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遲不晚於1966年5月中旬，也就是在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五一六通知」之時，劉少奇已明顯察覺到了毛澤東的不良圖謀，感到毛澤東發動文革別有居心，也就是說，文革伊始，劉少奇就感到自己要挨整了。而他不僅對毛澤東發動指向自身的文革運動沒有牴觸，反而躬身迎合，投入其中，亦步亦趨，充當推手。在其受權領導文革運動初期的數月間，一方面對彭真、羅瑞卿等已倒台的親信屬僚，明知並非反黨，亦無大過，為順從毛意，自保過關，不惜上綱上線，進行嚴厲批判——與其劃線切割；另一方面採用極左的運動方式，將眾多文教領域的權威人士打成黑幫，把大批大專學校師生活躍分子作為右派進行揪鬥——推動運動發展。但，即便如此，還是難免掉進毛早已設計的"請君入甕"的陷阱，未能擺脫被揪出打倒、最終瘐死開封的厄運。
劉少奇遺體
1970年12月毛澤東在回答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提問"你是什麼時候明顯地感到必須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時，明確表示為"1965年1月"。而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紙報》中，毛澤東又有過"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的指稱。這就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蓄謀倒劉，由來已久，時間上可以溯及到1962年。那麼，在從毛澤東蓄謀倒劉到正式將其打倒這一長期過程中，作為被打倒對象的劉少奇，對此是否有所察覺？如果有，又是什麼時候感到自己要挨整了的呢？
我們現已知道，毛劉恩怨其實亦由來已久，中共建政之初兩人因思想分歧已出現矛盾，甚至在1953年毛澤東對劉少奇就產生了某種不信任感，對劉進行過秘密調查。但儘管如此，客觀而言，毛劉關係在五十年代整體上基本正常，兩人之間的思想矛盾發展為激烈的政治鬥爭乃至面對面的直接衝突，是進入到1960年代，蓋因於大躍進失敗之後國內外諸多複雜矛盾與形勢變化所致。而1962年的確是毛劉關係發展變化的一個轉折點，這一年至少有三件重大事情交集疊加使毛劉關係走向發生了改變。
首先是中央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會上劉少奇將大躍進失敗導致國民經濟陷入困境的原因認定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讓毛澤東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政治壓力，毛、劉政治勢力對比出現微妙變化，兩人關係驟然變得緊張起來。
其次是劉少奇等中央一線領導主張採取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政策調整，被毛澤東視為向資本主義道路的後退與復歸，毛澤東因此於7月10日在中南海游泳池邊與劉少奇第一次發生直接衝突，怒斥劉少奇"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麼？"劉則以"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作為回答。隨後在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對右傾分田單幹風（即包產到戶）進行了全力反擊與批判，重新祭起階級鬥爭為綱的大旗。
第三是"七千人大會"之後毛澤東下令對劉少奇再次進行秘密調查，試圖證明劉少奇在1935年11月至1936年8月國共南京秘密談判期間，"跪在蔣介石腳下，充當了革命的內奸"。可以說，此事是決定毛劉關係走向的最為嚴重的一件事情，說明二者的矛盾衝突從此發生了重大的實質性變化，毛對劉完全失去了政治信任。可以斷定，毛最初萌發倒劉意圖當就在此時。當然，由於調查處於秘密狀態，劉少奇自是無從知曉。但兩人發生的面對面的衝突是激烈的，毛澤東對單幹風的反擊是強烈的，所發出的批評是嚴厲的，於劉少奇不能不投下陰影。
陰影的再次出現是在兩年後的1964年。這年上半年毛澤東同來訪的外國黨的領導人頻繁談起1962年國內的"右傾動搖"與反修防修問題，並在5—6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鄭重其事地向黨內提出"中國出了赫魯雪夫修正主義怎麼辦"這一嚴重問題。不僅如此，毛澤東還為7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的《關於赫魯雪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即《九評》）親筆添加了下面這段觸目驚心的文字："我們能不能勝利地防止赫魯雪夫修正主義在中國的重演問題。總之，這是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要特別警惕像赫魯雪夫那樣的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權。"（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1162）
以歷史的後視鏡而觀之，毛澤東提出修正主義問題，提出"赫魯雪夫那樣的野心家和陰謀家"，主要針對的就是被視為自己接班人的劉少奇。誠然，毛的意圖隱藏很深，其言說又給人一定的想像空間，人們當時除了引為一種政治的警惕，似不可能有何明確的聯想。那麼劉少奇呢？劉少奇不同。雖說劉少奇在是次中央工作會議上也與毛一道論及修正主義問題，但僅止步於此，而毛不僅談修正主義，更提赫魯雪夫問題。修正主義是寬泛的抽象概念，赫魯雪夫為獨有的具象人物，具有特殊的含義，更能觸動惟劉這樣位置的人的神經。因此，作為接班人，劉少奇處於黨內排名第二這一十分敏感的位置，與毛澤東既有歷史積蓄的舊矛盾，更有當下發展的新衝突，對毛澤東赫魯雪夫之說，他可能完全無動於衷，而毫無感覺嗎？
就在6月中央工作會議結束之後，劉少奇即外出視察四清運動。"劉少奇歷來嚴厲。但這次外出，不僅嚴厲，還顯得很急躁，脾氣很大。"（錢庠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五卷頁320）時任江蘇省委書記的江渭清，作為歷史見證者，回憶說道："當少奇同志到濟南時，華東局曾派魏文伯同志專程前往迎接，然後陪他到安徽。在劉少奇同志一行到達合肥後，魏文伯同志來電話向我和省委打招呼。……魏文伯同志在電話里說：'渭清同志，你要小心，這次少奇同志脾氣大得很。他在山東已經發了脾氣，到合肥發了大脾氣。'"到了南京劉少奇再次"發了脾氣"。（《江渭清回憶錄》頁483、488）
劉少奇此次外出是攜夫人王光美一道同行，一路上王光美被地方黨政頻邀作桃園經驗報告，於劉理應為一大快事，但卻反現心情不佳，脾氣很大。我們不妨大膽推測，劉少奇所以有如此表現，當與毛澤東的講話內容不無關聯，尤其是"赫魯雪夫那樣的野心家和陰謀家"的影射，有可能讓劉少奇隱約感覺到了什麼。但這種感覺屬於朦朦朧朧，只可一己意會而無以言與他人，這就使得其心情煩躁，在接下來的外出視察途中，一反常態，脾氣大發。
如果說毛澤東關於赫魯雪夫的含沙射影讓劉少奇在1964年夏天開始產生一種朦朧的感覺，那麼，到了這年的冬天毛劉再次發生的尖銳衝突以及毛此間諸多針對劉的激烈言行，無疑把劉的這種感覺變為了一種明顯的意識，讓其意識到一團政治危機的烏雲正向他襲來。
關於毛澤東與劉少奇1964年12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因社教重點指向嚴重分歧而發生的尖銳衝突，史書多有記載，此處不再贅述，僅引錄我們以為最為核心和關鍵的兩則史料，來說明這一衝突帶給劉怎樣的危機以及危機的嚴重程度。
請看陳伯達的回憶："毛主席在那次會上拿出黨章以申明他在會上有發言權之後，一天晚上，他連夜把我找去，要我起草一個文件。他口說，我匆匆記了下來，後來他又做了幾次修改，經中央討論修改後通過。這個文件就是'二十三條'。毛主席找我談時，表示了對劉少奇同志的很大意見，這使我感到很不安。我想，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的團結很重要，要想個辦法避免事情發生。我與列席會的王力商量了一下，就找陶鑄同志、彭真同志一起去和少奇同志談，請他向毛主席做個檢討，緩和一下關係。"（《陳伯達最後回憶口述》頁253）
毛對劉表示了"很大意見"，這是陳伯達的委婉說法，王力的表達更為直接而明確："1964年12月的一天拂曉前，陳伯達找我，說毛主席剛才口授要起草一個文件（即後來的二十三條），還說'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他同我商量怎麼辦？商定由他約請彭真、陶鑄同志一起去告訴少奇同志，勸少奇同志趕快向毛主席當面檢討。"（《王力反思錄》頁173-174）
"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在這裡毛澤東不僅第一次向其政治秘書流露出了倒劉意圖，而且，據劉少奇之子劉源披露，毛澤東此間甚至直接衝著劉少奇說出過這樣的話："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手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劉源、何家棟："'四清'疑團"，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頁118）
一邊是陳伯達與彭真、陶鑄等危情提醒與調和勸說，一邊是毛澤東的直白威脅，劉少奇對來自毛澤東巨大的政治壓力以及壓力所形成的政治危機不會不有一種明顯的感覺與清醒的意識。楊尚昆的一則日記從第三者觀察的角度可以進一步證明劉少奇政治危機存在的嚴重程度。《楊尚昆日記》筆下一向非常謹慎，絕少涉及黨內的具體人事，但在1965年1月14日卻用罕見的筆調寫道："現在要注意：劉話不靈了。"
此後一年，隨著毛澤東倒劉圖謀逐漸醞釀成熟和文革戰略部署逐步實施，謫居京城的前國防部長彭德懷被遣往西南，中辦主任楊尚昆被降職調離京城，《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掀起新一輪文化批判大潮，總參謀長羅瑞卿在上海會議上被突然打倒，黨和國家的政治空氣越來越緊張，劉少奇的自我危機感也就越來越強烈。
1966年元月的一天，劉少奇將家人和身邊工作人員召集一起，頗為感慨地對大家說道："看來，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必須更抓緊時間多幹些事。"還說："如果我身體、精力不行了，我會馬上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好多美國總統卸任後去當教授、學者，我們應該向人家學習。我退下來以後，可以去大學教書，把我的經驗傳給青年學生，我可以教林業、教歷史。"（黃錚：《王光美訪問錄》頁106）
在革命永不言退和領導幹部終身制的紅色年代，67歲的劉少奇竟突然想到來日不多，想到退休去改做教師，這實在與他的身份和地位大不相稱。但這恰好是個信號，說明劉少奇預感到了一種強烈的危機與不安。但又不便於明說，惟藉以談話的方式向家人發出暗示，暗示一場政治風暴即將來臨，很可能自己的地位難保，命運難卜。（黨內高層預感自己地位不保而事先向家人發出暗示的，劉少奇不是孤例，1970年陳伯達倒台前數月，曾為其子書寫唐詩"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暗示自己可能下台，家要發生變故。）
不出數月，文革爆發。這場運動的主要目的，乃是打倒劉少奇、進而清算以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中央5月份在北京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綱領性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為發動標誌。《通知》中下列這段被視為"畫龍點睛"也是最為要害的一段文字，為毛澤東親筆添寫：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此時，黨內排名僅次於七常委的政治局委員彭真和同為政治局委員兼中宣部長的陸定一以及楊尚昆已相繼倒台，與羅瑞卿捆綁一起打成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劉少奇以其幾十年黨內複雜而激烈鬥爭中脫穎而出的經歷與經驗，不會不感到此次運動來勢兇猛，有別於以往的任何一次運動，而62年尤其是64年以來與毛的矛盾鬥爭與尖銳衝突，更會令其感到毛澤東此回絕對來者不善，所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其用心何在，其所指何人，政治危機已變為迫在眉睫的危險。
5月18日，也就是《通知》通過後的第二天，林彪按照毛澤東的意圖在會上做了著名的被稱為"政變經"的講話。李雪峰在《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幕》中這樣說道：林彪"大講'政變'，從古到今包括世界各國的政變，認為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也會有。他沒有點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劉少奇。劉沒有講什麼。""大家都知道是指劉少奇"，劉少奇危如累卵，夫復何言！
至此，我們完全可以做出這樣的斷定：至遲不晚於1966年5月中旬，也就是在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五·一六通知》之時，劉少奇已明顯察覺到了毛澤東的不良圖謀，感到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別有居心，這就是說，文革一始，劉少奇就感到自己要挨整了。
把劉少奇明確感到自己要挨整的時間認定為1966年5月中旬，一個接踵而至的問題需要進一步做出回答，那就是，劉少奇既然文革伊始就意識到了毛澤東的企圖，感到自己要挨整了，為什麼不見他對這一運動有任何的不滿與牴觸，難道他不清楚一場即將來臨的暴雨會打濕全身？不清楚黨內鬥爭中挨整者下場的前車之鑑？
劉少奇當然清楚一場暴雨會打濕全身，清楚黨內鬥爭的殘酷無情。但，由於這場運動本身反修防修這一宏大敘事的"政治正確"，是包括劉少奇在內的黨內共識，是劉的內心認同，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他都提不出任何反對的理由；而毛澤東包裹在宏大敘事下的權力圖謀，則由於長期以來以劉少奇自己為首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讓毛成了黨的化身，位尊全黨之上，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與權威，任何對毛的牴觸就意味著對黨的牴觸，是引發全黨共憤的反黨行為，這就使得劉不僅無力也不敢進行牴觸。正是在這樣一種特定的歷史規定性下，劉少奇儘管心知肚明毛澤東別有企圖，意識到自己大難臨頭，但卻如啞人食黃連有苦難言，他的處境十分尷尬，他別無辦法，只能心懷僥倖，逆來順受，企望在一場無法避讓的危及自身政治生命的運動中能涉險過關，化險為夷。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在運動中態度鮮明，立場堅定，表現積極，有所作為，以此來證明自己堅定的革命性和對毛的緊跟服從。
所以，劉少奇不僅對毛澤東發動指向自身的文革運動沒有牴觸，反而躬身迎合，投入其中，亦步亦趨，充當推手。在其受權領導文革運動初期的數月間，一方面對彭真、羅瑞卿等已倒台的親信屬僚，明知並非反黨，亦無大過，為順從毛意，自保過關，不惜上綱上線，進行嚴厲批判——與其劃線切割；另一方面採用極左的運動方式，將眾多文教領域的權威人士打成黑幫，把大批大專學校師生活躍分子作為右派進行揪鬥——推動運動發展。但，即便如此，還是難免掉進毛早已設計的"請君入甕"的陷阱，未能擺脫被揪出打倒、最終瘐死開封的厄運。
由此，更能見出劉少奇文革命運巨大而深刻的悲劇性。
2013-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