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8月3日是索忍尼辛去世七周年。這篇2008年索氏去世時寫的文章，旨在通過評介這位俄國異議作家，使讀者更了解斯拉夫主義、國家主義至上等毒素，怎樣毒害了一個自由的靈魂。)
我曾寫過推崇索忍尼辛反共精神的文章，也寫過「被冷遇的索忍尼辛」、「索忍尼辛向權力獻媚」、「索忍尼辛的理性陰影」等批評文章。但隨著對索忍尼辛言行的更多了解，對他的評價可以說是越來越低;甚至對他當年反對共產主義的初衷等，也有所質疑。
索忍尼辛反抗共產主義的勇氣是公認的。他最早以《伊凡.丹尼索維奇生命中的一天》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是當年蘇聯第一個揭露勞改營黑暗的小說。作品展示出，史達林的暴政把人貶低、摧殘到像隨便踩死一隻螞蟻一樣。但面對無邊的黑暗，小說的主人公伊凡堅守著最起碼的人性尊嚴，心底仍緊摟著一線光明。這「生命中的一天」成為人類善和惡永恆搏鬥的一個縮影。
索忍尼辛後來寫出的《古拉格群島》，使自由世界第一次詳細瞭解到蘇聯集中營的真相。「古拉格」並不是真有的一個地名，而是蘇聯「勞改營管理總局」的字母縮寫，發音成「古拉格」。索忍尼辛比喻說，如果整個蘇聯是一個海洋，那麼到處可見的勞改營(古拉格)已形成「群島」;勞改制度已滲透到生活的各個領域，變成蘇聯的「第二領土」。這本書被譯成40種文字，全球賣了三千萬冊。「古拉格」從此成為一個專門詞彙，涵指共產專制最黑暗的部分。
索忍尼辛曾說，「對一個國家來說，擁有一個講真話的作家就等於有了另外一個政府。」可想而知，蘇共當局怎麼能允許「另一個政府」存在。克格勃曾考慮在他的食物中下毒，以封住他的嘴。但迫於西方輿論壓力，最後把索忍尼辛驅逐出境;從此他在海外流亡了20年。
他去世後，《紐約時報》的訃文說，他「熬過了」共產黨。以研究蘇聯勞改營的專著《古拉格》獲得普立茲獎的《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安.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的悼念文章標題則是「強壯過古拉格」。因索忍尼辛親眼看到了共產蘇聯的終結。
當1994年75歲的索忍尼辛結束流亡，從美國啟程返回莫斯科時，俄國的民調顯示，48%的俄國人支持他出任俄羅斯總統，可見對他的敬仰和擁戴。但索忍尼辛的聲望升起像一支火箭，墜落卻如同一根拐杖。
他回國後出版的第一本書《崩潰的俄國》開機只印了五千冊，還賣不出去;而《古拉格群島》1989年在莫斯科首次出版時，印了一百萬冊。對此莫斯科的年輕批評家阿邁林(Grigory Amelin)尖刻地說，「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沒有人看他的書。」他回國後在電視上主持「和索忍尼辛見面」的談話節目，不到一年就取消了，因收視率太低。有評論說，他在電視上完全是自言自語、發泄怒氣和說教，「像個乏味的摩西」。他到各地旅行講話，也鮮有媒體關注。
他在美國流亡期間完成的研究布爾什維克歷史的長篇巨著《紅輪》出版後，更令他失望，因為青年讀者根本不感興趣。《紐約時報》駐莫斯科記者斯佩克特(Michael Specter)報導說，「這裡的知識精英認為他的書像禮拜堂的空洞說教，他的時代已過去，他的目標也不清晰。」索忍尼辛去世前一年(2007)在接受北京《中華讀書報》的記者採訪時也坦誠，「現在沒多少人願意聽我說話了。但只要我活著，就要給國家開藥方。」
為什麼這位反抗共產主義的英雄、享譽世界的作家，這麼快就被他的同胞離棄?因為索忍尼辛的話讓人們越來越倒胃口。他回國後，開口閉口都是教導人們「要愛國」，強調「只有愛國主義才能凝聚起俄國人民」，簡直像是從當年他厭惡的蘇共《真理報》上抄來的。面對共產專制被結束，俄國人獲得自由，索忍尼辛沒有強烈的欣喜，而是到處說教：俄國沒有道德，沒有民主，必須恢復「俄羅斯精神」;並抨擊西方的吸毒、色情、犯罪，把搖滾樂文化視為「墮落」，強調俄國不能走西方的道路。
索忍尼辛把西方自由主義精神下帶來的一些負面、表面現象(或者說無法避免的副產品)，當作西方文化的精神和主體而全盤否定，這是索忍尼辛除了反共之外，思想無法再升華的原因之一(僅僅是之一)。
我本人也很討厭搖滾樂，但別人有喜歡搖滾樂、熱衷搖滾樂的自由!這個「另外一個人的自由」遠高於任何一個人或一群人的好惡。之所以有我厭惡，你喜歡，就因為我們是不同的個體。這種「尊重別人的自由」、「尊重別人的選擇」的概念，就源於西方個體主義精神價值。
和許多其它文化一樣，西方文化中當然也有優、有劣，幾千年來，在各種力量的抗衡、較量中一路走來。但其一步一步、極為艱難地走向勝利的根本價值，卻是其它文化中所缺乏或者沒有的：那就是個體主義精神，是視人的自由為最高價值的原則;是這樣一種追求：政府和一切法律的建立都是為了保障個人財產、個人自由;而絕不是任何民族和國家的強大。正因為這種以保護個人財產、個人自由為核心的制度首先在西方建立，並最符合人性、最得人心，所以它才能穿越獨裁者、種族主義、民族主義的封鎖和對抗，被全世界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人民所接受。
但索忍尼辛對這個源於西方的最重要價值毫無認識。所以連相當推崇索忍尼辛的上述《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阿普爾鮑姆也說，「他的聲望所以下跌，除了蘇聯宣傳把他描繪成一個怪物和極端者之外，還和他自己的失敗有關，他沒有信奉自由民主，從沒有真正喜歡西方，從未接受過自由市場或搖滾樂文化。」
在這種思想背景下，索忍尼辛回到俄國之後，對西方的牴觸情緒越來越強烈。他把北約東擴視為企圖包圍和孤立俄羅斯，把「世界貨幣基金」的援助看成西方的滲透;對於大蘇聯的解體，尤其憤憤不平，認為在分離出去的其它十幾個共和國中，俄羅斯人變成了少數。他質問說，「為什麼俄羅斯民族要被其他少數民族支配?」他呼籲恢復俄國的大版圖，兼併烏克蘭和哈薩克，或至少「統一」原蘇聯領土北部的一半，因那裡有不少俄羅斯人。
這種「俄羅斯國家情結」使索忍尼辛不能滿懷欣喜地去欣賞大蘇聯解體後人民獲得的自由和尊嚴，而是高聲抱怨，並為失去的大國疆土而悲嘆。索忍尼辛雖然勇敢地反抗史達林的共產專制，但他沒有明白的是，他所反對的共產主義，其核心正是國家民族至上，以「平等」名義推行群體主義;而這種群體主義，正是剝奪個人自由的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最重要根基!
索忍尼辛的這種「俄羅斯情結」由來已久。早在當年給蘇共領導人寫的公開信中他就說，「20世紀的俄羅斯有太多的暴力，無論是二月革命，十月革命，還是其後的肅反運動和大清洗運動都是對民族的摧殘。」對索忍尼辛來說，列寧史達林的暴力革命，最重要的是對「俄羅斯民族」的摧殘。他沒有把暴政對「個人自由」的剝奪視為關鍵。在索忍尼辛的眼裡，俄羅斯民族的興衰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他在信中這樣明確寫道：「不論是社會主義制度和西方的民主制度都不符合俄羅斯的現實，只有俄羅斯民族精神才是寶貴財富。」
他反對共產主義，是因為認為共產主義損害了「俄羅斯精神」;他不贊成西方民主，是因為認為「俄羅斯精神」高於西方。他強調「俄羅斯不能照搬西方的經驗。我們的生命、精神等，必須植根於我們自己的傳統，我們自己的理解，我們自己的環境。」這種看法和當年有神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無神論的別林斯基等俄國知識分子拒絕西方、強調只有偉大的俄羅斯才能拯救世界的思路是一脈相承的。
在俄國出生、成長，對俄羅斯知識分子有深入研究，並寫出《俄國思想家》一書的英國學者以賽亞.伯林認為，在思想深層，索忍尼辛是斯拉夫主義者。斯拉夫學派認為，俄羅斯有獨特的發展歷史，並堅信俄羅斯民族的優越性，甚至認為斯拉夫文明優於西方文明。他們強調要從俄羅斯的歷史中尋找俄國發展的基礎和動力，而不是追隨西方的道路。
毫無疑問，這種「俄羅斯民族至上」的斯拉夫主義，和希特勒的「日耳曼民族至上」的法西斯主義，是在一個思維軌道，都是一種推崇群體主義的種族主義。因為當把一個民族視為「至上」，就一定會導致對其它民族的貶低、歧視和敵對。事實上，由具體個人組成的民族是根本不存在高低的(我對這點沒有絲毫的懷疑!)，只有「文化」才有優劣之分。
索忍尼辛強調「俄羅斯精神植根於我們的傳統」。但這個「傳統」是什麼?對俄國知識分子有相當研究的英國作家威爾遜(A.N. Wilson)在《托爾斯泰傳》的開篇總論中就指出，沙皇時代，俄國主要有三種傳統交織：農奴制，貴族世襲，國家主導教會，或者說教會服從政府。蘇聯的歷史無論有多長，基本都是這種專制的傳統。而今天在俄國進行的投票選舉，新聞和言論自由，市場經濟，以及正萌芽的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精神，都來自西方，沒有一樣是俄國自身傳統的產物。
索忍尼辛在寫《古拉格群島》和《癌病房》等作品時，可能出於個人自由被踐踏的親身體驗，發出了個體的呼喊和控訴。這些作品警示世人，任何以「群體的名義」消滅個體的行為，都是在建造「古拉格群島」和「癌病房」。但當索忍尼辛到了西方，在自由的美國生活之後，那種個人被摧殘的環境不存在了，他對這一點的感受大概就不那麼直接和強烈了。再加上他聲望的提高，更由於他強烈、近乎偏執的東正教信仰等，使他熱衷扮演托爾斯泰式的「替天行道」的角色。
他有一種試圖代表整個俄羅斯講話的「先知」勁頭，有用所謂「俄羅斯精神」加「絕對東正教」改造整個俄國、統一俄國人思想的強烈企圖，因此他才不再關注個體的自由，而是重視國家民族的興衰，更看重群體的輝煌。
索忍尼辛幾乎完全忘記了他在《癌病房》等作品中認知和強調的，「以整體的名義要求個體無條件服從，這正是前蘇聯時期各種黑暗帝國的成因;任意剝奪個體權利的衝動形成了人類機體之癌。」索忍尼辛熱衷的俄羅斯精神、國家民族至上，就是用另一種形式的「整體名義」要求「個體服從」，這和他所反對的列寧史達林的共產主義，完全在一個思想方向。
這點從他對戈巴契夫、葉爾欽、普京這三任國家領導人的不同態度也可看出。戈巴契夫在任時，要給索忍尼辛頒獎，但遭他拒絕。他說戈巴契夫代表「蘇聯」，他不能接受蘇聯當局的獎(但他從美國啟程回莫斯科時，卻向記者炫耀他的那本蘇聯護照，沾沾自喜他還是蘇聯公民)。而真正的原因是，他對戈巴契夫啟動改革、最後導致大蘇聯解體一直耿耿於懷。但正是戈巴契夫的改革推動了共產統治的終結，他才得以結束流亡，返回俄國。而且在三位領導人中，恰恰是戈巴契夫對他的評價最高。在索忍尼辛去世當天，戈巴契夫還對媒體說，「索忍尼辛的書改變了成千上萬人的想法，使他們重新思考過去和現在。」「他是第一個說出史達林暴政的倖存者，他的名字和獨特的生命故事將永存於俄國歷史。」
對於有勇氣站到路障上振臂高呼，領導人民結束了共產黨統治的俄國第一個民選總統葉爾欽，他也是非常反感，同樣拒絕了葉爾欽要給他頒獎的敬意，並矯情十足地說，「我無法接受一個給俄羅斯帶來苦難的政府所頒發的榮譽」(怎麼是葉爾欽的民主政府給俄羅斯帶來了苦難?)真實的原因是，他認為葉爾欽沒有捍衛俄羅斯民族的利益，在那些從大蘇聯獨立出去的「外國少數民族」面前，表現得太軟弱。
但對普京總統頒獎，他卻欣然接受了，因為他非常認同和推崇普京要恢復「強大俄羅斯」的努力。普京在頒獎時強調索忍尼辛的名字「和俄羅斯命運聯在一起」，他的全部生命「都獻給了祖國」。普京沒有提到他的《古拉格群島》對揭露共產黑暗的重要意義，只是避重就輕地提到他編過《語言擴展詞典》，對發展民族語言做出了「巨大貢獻」。
由於身體衰弱而無法出席頒獎會的索忍尼辛，對這種等同「貶低」他價值的說法不僅沒有異議，卻在視訊致辭時同樣強調「我們國家」、「我們祖國」、「俄羅斯歷史」等，使用頻率最多的詞是「我們」，顯示他和普京總統目標一致，是不可分割的「我們」。
普京聽完索忍尼辛的視訊感言很動情，突然決定前往莫斯科郊外的索忍尼辛家中拜訪。媒體報導說，坐在輪椅上的索忍尼辛對總統的意外到訪「非常激動」，為自己坐著迎接普京道歉，並說「您日理萬機，我簡直不敢想像，您怎麼能脫身來到我這兒。」一副受寵若驚的樣子。普京後來披露，他們主要談了「俄羅斯」、「國家未來」、「俄國的世界地位」等。關注的是國家的地位和權力，而不是個人自由。
有記者在採訪索忍尼辛時不客氣地提到，「普京曾擔任安全服務局的局長，這個機構的前身正是曾給你帶來苦難的克格勃。」索忍尼辛的回答竟是：「普京總統是曾在情報機關工作，但他並非古拉格群島的頭目。他在海外從事情報工作，這絕沒有讓他蒙羞，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只要為俄羅斯國家做事，即使是克格勃，即使是共產政權，也不僅應原諒，甚至還可讚美為「一件光彩的事」。這個曾抵抗共產主義的巨人，最後竟成為如此一個思想的侏儒。
更令人無法想像的是，這個飽嘗史達林專制肆虐的作家，在1996年發表的小說《在轉折關頭》裡，通過對一個「紅色廠長」生活經歷的描寫，居然肯定史達林領導下國家取得的成就，並對史達林去世說，「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個最偉大的人」;讚揚史達林發動的是「偉大的、向未來的奔跑」，對曾經一度強大的「祖國」的解體流露出無限的惋惜。
一個史達林的強烈反對者，在「俄羅斯精神」的感召下，最後竟然稱讚這個獨裁者了;就是因為史達林曾推行工業化，給蘇聯帶來了「國家強大」。但在這個「帝國海洋」中，多少生命在「古拉格群島」被摧殘、被埋葬，親身經歷並記錄過這一切的索忍尼辛似乎完全忘記了。
索忍尼辛甚至還曾向普京建言，「為了維持俄羅斯的統一，必須加強政府的中央集權。」共產主義沒有能摧毀索忍尼辛，但斯拉夫主義卻最後蒙住了這位作家的雙眼，使他一「俄」障目，不見「自由」;成了民族主義的鼓吹者，甚至是殉葬品。
索忍尼辛的斯拉夫情結，有其深遠的歷史背景。在十九世紀後期的沙皇時代，俄羅斯知識分子就表現出強烈關心國家前途的傾向。無論是信奉基督教的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是後來被赫爾岑稱為一代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無神論激進主義者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巴枯寧，還是被以賽亞.柏林稱為俄國民粹主義創始者的赫爾岑本人，都崇拜農民，把社會平等看得高於一切(而不是個人自由)，因此他們都反對工業化和資本主義，鼓吹社會主義，熱衷所謂「俄羅斯精神」。但他們都給自己的國家開了「錯誤的藥方」。後來布爾什維克之所以席捲俄國，和這些知識分子信奉並長期傳播的均貧富的平等社會主義思想深入人心有直接的關係。或者說他們已給共產暴政的雷雨大作，有意無意地事先提供了烏雲和狂風，鋪設了溫床。而正是俄國的革命，輸出到中國和世界，造成全球一億多人遇難的人類最大悲劇。
但當年俄國那些知識分子還是可以理解和諒解的，畢竟他們既沒看到、更沒經歷過共產主義的殘暴，也沒有體驗過走向成熟後的西方民主體制。他們是在農奴制社會的一片黑暗中摸索、探求，希望找出一條自由和復興之路。他們中間，只有索忍尼辛，既經歷了古拉格的共產暴政，又來到西方，在自由的美國住了十八年，親眼看到了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但倒過頭來還是熱衷以俄羅斯精神為幌子的斯拉夫主義，宣揚民族至上，絲毫沒有任何個人主義精神。可以說他是其中最愚蠢、最頑固、也是最不可原諒的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