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在福建任職17年零5個月，是其「人生中美好的青春年華」。從特區廈門到「後排老九」寧德，再至省會福州和省委省政府，從副廳級成長為正部級的官員，始終一步一個腳印穩步邁進。在此期間，他積累了厚實的執政經驗，其執政理念和思維日臻成熟。
從1985年6月，32歲生日那天，習近平到福建任廈門市副市長，到2002年10月，辭去福建省省長一職，50歲的習近平以正部級身份隻身赴浙江，習在福建整整工作17年零5個月，他戀愛、結婚、生女，都在這裡，按他的說法，「人生中美好的青春年華是在福建度過的。」
青年時期的習近平在福建真正成為主政一方的大員，他的很多學識、理念和人生信仰、價值觀都得以充分的實踐。2010年以後，已身為中共新一屆領導人的習近平在首次回福建時，多次跟友人說，福建是他的第二故鄉，是他魂牽夢繞的地方。
福建省人民出版社政治理論編輯室主任江典輝評論說，從一個副廳級成長為一個正部級的官員，應該是習人生經驗積累最為重要的階段。「習的每一步都很踏實。比如他從60分到70分，慢慢地發展，不像有些人今天60分，突然升為80分，到明天掉下去又是60分。他就是70分、71分、72分，一步一步往上走。他的人生軌跡就是這樣。」
從下放知青到軍委辦公廳秘書，從軍隊大機關到基層的河北正定，從內陸正定小縣到開放特區廈門，習近平的人生經歷多個起承轉合。此後習穩步起錨，逐步達到國家最高領導人位置。
「跑男」下基層
廈門特區是習近平在福建工作的第一站，也是他第一次走上市一級的領導崗位，第一次直接參與沿海發達地區的改革開放，第一次親歷城市的建設和管理。
習近平任浙江省省委書記時曾接受《廈門日報》採訪，他說當時很踴躍地到廈門，就是想來嘗試對改革的實踐、對開放的實踐;在廈門工作的3年，感受很深、獲益很大，對後來的工作有很大的影響和幫助。
在廈門工作期間，他牽頭研究制定了《1985-2000年廈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時任廈門市計委副主任的鄭金沐回憶，當時廈門市組織了國內100多位專家教授，進行了21個專題研究，歷時一年半時間，這一發展戰略才得以制定完成。
這是全國經濟特區中最早編制的一部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規劃。著名經濟學家馬洪當時評價：「這個發展戰略，對廈門經濟特區制定長遠規劃、近期實施策略，具有指導意義。同時也為其他地區制定區域性發展戰略，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在正定任縣委書記時，習近平跑遍了轄區內所有村。在廈門亦復如是。
1986年4月7日，習近平到廈門最邊遠、最貧困的老區山區村——蓮花鎮白交祠村和軍營村，考察邊遠農村生產發展和民生保障工作。當年軍營村的村主任高泉國還清晰地記得習近平考察時輕車簡從，步行三四百米後才從村口走到村里。到了村部後，習近平還沒坐一會兒就急切地走到田間地頭，了解群眾的生產生活狀況。
在廈門特區呼吸了三年改革開放的空氣後，習近平1988年調任寧德地委書記。不同福建的廈門、三明，寧德位於閩東地區，是當時福建最為偏僻落後窮困的地區，別的地方都已是市了，它還叫行署。但對從陝西老區來的習近平來說，到革命老區的寧德當地委書記，反而有一種似曾相識的親切感。
1989年12月2日,時任寧德地委書記的習近平下鄉調研時和群眾一起參加勞動。
到寧德第一個月，習近平輕裝簡從，帶著自己的秘書下去調研，第一站即是古田縣(此古田非古田會議的古田鎮);第二個月，習還是調研，基本是2天一個縣，每個縣的主要鄉鎮、村莊都要走一走。
3個月，習近平走遍了9個縣。之後他到浙江任職，用一年多時間跑遍了全省90個縣市區;在上海僅7個月，他就跑遍了全市19個區縣;到中央工作後，他的足跡則遍及大陸31個省區市。用時下的流行詞說，就是標準「跑男」一枚。
2015年1月12日，習近平同中央黨校第一期縣委書記研修班學員進行座談時講：「當縣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當市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鄉鎮，當省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縣市區。」
習尤擅訪貧問苦，閩東9個縣中最偏遠的是壽寧縣。該縣下黨鄉剛成立，公路、電話都不通，人家告訴他，來回步行要走七八個小時。習說那我一定要去一下。那時，鄉里幹部連吃飯的地方都沒有，每人都自己帶個燉罐，鹹菜蘿蔔隨便吃點。習近平就自帶乾糧，帶了幾個人徒步走到下黨鄉。後來，在他的關照下，通往下黨的公路很快修通了。
離開福建20餘年後，去年3月，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蘭考縣常委擴大會議上即興提及了這個故事：
當時，寧德有4個鎮沒有通路，我去了3個，後來因調離了，有1個沒去成。有個下黨鄉，我去時真是披荊斬棘、跋山涉水，鄉黨委書記拿著柴刀在前面砍雜草，他說這條路還稍微近點，順著河邊穿過去。一路上，老百姓說「地府」來了。他們管地委書記叫「地府」，就是知府的意思。那個地方叫壽寧縣，明代寫了《警世通言》等「三言」的馮夢龍在那兒當過知縣。馮夢龍去上任走了半年。
當時我就一個感慨，一個才高八斗的封建時代知縣，怎麼千辛萬苦都去，難道我們共產黨人還不如封建時代一個官員嗎?
習近平還非常重視民眾的信訪疾苦，他在當時的信訪工作專題材料上批示：「在新形勢下，如何做好信訪工作，我們應該探索一條新路子。」「信訪工作的重點，應放在基層，領導要深入下去，地區到縣，縣到鄉，鄉到村，層層下去接訪群眾，把問題解決在源頭，而不是把問題往上推，這樣做，既方便群眾，又提高工作效率。」
在習的提議下，寧德地委、行署建立了下基層接待群眾、下基層調查研究、下基層現場辦公、下基層訪貧問苦的「四下基層」制度。
當年的12月20日，霞浦縣首次「地、縣領導接待群眾來訪日」活動舉辦，習親自參加了這次活動，同102名來訪群眾面對面對話，受理各種問題86件，其中有12件當場答覆解決，其餘的要求相關部門在一個月內處理完畢。
習創立的這套三級聯動下訪的做法後來被他帶到福州和他工作的浙江。習接任國家主席後，中國信訪制度的變化也延續了這個思想脈絡。
不急於燒「三把火」
上世紀80年代末的寧德，交通閉塞，信息短缺，小農經濟一統天下，商品經濟的發展較其他貧困地區顯得更為步履維艱，屬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邊遠山區、海島地區。全區9個縣有6個是貧困縣，被國家確定為全國18個集中連片的貧困地區之一。1987年，該地區財政總收入剛超過1億元，所以每次省里開會，來自寧德地區的幹部總是很低調地坐最後一排。
據大陸媒體報導，習近平赴任之前，當時的福建省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賈慶林找他談話。「省委想讓你到寧德去沖一下，改變那裡的面貌。寧德地區基礎差，發展慢，開什麼會議都坐最後一排，因為總排老九嘛。福建省有九個地市，沒有實力，說話氣不粗。你去之後，要採取一些超常措施，把這個狀況改變一下。」
「對於習近平，寧德人是由衷地歡迎，習給人以比較敦厚的感覺，幹部群眾對他的印象很好。」時任寧德地委副書記的林愛國說，大家覺得習是北京來的人，希望他能夠跟上面對接，搞一些項目，帶來一些資金，儘快擺脫貧困。
俗語說「新官上任三把火」，一些幹部群眾期待這位有豐富的人脈資源、在經濟特區及中央機關任過職的新官，能燒它「三把火」，迅速改變寧德落後面貌。
習近平卻沒有急著燒。
「我六月到閩東上任，七月初至八月初，偕同地區的幾位領導同志，走了閩東九個縣，還順帶走了毗鄰的浙南溫州、蒼南、樂清等地。大家邊走邊調查、思考、研究，思緒始終集中在一個問題上：在『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的發展商品生產經濟的態勢下，閩東這隻『弱鳥』可否先飛，如何先飛?」習近平後來在《擺脫貧困》一書中回憶到。
1988年至1990年，習近平任中共寧德地委書記。
寧德人當時的夢想有三樣：三都澳港口的開發、修建鐵路和撤地建市。三都澳是軍港，口子小、肚子大，出去後對面就是馬祖列島，屬對台軍事戰略要衝。改革開放前，中央對台問題還是立足於打的思路，一切著眼於戰爭準備。中央對福建的整個投資不到18個億，因為視福建為前線，不敢大搞建設。朱鎔基總理有一年到廈門視察，看到廈門有兩個二三十層的高樓，還開了個玩笑，「你們是不是給台灣樹立靶子呀。」他認為，高樓可能容易成為對岸飛彈攻擊的目標。
「三都澳軍港的開發條件還不具備，這我們都明白。」習近平決定打消寧德人對他的過高期望，他幾次跟林愛國說，「愛國同志我有時不太好說，你就多說一些。」習近平在寧德內部幹部大會上也多次脫稿說過，「別人都以為我是北京來的幹部，包打天下，什麼都可以。其實也沒那麼容易，我們做什麼事情要立足於實際。比如說修鐵路問題、三都澳的開發問題，誰不想做?誰都想做。但是我們現在做，條件不成熟。等條件成熟以後，我們再來做，做起來的效果會比現在做更好!」
習的思路是脫貧還要結合實際。他說，「寧德的貧困是千百年以來，各種各樣的條件造成的，不是一個人一朝一夕就能給改變的，但是作為領導人要全力以赴，必須以滴水穿石的精神，一代接一代，不可能立竿見影。」習提出要立足寧德農業、工業現實基礎，依靠自身的努力、政策、長處、優勢，在特定領域「弱鳥先飛」。
深入調研後，習近平認為，閩東地區脫貧是一項長期艱巨的任務，扶貧的關鍵是先要扶志，要從思想上淡化「貧困意識」，遂提出閩東脫貧具體思路是：農業上要「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經」，發展閩東特色水果，如霞浦、寧德的晚熟荔枝，福鼎的四季柚，福安的芙蓉李，古田的油柰等;工業方面要立足本地資源進行工業開發，不要盲目為了出政績而上項目，應強調突出規模經濟效益，如霞浦電子按摩器、男寶器和福鼎的玩具，要千方百計上批量、上規模。
寧德雖經濟總量排名老末，卻很早通了程控電話，而且電話區號位列福州、廈門之後，為「0593」，這與習有直接關係。1989年夏天的一個晚上，習近平聽人說，福建地區在建設數字基站和網絡，北京郵電部的一位領導恰好在寧德。為了早點讓數字程控基站在寧德落地，讓寧德裝上數字程控電話，習私下打聽到那位領導住的酒店。
第二天，習近平早早起床，既沒叫秘書，也沒叫駕駛員，逕自朝客人住的酒店走去，到時人家還沒起床。習恭敬地在外面等著，見到客人後，誠懇地請求對方支持一下寧德。
寧德兩年從政經歷，對習近平日後執政理念和治國思維影響深遠。
福建一位黨史研究學者評價說，在寧德這麼一個貧困落後的地方，在這麼短時間內，習近平能有非常大的作為也很難說。但習近平強調官員治國治政要有「滴水穿石」、鍥而不捨的精神，「領導幹部要有一種功不在我的職責理念」在寧德期間體現得淋漓盡致。
習在離開閩東到福州赴任時，《人民日報》恰好有一篇報導《閩東脫離貧窮線》。他後來在《擺脫貧困》一書的跋中寫道：「有友人欣喜打電話告我此訊。我卻沒有絲毫輕鬆之感。我深知，相距於我們的理想，相距於我們的目標，相距於真正意義上的『脫貧』，『脫離貧窮線』只能說是起步。」
「馬上就辦」精神
1990年4月，福建省委任命習近平為福州市委書記。福州的六年主政生涯，對習近平的仕途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如果說寧德的兩年是對他人生觀、世界觀成長改造打下了良好基礎，福州則是施展抱負和才華的六年。」
在福州，習提出了「馬上就辦」精神。迄今，這四個字還刻在福州市委大院裡。
1989年1月，時任寧德地委書記的習近平看望老同志並聽取意見建議。
1980年代末期，大陸各地對推行行政體制改革的呼聲日盛，民眾不滿政府人浮於事、行政效率低下的現狀，各地政府迎合民眾需求，出現了「馬上辦」組織，如山東、遼寧等地紛起的「馬上就辦」改革，山東還成立了「馬上就辦辦公室」，但習近平當年在福州提出的「馬上就辦」精神與之卻有著不同的內涵和背景。
習到福州後，面對的是福州發展落後於其他城市的現實。當時的中國大陸在全國範圍內確定了4個經濟特區，後來又搞了15個計劃單列市，但沿海省會，也只有福州、南寧沒有拿到，其他都爭取到了計劃單列市名額。1984年中央設立14個沿海開放城市，終於把福州也拉了進來，後面又給了福州一個經濟技術開發區的指標，1989年，建立了台商投資區。
然而，相比全國13個經濟技術開發區，福州搞得最為不好，台商投資區更不用說了。「這裡面有客觀原因，儘管台商有八九成人祖籍來自福建，但正是因為如此，這些台商對福建頗為了解，福州沒有腹地，沒有上下游生產鏈，而企業生存靠的是市場，沒市場根本難以生存，很多台商紛紛往廣東、浙江跑。」福建省委黨校黨建部主任李新生說。
福州的招商引資政策、投資環境不盡如人意，思想觀念都落後周邊省份一大截。習近平為此有緊迫感——如不抓緊改變這一切，兩年後市場環境變化了，更加什麼都沒有了。他提出「一個事情一個項目馬上辦」，「今日事今日畢」。
「『馬上就辦』就是歸納了習近平在福州工作六年的一種執政理念，與現在提倡的改革行政效率，提倡服務型政府精神相通的。」李說，習近平當時是想儘快改變福州處於沿海區域「後排就座」的狀況，爭取每3至5年讓福州上一個新台階。
習近平在福州時，開始重視對重大課題的調查研究，重大決策都是通過民主、科學的程序建立，「當時陶鑄的女兒陶斯亮搞了一個中國市長協會論壇，習對這個事情很感興趣，在他的關心下，福建很快成立了城市科學研究會，專門對城鎮化進行課題研究。」福建省政研室原副主任楊益生說。
在幾番調查研究基礎上，1992年，習主導推出了福州市的「3820」工程，即3年一小變，8年一大變，20年時間達到亞洲中等已開發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水平。福建當地學者認為，習近平當時推出的這個福州市的遠景發展規劃，是一種非常有遠見的定位，體現了主政者成熟的頂層設計和底線思維。
大陸現有的管理體制下，下級官僚以服從中央為主，中央如果不出台大的方針政策，那下面好的改革苗頭就可能死掉;而上面有了好的政策，下面怎麼貫徹落實，是主動還是被動，是靈活還是呆板，這就看地方官僚的工作態度和技巧了。
「總體來說，習在福州執政治理的很多改革舉措，也是在中央大方針框架下來謀劃發展的。」但習近平長於在科學調研的基礎上，認真做好中長期的規劃目標，做到有的放矢。
習近平離開了福州，任福建省委專職副書記，之後繼續關注福州的建設。在其繼任者的主導下，福州隨後大興土木，多上快上工程項目，習對此很不以為然。習離任福州市委書記時，市財政帳上餘額還有十幾億，但後來卻出現了不小的虧空。
「習在福州當書記時比較平穩，比較實事求是，喜歡從長遠出發，為以後的子孫後代著想。他提倡經濟建設要常態化的發展，不喜歡搞突擊，不喜歡搞空頭支票和形象工程，這是他一貫思想。」習的一位友人說，在福建省委專職副書記任上，習仍為福州建設憂心忡忡。有一次習跟他講，福州市的建設上現在有些操之過急，有的負債經營，不太務實。
友人說，習近平當年對福州市發展的思路，與現在中央政府提出的當前經濟建設常態的理念是一脈相承的。
儘管有些理念不同、觀點不一，但對過去的同事同僚，習近平習慣地以寬容和大度對人。習的繼任者後來調至北京某國家部委任職，有一年，習近平去該部委視察工作，按照行政級別，座談會上，習的這位過去同事位列很後。習專門叫人關照說，某某人，過去是我共事多年的老同事，多年沒見面了，這次讓他坐到前面來。
穩步治政漸成熟
從30出頭的青年入閩，到50知天命之年重裝待發，習在福建足足工作了17年零5個月，而且從副廳級幹部成長為正部級幹部，其間雖稍有停滯(副部跨越正部用了近8年時間)，但始終一步一個腳印，穩穩地邁上權力高峰。
在福建治政的近18年間，他的執政理念和思維有的已臻成熟，如重視地方官員的基層鍛鍊。習近平在寧德任職時，曾以「猛將出於伍卒，宰相起自州郡」古言為喻，將地委機關很多有培養前途的年輕幹部下放各縣任副縣長或副書記，這些人現在都走上廳以上領導崗位，民眾評價都較高。
有的漸趨成型，如習根據福建長汀的水土流失治理經驗提出既要抓經濟又要注重環境的生態省建設，以後主政浙江時，便正式提出了生態省建設的發展戰略。其他的如反腐倡廉等治政理念，彼時亦已見端倪。習到寧德的那年，本地幹部違章占地蓋房成風，一個縣城裡房子建得沒有規劃，你扭過來我彎過去，百姓怨聲載道說，「以後死了連棺材都抬不出來」。
習叫人去統計了一下，單單占房的幹部就有幾千戶，不得了。大小都跟地委領導機關部門的頭頭有些關係。習在地委幹部會上跟大家講完這個現狀後，非常平穩而又一字一句地講，「幾千個幹部人數很多是嗎?我們寧德地區人民群眾有多少呀，300萬!300萬人民群眾的利益我們可以得罪，幾千個就不能得罪?」習的話說得很重，很快拆房工作就啟動了。
1993年8月，時任福建省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左一)在福州市、台江區領導聯合接待群眾日接待群眾。
熟悉習近平的人都知道，習酒量很好。1980年代末開始，大陸官場的吃喝風就屢禁不止，揚揚沸沸。福建一位過去的縣委書記也對《鳳凰周刊》記者說，當縣委書記的如不會喝酒，非常麻煩，上面來的客人，出場不能喝酒，場面會非常難堪，什麼話都說不出口，什麼事都辦不了。
習近平到寧德後馬上規定，公務接待必不可少，但必須限制，寧德地委專門開會做了規定，制定了「公務接待12條」，什麼領導接待標準多少，幾個人陪同;而一般的公務人員嚴禁公款吃喝，違令重罰。
2010年，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回福建時，看望過去的主要搭檔林愛國，跟他推心置腹地講，我們過去在寧德，條件窮，什麼都沒有，但是我們很淳樸，幹部很廉潔，現在高速公路、高速鐵路都有了，機場也立項了，港口部分也開放了。現在條件這麼好了，幹部卻腐敗了，近年來，寧德的連續兩任市委書記被判無期徒刑，縣市幹部幾十個坐牢去了。
林覺得習的這番話講得有點傷感，也很驚訝。「我都沒想到他會講這個話，我覺得他都是政治局常委了，應該會講些冠冕堂皇的話，如我們主流還是好的，大多數幹部都是好的。他說怎麼這樣的腐敗，寧德的這些案例都是習自己說出來的，說明他走了這麼長時間，還是很關心這裡的發展。」
林說，聯想起來，習近平對現在反腐治理，對黨內的腐敗現象一直是很清醒的，他已經知道腐敗到什麼程度。還在當地委書記、省長、省委書記和國家副主席的時候，只能做職權範圍內的事，等到當了黨的總書記，有能力的時候，他就想著怎麼處理。
1995年12月，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前排左一)在閩侯參加閩江下游防洪堤加固工程的勞動。
「前陣子關於中央反腐有各種說法，有說是政治鬥爭政治目的，說法很多。但從我這樣跟他接觸過的同事來看，他不是這樣的，不是一時的起意，他是一以貫之的思想。」林愛國說，習對黨內的腐敗現象，從來都是看在眼裡，記在心裡。
習在寧德工作時，就社會維穩問題，曾撰文，「現在我們非常強調社會穩定，最重要的保證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的群眾。『治政之要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於察其疾苦。』古人議政的這句話，今天依然值得借鑑，只要我們把民眾的疾苦了解到、處理好，『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只要我們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以百姓之心為心』，我們的周圍就會吸引和凝聚千百萬大眾，還愁什麼社會不穩?!」
習在福建工作時期的思想，在他今天主政中國後仍能尋得痕跡，「我看了中央現在在黨員幹部中推行的『三嚴三實』的教育實踐活動，很多內容和要求其實是對過去習的工作實踐的總結和歸納。」李新生教授稱，「治大國如烹小鮮」，習治國之道既有過去的作風思路，平實、簡單、卓有成效，又有現在的在實踐認識中快速提高，漸臻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