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新疆伊寧，那裡有30多個民族，被稱作「塞外江南」。那裡離吉爾吉斯斯坦和哈薩克斯坦都很近，所以我們的生活方式和他們很像。我吃著麵包黃油長大，小時候每到假期，我都會去農村的親戚家，住在哈薩克族的氈房裡，跟著伯伯們去原始森林騎馬打獵——拿鐮刀割麥子，掰苞米——我什麼農活都會幹，熟練得很。
幼時的佟麗婭與爸爸媽媽(圖/微博@佟麗婭)
我家在伊犁市區，從小，我就睡在一張很高的鋼絲床上，家裡的屋頂是尖的，還有很多蕾絲製品。家裡還有三四畝地，和一個大院子，養了五六頭馬鹿——因為常喝鹿血酒，我從小就不怕冷。
那時候大家離得特別近，一個院子挨著一個院子——我們把街被稱為「巷子」——只要有一家做飯，整個巷子都能聞見。新疆的天總是黑得很晚——夏天到晚上10點天還亮著，我們小孩子們就在外面瘋玩，玩累了就住在朋友家，大人也從來不會擔心自己的小孩丟了。總之，人和人之間特別親近。
伊犁以邊貿生意為主，很多口裡人(我們把嘉峪關以東的地方都叫「口裡」)來來往往。我家院子就租給了外來人——當時就住著維吾爾族、回族、哈薩克族人，加上媽媽是漢族，爸爸是錫伯族，所以我從小就在好幾種語言的環境裡長大。口裡人討生活特別不容易，我們經常串門，一起吃飯。
這些都是我記憶中的家鄉，我眼裡的新疆。
受我以前演的角色的影響，大家都評價我為「溫婉女神派」，但我是在新疆那樣一個奔放而融合的環境裡長大，性格其實一點都不文靜。
在新疆藝術學院附中舞蹈系，我開始了舞蹈表演專業的學習。第一次來北京是1999年的國慶節——我在花車上表演，絢爛的光照在高樓的屋頂上——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玻璃(幕牆)房子。當時我就想：「北京好美。連房子都是玻璃做的，還會發光。」可能是從那時候起，我心裡就埋下了一顆關於北京的種子。
從新疆藝術學院畢業後，我被借調到中國歌舞團——那是2003年，大家紛紛因為「非典」逃出北京，而我卻為了跳舞闖進京城。
剛來北京，歌舞團沒什麼演出，我兜里也沒錢，就去餐廳跳新疆舞——跳三四支舞就能掙200塊錢，還有好幾個維吾爾族姐妹陪伴，我覺得很開心，挺好。
第二年，我考進了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
中戲在南鑼鼓巷，這讓我意識到北京也不全是高樓大廈、車來人往。我總能聽到胡同里響起的自行車鈴，看到楊樹下幾個悠閒地擺開棋盤的大爺，還有街坊鄰居聊著家長里短。那時就更覺得北京好——有人情味，更好。
很多從新疆出來的人都會選擇北京，其一可能是飲食習慣，其二就是這種人情味。新疆人大多很仗義，而且不需要「預熱」，沒有目的性。當你是朋友了，有事就儘管招呼吧，絕對不藏著掖著，有多少力氣也都會全給你使出來。
從中戲畢業的時候，說不焦慮都是假的。
我在幸福大街邊上租了個頂樓的房子，特別便宜。第一天晚上在那兒收拾行李，有火車轟隆隆過，空蕩蕩的房子都像在跟著搖晃，讓人感到心裡特別落寞。
新的篇章就要開始了，可溫飽還不知道怎麼解決。我不是那種會悶在一個地方苦思冥想的人，要打消對未來的焦慮感，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做些什麼，比如說跑組——其實大家都會跑組、遞資料，只不過我更有緊迫性——大學四年我跑了將近100個劇組，哪怕我跑去的這個劇組肯定不會用我，我也會去，為了讓對方對我有印象，也許以後就會幫到我。想要抓住每次的機會，這是我從小就有的念頭。
說到底，新疆人其實心都挺大的。剛來北京的時候我想，實在不行就去餐廳跳新疆舞也行，怎麼也能賺幾百塊錢，只要開心就好。後來考上中戲，學了表演，眼界開闊了，再回去跳舞是不幹了，但我的心態還是一樣樂觀。事實證明，我大學四年跑的那些劇組都是值得的——那些導演都會記得我，後來也主動給我打電話，讓我一直有戲拍。
佟麗婭與父親(圖/微博@佟麗婭)
這麼多年，很多人都覺得我吃了不少苦，但那些苦在我看來還很甜。比如當年還在中國歌舞團的時候，我跟著團里下部隊慰問演出，到了晚上，一群姑娘夜臥草原，披星而眠，看著滿天星星，環境是挺惡劣的，不過滋味很美。還有一次拍戲，我不小心炸傷了右眼，出了血，但簡單地沖洗、消毒、止血後，我就繼續拍戲了。現在想想還挺後怕，當時真沒覺得是多大的事情——吃不飽肚子才是真的苦呢!
這一路上，我都是自己摸爬滾打過來的。知道自己要什麼，知道怎麼得到，然後就去爭取，就像從小爸媽就教我四個字——不走捷徑;還有一句話是「腰杆兒硬比什麼都重要」。我覺得新疆人就是這樣，走到哪兒都是憑著自己的本事和能力，敢想敢幹，什麼都不怕。
我現在想的就是下一部戲演一個不同的角色，下一次旅遊要帶我媽去哪兒，或者給我爸買個什麼樣的車，這樣就足夠了。
錫伯族姑娘佟麗婭(圖/微博@佟麗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