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作者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梁思文(Steven I. Levine)
一部根據蘇聯解密檔案寫成的新版毛澤東傳記《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中譯本2015年5月在台北出版。毛澤東在大躍進時實施城鄉隔離的戶口制、大三線軍工建設、一波波黨內高層清洗等，也都學了史達林的政策和手法。不了解這兩位絕頂領袖，就無法理解現代中國。全文如下。
過去的一百多年裡，有一些人被稱作「世界歷史性的個人」，他們以自己非同小可的作為改變了本國、進而有力地影響了本區域乃至世界事務，這些人中大概就數毛澤東的優質個人傳記最為罕見。
所以，當西方學術界2007年報告有一位原籍俄國的學者即將出版一本資料豐富的毛澤東傳時，從歐美到亞太，多數讀者都期盼著能早日享受開卷有益的快意。可是，該書原版是俄文的，非俄語世界又等了五年才讀到編譯的英文版。現在中譯本在台北出版了：潘佐夫、梁思文《毛澤東：真實的故事》。
為何一個半世紀以來的多位世界歷史性個人，以毛澤東的優質傳記相對最稀缺?這顯然不能歸咎於本時代缺乏既有學術功力、也有興趣為毛作傳的人；實際上，無論是健在的還是過世不久的華人洋人學者里，我們都能列出數位充分夠格的執筆人。
過往一直缺乏毛優質傳記的原因一串，其中最關鍵的，就是中國缺乏一套以法治為準則、有明確時間界限的官方檔案解密程序，以及嚴格照此辦事的負責部門。研究者在中國大陸一旦遇到這類問題，只能在「有關部門」的霧霾中迷失。
那麼如今這個中譯本(為避免與其它雷同的書名混淆，本文單稱這本書為《毛傳》)為什麼是一本全球漢語讀者期盼已久的那種性質的毛傳記?
一本目前最有史料價值的毛澤東傳記
最特別之處，在於它大量依據以前從未被學者公開使用過的位於莫斯科的檔案資料：前蘇共的中央檔案庫(十月革命後不久組建)、前「第三共產國際」(Comintern1919-1943年)及其後續組織「共產黨工人黨情報局」(Cominform1947-1956年)的檔案卷宗、前「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檔案卷宗;現在合成一體，統稱為「俄羅斯社會和政治史國家檔案館」(俄文縮寫RGASPI，英文RSASPH)。其中有來自中共的多種內部文件、報告、領導人及其家庭成員的資料、醫院病歷存根(比如毛澤東在蘇聯出生的最小的兒子，子女排行第十，但夭折了)，等等。還有從20世紀初直到1950年代中期，中共常規性地向莫斯科遞送的重要黨務政務資料文檔。
這是全球最大、也是最集中的有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多國共產黨歷史的文獻匯集。當然，它的真實和完整的程度不應該被絕對化，須知，莫斯科的檔案文獻從一開始就被其擁有機構做了限制性處理。
拉津斯基(Edvard Radzinsky)那本膾炙人口的史達林傳記同樣大量依據莫斯科絕密檔案而寫成的，他特別提醒讀者，蘇共政治局的絕密檔案有其不可靠之處：「請看俄羅斯總統檔案館中保存的蘇共政治局會議絕密紀要的幾段摘錄：『1920年：政治局有關極其重要問題的決定不寫入正式記要。』『1923年：重申政治局原先的決定，除了決議外，任何內容均不得寫入政治局紀要。』『1924年：黨中央書記處職員的工作，應該被看作是黨的秘密工作。』『1927年：採取最大限度地保守秘密的措施。』……著手寫有關史達林生平的書時，我們就進入了這一片昏暗」(《史達林秘聞》第4頁)。
蘇共開創的這套有損黨內文獻真實完整程度的體制，不可能不影響到中共。中共內部草就文件時怎麼刪改、把何種資料發送莫斯科、莫斯科收到資料後如何處置等，所有環節都會影響到莫斯科檔案庫里文獻的可靠程度。然而，即便把這些因素考慮在內，迄今為止唯一被允許利用這些檔案而寫出的《毛傳》，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價值。當然，潘佐夫的學術和家庭背景令其得此機緣。
正因為此，本書的合作者在前言裡把本書區別於此前西方最廣為人知、多次重印的三部毛傳記：斯諾的《西行漫記》(首版1938年)、施拉姆的《毛澤東：政治傳記》(首版1966年)，和張戎婦夫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首版2005年)。他倆認為，這三部傳記，第一部過於依賴毛本人的陳述，宣傳性強，第二部過於依賴中共官方公布的文獻，第三部用了很多不可靠的資訊(本書多處駁斥其細節)，三者都缺乏《毛傳》所依賴的檔案，歷史價值不可同日而語。得益於這樣的檔案來描述毛，因此本書英文版一問世，就得到眾多知名英文媒體的書評推介，書評作者也均為西方著名的教授或曾多年駐華的資深記者，雖然他們未必完全贊同該書觀點。同時要特別說明的是，儘管原作者的俄國背景，他在描述評論蘇中雙方的矛盾時，並沒有一邊倒，有時是站在中方立場作持平的判斷。
誰刺激毛澤東成為「領袖加導師」？
《毛傳》覆蓋的時代近百年，內容龐雜;我僅選可能是中國大陸讀者興趣的聚焦之點做些評介。第一個焦點是：毛為何那麼用功費力，要大樹特樹自己「不僅是領袖而且是導師」?
《毛傳》第22章強調，毛在黨內加速推動對自己的個人崇拜，是在1938年秋史達林通過長期觀察、決定把毛作為中共領袖團隊的核心之後。此前即便毛有雄心，也不敢太放肆。他本人及中共在極其艱難的國內國際環境下，生存發展都離不開史達林為首的蘇共和共產國際的物資和政治支持。「大老闆」(毛對史達林的恭稱，《毛傳》第23章)不首肯，毛就不敢把自己大樹特樹成中共的領袖(最高的組織權力)加導師(最高的意識形態權力)。
從具體操作看，毛澤東在1943-1945年在延安全力塑造自己為黨內「唯一正確路線的代表」，也是以史達林在1924年後塑造自己為「列寧唯一忠實的繼承人」的方式為藍本的。史達林早期十多年裡每日在教會學校受訓，特別注重以神學正統的方式改寫蘇共黨史，以確立自己對馬列主義的唯一解釋權包括不言自明的篡改權：「歷史有時候需要被糾正。」於是他審定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從1938年起成為蘇共的「可蘭經」，凡不符合它的理論解說和黨史細節，皆為異端邪說，做到了意識形態定於一尊。其它共產黨也必須隨之起舞，此教程馬上在延安發行中譯本。讀它仿它，毛終於在1945年中共七大後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成為中共的史達林。
有必要說明，史達林的故鄉深受伊斯蘭傳統的侵染，這一點常被忽視，絕大部分人只記得他的東正教背景( Robert Service， Stalin：ABiography MacMillan Publishers，2004， Part1)。他此後在黨內鬥爭和統治方式中，伊斯蘭國教的特色很濃厚。
此前一些中國學者認為是梁漱溟訪問延安時，建議毛要把自己樹立成「亦君亦師」，而不僅是「為君」，才能絕對統治黨員和民眾，於是毛狠下工夫爭當意識形態之王(基於與高華等學者的交流)。我倒是更傾向於接受《毛傳》的解釋，史達林才是毛確立黨內意識形態霸權的主要啟示和楷模。即使是到了毛終於「君臨天下」的1950年，他還是小心翼翼，不敢在國際共產黨範圍內扛意識形態大旗，自稱只是一家「分店」，因為史達林還健在(《毛澤東文集》，人民出版社，第5卷第260-261頁)。
既然是「分店」，就得由「總店」發放和驗證「正宗配方」，於是毛請史達林派來一位跟外交事務沒啥淵源、卻是蘇聯意識形態系統得力成員的尤金(PavelYudin)到北京出任大使。「尤金的任務是對不久即將以俄文及中文出版的新版本《毛澤東選集》進行正確、技術性更正的編輯工作……
尤金在中國住了兩年，這段期間就毛澤東的作品提出500個批註，不過全都是私下」里做的(《毛傳》第24章)。毛作為「分店」店長，對此必定是口服卻不太心服。多年後，毛「最好的學生」林彪就此反擊一記回馬槍：「全世界誰也不能代替毛澤東思想。什麼康斯坦丁諾夫，尤金，都不行。這些人的書怎麼能同毛主席的書相比?」(「1966年9月18日指示」，《林副主席講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第67頁;無出版機構名)。
讀客觀的史達林、毛澤東傳記及共產黨歷史越多，就越看得出，史達林是唯一能讓毛感到畏懼的活人。史達林也確實值得毛真誠地畏懼，《毛傳》處處顯示前者始終從世界戰略的大棋局來布置中共的棋位，直到朝鮮戰爭。毛若是知道1938年蘇聯大清洗時整肅共產國際官員，史達林「一度把周恩來、劉少奇、康生、陳雲、李立三、張聞天、王稼祥、任弼時、鄧發、吳玉章、董必武等，都列入黑名單」，計劃對他們「發動大規模政治審判」(《毛傳》第29章)，毛一定會更加畏懼史達林。
人人皆知，史達林那時期先從政治上、接著從肉體上消滅了蘇共數千名高幹，都是這麼操作的。直到史達林去世後，毛才能在國際共產黨圈內揚眉吐氣。這以後，毛在大躍進時實施城鄉隔離的戶口制、大三線軍工建設、一波波黨內高層清洗等，也都學了史達林的政策和手法。不了解這兩位絕頂領袖，就無法理解現代中國。《毛傳》裡的諸多焦點提供了作這種透視的難得窗口。
附：丁學良：了解毛澤東「觀中」不糊塗——讀《毛澤東：真實的故事》
本文為《毛澤東：真實的故事》(聯經出版)中文版導讀，摘自風傳媒。
對20世紀全球最厲害的三大革命獨裁領袖作對比的評論汗牛充棟，但其基礎卻極不均衡。史達林、希特勒的優質傳記連連出版，而毛澤東的優質傳記卻非常稀缺。所以對這三人作比較評論，一涉及毛，爭議就特別激烈。
世界歷史性人物的優質傳記得以問世，在現代主要靠官方檔案對研究者開放。途徑之一，是民主政體下的公共知情法，每年按照事先規定的程序解密到期的文檔，如美國的白宮錄音資料庫。之二，是原先的國家戰敗，不得不完全立刻解密，如二戰後的德國。之三，是原先極端保密的政權經歷了自由化民主化，於是一批批秘密檔案對外逐步開放，如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總統檔案館。之四，是原來的政體垮台，後繼政權沒有特別的原因老是花大錢嚴保前朝的所有秘密，如蘇聯解體後的俄國。
可是，中國大陸不是以上的任何一種狀態。所以，官方檔案的核心部分繼續以冷戰心態和方式嚴加保護。過往一直缺乏毛優質傳記的原因不能怪學界，只能怪掌控毛秘密最多的中共不推進現代政治文明的一大要素：依法按期限解密官方檔案，以供查索研究。越是有價值的毛檔案，越是當作核子武器一般守護著。
有了以上背景，就容易解釋，為什麼潘佐夫和梁思文合作的英文版《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中譯本(為避免與其它雷同的書名混淆，本文以下單稱此書為《毛傳》)，乃是一本全球漢語讀者期盼已久的那種性質的毛傳記。
《毛傳》最特別的，在於它大量依據以前未被學者公開使用過的位於莫斯科的檔案數據：前蘇共的中央檔案庫(1917年十月革命後即組建)、前「第三共產國際」(Comintern1919-1943年)及其後繼「共產黨工人黨情報局」(Cominform，1947-1956年)的檔案卷宗、前「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檔案卷宗;現在它們合成一體，統稱為「俄羅斯社會和政治史國家檔案館」(俄文縮寫RGASPI，英文RSASPH)。其中有來自中共的多種內部文件、報告、領導幹部及其家屬的數據等。從20世紀初到1950年代中後期，中共常規性地向莫斯科遞送重要的黨務政務數據文文件。這是全世界最龐大、最集中的有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共產黨歷史的文獻匯集。當然，中共送往蘇共的最具震撼性的檔案是否還藏在別處，有待進一步追索。
《毛傳》自始至終的主題是：中共從誕生到發展到挫敗到復興到終於征服中國大陸，最關鍵之處都是仰仗蘇聯的扶持，和以莫斯科為首的共產國際的有力配合。書中很多細節白紙黑字，比如某年某月某日莫斯科給中共秘密撥款幾十萬美元、幾百萬盧布;發出什麼樣的政策指示、人事安排命令、軍事行動意見;頻繁訓導中共領袖不可輕舉妄動、若不服從必有懲罰;蘇聯駐華領館暗地裡是共產國際的派出機構，具體指導中共活動，等等。
細閱《毛傳》後反思，就其中心論點而言，凡是熟悉1920-1950年代國共兩黨爭鬥史的華人學者，都不會感到特別意外。但奇怪的是，這個被中國國民黨(其最著力的作品是蔣介石的《蘇俄在中國》)及中立人士(其最紮實的作品是張君勵的《第三勢力在中國》)重複了幾十年並以中英文版廣為宣講的話題——即便其中有部分是笨拙的宣傳，在那個時代竟然沒有能夠說服中國國內足夠的公眾，更沒有說服國際政界、外交界、輿論界主流。反倒是中共申辯自己是「源自中國本土爭土地改革、爭平等自由、爭多黨民主制的開明進步主義組織」的宣傳，被足夠多的國內外人士所接納。
讀了《毛傳》，大多數讀者當能設身處地去理解，為什麼從1949年10月1日開始，中共黨政高層一直把「外部勢力黑手」定義為所有中國大陸境內(現在包括香港特區)大中型麻煩的首要因素，對來自海外的各種影響和資源，不僅是政治類的，還涵括法律、觀念、宗教、文化、教育、社會組織特別是NGO類的，外國駐華使領館的活動，都予以最高度的警惕，層層防守監控。這不能怪他們神經緊張——這確實是從中共當年成功獲取天下的生命線得來的教訓，是源於自身的應對之道。
公平而論，中共是一個極注重學習的組織，從來認真總結國內外經驗，且偏重於從最壞的可能作總結。它自取得天下以來，能夠在各種各樣可怕的國內外事態衝擊下維持政權的穩定，最關鍵的就是它始終堅持向自己學習——它當年搞垮南京國民黨政權的般般招數，是它對付過去、當下、未來真實的和想像的對手們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雖然中共也向其他國家和政黨認真學習，但它自己才是它最好的老師。環顧全球，找不到更出色的老師了。
從局外人角度看，世紀之交的中共領導顯然表現出過度的焦慮，甚至偏執狂。不過西方有諺：「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英國《金融時報》外交事務專欄作家Gideon Rachman今年2月10日評論說，北京害怕顏色革命，很奇怪。他說中國教育部長向大學提出類似毛時代才有的要求，認為中共加強監控網絡說明了政府面對「顏色革命」威脅缺乏安全感，這同當局對局勢不穩定的擔憂有關。
對此我有不同的觀察視角。西方又有諺語：「上帝若令你滅亡，必先令你瘋狂」;可是，一點都不瘋狂的人也就是完全常態的人，如你我之輩，那是斷然干不出翻天覆地的大事業的。拿破崙有句名言：「從偉大到荒謬只差一步，讓後代去評論吧。」恰如《毛傳》細節所示，史達林、毛之類的大革命領袖和絕對統治者，都有一點瘋狂，但又不是完全的瘋狂。若達到完全瘋狂的程度，政治領袖才會滅亡。
他們兩人恰到好處，所以打天下狠，坐天下也狠，國內國外、黨內黨外，無人匹敵。他倆之後的繼位者，均缺乏他倆的那種適度的瘋狂，所以沒有再推出本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鴻圖，至多做了一些改革。改革是趨向理性的事業，革命則是趨向瘋狂的事業。
現在無數觀察家試圖對中國大陸領導權趨勢作預測，但很多人都不注重考究中共歷史。他們若想避免持出太離譜的預言，即「觀中」不胡塗，就該細讀《毛傳》，裡面有豐富的細節，說明中共領導人絕大多數屬於低度和中度的開創型，只有極個別的才屬於高度開創型，具有「適度」的瘋狂。如果中國大陸真要出現一位毛澤東式的高度開創型領袖，他或她至少得在兩個戰線上展現「大破格」的作為，一是對高層領導人進行大規模清洗，一是對外部世界進行大規模挑戰。目前還遠未到此地步，基本上還是在理性的範圍里運作。所以大家不要太激動。
《毛傳》對於毛和史達林、赫魯雪夫之間關係的描述，富有戲劇味道。他們說對方的好話和壞話，都說得很到位。比如，毛恭稱史達林為「大老闆」，這是稱謂黑道老大的用語。赫氏1960年回擊毛：「如果你們要史達林，把他連棺材一起拖走好了!我們可以把他用火車專列送去給你們!」讀了這些，不妨推測，眼下普丁在背後恐怕也是用類似語言描述北京的領導層。對雙方聲稱的「鋼鐵般友誼」，不要太當真，以前己經「鐵」過幾次了。
作者為政治社會學家，曾任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院通訊研究員，同時兼任多所大學的榮譽教授或顧問教授，現任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本文為《毛澤東：真實的故事》(聯經出版)中文版導讀，風傳媒即日起將連續四天精采書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