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前國王西哈努克回憶說：「1976年毛澤東主席逝世時，成千上萬表達哀悼的電報如雪片般飛往北京。可是，以個人名義向毛主席表示最後敬意的長長名單中，熟悉我的中國人民卻沒有看到我的名字。對曾經熱忱地支持我、招待我的中國東道主來說，我沒有發送唁電被視作是一種粗魯的忘恩負義行為。人們對此議論紛紛，直到他們了解到我那時正處於嚴格的軟禁之下，他們才對之表示理解。」
毛澤東宴請柬埔寨前國王西哈努克
一個性格奔放；一個溫文爾雅。
一個出身農民家庭；一個是地道的王族。
然而，「我們兩人之間，既不需要做作的同情，也沒有相互反感之處，直到毛去世，連接我們的一直是一種自然流露的相互尊重和友誼」。西哈努克如是評價他和毛澤東之間的關係。
相聚
有人曾評價西哈努克是「小國偉人」，但正是由於「小」，受大國氣似乎成了西哈努克必須面對的心理磨練。
1965年，西哈努克按照原先排定的出訪計劃，連續訪問了中國、朝鮮，在準備前往蘇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亞時，蘇聯駐平壤大使突然「推遲」了他訪問的時間，理由是蘇聯領導人「很忙」。這使西哈努克頗為難堪，只好取消其餘訪問，直接飛回金邊。
與蘇聯不同，從第一次接待西哈努克開始，毛澤東就養成了親自迎送的習慣。據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張錫鎮的《西哈努克家族》一書，1956年西哈努克第一次拜訪毛澤東時，「周（指周恩來）陪同他乘車來到中南海。當他們的車子開進毛澤東住的小院時，毛澤東已經站在那裡等候了。毛澤東親自走出房間上前迎接，使這位年輕的親王非常感動。會談結束後，毛澤東又送他到車旁，直到目送車子走遠，才返回住所。此後每次見面，都是這樣。」
1970年3月，柬埔寨內閣首相朗諾發動軍事政變，廢黜西哈努克，他不得不流亡北京。
據西哈努克回憶，在此後五年的流亡歲月里，毛主席總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讓他公開露面。「由於那段時間我的情緒非常低落，所以毛的每句話的意思都明顯在鼓動我振作起來，不能對祖國的前途命運失去信心。」
1970年5月1日的一次談話，給西哈努克留下的印象最深。那天晚上，毛澤東準備邀請他上天安門共度「五一」焰火之夜。據《西哈努克家族》披露，就是因為同西哈努克的談話，天安門廣場幾萬人的焰火晚會都推遲了。
分離
西哈努克同毛澤東之間也存在分歧，比如在對待紅色高棉上的看法上。毛澤東主張西哈努克與紅色高棉聯合；但西哈努克顧慮很深。1975年波爾布特領導的紅色高棉推翻了朗諾政權，並派代表赴北京邀請西哈努克回國。西哈努克當時的心情很複雜。從西哈努克後來的回憶中，不難看出他非常看重中方的意見。
回憶起臨行前到毛澤東處辭行，西哈努克說：「毛用雙手做了一個使人感動的動作。他用右手把左手一個指頭扳過來，形象地表達他想說又因口齒不便而說不清的意思：紅色高棉同西哈努克只有一個理由不團結，有四個理由團結。他堅持讓我不要拋棄他的紅色高棉同志們，讓我在高棉人民與國際社會面前支持他們的新政權。」
西哈努克沒有拒絕毛澤東的這些意見，但他深知，這位年邁的中國領袖「不可能知道波爾布特的追隨者不久會超過他妻子與『四人幫』犯下的殘酷暴行。他也想不到我一回到柬埔寨，我們全家和我就被軟禁起來，同外界隔絕」。
儘管如此，西哈努克對毛澤東沒有流露出絲毫的怨言。
訣別
這對老朋友可能都沒有想到，這一次分手竟是訣別。
「1976年毛澤東主席逝世時，成千上萬表達哀悼的電報如雪片般飛往北京。可是，以個人名義向毛主席表示最後敬意的長長名單中，熟悉我的中國人民卻沒有看到我的名字。對曾經熱忱地支持我、招待我的中國東道主來說，我沒有發送唁電被視作是一種粗魯的忘恩負義行為。人們對此議論紛紛，直到他們了解到我那時正處於嚴格的軟禁之下，他們才對之表示了理解。我曾經三次向紅色高棉領導人提出，請他們准許我參加毛澤東主席的葬禮，至少讓我到金邊的中國大使館，在悼念簿上籤上我的名字。可是我的每個要求都遭到了拒絕。於是我只好寫幾封信……可是紅色高棉卻把它們全都扣下了……對毛的這種感情使我感到有必要向援助我的東道主中國人聲明當時我受到的限制。」
1979年，在重返國際社會，表達同樣意思的記者招待會上，西哈努克失聲痛哭。
毛澤東與西哈努克這段友情最終未能劃上圓滿的句號令後人唏噓不已，不過歷史終歸是一個忠實的記錄者，並會將這份記錄永遠留給後人：
西哈努克在毛澤東那裡保持著許多項記錄：除了赫魯雪夫以外，他是在一次訪問過程中同毛澤東見過次數最多的政治家；毛澤東一直沒留用過外賓贈送的禮品，惟獨西哈努克贈送給毛澤東的法國造文件包……
毛澤東在西哈努克那裡也同樣保持著記錄：在柬埔寨首都金邊，以毛澤東命名的大道是整個城市最好的一條街道……
這份感情，彌足珍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