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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關國家命運的中國版敦刻爾克大撤退

——宜昌1938:中國的敦刻爾克大撤退

1938年宜昌大撤退

上海、南京、武漢淪陷後,數以萬計的人員物資,都把撤退的目標瞄準了重慶——國民政府的戰時陪都。撤往大後方,長江三峽是必經之地。所有從下游運來的人員和物資,在進入三峽前,都得在宜昌碼頭換乘吃水淺的大馬力小船,才能通過水情複雜的三峽航道。於是,宜昌碼頭再無寧日,物資擁塞,人聲鼎沸。更關鍵的是,還有40天,三峽就要進入枯水期,船隻無法通行。時間不多了。這不是一次無序的大逃跑,而是一次有組織的大撤退,是一次事關國家前途命運的生死競速。歷史上,把這次宜昌大撤退,稱為中國的敦刻爾克大撤退。

宜昌,湖北西部的一座不起眼的城市。就在1938年秋冬時節,成了舉國關注的焦點。

抗戰爆發以來,國民政府及其軍隊節節敗退。上海、南京和武漢先後淪陷,數以萬計的人員物資,都把撤退的目標瞄準了重慶——國民政府的戰時陪都。

撤往大後方,長江三峽是必經之地。所有從下游運來的人員和物資,在進入三峽前,都得在宜昌碼頭換乘吃水淺的大馬力小船,才能通過水情複雜的三峽航道。於是,宜昌碼頭再無寧日,物資擁塞,人聲鼎沸。更關鍵的是,還有40天,三峽就要進入枯水期,船隻無法通行。時間不多了。

這不是一次無序的大逃跑,而是一次有組織的大撤退,是一次事關國家前途命運的生死競速。整個行動的指揮中樞,就是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位於懷遠路的辦公樓。樓下重兵把守,戒備森嚴,樓上通宵達旦,一刻不停。

歷史上,把這次宜昌大撤退,稱為中國的敦刻爾克大撤退。

前所未有的挑戰

對於民生公司老闆盧作孚來說,他遇到了公司成立以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需要運輸的,不是普通的物資,而是從沿海大城市搬運來的戰略物資、軍工設備,多達13萬噸,方圓幾里的碼頭空地被堆得水泄不通。能否安全運出交戰區,送到大後方,儘快恢復生產,關係到對日作戰還能撐多久。

需要帶走的,不是普通的旅客,有超過3萬名軍政官員、技術工人和普通難民,還包括1萬多名兒童。他們需要有飯吃,有活路,在新的工作崗位上發揮能量,支撐危局。有數以萬計的大批傷殘軍人,他們需要儘快救治,保住性命,儘早康復,重返戰場,成為支撐抗戰的生力軍。

除了要把這些人員物資安全轉移到後方,還要從重慶向前方運送大批出川抗日的川軍將士。這種交叉運送,增加了運輸成本和難度。

任務艱巨,時間緊迫。那麼,宜昌的水上運力夠用嗎?

民生公司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民營內河航運公司。老闆盧作孚苦心經營多年,鼎盛時期擁有116艘大小船隻。然而,三峽航道狹窄,淺灘多,自下游向上游,需要逆水前行,這就需要大馬力小船。這樣的船,民生公司只有24艘,單船載貨量只有200-600噸,將上述物資和人員全部運到重慶,需要一年時間。而國外航運公司不僅類似船隻稀少,而且標榜“中立”,拒絕搭載軍用物資。關鍵時刻,只能靠中國人自己的船。船少人多的矛盾,一開始就非常突出。

即便這碩果僅存的24艘大馬力小船,也險些不保。

1937年南京陷落後,自忖海空軍薄弱的國民政府,為扼守長江中游,就採取沉船塞江的消極防禦策略,阻塞航道,阻敵西犯。民生公司也接到了國民政府軍政部指令,要求徵調僅存的船隻到長江田家鎮段鑿沉。盧作孚堅決反對,便利用他作為國民政府交通部常務次長的身份發表聲明,強調當前水運緊張,請軍政部冷靜考慮封鎖航道不用沉船的辦法。他提議,招商局、民生公司的船隻全部調往宜昌,緊急運送撤退的企業設備,承擔疏散人口和運送出川抗日軍隊的任務。以此為由,他說服了國民黨最高當局取消了沉船決定,轉而建造多艘鋼筋水泥船沉江,從而既保住了這24艘船,又遲滯了日本海軍的溯江西犯,為宜昌大撤退爭取了時間。

民生公司面臨的困難,大家很清楚。所以,碼頭上各單位爭相搶運,甚至直接武力奪占。民生公司有7艘船,甚至被重慶行營拉去“打軍差”。每艘船從宜昌跑一趟重慶,必須捎帶一批彈藥到萬縣。1938年1月,民生公司的“民勤”輪抵達宜昌,尚未卸貨,警官學校的學員便全副武裝,強行登船,要求直接裝貨。為了搞到一張船票,不少人上門請客、託人、送禮、交涉。軍人氣勢洶洶,甚至動輒掏槍威脅,拳腳相加。

運力缺口、時間缺口、管理缺口,給大撤退的組織造成了更多困擾。天時、地利、人和,盧作孚毫無優勢。他該怎麼辦呢?

當機立斷的決策

40天,運走如此多的人員物資,這是一個看起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作為撤退行動的總指揮,兼有官商雙重身份的盧作孚,必須制定一個切實可行的工作目標,以及為之服務的有效措施。過高或過低的目標,都可能導致決策失誤,結果不堪設想。

最佳目標,當然是滯留宜昌的人員物資全部送到千里之外的重慶。從時間、水位、運力、裝卸能力來看,這都不可能實現。

最壞後果,40天搶運黃金期,在混亂中沒能運走多少人員物資,導致宜昌陷落時,大多數人員物資落入敵手。這將是滿盤皆輸的結局,必須竭力避免。

最現實的目標,就是全部運走。保證40天內所有物資人員離開宜昌。不一定都抵達重慶,但可以分散開來,化整為零,儘可能向上游運動,甚至暫避三峽的崇山峻岭之中。總之,以不落入敵手為目的。這也是盧作孚對所有人做出的承諾。

實現這個最現實的目標,就必須挖掘潛力、自立創新,優化流程、提高效率,加快運轉、全速撤離。盧作孚和民生公司的員工們,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愣是改寫了歷史。他們是怎麼做到的呢?

臨危受命,指揮部署。1938年10月23日白天,盧作孚領命飛抵宜昌,直奔碼頭,緊急調研,連夜沙盤推演,拿出了大撤退的全套運送方案,並在次日早上8點帶到了公司例會。他抽調業務骨幹加強領導力量,把40多名川江著名船長和領航員調到宜昌,參加搶運。組織公司高管上船監督,確保運輸安全。盧作孚自己對所有船隻的位置和運輸情況了如指掌。由於晝夜不歇,極度辛勞,他的脈搏一度驟停。

排除干擾,分清主次。盧作孚下令,停止請客應酬,只保留工作往來。這麼做,就是要節省時間,避免任何走後門的做法對他環環相扣的撤退方案造成任何干擾。然後,把宜昌碼頭堆積如山的貨物,按照輕重緩急加以區別。公營廠礦的重要器材配合成套,優先裝到輪船上啟運。不重要的器材或交由木船運輸,或在40天後另行安排運輸,或就地拋棄。

挖掘增量,盤活存量。民生公司從民間徵集了800艘木船,再加上自行建造的1,200艘木船,加起來有2,000艘。這些木船輕薄短小,機動靈活,可將碼頭上的貨物化整為零,螞蟻搬家。民生公司出台《非常時期客運救濟辦法》,將船上卧鋪票改為座票,每個卧鋪安排5人乘坐,客運運力大幅增加。三峽航道無法夜航,民生公司就白天航行,晚上裝卸。白天先把貨物裝到駁船上,傍晚待輪船抵達宜昌碼頭,駁船立即拖到輪船旁邊,打開艙蓋和門窗,只要輪船拋錨,立即裝貨。充分利用夜晚,把寶貴的40個白天全部用於航運。

自主創新,快速裝卸。宜昌碼頭設施簡陋,倉庫不足,缺乏大型機械。1938年6月起,民生公司在宜昌五龍增加了一處碼頭,在大公橋至九碼頭的岸邊修建了滑坡,放置絞車、鐵管流筒,用於上下輪駁靠岸裝卸超重、超長物資。三斗坪、青灘、巴東等處碼頭還設立了轉運站,增加躉船。公司員工還自行研製了30多噸的起重吊杆,對於吊拉超重物資起到了關鍵作用。公司還臨時招募了3000名裝卸工人。每到夜幕降臨,船上岸上燈火通明,工人們抬著機器,喊著號子,和著汽笛聲、起重機聲,演奏了一支悲壯的交響曲。

三段接力,分段運輸。如果採取全段運輸,一艘船從頭到尾,中間不換船的話,雖然環節少,時間短,速度快,一步到位,但往返耗時6天,無法將宜昌碼頭的人員物資快速運走。於是,民生公司採用其1936年在長江枯水期總結的“三段航行”經驗,將宜昌到重慶段按照水情狀況分成宜昌到三斗坪、三斗坪到萬縣、萬縣到重慶三段。不同的船在適合自身吃水情況的航段內循環運送。既縮短了航程,又確保每天都有6-7艘空船返回宜昌,確保運力。當然,至於那些重要而不易裝卸的笨重設備,直接從宜昌運往重慶,但返回時絕不放空,而是滿載出川抗日的士兵回到宜昌。

優惠定價,民生第一。作為航運企業,民生公司在運力短缺的非常時期,完全可以將船票坐地起價,發國難財。即便漲個10倍,仍會有難民傾其所有,去換取這張保命符。然而,盧作孚選擇了大幅優惠。公教人員優先登船且享受半價,難民兒童免費乘坐。他甚至要求每艘船離開宜昌必須帶走50名孤兒,否則不許在宜昌和重慶靠岸。至於貨物,軍工器材每噸30-37元,其他公物每噸40多元,民間器材每噸60-80元,遠低於外商報價的每噸300-400元。顯然,盧作孚沒有把大撤退當作生意,而是當作了一項光榮的使命。

艱苦卓絕的壯舉

1938年10月,宜昌大撤退拉開帷幕。在這場豪氣衝天的壯舉背後,有著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

民生公司動員的2,000艘木船,大的載重120噸,小的載重不過20噸。靜水無風時,日行50里;順風時張帆航行,時速50里;到了三峽的急流險灘,船隻逆水而上,只能由縴夫拉縴,方可前行。有些險灘,雖有一二百名縴夫奮力拉拽,每小時也只能前進兩三丈,兩三個小時才能拉過一灘。長江巫峽段兩側皆為懸崖峭壁,縴夫無法上岸,只能扎水等風,有時甚至要等五六天。遇到霧天、漲水、黃昏、夜晚,都無法行船,只能等白天水位穩定後才能行船。即便如此,宜昌到重慶段隨處可見在淺灘擱淺和撞翻的船隻。

這些木船都不是一個人在戰鬥,而是4-7艘為一組。每遇險灘,縴夫和乘客都要下船,在岸上拉縴。遇到有些難走的險灘,幾艘船的縴夫就得湊在一起,一船一船單獨拉拽。這樣,木船速度就大大落後於輪船,溯江西行要30-40天,順江而下要10-15天。

大撤退期間,人們對於信息的需求非常旺盛,宜昌的郵局、電報局高度忙碌。當時電報局發報用莫爾斯機,設備落後,人手不夠,待發電文嚴重積壓。後來,電報局的工作人員就在每天航空郵班即將封班前,拿著大捆待發的電報,作為航空快遞郵件寄走。這樣總比長時間排隊等候,效率要高得多。當然,這些事發報人並不知情。盧作孚深知電報局已無力招架,便鼓勵員工自行研製無線電台,以了解長江水文環境變化,掌握船隻運輸情況。1938年,已在船上和岸上裝備了10台。電報收發量也是逐月激增。

1938年12月,江水低落,喧鬧的宜昌碼頭完全安靜下來了。盧作孚離開公司,獨自在碼頭巡視良久。曾經堆積如山、堵塞道路的物資設備運走了2/3(近10萬噸)。曾經群情洶洶的難民潮不見了,3萬多人坐進了民生公司的船艙,踏上了前往大後方的通途。這樣的運輸量堪比1936年全年。宜昌大撤退書寫了歷史傳奇!為此,國民政府特別授予盧作孚一等一級獎章。

當1940年日軍攻陷宜昌時,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日本軍界完全沒有估計到宜昌撤退能奇蹟般的完成。在日本軍界日後的戰略檢討中,一直認為沒有在佔領武漢後強取宜昌,是一個重大失誤。這從另一個側面,也反證了大撤退的戰略價值。

在這場舉世矚目的大撤退中,民生公司付出了重大代價。16艘輪船被日寇擊沉,116名員工獻出了生命,61名員工受傷致殘。但是,他們做出的成績是巨大的。從宜昌搶運出的單位,既有金陵兵工廠這樣的大型軍工企業,也有大成紡織廠等民用企業,還有機關學校、科研院所、珍貴文物等。600多家工廠,數以萬計的搶運入川的專家、技術工人,以及十多萬噸物資設備,很快就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一批新工業區,構成了抗戰時期中國大後方的工業命脈,保存了中國的主要經濟實力、政治實體、工業命脈、教育傳承和文化、商業事業的精華,為前線將士源源不斷地提供武器和給養,為抗戰的最後勝利提供了有力保證。

宜昌大撤退,絕不只是民生公司服務抗戰的終點。整個1938年,民生公司搶運到前線的作戰部隊有30多萬人,運送彈藥4,600多噸。1937年8月14日至1944年11月15日,民生公司在重慶、萬縣、宜昌等地運送抗日將士270萬人,西遷人員35萬人,搶運軍工器材1.9萬噸,航空油料3.9萬噸,其他輜重30.9萬噸。

有時候,今天的撤退是為了明天的勝利。有時候,能夠完美的撤出來,保住有生力量,就是勝利。對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而言,宜昌大撤退的意義,不亞於敦刻爾克大撤退。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王君 來源:財經國家周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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