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導演賈樟柯在披露：「去年拍環保廣告，胡同里突然衝出幾個大媽大爺，高聲嚷嚷：『他們在拍咱們的霧霾，快把攝影機扣下來』，也很恐怖。」此事在輿論界中產生熱烈爭吵。這樣的大媽大爺，讓我想多年前看過且一直糾結在頭腦中的電影——《戈雅之靈》。在我看過的電影中，那種恐怖和令人難以言說的悲傷，不能有出其右者。
《戈雅之靈》，是以西班牙畫家戈雅的生平和繪畫作品為素材改編的電影，講述的是一個美麗的天使般的少女因為在聚餐會上不吃豬肉而被人告發為異教徒，抓入宗教裁判所，經歷了十多年折磨，變為一個醜陋恐怖的瘋女人。在監獄裡，他被一位主教強姦，並生下一個女兒，女兒被送出監獄，淪為妓女。對她施暴的主教，人格極其卑劣下賤，無數次致她於絕境，但即便如此，女人卻不可理喻地對他產生依戀感。電影的結尾處，當主教被執行了絞刑，瘋女人抱著撿來的誤以為是她女兒的嬰孩，跟在運屍車旁，牽著屍體的手，一副令人驚心的快樂和安詳表情，仿佛回家一般，遠遠地消失在古老的石頭街道上，身後，一群孩子唱著歡快的童謠。
很多人看到這個鏡頭時，整部電影裡積累下的憤懣與壓抑，變成眼淚奪眶而出。
那個可憐的女人牽著害她一生的罪魁禍首的屍體蹣跚遠去的鏡頭，是一個痛心而可怕的意象——世界上再難找出另外一個鏡頭，能這麼痛徹心骨地表現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了。
所謂「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是指被害人或被綁架者愛上了施暴者和綁匪，甚至轉變立場幫助後者。這種狀況，最早受人關注，是在斯德哥爾摩一次銀行劫案中，故而得名。
受害者愛上傷害者；肉票愛上綁匪。這種看似不可能發生的荒誕情節，卻實實在在地發生。別以為這樣顯性的具有戲劇衝突的場面，只在電影中才能看到，事實上，我們身邊比比皆是。
比如：一些早年被打成「右派」的人，如今在回憶那段歲月時，居然懷念那時的「官員不腐敗」「社會治安好」「人與人之間」平等。比如在專制體制下被綁架一切自由權利的人，懷念專制結構下的穩定秩序和清靜安定。
這種狀況，很像《戈雅之靈》中那個可憐的瘋女人，在封閉的環境中，她決無第二種選擇，由被強姦轉而順奸甚至成為通姦，而又將通姦誤以為是愛情。因為她壓根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愛；而惡人在封閉環境中，掌握著包括物質供應，監獄內部的自由行走或需不需要用刑之類令她痛苦可能緩解的種種東西的給予和剝奪，讓她產生：人家本是可以殺我的，而沒殺；不僅不殺，還給玉米面包；不僅給玉米面包，而且准許在監獄裡不戴刑具地走動……進而對對方感恩戴德，產生親切感甚至依賴。
由此可見，「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前提，是封閉，與世隔絕，無論信息還是物質都與外部絕緣；其二，則是發自內心地承認自己被支配地位和命運，認為別人如何對自己都是對方的權力，只有這樣才能讓自己至少暫時可以免除難受；其三，則是發自內心，將受虐與順從當成一種習慣，並順理成章地將其認作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有了以上幾點，「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條件便自然形成，被害人愛上施暴者，也就不可理喻地發生了。同理，那些天天在烏蒙蒙的天空下呼吸著超級致癌空氣的老頭老太太，卻在一種莫名其妙的榮譽感之下，成為霧霾的守衛者和幫凶，將霧霾當成「我們的」，也就順理成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