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死後，華國鋒與汪東興、葉劍英聯手逮捕了「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成為黨政軍最高領導人。後來提出「兩個凡是」，欲延續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路線，與鄧小平在政治路線上相左，被逼下台。胡耀邦坐上了主席及總書記的位置，成為這一政治爭鬥中的既得利益者，但在其兒子胡德平的日記中，卻有著與世人不同的的認知：「耀邦不願動華國鋒」。這背後有著怎樣不為人知的原因?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韓剛撰文《關於華國鋒的若干史實》，披露這段文革後期中共秘史。
左起：華國鋒、葉劍英、胡耀邦
「耀邦不願動華國鋒」。這是杜導正記錄趙紫陽說的一句話。我相信這句話不會有假，趙對胡態度的判斷也是準確的，趙紫陽更為完整的話是這樣說的：「耀邦不願動華國鋒，主要考慮是怕自己來接。」
但為何胡耀邦不願動華國鋒呢?胡耀邦基於什麼考慮而「怕自己來接」華的職務呢?人們對歷史問題，總是希望能透過層層表象，看清問題的真相和本質。為此，歷史學不但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還要對這些史料提升出觀點、結論來，哪怕是帶有情感性的傾向，也不排斥。只要在歷史問題的研究中，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聯繫能趨於最大的一致。本文想對上述史料再做些補充和說明，從而進一步探討胡耀邦當時之所以採取這種態度背後的思想活動是什麼，揭示出這段真實史料蘊含的歷史真實性。
趙紫陽當時說這句話的背景是：1980年下半年，黨內和社會上有一種越來越強烈的輿論，認為華國鋒在打倒「四人幫」以後，犯了嚴重錯誤，如宣揚個人迷信，堅持「兩個凡是」，影響老幹部的解放使用，要對「洋躍進」負責，甚至一些黨內老同志還指責他是「文革」中的造反派。有人對華國鋒、汪東興、陳錫聯、毛遠新和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在毛主席遺體身邊的八人合影竟一時糊塗定性為「八人幫」。總之黨內外的輿論非常複雜，其中相當一部分意見是對的，一部分則缺乏分析，一小部分則是極端的情緒之詞。但形成的主流意見則是華國鋒黨中央主席的位置應該變動一下。如何處理這個尖銳問題，人們期待著中共中央的決策。趙紫陽說，葉劍英不贊成動華國鋒，他和胡耀邦也不贊成動華。但趙也很遺憾，他對當時的情況已記憶不多，對此他說：「可零星回憶，主要是前幾年沒有留下東西，有些忘了。」
對華國鋒功過的評論，不是本文的主題。本文是想根據我當時的日記，對趙紫陽敘述過於簡單而沒有講透的問題，作一注釋，以防歧義。當然更多的也是想為胡耀邦當時的思想理念和他作為一位政治家的道德人品，也作一個注釋，以備歷史的查詢。
人類的歷史是客觀的社會進程，歷史不能複製，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歷史科學。歷史科學若不建立在真實的史料之上，不是用史論結合的方法，而是想用「以論代史」的方法說明歷史，那就只能深陷在歷史唯心主義的泥沼中，那麼歷史的輓歌就不能引起人們傷痛，而歷史的頌揚也不能喚起人們的信心。
1980年年末，隨著黨內對華國鋒擔任黨中央主席的反對聲音的高起，胡耀邦又成為接替他的主要人選，這是當時的實際情況。1980年11月23日晚，父親下班回家。那天，他在各省市自治區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談會上講了一篇話，題目是《做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父親問我聽到這篇講話沒有?不知怎麼，我突然聯繫到華的去職，很可能由他替任的問題，我當時很衝動，脫口而出：「你難道在當主席的問題上，也想做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嗎?我不同意你任此職。現在是你最據有優勢的時候。」(1980年11月23日胡德平日記)
我說的「此職」，即指黨中央主席之職。我之所以說父親現在是他「最據有優勢的時候」，那是因為在真理標準大討論、生產目的大討論，平反黨內外大量冤假錯案，為「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摘帽之後，那時的政治局勢，是上有老一輩領導人掌舵，下有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父親又是中央常委、黨的總書記，這種條件正是他為黨為民服務做事的大好時光，華國鋒同志即便不做主席，也應由老一輩領導人，如鄧小平、陳雲擔當才妥。
耀邦同志之所以不贊成動華國鋒主席的職務，還有他一些更深的想法，他認為動華而引起的人事變動，不是一件小事，甚至還是一步險棋。他說：「新的考慮，我認為是步險棋，我、趙、胡都不太同意，但想的也並不完全一致。……把人事放在第一位，不是把原則放在第一位，不行!」(1980年10月12日胡德平日記)
胡耀邦和趙(註：是趙紫陽無疑)、胡(註：應是胡喬木)想法不完全一致，那麼胡耀邦有些什麼具體想法呢?他說：「我想設一個主席團，我在主席團中占據一個很不突出的角色。我也認為我在主席團中也不合格，……在這樣的位置上多做工作。」(1980年11月23日胡德平日記)
胡耀邦這一設想，在中央的會議上提出過，但未被接受。六年後，未曾想到趙紫陽也向胡提出過這類建議：「在談話中，還向胡提出個設想，可以考慮今後不再設總書記，由政治局常委輪流擔任主席，譬如說每人半年，主持全黨工作。」
所以在1980年12月5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當議決是否向黨的六中全會建議華國鋒辭去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軍委主席，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時，胡耀邦並未參加投票，而是提前出京到湖南，名義上是解釋幾次中央有關會議對華國鋒問題的討論意見。
當月27日晚，父親和軍隊幹部譚友林談話完後，又找我談話，提醒我和德國一名歷史學者交往的言談舉止要多加注意。藉此機會，我又問他「有關黨的領導還有無更改的希望，……我不希望它成為現實」。父親似乎又高興了些，他的談話，我是這樣記錄的：
他說還有希望，沒有最後定，還可以再做工作。他認為最後(註：「後」字應為「好」)搞主席團制，職務都是主席，制度是常委(制)，每個人都是一票的關係。我們索性在最高的領導中，搞徹底的民主制，徹底的集體領導。(1980年12月27日胡德平日記)
說到他本人，胡耀邦接著說：
我只是其中之一，七分之一，這樣我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同上)
大家知道，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只有六位常委，那第七個人是誰呢?不言而喻，在胡耀邦的構想中，非華國鋒莫屬。
為了實現這一構想，我知道他找了很多黨內同志討論此事，直到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之前，他都為此構想努力。這些史料既印證和補充了趙紫陽的回憶，又能較好地解釋為何他對華國鋒採取這樣一種態度的思想根源，他對進入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層，也坦誠表明了他「可以做更多的工作」的心願。
當時，胡耀邦對華國鋒之所以有這種態度，還有一段寶貴的歷史原因可供參考。即1962年年底至1964年上半年，胡耀邦和華國鋒共同在湖南湘潭地委工作，共同領導了那裡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倆人不論職務的高低，合作得很好。他們都認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對廣大農村幹部、群眾的一次教育運動。評論運動合格不合格的標準，主要是看緊張的幹群關係能否得到正確處理，農業生產能否有一更大發展，農村社會能否出現一種欣欣向榮的局面。倆人還都以毛澤東的學生互相勉勵，1964年春，倆人和湘潭地委的部分同志還集體上了一次井岡山，到了黃洋界和「朱毛」當年生活過的居處。這一期間毛澤東還親臨長沙兩次，找他二人座談「四清」問題，並牢牢記下華國鋒的名字。
因此，對華國鋒在黨中央主席位置上的去留問題，胡對華也有批評，但他不贊成說華是「文革」中的造反派，也不贊成說華是「坐飛機」上來的。他說：
「國鋒同志是一九三八年參加工作的老同志，也應該說是一個老同志了。國鋒同志也是一級一級上來的，確實是由區的工作、縣的工作、地委的工作、省的工作到中央工作的，有同志說是坐直升飛機上來的，我個人覺得這麼說不妥當。」
胡耀邦對華以上的評述並不是全部內容，現在歷史也要對胡的評述再做評述，但胡對華歷史的介紹我認為還是公正的，因為對華認識的這一底線，有很多人並不認同，否定這些，我認為對黨的事業非常不利，對華更不能醜化!
這次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選的變動距今已有30年了。我願根據我所知所記的材料，將趙紫陽回憶的這一史料補充得更豐富些，把史料背後胡耀邦的思想活動解釋得更清楚一些。當時，胡耀邦不願把人事問題放在第一位，而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能夠一分為二看待華國鋒同志，在華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以後，他希望華能繼續留在黨中央的領導崗位上，並提出改中共的主席制為主席團制。這都是他作為一個政治家，所表現出的眼光和品德。如果要說他還有什麼做得不足不夠之處，或有什麼缺點?那我認為，就是他已經看到這種人事變動是步險棋，但沒有更多強調這步險棋如不加警惕，也有釀成更大損失的可能性。再有，他既然提出了黨中央的主席團制度，為何在黨的十二大上不公開討論一下這一制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