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外國學者評論說：萬里上過師範學校，還有過短暫的教書經歷，因此他喜歡與知識分子來往，甚至和一些持異見的知識分子也交情不錯。在高層領導人中，他屬於贊成給予知識分子較多自由的一位。不過，80年代的歷史中，有一個悖論貫穿其中。這就是：在廟堂之高履職卻聲播江湖乏遠的人，往往結局不是太妙。胡耀邦等自不必說，僅就萬里而言，因為講政治體制改革太多了，因此被民間視為改革派的代表，所以，始終進入不了權力的最高層——政治局常委。本文選自2015年第9期《炎黃春秋》，作者徐慶全、杜明明，原題為《萬里的政治擔當》。
萬里在中共宦海沉浮七十多載，曾是中共八老之一
2015年7月15日12時55分，中共中央原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委員長萬里因病在京逝世，享年99歲。
悼念這位老人，人們首先想到的是那句耳熟能詳的「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這是在80年代耳熟能詳的民謠，然而今天，我們卻應該重新審視這位政治家。
超越農村改革看萬里
70年代末，經過1955年「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以來的折騰，加上文革十年全民族更大的折騰，中國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占中國人口80%的農民吃不上飯，連基本的生存權都沒有保障。
安徽是折騰得比較厲害的省份。1977年，萬里到這個省擔任第一書記，農民的貧網讓他吃驚。萬里曾回憶說：「我剛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萬多個生產隊，只有10%的生產隊能維持溫飽，67%的生產隊人均年收入低於60元，40元以下的約占25%，我這個第一書記怎麼能不犯愁啊?」
萬里去山區看望農民，可老百姓不出來見書記，因為沒褲子，家裡孩子藏在地鍋裡頭取暖。萬里調研路上遇見一個挑著擔子的農民，他停下車問這個農民，你覺得你現在最需要的是什麼?這個農民也不認識他，就拍著肚子說，只要少一點山芋(紅薯)干就行了。萬里跟身邊的人說，你說我佃的農民要求高嗎?!就這麼一點要求，為什麼不能滿足他們呢!
要滿足農民的要求，其實不難;讓農民吃飽飯，其實也不難，只要有擔當就好。當時，安徽小崗村農民已經開始自發地實行土地承包責任制，只一年，不但讓自己吃飽了肚子，而且還有餘糧支援國家。
現成的例子在這兒擺著，能不能支持?敢不敢推廣?當年，大鍋飯式的社會主義觀念還在;一大二公的農村榜樣大寨的旗幟還在高揚。支持土地承包責任制，推廣包產到戶，實際上就處於「社會主義」對立面。
作為一名政治家，萬里選擇了擔當。
1977年11月，萬里主持召開省委農村工作會議，制定了《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簡稱《農村六條》，「以生產為中心」「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聯產計酬」，是這個文件的關鍵內容。
由此，萬里在安徽省所主導的包產到戶政策，成為中國農村改革的開始。「要吃米，找萬里」的話語開始流行。
怎麼看萬里這種擔當?在準備寫這篇悼念萬里的文章時，這個問題一直縈繞著我。
為什麼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在我們習以為常的敘事話語體系中，萬里在安徽的農村改革，常常被無端地拔高。當然，這也不僅對萬里是這樣，對其他有歷史貢獻的人的敘事，也是如此。
我們慣常的敘事方式足，要突出一個人的貢獻，首先要確立一個對立面。把對立面寫得越頑固，或者說越強大，越能突出我們要宣傳的人的形象。這種敘事方式，說到底還是浸潤在我們腦中的兩條路線鬥爭的思維模式的表現——儘管我們不提兩條路線鬥爭已經多年了。
說萬里在安徽的改革，面臨著眾多阻力，違憲，與中央農業學大寨的方針相違背，當然沒有人反對;說他對中國農村改革的貢獻巨大，當然也實事求是。但是，萬里支持農民，讓農民吃飽肚子，是否存在著再一次被打倒的危險?是不是
說他的貢獻越巨大，他承擔的政治風險也就那麼「巨大」?
同時代的人的作為，或可作為一種參照。
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4月10日，鄧小平致信華國鋒、葉劍英和中共中央，針對「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指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鄧小平的觀點，與中央政治局批准的調子相悖，直接與時任中央第一把手相對抗。此時，鄧小平還沒有復出，他這樣做，是否存在著巨大的政治風險?
再說胡耀邦。他在中央黨校副校長任上，開始平反毛澤東時代釀成的冤假錯案，發動「真理標準大討論」;在中組部部長任上，繼續平反冤假錯案不遺餘力。真理標準討論針對著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思想，這是從理論上糾正毛的錯誤;平反冤假錯案則是從實踐上否定毛1949年後所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胡耀邦這樣做，有人阻撓，甚至有來自高層的阻撓，但要說他承擔著再一次被打倒的危險，也不是事實。
再說與「要吃米，找萬里」連在一起的趙紫陽。萬里在安徽進行農村改革的時候，趙紫陽在四川也在做著這樣的探索，所以才有「要吃糧，找紫陽」的說法。還有，比萬里和趙紫陽稍微晚一點進行這種探索的，像內蒙古的周惠，貴州的池必卿，甘肅的宋平，等等，他們在這樣做的時候，是否存在著再一次被打倒的危險?
答案是否定昀。至少在鄧小平和胡耀邦那麼做的時候，沒有想到存在這種危險;在趙紫陽、周惠、池必卿、宋平這樣做的時候——雖然他們比萬里晚一些起步探索，但他們與萬裡面臨著同樣的形勢，也沒有想到存在這種危險。
為什麼他們沒有想到存在這種危險?因為到了70年代中期，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是好是壞，在像鄧小平、萬里、胡耀邦、趙紫陽等多數老幹部心中，已經明鏡似的;在全國多數民眾心中，也明鏡似的。在這種情勢下，毛澤東去世後，儘管華國鋒擔任黨政軍一把手，而且加上了「英明領袖」的稱號，但在中國，威權政治已經逝去了，人為加上的「英明領袖」，無法讓中國再回到威權政治的陰霾下。
結束了威權政治，幹部也就不再有被迫害的恐懼感，就給各路諸侯，如萬里和趙紫陽等，留下了自我發揮權力的空間。在這種情況下，中共的高級幹部中，對文革和毛澤東的鬥爭哲學有反思的人，覺得順應民意比一切都重要。
於是，萬里順應老百姓吃飽肚子的要求，率先開啟農村改革;胡耀邦順應思想解放的潮流，發動真理標準討論、平反冤假錯案。他們能夠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推行與當時的現行中央政策相牴觸的政策，本身就說明他們有了一種行使自己權力的空間。
1992年10月，萬里在與吳象談話時說：「現茌都說改革從農村開始，這未嘗不可，但實際上改革是從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開始的，只是由於城市中舊體制束縛力太強，擴來擴去企業仍然沒有多少自主權，改革打不開局面。而農村中，廣大農民在三中全會精神指引下，自發地悄悄地搞包產到戶，得到黨的政策的支持後迅速發展為全國性的不可阻擋的大浪潮。因此，更準確地說，改革並不是從農村開始的，而是首先從農村中突破的。」(見吳象整理：《萬里同志縱談鄧小平南方談話》)聯繫到當年中國的現實狀況，萬里這個說法，既不拔高，也不自謙，符合當年農村改革的實際。
因此，萬里的貢獻值得銘記，但反覆以宏大敘事的方式對他拔高，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況且，這種拔高，還會產生另一種效果：過分地渲染萬里在農村改革的貢獻，掩蓋了他在其他領域改革的貢獻。
譬如，相比萬里在農村改革的作為，他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系統性思考，倒更值得大書特書。
萬里對政治體制的思考
1980年4月，萬里擔任國務院副總理，9月又擔任書記處書記。他在中央的具體分工，是主管農業。他和胡耀邦緊密配合，制定了推動中國農村改革的五個「一號文件」，這是載人史冊的。
不過，看《萬里文選》，看有關萬里的傳記及同時代人的回憶文章，人們會發現，在國務院分管農業、在書記處參與經濟決策的萬里，對於政治體制改革也有很多的思考，發表過不少言論。把這些言論做一梳理，可以追尋出他對政治體制改革思考的軌跡。
1979年12月25日，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在安徽省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了「政治民主化」的概念。他說：「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同時實現政治民主化」，「要大力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一個省委書記，提出這樣有關全局政治體制改革的命題，在當時很少見。
1986年2月25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萬里，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做了《發展民主與健全法制是一項根本建設》的講話，闡述加強民主與法制建設的重要性。他說：「不講民主與法制的社會不是文明的社會，也不會是安定的社會。」「缺乏民主與法制，往往與愚昧落後連在一起」。吉簡意賅，一語中的。他又說：「建國後，我們對民主與法制問題缺乏自覺性，不重視法制建設，許多事情是黨政領導人說了算。從上到下形成了一種習慣，按領導人說的辦，有問題不習慣用法律來解決。」這樣，「我們往往只有『人治』的經驗，缺乏『法治』的觀念」。他強調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必須努力做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這樣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萬里文選》表明，從這一年開始，並不分管政治體制改革的萬里，較多地思考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可以說成為他思考的重點。
1986年7月31日，萬里發表《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的講話。田紀雲說，這篇講話不啻一聲驚雷，振聾發聵，在黨內外引起了廣泛的強烈反響。
田紀雲說得非常到位。萬里這篇講話發表後，在當年的思想界引起很大的震動，甚至讓人們看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曙光。
在講話中，萬里先從科學與民主的辯證關係來闡述「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的關係。他說：「在一個現代化的社會裡，科學和民主是不可分的。沒有民主，談不到真正發展科學。沒有科學，也無從建立真正的民主。同祥，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也不可分。所謂決策科學化，首先就要民主化。」
他認為，在我國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這既有傳統價值觀方面的障礙，同時也反映出我國政治體制的致命弊病：領導權力過分集中，決策制度不健全。「因此，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民主，真正實行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
這個講話最精彩的地方，是指出為保障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對政策研究、決策研究也要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萬里說，「雙百」方針不能得到貫徹實施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過去往往把政治問題上的不同意見理解為「反
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這樣的概念帶來很大的副作用。事實上，在許多場合下，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是很難分開的。「所以，關鍵不在於把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分開，而在於對政治問題，對決策研究本身，也應該實行『雙百』方針。所有的政治問題、政策問題，都是應該進行研究的，在沒有做出決定之前，都是可以討論、可以爭鳴的。」「在領導部門就政策問題做出決定之後，大家都應當執行。」萬里把這個問題看作是社會主義高度民主的重要標誌，認為：「如果在人民內部政治問題不能爭鳴，只能領導人獨鳴，又怎能詼得上什麼『高度民主』呢?」
萬里接著說：「我認為，我們應該廣開言路，破除言禁，把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切實付諸實施。堂堂10億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只要領導路線正確，政通人和，百業興旺，是不會被幾句逆耳之言或別有用心的人借某些問題的煽動搞垮的。」萬里還說：「領導人要尊重人們充分發表意見的民主權利，不要害怕別人講不同意見的話，甚至講反對自己的話。過去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是正確的，但還有點消極。積極的說法應該是：『言者有功，聞者受益。」』
萬里提出的「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這個重要課題，在後來的中共十三大報告和十四大報告中，都被確認為政治體制改革中必須加以解決的課題。而且，這個課題，至今需要繼續研究和解決。
更可圈可點的是，萬里在闡述發展民主、健全法制的重要性，致力於推動「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的同時，對影響中國的封建遺毒有清醒的認識。他說：「僵化的馬克思主義教條和封建主義殘餘的結合，可是個大禍害。」「教條主義如果與個人封建專制結合，可以說是一個大災難。」簡簡單單的概括，擊中了中國政治體制不能改、難以改下去的要害。
1986年11月18日，萬里在與中央國家機關黨委負責人談話中說：「中國經歷過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封建主義的包袱背得太重了，我們是在封建殘餘比較多的國家裡搞社會主義，要特別注意清除封建遺毒。」他列出了當下「封建遺毒」的種種表現：「權力過於集中，不講民主，甚至搞『家長制』，不讓人家講話，不發揮大家的作用;袒護違法亂紀的但與自己關係好的幹部;還有拍馬逢迎，八面玲瓏，行賄送禮，這些都與封建意識有關，危害裉大。」
講話中，萬里談到了執政黨害怕民主的問題。他說：「執政黨怕民主可了不得。哪有共產黨怕民主的道理?我們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民不滿意的事情，應該趕快知道，趕快改進。改得了的就趕快辦，改不了的可以向人民解釋，講清我們的情況。」「執政的共產黨里，有人怕民主怕得要命，怕人民，怕人民提意見，這不是共產黨人應有的風格，這也是不正之風，從根本上妨礙實現現代化。」(參見張廣友、丁龍嘉：《萬里》，283-284頁)
在80年代，在知識分子中，萬里被認為是改革派的代表，是在政治上有擔當的人，多半不是因為他在農村改革做的貢獻，更多的是他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考。萬里式的語言表述，甚至被有些人作為例證來闡述語言的力量。的確，「發展民主與健全法制是一項根本建設」，「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這樣的題目，不需要多說什麼，就可以深入人心。
有外國學者評論說：萬里上過師範學校，還有過短暫的教書經歷，因此他喜歡與知識分子來往，甚至和一些持異見的知識分子也交情不錯。在高層領導人中，他屬於贊成給予知識分子較多自由的一位。
不過，80年代的歷史中，有一個悖論貫穿其中。這就是：在廟堂之高履職卻聲播江湖乏遠的人，往往結局不是太妙。胡耀邦等就不要說了，但就萬里而言，因為講政治體制改革太多了，因為被民間目為改革派的代表，所以，始終進入不了權力的最高層——政治局常委。
萬里與鄧小平
與萬里同在國務院擔任副總理的田紀雲，在回憶萬里的文章中說：「萬里同志是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忠實執行者，如果說小平同志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的話，那麼，他就是高級工程師之一。」
一個總設計師，一個高級工程師，萬里和鄧小平的命運常常連在一起。田紀雲說：「80年代，萬里是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他與鄧小平、胡耀邦大思路一致，工作配合默契，在推動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方面也做出了傑出貢獻。許多重大改革措施都是由他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並頒布實施的。」
其實，萬里與鄧小平很早就在一起工作，而且配合都很默契。
萬里，山東東平縣人，1936年加人中共，他比鄧小平小12歲。幾年後他成為運西地區黨委副書記和軍分區政委。在內戰期間，萬里為劉伯承和鄧小平的第二野戰軍提供後勤服務，得到了鄧小平的賞識。萬里曾經表示：「跟鄧小平一起工作學到很多東西——果斷、堅定、看事物的尖銳、處理事務的水平，一生教益無窮。」
1950年，鄧小平擔任西南局書記時，萬里擔任西南地區工業部副部長，負責發展當地的工業生產，是鄧小平的直接部下。1952年11月，萬里進京擔任建設部副部長，1956年他又同時兼任北京市副市長和市委副書記，負責北京市的重大建設項目和天安門廣場周圍最著名的建築項目，包括人民大會堂和中國歷史博物館。他完成這些項目時所取得的成績，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讚揚。
1954年，鄧小平進京，到中央任職。萬里與鄧小平不在一個系統，但兩人共同的愛好則把他們拴在了一起：打橋牌。
鄧小平對萬里組織和完成重大項目的能力有很深的了解。1975年，鄧小平主持整頓時，他即任命萬里為鐵道部部長。萬里在鄧小平指揮下，衝鋒陷陣，稍後兩人一起從政壇上沉寂。1977年夏，鄧小平向中央建議.安徽這個「老大難」要有個得力的幹部去。於是，本來被分配去湖北工作的萬里就轉而去了安徽。
萬里在安徽搞農村改革時，社會思想還禁錮得很厲害，曾有人提出「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問題，萬里是這麼說的，「反正光著腚沒有褲子穿不是社會主義，反正沒有飯吃餓肚子不是社會主義」。鄧小平也有類似的表達，不過萬里的說法更直白。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後，萬里站出來支持講話。他有時候甚至是逐字逐句地闡發鄧小平的談話。如，談到鄧小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時，他說：「這不是就局部問題、某段時間說的，而是全局性、長時間的。甚至可以說，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應當作為一個長期的方針，堅定地堅持下去，才能不斷地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建成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針對鄧小平談話中指出的以姓資姓社的爭論阻礙改革開放的情況，萬里說：「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嚴重挫折，有深刻的複雜的社會歷史根源，需要做專門的分析研究。但無論如何，不能把原因簡單地歸結於外部的和平演變或出了什麼個別的人物。有些理論家、政治家卻藉此引出教訓，認為當前兩條道路、兩個階級的矛盾，比任何時候更『鮮朗、激烈、尖銳』，企圖把反和平演變提到最突出的地位，取代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這不僅僅是對基本路線的干擾，而是要改變這條路線了。這當然絕不能允許。鄧小平同志這次所以如此講話，我想不會是無的放矢。」(吳象整理：《萬里同志縱談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
萬里不僅在講話中支持鄧小平，而且在行動上積極配合。鄧小平南方談話後，關於市場與計劃關係的激烈爭論隨之結束。萬里隨即提出修改憲法的建議，主張把鄧小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等載人憲法。他親自主持憲法修改小組工作，領導起草憲法修正案草案，並於1993年3月由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對憲法做出第二次修改，明確規定「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並且提出「國家加強經濟立法」。
作為改革「高級工程師」，萬里在農村的改革僅僅是他在中國改革系統工程中的一小部分，而他主持國務院工作和全國人大工作的作為，則是大部。而且，農村改革，只要順應民意有擔當即可，但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則沒有現成的路子可走，需要踏踏實實的勇氣和探索。萬里在這方面的貢獻更值得人們去挖掘。
可是，很多媒體在懷念這位老人時，都把「要吃米，找萬里」當成了萬里貢獻的大部。當然，此前出版界也有這樣的誤導，出版的有美萬里的書大都是講他在農村改革作為的，這樣就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萬里作為改革的「高級工程師」在其他方面的更重要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