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風雲人物戚本禹曾任《紅旗》雜誌社歷史組組長，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毛澤東、江青的秘書。1968年因「王、關、戚事件」被隔離審查。1980年被逮捕。1983年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1986年刑滿釋放(刑期自1968年算起)，重操舊業研究歷史。針對毛澤東與江青早已分居的說法，戚本禹在《同舟共進》2014年第3期撰文《親聆毛主席講「五七指示」》予以駁斥。戚本禹說，1966年5月13日清晨7點左右，他和陳伯達、楊成武應召趕到毛澤東下榻的西郊賓館12號樓，毛穿著睡衣從臥室出來，不一會兒，江青也從那個臥室走了出來。「我從秦城出來，聽到中央某領導人的講話傳達，說早在建國時，毛主席與江青就各住各的，實際上已離異。但我親眼目睹：在1966年，主席在上海時仍與江青同吃、同住。那時主席73歲，江青51歲。建國時，主席56歲，江青34歲。當時江青剛從蘇聯休養回國，與主席同吃、同住，兩人感情很好，這是我們大家都知曉的。」
晚年戚本禹(右)在天安門前留影
1966年5月12下午，毛主席的機要秘書徐業夫打電話到釣魚台找我，通知說，主席有重要的事情要召見我和陳伯達、楊成武;並要我通知陳伯達，要我們三個人必須在明天一早趕到上海。
我是5月1日從上海回到北京的。我那次去上海，原本是為《紅旗》雜誌編發工農兵學哲學的文章組稿的。完成組稿後，張春橋傳達中央通知，叫我繼續留在上海，參加由康生、陳伯達、江青以及原中央秀才班子吳冷西、王力和尹達、張春橋、關鋒、我等人一起組成的「五一六通知」文件起草班子。就是在這一文件起草的過程中，中央決定成立新的領導文化革命的機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我亦被內定為成員之一。接著，江青又通知我，要我回北京後，不再去《紅旗》雜誌了，而直接回中南海，說「關於你的工作，中央有新的安排」。所以，過了五一節，我就去中南海找汪東興報到，中央辦公廳就在原來劉少奇住的甲字樓里給我安排了辦公室。同時，在釣魚台也為我安排了辦公室。此時中央正在舉行討論「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我也列席了這個會議。會議是劉少奇、鄧小平主持的。
接到徐業夫電話後，我就通知了陳伯達，然後又打電話給楊成武。楊成武說，他也接到徐業夫的電話了，並且已經安排好飛機，讓我和陳伯達明天凌晨去北京郊區的某軍用機場乘專機去上海。5月13日凌晨3時，楊成武就來電話催我們出發了。我和陳伯達坐車去了機場，與楊成武會合。我們剛登上飛機，飛機就起飛了。那是一架中型專機，飛起來很穩，裡面還有可以辦公的小房間。上了飛機，我心裡就在嘀咕，主席這麼緊急地召見我們，究竟是為了什麼事?那時正在傳說北京有發生軍事政變的跡象，這次又有代總參謀長同行，是不是與軍事政變有關?
大約飛了三小時左右，我們抵達上海虹橋機場。徐業夫已在機場等候我們，在去賓館的汽車上，徐業夫把已經印好的林彪轉呈給毛主席的解放軍總後勤部的一個報告，以及毛主席在5月7日為這個報告寫給林彪的信給了我們。在車上，我們就看起了文件。
毛主席是比我們早幾天從杭州抵達上海的，他給林彪的信應該是在上海寫的。照例這樣的文件都得由經過審查的專門工廠印製。我不記得杭州有這樣的工廠，上海倒是有的。所以這個文件是在上海印的，要不就是用飛機送到北京去印的。
大概清晨7點左右，我們就到了主席下榻的西郊賓館12號樓。當時主席還沒有起床。但主席事先有交代，我們一到就馬上叫他起來。所以護士長吳旭君叫我們在客廳里先坐下，然後她就去主席臥室敲門，告訴他我們到了。
客廳不是很大，在客廳的一邊是兩張單人沙發，對面是一張三人沙發，在這張三人沙發旁邊有一把靠椅。楊成武硬要讓我坐三人沙發，他自己坐三人沙發旁邊的椅子。我想他是老革命，我一個小青年，怎麼可以自己坐沙發，讓他坐椅子呢?經一番退讓，最後還是我坐椅子。我們坐下後，都埋頭繼續看文件。
一會兒我們看到主席穿著睡衣，從客廳旁邊的一間臥室里出來。我們知道主席通常都是晚上工作的，很少有這麼早就起床的。
主席出來後，和我們一一握手打招呼。在和我握手時，主席說，好久不見了。主席這樣說，那是因為1964年夏我被調去《紅旗》後，就沒有再見過主席。我在中南海工作時，平日常騎自行車經過主席居室後門出海辦事。偶爾會遇上主席在散步，我遠遠看見都會立即下車，從靠牆一邊悄悄推車過去。主席如看到我，會向我抬手打個招呼。主席又說，上次討論哲學問題，讓《紅旗》派人來，你沒有來。主席指的是1964年秋他召集了一些人作過一次關於哲學問題的談話。我從主席的話中聽出來，主席或許以為我會去參加那次哲學問題談話。但當時陳伯達叫吳江、邵鐵真去了，沒叫我去。
主席給大家打完招呼在單人沙發入座後，拍了拍他旁邊的另一張單人沙發，讓我坐在他的邊上。因為是主席叫我坐的，我只好坐到了主席的身邊。原來我坐的那個椅子斜對著主席臥室的門，我總感覺臥室里好像還有人。果然不一會兒，就看見江青也從臥室里走了出來。我馬上起身要讓座給她，主席用手示意，要我仍坐在他邊上。江青就坐到對面我原來坐的椅子上去了。我從秦城出來，聽到中央某領導人的講話傳達，說早在建國時，毛主席與江青就各住各的，實際上已離異。但我親眼目睹：在1966年，主席在上海時仍與江青同吃、同住。那時主席73歲，江青51歲。建國時，主席56歲，江青34歲。當時江青剛從蘇聯休養回國，與主席同吃、同住，兩人感情很好，這是我們大家都知曉的。直到1967年我因寫《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文章，從釣魚台到中南海找江青，仍見到她同主席住在一起。雖然那時江青住釣魚台11號樓，主席則住在中南海中，但江青仍時常回去看主席。
這時，護士長吳旭君給主席送來了早餐。我看到她拿著一杯乳製品，顏色淡黃。另有一個小碟，上面盛著幾片烤饅頭。後來吳旭君對我說，那乳製品是主席喜歡喝的馬奶，加了點麥片。噯，這杯麥片馬奶和烤饅頭就是這位叱吒風雲的偉大歷史人物的早餐了。我們剛才在飛機上用的早餐，都遠比它豐富。
主席喝了幾口麥片馬奶，開始講話了。他說，今天找你們來就是為了研究你們手裡看的文件。接著又說，從遠古以來，人類一直沒有什麼社會發展的長遠計劃，人類社會發展應該有個遠景計劃，這才是人類文明。我們講的人類文明，是共產主義。它是馬克思根據現代生產力發展情況設想的，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等書中講了一些關於共產主義的具體的設想。只有共產主義社會，才是文明社會。我以前談過張魯，張魯是東漢末年的農民領袖，與黃巾一黨，他也有些共產主義想法，這些想法大概來源於古書上講的大同世界，只是古書上那個大同世界講得很模糊，因為那時沒有新的生產力，對將來的大同世界無法具體化。張魯的時代社會進步了點，所以張魯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體化。在張魯那裡治病不要錢，吃飯也不要錢，但不能亂吃，吃飽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貴族豪富，吃那麼多，浪費那麼大，總不好!主席說，我們現在找到比張魯更好的辦法了，解放軍總後勤部總結的這個經驗，就是一個共產主義社會未來的萌芽，每個人分工不是那麼刻板，一業為主，全面發展。解放軍戰士除了軍事，可以做工，務農，又能學習文化知識，發展藝術才能。勞動者的勞動不要那麼緊張，不要一天到晚幹活，要勞動與學習相結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領導的也要勞動，定期勞動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分配上要允許有點差別，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為一個特殊階層。我注意到，此前主席雖然說過官僚特殊階級，但這次說的還是特殊階層。主席說，林彪同志有個報告過來，我給他寫了幾句話，請你們來一起修改一下。
隨後主席問我們看了文件後有什麼意見?
陳伯達首先發言。陳伯達在政治上確實是比較敏銳的。他說，文件剛拿到，雖然是初看，但感到主席的這個批示非常重要。他說，我們在「大躍進」時，探索過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模式，這又是一次探索，主席這次的指示非常明確，而且可行性很大。他說，我們不久前提倡的「半工半讀」也是一種探索，不過做起來像是勤工儉學，沒有提到共產主義理想的高度。還有河南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共產主義過渡，搞得太雜，不大可行。陳伯達的話，讓我想起1958年主席曾讓他和張春橋去看過嵖岈山公社的共產主義過渡，他們回來後對嵖岈山也沒有怎麼肯定，只是說那個公社的書記挺能吹的，態度明顯有保留。要不是他們當時持有這個態度，恐怕早就宣傳推廣嵖岈山了。陳伯達接著說，嵖岈山的設想沒有主席這個指示好。主席的指食指出了在現在的生產條件下，怎樣做到人的全面發展，完全符合馬克思講的新制度下人的全面發展的理論。平心而論，陳伯達雖然早年思想龐雜，入黨後在嚴峻的鬥爭中經不起考驗(如林彪事件)，但他的理論水平，尤其是哲學水平要比一般人高很多。
陳伯達講完以後，楊成武講。楊成武對理論的東西講得不多，只是說了些具體的問題。他說，部隊搞生產意義很大，照這樣下去，我們都可以不領軍糧了，這對戰備是很有意義的。這時主席插話說，我歷來主張軍隊糧食自給。楊成武接著說，戰士學文化好，這樣軍隊的文化水平可以得到提高。部隊就是缺文化，又能打糧食又能學文化。這個好。他還說，東北有個部隊搞得比總後報告中說的還要好。主席聽了就讓他把材料拿來看看。他回答說，已經送上去了，可能還沒有送到主席這裡。
接下來就是我講了。我讀過一點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而且這之前對主席《張魯傳》的批語就抄過並看了很多遍，一些詞句已能背誦。因而就從引述主席《張魯傳》的批語開始，說張魯搞了五斗米教，設置「義舍」，窮苦老百姓到他那兒吃飯不要錢，而且都能吃飽;他用草藥和符咒治病，也不要錢。草藥能治病，符咒是迷信，但有時也能治病，因為它是一種心理療法，至少可使病人增強抗病的信心。當我說到張魯統治的地區「不置常吏」時，主席插話說：就是不要當官的，「皆以祭酒為治」。「祭酒為治」就是由群眾公推出的人管理地方的各種事務。接著，我說起在長辛店二七機車廠勞動的時候，看到工廠邊上就有很多土地，如果也能用來搞農業，工人生活就會大大改善。我聽楊成武講戰士學文化時，心裡就在想，主席的指示不光是說要戰士學文化，還說要批判資產階級，所以又著重談了對批判資產階級的看法。我說前些天剛去「南京路上好八連」體驗生活，沒想到，我們的戰士也會批判《海瑞罷官》。原來以為那些古代的事情，戰士可能不清楚，哪知道戰士都很清楚。主席很注意地聽了我複述的戰士的話，然後問，會不會是知道你要去，他們指導員事先請人來跟他們講課，做了些準備?我說，這我倒不清楚，但戰士們有些問題說得很好，比我寫的文章還要好。比如戰士們說，那個「清官」也是壓迫人民的，而且有些「清官」壓迫人民更厲害。因為「清官」有民望，受老百姓擁護，所以他們鎮壓農民起義往往更沒顧慮，也更殘酷，來了就殺，比貪官更兇狠，曾國藩就是如此。主席聽了說，對!曾國藩殺人厲害，范老(文瀾)說老百姓叫他「曾剃頭」。主席還說，《老殘遊記》上也講「清官」殺人厲害，說「清官」的紅頂子是用血染的。
陳伯達又說，太平天國洪秀全的《天朝田畝制》，康有為的《大同書》，都沒主席的批示提得好。主席就說，太平天國起初也是有理想的，但在定都南京後，它的上層很快就腐敗了，領導人自己成了新王朝的統治者，他們還會認真去搞什麼天朝田畝制嗎?我們讓大家都來批判資產階級，就是要防止再搞出新的資產階級來。共產黨雖然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要是脫離群眾，不繼續革命，甚至腐化變質，轉過來壓迫人民，那麼人民也會起來反抗的，也會出陳勝、吳廣，瓦崗寨。
我接著主席和陳伯達的話說，主席的設想挺好，人不能一天一天老是干同樣的活，一邊幹活一邊學習，學工的可以學農，學農的可以學工，還要學文化批判資產階級，那樣人就可以得到全面的發展。如果工廠、公社、機關、學校都能按照主席的這個設想去做，那這個社會就越來越理想了。我感到毛主席描繪的這一社會前景，比陶淵明的「桃花源」和康有為的《大同書》都好。而且，都是可行的，起碼它在我們解放軍的部隊裡已經實現了。
主席聽了笑著對我說，你是年輕人，你們只要貫徹不斷革命的精神，把革命進行到底，也許能看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曙光。
那天的談話，主席的興致很高。主要都是主席講，江青沒說什麼話。凡主席在場的時候，江青一般都不多說話的，那天也一樣，一直是畢恭畢敬地在聽。我曾對主席講話作了個簡單的記錄，這個記錄後來被汪東興他們抄走了，我要求幾次，但至今都沒有歸還給我。因為在秦城監獄時，我常回想主席這次講話，所以至今還能記得一些情況，但也就是這些了。其中對陳伯達、楊成武的談話可能有失記之處，因為我的記憶力有個缺點，就是記自己的多，記別人的少。關於他們的談話，可以參考他們自己的回憶。
到吃午飯的時候了。主席讓我們下午修改文件，回去後再向政治局做匯報，看看還有什麼修改補充的，然後提交中央會議討論一下，通過後，再以中央文件發下去。
從主席那兒出來，我們就去了我們住的錦江飯店。吃過午飯，我們三人一起坐下來討論主席講話和文件。對主席的批示我們沒做什麼改動，只是對總後勤部報告的標點、字句做了一點小的修正。接著，我們又討論起草了一個中央通知的文稿。
在這種時候，陳伯達往往都是最起勁的，他親自動筆起草。田家英曾跟我說過，凡寫給主席的東西，陳伯達一定要親筆寫，好讓主席看到是他的筆跡，知道是他寫的。那天，我和楊成武也只是在一旁參議，讓陳伯達寫。我記得，楊成武和我只提了一個意見，即在原來文稿的最後加了一段話，說主席的這個指示對反帝、反修和加強國防戰備有重要戰略意義。陳伯達採納了，後來的中央文件上也是這麼寫的。
那天總理也到了上海。當晚，魏文伯、曹荻秋請總理和我們吃飯，總理說他晚飯後要去主席那裡，陳伯達就讓總理把我們寫的東西交給主席。總理還約我第二天早晨一起到錦江飯店頂樓陽台上去呼吸新鮮空氣。第二天早晨7點多，我就去了。沒想到，總理已經在那裡等著我了。我說，我遲到了，變成貪睡的小張良啦。總理笑了笑，談了幾句閒話，就問起我的家庭狀況和工作經歷，然後對我說，在李秀成問題的討論中，他看到了主席對李秀成的十六字的批示，端正了認識。他很誠懇地對我說：「這件事情我對不起你，周揚開會批判你是我批准的。我其實也覺得你的文章寫得好，有氣勢。可他們都要批，講了好多理由。我也沒有好好研究就批准了。幸虧主席及時發現了，不然要犯大錯誤。」當時，我很感動，覺得總理的胸襟寬大，光明磊落。
第二天，即5月14日，主席的回批就下來了，說(我們寫的東西)可用，讓我們帶回北京。當天上午我們就坐飛機回到北京。一回北京，陳伯達立即向中央政治局作匯報，我向中央文革小組作傳達，楊成武則去向林彪匯報。
此後不久，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一致通過了這個文件，後來正式下發了這個文件，並被全黨習稱為毛主席的「五七指示」。
主席之所以這麼緊急召我們去上海，可能是因為當時北京正在召開討論「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或許主席想把這個文件也拿到這個會議上去討論一下?後來，我只看到主席批示的文件被印成中央紅頭文件下發。
「五七指示」在當時是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中央文件下發的。但因為「五一六通知」發出以後，北京又發生了一連串的政治事件，大家的注意力都轉到其他事情上面去了。
大概是1966年7月，陳伯達提出要和我一起寫個關於「五七指示」的東西，發個社論什麼的，以引起全黨和廣大群眾的重視，我非常贊同。在起草社論綱要的時候，陳伯達提出了「五七指示」是「實現共產主義的宏偉藍圖」這個概念，他認為以前的空想社會主義都沒有具體的規劃，主席的「五七指示」則是一個具體規劃，是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一個宏偉藍圖。我說，這個提法挺好，很有指導意義。陳伯達聽了說，「嘿，你還能欣賞我噢」。我說，那當然啦，你是老夫子嘛。於是按照陳伯達寫的綱要，組織人寫了一篇文章，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名義發表了。至於文章發表前是否請其他中央領導人看過，我記不清楚了，但至少主管宣傳的關鋒、王力是看過的。
現在看來，我們當時對「五七指示」的重要性理解還是很不夠的。當時我們都沒有想到主席的「五七指示」和「文革」的關係。後來才認識到，主席在「文革」一開始的時候，就設想了「文革」後要構建一個怎麼樣的社會，他給我們講「五七指示」，談共產主義，實際上是向我們展示「文革」的前景。我在中南海工作那麼多年，參加過的會議無數，卻很少聽到有哪個領導能像主席那樣不斷地思考如何實現共產主義理想。
(戚本禹註：華東師範大學韓鋼教授看到此文，查對了《人民日報》「五七指示」社論，文中有「共產主義大學校」的提法，未見「共產主義藍圖」的提法。後敖本立發來了韓鋼教授對我這篇文章的修改意見，我又多次回想，仍清晰記得當時陳伯達確實向我說過「共產主義藍圖」這句話，為什么正式發表的社論中沒了這句話，我也想不清楚，只能存疑。韓鋼教授還根據檔案，糾正了原文中幾處時間、地點的誤記，此次發表，均按韓鋼教授的指正改過了。謹對韓鋼教授表示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