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最近，碩果僅存的文革風雲人物——84歲老人戚本禹在多家網站發表《回憶江青同志》一文，透露了許多江青的信息，頗讓人耳目一新。以下文字即摘自該文。
周恩來與江青
江青是不會反對周總理的。他們兩個是有友誼的。那時中央文革開會的時候，他們兩人在大問題上的意見基本都是一致的，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意見都是一致的。文革時有臨時工，外包工造反，他們的生活待遇很低，處境很困難。而且，確實有不公平的地方。江青看了材料，難過得哭了。就跟總理說，他們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呀，為什麼不能公平對待他們?總理說，國家財政有困難，暫時拿不出這麼多錢來。江青聽了也沒有辦法。江青和總理的關係像是兄妹一樣。江青是經常給總理撒嬌。常要總理幫她解決些生活上的小事，總理也很願意給她出些主意。絕不是像有些人講的什麼總理經常被她弄得哭笑不得那樣的。那都是胡說八道。
一天，周榮鑫的女兒來找中央文革，說她爸爸說的，有件事只能跟江青或者戚本禹說，別的人一個也不能說。我去請示江青，江青就叫我去聽聽，我說我一個人去不好，總要有個人一起去才好。江青說，那叫關鋒和你一起去吧。周榮鑫女兒把她們紅衛兵查到的一張舊報紙拿出給我們看，上面登載了伍豪的啟事。我們雖然是第一次聽說，但當場就跟她說，這是國民黨造謠。關鋒講得比我還具體，說總理是什麼時候去的蘇區的，還說，如果總理叛變，那他還會領導紅軍長征?周榮鑫女兒聽了很高興，說她也不相信總理會叛變。但她爸爸說，這是組織原則，這事不能去和總理講。所以一定要來找江青。我們向江青作了匯報。江青說，她知道這事，那是敵人造謠。主席也知道。後來匯報給主席。主席就在一次中央文革的會議上講，哪個時候總理已經在蘇區了，當時蘇區的報紙就辟過謠。後來我在監獄的時候，他們來向我問過這事。說是江青怎麼利用這事來反總理。我說，胡說八道，江青當時就說這是敵人造謠。後來匯報給主席，主席也在會上講了是敵人造謠。我當時還給那些人詳細的寫了一個材料，說明經過。這份材料的底稿我至今還保存著。
後來出現了一個反總理的所謂的"五一六兵團"。這件事是江青和總理叫我去商量辦法。五一六兵團的領頭人叫劉令凱，是機械學院的學生，他們認為總理是"二月逆流"的總後台，是最大的走資派，他們在晚上出來貼反總理的標語和大字報。後來被群眾扭送到公安部，謝富治批准關押了三個人。我去的時候，總理正和江青在談這事。總理說，這樣做不太好吧，反對我，就要抓人家。這不行。只有反對毛主席，才能抓啊。江青說，那這樣，叫我去把這幾個人嚴厲的批評一下。然後以執行總理指示的名義把他們放了。我做了個會議記錄，就驅車去公安部辦理此事。我到了公安部後，與謝富治會了面，向他傳達了會議記錄。謝富治說，這樣處理對。就陪我去審訊室。我跟這幾個人訓話，我態度很嚴肅地說，你們反對總理就是反對革命，把個"對"字去掉，也可以說你們就是反革命，這是很嚴重的犯罪。革命群眾把你們送來，謝富治批准關押，都是非常正確，非常必要的。只是總理以無產階級政治家的風度，覺得你們年紀小，不懂得政治鬥爭的複雜性。告訴我們對你們進行教育後釋放。我現在是奉總理的命令放你們。按我們的意見是不放的。包括江青同志也是不放你們的。這幾個人表示了對總理、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感謝。並說回去以後再也不反總理了。可回去以後他們還是照樣反。後來又被扭送進了公安部。
總理也是不反江青的，他和江青的關係挺好。可總理底下的很多人卻都反對江青，但不是總理叫他們反的。
鄧穎超是很關心總理的。她那時給我寫的條子有一大摞。每次開會晚了，她都叫她的秘書(姓趙)給我送條子過來，上面或者說總理今天感冒了，或者說總理昨天沒睡好，叫我讓總理早點回去休息。每次總理開會，鄧穎超雖然不參加會議，但她都要到人民大會堂等著，等總理開完會一起回家。我收到條子，只要是我參加會議主持的，我就會想法儘快把會議結束。有時還有人要提問題，我就說，讓總理先走，剩下的問題我來解決。而每次總理離開以後，鄧穎超又會讓秘書遞條子給我，上面寫著，非常感謝你。雖然她在生活上很關心總理，但是她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卻跟陳毅，譚震林這些人差不了多少。而總理對文化大革命認識卻比他們要深刻的多了，並不是像有些人說的，他只是在應付主席和江青。有次我跟總理說，你那麼忙，應該讓鄧穎超同志也出來工作，向江青同志那樣的多好。總理很認真地給我說，本禹啊，這話我就跟你說，我和小超按理在政治上應該是一致的，但實際上有許多地方是不一致的，我們經常有討論(我記得很清楚，總理是說討論，而沒有說爭論)，很多地方她的認識跟不上。所以我不能讓她出來工作，不然說錯話，影響黨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