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在重慶調研時指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因素，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
他表示，要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重點是促進產能過剩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需要，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
近期，政府高層頻頻提及供給側改革。對此，中國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向松祚表示，國家最高領導人多個場合強調供給側改革，標誌著我國經濟政策思維方式發生革命性轉變。要實施供給側改革，政府職能必須重新定位，政府機構必須大幅削減，稅制必須大幅簡化，稅負必須大幅降低。如此，供給側改革將是一場真正的革命。
長期行之有效的需求刺激政策今日已不再是最佳政策
長期以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需求刺激政策。所謂需求刺激政策，簡言之，就是各級政府擴大財政投資、中央銀行放鬆貨幣、商業銀行增加信貸，以此刺激投資和促進增長。理論上，如果政府開支和銀行信貸能夠直接流到每個老百姓手上，讓老百姓自己去決定消費什麼、消費多少，那麼，市場機制就會激勵企業家去順應消費者的願望，努力生產適合消費者真實需要的產品和服務，產業結構或供給結構就不會與消費者的消費偏好或願望脫節。然而，現實中，政府開支和銀行信貸的絕大部分都流到企業手裡（尤其是大型國有企業手裡），用於投資各類產業和大型項目。我國政治體制特有的GDP考核機制鼓勵各級地方政府千方百計增加那些能夠創造GDP或工業產值的項目和產業，諸如鋼鐵、汽車、煤炭、造船、重化工、電子、水泥、平板玻璃、房地產、高速公路、鐵路、碼頭、機場等，這些正是各級政府爭投資和爭項目的首選。為什麼？因為這些項目和工程看得見、摸得著，規模宏大，氣勢宏偉，工業產值和GDP動輒高達數百億乃至數千億，非常符合政績工程的標準，歷來為各級政府官員所鍾愛。相反，真正與民生息息相關的教育、醫療、文化和各類軟性公共服務（包括人性化和高效的城市管理），看不見、摸不著，GDP很難核算，容易為政府官員所忽視和輕視。因此，多年來，政府財政開支和銀行信貸資金絕大部分都流入到上述那些行業里。招商引資和「跑部錢進」爭項目、爭資金都是爭奪那些重大工程和產業投資。
而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我國已經從普遍供給不足或短缺經濟發展到普遍供給過剩尤其是絕大多數製造業和房地產行業產能過剩和高額庫存。
一方面是製造業和房地產行業突飛猛進，產能過剩和高額庫存持續惡化；另一方面則是與民生息息相關的教育、醫療、文化和公眾服務的供給嚴重不足，老百姓的收入增速始終趕不上房價增速，看病難、上學難、買房難成為困擾普通百姓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新三座大山」。產業結構嚴重失衡、城鄉差別繼續擴大、貧富差距不斷惡化、「三農」問題日益嚴峻，是我們經濟和社會發展面臨的最突出矛盾，是我國數十年經濟增長模式所積累的直接後果。
供給側改革意味著經濟思維、政策哲學和經濟制度的革命性變革
如今最高決策層審時度勢，痛下決心實施供給側改革，確實是勢在必行、別無選擇。供給側改革需要壯士斷腕之堅強決心，從表面和短期看，至少要從如下幾個方面著手：其一，必須堅決剔除那些年年虧損嚴重、依靠信貸資金和財政補貼維持生存的「殭屍企業」。其二，採取一切可能採取的辦法，鼓勵或迫使企業去槓桿、去負債、努力增加資本金，不能再依靠信貸資金盲目擴張。譬如，對於負債率超過65%或60%的企業，商業銀行堅決不准再給予授信。其三，儘快摸清房地產庫存情況和未來需求變動趨勢，不再盲目大規模建造保障房和廉租房。政府可以出資購買商品房，轉為廉租房和保障房使用，房地產企業必須適當降價讓利，加快消化庫存。其四，貨幣政策和信貸政策需要堅持間接調控和直接調控（精準調控）相結合，切實解決我國面臨的信貸結構極端不合理問題。其五，財政資金必須大幅度向教育、醫療、社保、公共服務等關係普通百姓民生疾苦的方向傾斜，尤其是要切實解決廣大農民家庭上學難和看病難的現實問題。其六，繼續或者大幅度降低企業稅負，簡化稅制，取消一切不合理的亂收費，讓企業尤其是新創企業有寬鬆的生存和發展環境。
從深層次和長期看，真正的供給側改革必然意味著經濟思維、政策哲學和經濟制度的革命性變革，它是一場真正的革命。供給側改革絕非簡單地從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本質上是從政府主導和管理經濟徹底轉向市場主導和調節經濟。1950年代西德經濟部長（後擔任總理）路德維希·艾哈德實施的社會市場經濟政策、1980年代英國柴契爾政府和美國里根政府的經濟政策革命，都是以「小政府、大市場」為基本目標的供給側經濟政策革命。縱觀全球各國實施供給側改革或供給學派經濟學的歷史經驗，要而言之，有如下五項：其一，從「大政府、小市場」徹底轉向「小政府、大市場」；其二，大幅放鬆或取消管制，激發企業家精神；其三，大幅降低稅負，簡化稅制；其四，改革國有企業，將其部分或全部私有化；其五，鼓勵或補貼教育和科研，激發實質性科技創新。
要實施供給側改革，各級政府就必須進一步簡政放權，該撤銷的政府機構必須堅決撤銷，該還給市場和企業的權力必須堅決還給市場和企業，該取消的各種管制必須立刻取消。還要建立一個真正的內在制度或機制，防止政府重新收回權力或蓄意製造新的權力。
供給革命的主角不是政府和官員，而是企業和企業家。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是供給學派經濟學及其政策主張的精神靈魂，也是熊彼特經濟學和凱恩斯經濟學最本質的區別。激活企業家精神，就必須給所有企業創造公平公正開放的競爭環境。這一點對我國而言尤其重要和艱難，亦是供給側改革最難以突破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