年，陳再道來到湖南桑植考察。他雖已78歲高齡，仍不顧同志們的勸阻，踩著泥濘的山路，冒雨看望貧困山村的農戶。當他看見一些農戶家無存糧，屋漏衣破的情景時，動情地說：「老區人民還這麼苦，我們有責任啊!」
1988年7月，陳再道榮獲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1993年4月6日，陳再道在北京逝世，終年84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