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數典忘祖的瑞典文學院終於在今年有了可喜的新氣象。十月八日，當那扇白色大門打開，閃現出來的，是新任常務秘書薩拉‧丹尼斯那美麗優雅的身影。作為該學院歷史上首位女性常務秘書，薩拉以平靜而莊嚴的聲音，宣布白俄羅斯女作家斯維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獲得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
與去年宣布頒獎給法國作家時的一片靜寂不同，今年在文學院門前恭候已久的人群中，爆發出一陣震耳欲聾的歡呼聲。瑞典人的驚喜並不很奇怪，因為斯維拉娜在被迫流亡的十年間曾接受過瑞典筆會的庇護，一度把哥德堡市作為她的避風港，她的書大都被譯成瑞典文出版。凡讀過她的書的讀者都說過目不忘，都為她作品中獨特而神奇的故事流淚，並深信瑞典文學院這次作出了一個有聲有色的正確選擇。
諾貝爾泉下會轉怒為喜
彷佛是陽光透過雲層，鳥兒枝頭鳴叫，人們為波羅的海那邊的白俄羅斯作家獲獎而歡欣。那麼，在百年前去世的老諾貝爾會怎樣看這位新科文學獎得主呢？
英格麗‧卡勒貝，一位撰寫有關諾貝爾獎書籍的瑞典作家說：如果炸藥大王知道他設立的文學獎被一位新聞記者獲得，會氣得從墳墓里爬出來，因為老先生生前曾把新聞記者斥責為「社會上最嚴重的害蟲」。
儘管諾貝爾生前如此討厭記者，但英格麗補充說，如果老人家閱讀了斯維拉娜所有作品，可能會很快地冷靜了下來，因為這個作家的作品正是他所要求的「具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英格麗認為，已故的老紳士將特別讚賞斯維拉娜的一點，是她的寫作提升了個人的力量，而不是去忠於那種削弱個人權利的體制和意識形態。
為什麼諾貝爾會轉怒為喜呢？筆者想，已故的諾貝爾具有相當好的文學修養，他一定能看得出來，記者斯維拉娜在搜集資料時，下的是田野調查之類的繁重艱難的功夫，而她寫出來的作品卻遠遠超越了新聞，成為宏大深刻的優秀文學，抵達了不朽。
有人說這次頒獎給紀實文學作家是瑞典文學院的一個很大的突破，但諾貝爾心裡清楚，這並不是第一次。早在一九五三年，瑞典文學院就曾頒獎給紀實性作家、前英國首相邱吉爾，讚揚他的歷史傳記和演講「捍衛了人的崇高價值」。
筆者還聯想到，諾貝爾曾在俄國度過幾年童年時光，想必他對斯維拉娜筆下的國度不很陌生。但老先生會從女作家的作品中驚駭地發現，在他去世後的這一百多年間，俄羅斯發生過那麼多奇異而殘忍的事件。斯維拉娜讓小人物在書中講述自己的命運，從小歷史中構建出巨大的歷史圖景，這一切會令老諾貝爾唏噓不已。
更會令諾貝爾感到欣慰的是，瑞典文學院這次終於「回到遺囑」了。一八九五年，諾貝爾的遺囑中寫道：把獎金「一部分頒給在文學領域內將創造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的作家」。這個「理想傾向」，應該是通過滲入文學本身的形象世界，以接近諾貝爾本人的政治社會理想、道德文化理想的傾向。這個崇尚人文主義的評選標準，曾多次被瑞典文學院違背，令人詬病。
描寫人類絕境視愛為唯一出路
閱讀斯維拉娜的書，我們會發覺自己的身體和靈魂都在顫動。這是因為，這位才華橫溢的女作家，其筆下的文字具有強大的力量。她將痛苦與愛交織在一起，震撼了我們。
諾貝爾生前最心儀的作家，是像雨果一樣「傳播博愛理想」的人。因此，研究者把他的「理想傾向」解讀為人文主義精神、胸懷寬廣的博愛。「對他人的愛」是諾貝爾最珍視的宗教般的信仰，他希望博愛之神能把人類從精神殘缺之中解救出來。
斯維拉娜正是這一類的作家。雖然在前蘇聯時期就開始創作，但她從來就遠離蘇共官方的意識形態，對集體、愛國和社會主義之類的大詞彙不屑一顧。斯維拉娜說：「這個世界只有一條出路：就是去愛人。」在她看來，雖然生活充滿痛苦與毀滅，但去愛人更重要。
在將近四十年的時間裡，她採訪了成千上萬的兒童、婦女和男子，孜孜不倦地尋求歷史真相，苦苦追問人的殺戮、相愛與死亡。她書寫那些掩埋在廢墟中的血和淚，記下一個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試圖證明的是，歷史進程是如何與個人命運糾結在一起的。
她的紀實文學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戰、阿富汗戰爭、蘇聯解體、車諾比事故等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比事件本身更令她感興趣的，是人們的內心世界。人們在和她交談時，袒露出脆弱的、赤裸裸的情感世界，表露出他們的絕望、悲傷和愛。斯維拉娜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時代的心靈史。
在《戰爭沒有女性的臉》一書里，斯維拉娜拒絕像男性一樣為戰爭英雄唱讚歌，而是以數百個採訪，挖掘出那些捲入二戰的蘇聯女性被遺忘的命運，揭示她們所承受的比男性更大的痛苦。《最後一個證人》一書的敘述者是戰爭中的兒童，他們回憶戰爭的殘酷圖像，目睹父母的死亡，童年的世界如何在震耳欲聾的戰火中崩潰。
《鋅皮娃娃兵》記錄了很多母親，姐妹以及情侶的悲傷訴說，關於蘇聯士兵躺在鋅皮棺材裡從阿富汗歸來的故事，展現了戰爭的荒誕與無意義。《車諾比的回憶：核災難口述史》描繪了人類可怕的夢魘，螢光在夜間的墳墓上閃亮，孩子們被禁去摘花或爬樹，人們因為恐懼不敢去愛，不敢再生孩子。斯維拉娜記下了很多可怕的細節，例如，一個女人抱著她垂危的丈夫，被護士告知：她抱的是一個核反應堆。
就這樣，通過對人類絕境的驚心動魄的描述，斯維拉娜揭開前蘇聯被官方媒體刻意遮掩的真相。瑞典文學院宣布的授獎理由指出，她的「復調書寫」，「是對我們這個時代苦難和勇氣的紀念」。
如鼴鼠掘土對抗紅色政權
毫無疑問，斯維拉娜是一位堅定的異議作家，一位與本國紅色政權長久對抗的持不同政見者。繼君特‧格拉斯等獲獎者之後，她成了諾貝爾文學獎歷史上又一隻「用糞便弄髒自己巢的鳥」。
這正是諾貝爾最為欣賞的政治立場。因為諾貝爾本人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他提出的「理想傾向」標準，被他的老朋友解讀為：「對宗教、皇權、婚姻和社會次序大體來說採取一種挑戰的或批判的態度。」文學獎研究者因此提出一個反抗極權的評選參考：「道德價值參照物」。
瑞典作家安格麗達認為：斯維拉娜所做的工作，就像是鼴鼠在深深的糞坑裡挖掘。與她相似的是法國作家讓‧哈茨費爾德，他去盧安達採訪種族滅絕時期的受害者與劊子手。這一類調查作家被人稱為「鼴鼠」，是因為鼴鼠具有超靈敏的嗅覺，有力的爪子，能夠長時間埋頭在地底下挖洞掘土。斯維拉娜以無與倫比的耐心去聆聽，去機密檔案里翻閱尋找，去做最誠實的記錄，然後篩選抽離出其中最精髓的內容。
這隻鼴鼠竭盡所能挖掘出來的，是俄羅斯人噤若寒蟬卻又無法迴避的沉重主題。除了描繪德軍的殘酷，她也記錄蘇聯軍人進入德國以後的可怕行為，揭露被官方隱瞞的阿富汗戰爭真相、車諾比核泄漏事件的真相。她撰寫的編年史否定了國家的英雄歷史，以確鑿的事實證明：蘇共紅色政權有罪，人民是無辜受難的羔羊。
在其自傳中，斯維拉娜寫道：「如果你回頭看看我們整個的歷史，無論是蘇聯還是俄羅斯時代，都是屍骨遍地、鮮血橫流，是一個劊子手和受害者之間的永恆對話。」紅色政權製造了巨大的公共墳墓，斯維拉娜所深愛的人民一次又一次地被捲入絞肉機里，她因此無法不問政治，無法不發出聲音做一個抗議者。
她愛一個人性化的俄羅斯，愛俄羅斯美好的文學、音樂和芭蕾，但她堅決拒絕史達林，貝利亞和普京的世界。生長於一個用謊言堆砌的國家，斯維拉娜男性長輩大都戰死了，她從小就在夜深人靜的時候，聽家裡的女性長輩說心事。因此，她早就立志要解構蘇聯的神話。
她不能不有一個堅定的政治立場，以持之以恆地挑戰專制權力。她的寫作涉及一個個禁區，引爆了一個個地雷，在俄羅斯引起了爭議和憤怒。她被指控為「誹謗」，被誣為「叛徒」、「間諜」、「反共反蘇的第五縱隊」。各種迫害曾長期跟蹤她，她的書被禁，她的電話被竊聽，她被禁止公開演講，被迫失業、流亡。
一道閃光照亮文學意義與價值
也許老諾貝爾是過於天真了，他在遺囑中規定：所有的獎項都要授予「給人類帶來最大福祉的人們」。一個拿著錄音機、孤零零奔波幾十年的女人，她的舞文弄墨能給人類帶來什麼「最大福祉」呢？
就在人們普遍懷疑文學的作用時，這次頒獎就像一道炫目的閃光，突然間照亮了文學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斯維拉娜以冷靜而生動的文筆，描述一個大時代的戰爭、災禍以及人性，這種見證歷史的非虛構作品，產生了比小說詩歌更大的震撼效果。
從表面上看來一切如舊，沒有什麼因這位鼴鼠揭露黑幕而改變。在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在那些至今仍殘留著前蘇共遺產未經反省的國家，還有老人熱愛紅場懷念史達林，還有年輕人穿著印有史達林頭像的T恤（就如中國有人穿毛澤東頭像T恤一樣）。為此，斯維拉娜筆下的受害者犀利地發問：誰是罪魁禍首？這樣罪惡的事件合乎人性嗎？人們要怎樣對待那些不堪回首的歷史？
尼采說：「沒有一個藝術家是容忍現實的」。斯維拉娜就這樣，一個人獨自站在整個現實的反面，通過深刻的批判，干預並引領了生活，力圖使社會保持健全的理想。她的作品不但加深了前蘇聯人民對整個災難時代的理解，激發起更多的反思，也在西方和俄羅斯之間架起溝通的橋樑。
在得知自己獲獎後，斯維拉娜呼籲人們：「面對專制政權，不要妥協！」筆者希望她的呼籲也能被中國作家聽到。中國人承受了深重的苦難，卻少有如此優秀的描述苦難的文學。像《夾邊溝紀事》一類的好作品，在中國只是鳳毛麟角。一個輕浮的、商業化的時代，令很多人忘記了承擔歷史的使命。筆者相信，今天會有中國作家聽到鼴鼠斯維拉娜的呼喚，帶著寬廣深沉的愛，去為黑暗中無法發聲的人發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