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譯自Ian Johnson（張彥）於11月24日發表在《紐約書評》上的文章。下面是原文譯文。
習近平經常被描述為中國幾十年來或許是自毛以來最有權力的領導人。人們都知道他推行積極的外交政策，經濟改革，以及力度空前的反腐敗。
但是，隨著習近平本月完成他任期的第三年，這種判斷似乎越來越錯誤，中國仍然陷在和習近平前任一樣的禁忌當中。從本質上講，這意味著一黨制仍不願從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統治的制高點上撤退。當局顯示出來的真正的創造力僅僅體現在推陳出新地鞏固其統治合法性，而不是用來解決中國面臨的真正問題。
當我們認為習近平現在大概已經達到他權力巔峰的時候，這就更加引人注目。他在2012年11月15日就任共產黨書記和中央軍委書記，到現在，我們不應該還認為習近平是新領導人需要時間來實現他的想法。相反的，我們應該認識到，他已經到達了他影響力的巔峰。到明年下半年，各派將為2017年第19次共產黨代表大會爭奪，屆時將選出習近平的繼任者，兩者將在未來五年一起主政，正如2007年到2012年習近平在胡錦濤手下一樣。
但是，（人們）沒有看到習近平有顯著的創新，他的首要目標似乎是保住他在2012年上台後捕手的這個制度。從根本上講，這意味著當局控制著經濟和社會的大多數。當局壟斷著大多數最重要的工業部門，尤其是重工業和自然資源。當局控制著政治生活，不允許任何有意義的異見。當局引導著社會生活。它允許非政府機構的存在，但是僅僅作為服務的提供者，而非社會變革的倡導者。充滿活力、批評的公民社會是不被允許的。隨著技術創新的出現，例如在社交媒體上，自由區可能會出現，但是當局會盡一切力量將其關閉。
從1982年他的第一個重要職務以來，習近平就一直是政治上精明的組織內人。他的目標一直是重建共產黨在1950年代早期和中期他父親是統治精英一份子時的時代。根據官方的神話，當時，黨清廉，官員正直，百姓滿意。要想回歸這個想像中的過去就意味著要加強，而不是削弱黨的統治。
如果我們簡單地回顧一下在過去三年間習近平的動作就可以看到這是他改革的首要目標。最明顯的可能也是最令樂觀者失望的就是經濟。在習上台一年後，他提出了經濟改革計劃，一些人歡呼為是自鄧以來最雄心勃勃的計劃。
但是，三年來，習近平大多數的改革——例如增加銀行利率自由化或對外國投資人打開一點點股票市場——被視為是技術專家的修修補補更為合適。或許小的修修補補最終能導致大修，但是，只有當這些改變有更明確的目標，並且是更大計劃一部分的前提下才能實現。目前，還沒有跡象表明這樣一個計劃存在——至少沒有一個讓經濟更開放的計劃存在。
也可能習會轉向——或許緩慢的經濟增長率會迫使他這樣做——但是跡象並不樂觀。最近《華爾街日報》一篇出色的報導顯示，儘管習對經濟放緩感到憤怒，但是放緩本身讓他更謹慎，甚至更不願意推動改革。
在社會政策上也是如此，真正的創新一直是幻象。一胎政策變成二胎政策搶到了頭條，但是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講幾乎沒什麼意義。很多人已經可以生二胎（因為他們無視規則，或生活在農村，或屬於少數民族），更多人發現生不起二胎。鑑於中國目前面臨的人口挑戰，稍微放鬆一胎政策只能說是調整，而不是變革。
在其他領域，例如法律，或非政府組織登記，政策與經濟改革類似：對現行制度進行小調整，吸引媒體關注，但是不能挑戰當局掌控。
習的反腐敗如何？從一個層面講，變化是非常真實的。抓的人比以前多，尤其是高官。甚至遠離北京的低級官員也對參加豪華宴會和開豪車變得更加謹慎。例如，我認識的一個山西省官員已經完全停止了工作日外出吃飯，因為他害怕被控揮霍無度。最近，他女兒結婚，他堅持婚禮儀式低調，只有幾十名客人，而不像幾年前他會請幾百人。
但是，這一切都是通過「運動」——而非法律改革或通過建立更獨立的對政府的控制機制——來實現的本身就透露出了其局限性。要想讓習近平的反腐敗計劃帶來長期的社會廉潔需要改革，建立一個獨立的司法機構。有人吹捧說已經有了一些改革，但是那些主要是為了使目前的制度變得稍微更有效。黨對法律制度的控制沒有改變。這使得調查人員，檢察官，法官不可能以可持續的方式反腐敗。（沒有一個自由（即便是部分自由）的媒體，腐敗往往也不能被曝光。）
與此相反，當局一直很擅長發現新的資源來為其權威站台。一個方法是通過民族主義和外國冒險來取得支持，例如在南中國海建礁。不明顯、但可能更有效的方法是對群眾對社會道德低下的不滿表示同情，並支持傳統價值觀。它試圖通過將共產黨和傳統美德混成的由清官和良民組成的模範來實現。它推崇傳統價值，例如孝順，節儉，慈善，同時也暗示共產主義也同樣享有這些價值。例如，在一個已經進行了兩年半的利用民間藝術進行的宣傳活動中，傳統工藝——泥人，剪紙，山水畫——與習近平的招牌「中國夢」口號已經融合在了一起。
即使是在文化生活的最基層也很明顯。老馬，我在北京的一個朋友，是一名退休木匠，唱傳統民謠賺點酒錢。其中一個民謠講述老北京的大門名字是怎麼來的，另一個講述老北京著名特產的歷史：布鞋，中藥，風箏，烤鴨和白酒。一天，他給我唱了一首新歌。
在盧溝橋
日本鬼子來了
想搶走這片土地
但是他們計劃不能得逞
這讓我很奇怪，就問他，從哪裡學來的。
「這是一個老調，但是歌詞是宣武門文化局給的。我們將要公開表演。有五六個表演者一字排開。每人三百元！」
我們談話的時候是六月，當局計劃在九月初慶祝戰爭結束70周年。即便是現在，紀念日過去幾個月了，中國仍籠罩在愛國宣傳當中。在中國的英雄形象已經飽和了的時候，為什麼一個區文化局要大費周章給幾個退休的街頭音樂人寫首歌來表演呢？
他答道：「有人注意到官方宣傳了嗎？他們出錢讓我們在劇院唱幾首愛國歌曲。當我們唱的時候，人們都聽，因為他們沒有料到（我們會宣傳）。」
我越想越覺得這個方法很高明。老馬和同伴在北京劇院區的小劇場，或在公司的私人活動中表演。在這種溫馨的環境中，人們的耳朵是打開的，不太可能會抵擋住這種形式的宣傳。
但是，我也能看到這種策略在老馬身上產生的影響。在過去，他唱歌是因為真正喜歡，那是他在公園裡做的事情，偶爾賺點錢。現在，成了業務，而唯一的付費用戶是政府的宣傳機構。
在最近幾周，當我遇到他時，他談起了拿到的價值數萬美元的大合同，表演一系列政府御用文人寫的曲目。他現在正在為二月份中國農曆新年的演出做準備。
他說：「我猜這是維穩的一種形式。人們聽這個，他們高興，你說政府好，但是，他們不會想到其他的（宣傳或維穩）。」
（譯文略有刪節）
作者：Ian Johnson，中文名張彥，是美國的一位作家和記者。曾任職《華爾街日報》。2001年，因為報導中國大陸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而獲得了普立茲獎。他目前是《紐約時報》、《紐約書評》等刊物的撰稿人，以及《亞洲研究期刊》的編輯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