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哈佛大學終身教授、國際數學最高獎「菲爾茲獎」（Fields Medal）得主。
少年成名的丘成桐，早年經歷就是一枚「學霸」的標準版本：22歲博士畢業，25歲任副教授，27歲攻克世界數學難題「卡拉比猜想」，34歲獲得數學界的諾貝爾獎——菲爾茲獎。即便如此，他說：「快沒什麼用，做好的學問需要時間。」丘成桐用五年時間證明卡拉比猜想，其間歷經波折，甚至不得不寫信給卡拉比本人承認自己錯了。他的看法是，「花了真功夫，走的冤枉路都不會冤枉。」
現在他的影響力早已溢出數學界。丘成桐同時擔任哈佛大學物理系和數學系教授，以其名字命名的卡拉比-丘流形，是物理學中弦理論的基本概念。他關注中國，關注教育，但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高校邀他出任校長，他一個也沒答應。丘成桐說，不想花功夫在學問以外，「即便做校長，也絕不做公立大學校長」。
10年前，丘成桐公開批評北大數學系一教授抄襲，言辭激烈地指責國內學界有學術腐敗等問題，自己也遭到圍攻。談起這場風波，他說得最多的就是「我不後悔」。「我說的都是真話。我沒從中國拿過一分錢薪水，還倒貼了不少，但我不在乎，我願意花時間在中國的年輕人身上，希望他們有所改變。」
這樣的丘成桐，從世界各國請來科學家朋友，找來志同道合的企業家贊助，做起了面向華人中學生的科學競賽。他總覺得中國孩子的學習方法有問題，希望通過倡導研究性學習來選拔和培養有創造力的人才。接受採訪時，他已經為第八屆「丘成桐科學獎」的評審工作奔波了一天。然而談起那些頗有潛力的孩子，談起科學與大自然，談起父親與妻兒，談起經歷與紛爭，疲憊便漸漸從他的神情中褪去。
他如何看待過往的人生選擇？如何評價華人在世界數學界的成就？如何看待中國孩子的教育和未來？在深冬夜裡的清華園，這位頗有點脾氣、但毫無架子的數學大家向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娓娓道來。
棄文從理：熱愛歷史，但選擇了更客觀的數學
1949年，丘成桐出生於廣東，後全家移居香港。父親丘鎮英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崇基書院任哲學系教授，從小教他讀古文詩詞。
14歲時，丘成桐的父親猝然去世。家道中落，原本貪玩的少年突然經歷了世態炎涼，過去讀不太懂的《紅樓夢》讀懂了，「做學問的興趣忽然變得極為濃厚，再無反顧」。
但他沒有走上文史研究的道路，而是鑽研起數學來。如此選擇，頗有對現實境遇的考量。只是丘成桐仍喜歡讀《史記》、《漢書》，說歷史的事實教導他如何在重要時刻做決斷。
澎湃新聞：對您影響比較大的歷史著作有哪些？
丘成桐：從小喜歡讀《史記》，現在還在看。呂思勉、陳寅恪、梁啓超的著作都有看。
澎湃新聞：據說您後來選擇去史丹福大學就與《史記•漢高祖本紀》有關。
丘成桐：是的。我畢業時在紐約大學石溪分校任教，那時石溪是度量幾何的世界級重鎮。一年後我又接到史丹福大學的聘任邀請，但當時斯坦福幾乎沒有幾何學教授，我面臨重要的抉擇。
這時我記起劉邦。劉邦離開四川與項羽爭霸，才有漢家四百多年天下。如果他留在蜀地，一輩子也出不來，就像劉備一樣。石溪雖然是重鎮，但格局小，斯坦福畢竟是百年老校，局面大得多。他們研究的方向是我在石溪學不到的。
最後果然是這樣，石溪再也沒出過幾何大家，而在斯坦福的經歷對我的學問幫助很大。我在那裡和朋友一起走出的微分幾何研究方向，影響了這個領域幾十年的傳統。
澎湃新聞：從小愛讀歷史，父親還寫過《西方哲學史》，為什麼沒有做歷史研究，而是鑽研數學？
丘成桐：我考慮過做歷史研究。讀歷史很有趣，但這門學問的評價標準不是完全客觀的。
我想，我生長在香港，也不是名門望族，以後無論如何要養家餬口、照顧前途，假如我走歷史研究的道路，萬一沒有遇上很好的教授賞識和支持，有可能潦倒半生。
但數學是很客觀的。只要有能力，就算一開始不受重視，最後還是會出人頭地。因為沒人能否認你做的東西是對的、是有影響力的。
後來果然如此。我大學時數學做得還不錯，即便有時得不到認可，最終仍能渡過難關。因為這個學問還是很客觀的。
澎湃新聞：您做學問受父親的影響很大，父親去世也是一個轉折。
丘成桐：是的。我從小決定要做學問，是受父親影響。他一輩子想做學問。
父親很早期教育我讀書，我十歲開始念古文。後來他突然去世，家裡一下陷入貧困，出殯的費用是朋友捐的，我能不能繼續上學也成問題。這個變故對我是很大的衝擊。那時讀詩詞，一方面是排遣苦悶，一方面因為這些是父親教的，我突然很想了解他教我的是什麼。所以這大半年的閱讀又深入不少，情感波動很大，做學問的興趣也變得濃厚。
澎湃新聞：您說一直很喜歡孔子的一句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年紀輕輕時就想到要名留青史？這種人生信條和早年讀歷史有關嗎？
丘成桐：當然有關。另外我父親是個哲學教授，雖然名氣不大，但他看得很透徹、很長遠。我父親也想這樣的，但去世得早，沒有成功。而我接受了他的想法。
少年成名：27歲攻克世界數學難題
丘成桐的導師、世界數學泰斗陳省身曾這樣評價他：「21歲（從伯克利）畢業時就註定要改變數學的面貌。」
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丘成桐只用兩年便獲得博士學位，論文則在第一年就完成了。此後不到10年，他就成長為世界數學界不容忽視的人物。在此期間他證明了卡拉比猜想——這標誌著微分幾何新時代的到來，一個新的學科隨之產生，被稱為幾何分析。
1983年，34歲的丘成桐獲得菲爾茲獎，這是世界數學領域的諾貝爾獎。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都是華人中唯一的獲獎者。
澎湃新聞：1969年去美國留學應該是您人生的另一大轉折。是直接聯繫了導師陳省身教授嗎？
丘成桐：不是，很多媒體都講錯了。
我運氣還不錯。在香港中文大學念書時有位剛從伯克利畢業的博士來教書，與我走得很近，因為他剛畢業，教書遇到些困難，我幫他解決，他很高興。他與伯克利的年輕教授熟識，幫忙聯絡，年輕教授就推薦我去念書。
這位年輕老師聯繫了一位做微分幾何的日本教授，他也是數學系招生委員會的主席，我四十年後才曉得當初決定收我是他最後拍板。我們很熟，但他從未跟我提過這事，後來是他一個學生跟我講，他說一生中最驕傲的事就是收了我。當然陳省身先生有著最大的影響力，畢竟這位日本教授是他聘請的，但是其中的真正情形，他沒跟我講過。
澎湃新聞：去之前對美國有多少了解？
丘成桐：不了解，但只有這一條出路。1969年香港沒有一所大學是研究性的，基本沒有博士生。有博士學位的教授都沒幾個，怎麼帶博士呢？
那時不可能去台灣，大陸正是「文革」時期，更不可能來。想做研究，只能去英國或美國。我可能是香港中文大學第一個直接去伯克利讀博士的。
澎湃新聞：1960年代的伯克利大約還在學生運動的熱潮中。研究的氛圍怎麼樣？
丘成桐：反越戰學生運動正厲害，但對學問仍然很重視。許多學生家境優渥，但就是熱愛做研究。我覺得中國學生比不上他們。現在香港大部分學生對研究已經完全沒興趣了。
1960到1970年代，伯克利大概是全世界最好的學校之一。雖然哈佛大學數學系一直最受尊重，但是資深教授只有十多個，伯克利則有幾十個。當年加州政府決定將加州大學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學，往伯克利投入了大量經費和精力。
澎湃新聞：您成名很早，有傳記文字稱您「最重要的工作在26歲之前就完成了」。
丘成桐：我想說這句話的人對我的數學不了解。26歲當然指的是證明卡拉比猜想，這是很重要的問題。不過大部分人是為了寫文章製造「高峰」。一般（媒體）問我問題，我講完卡拉比猜想以後就不太想講下去——不想花時間。其實我的數學到今天都還在做。而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這十多年來的工作，現在回想起來還是很驚訝的，當時一年可以做好幾個有意思的工作。
澎湃新聞：數學家哈代說，數學是一種適合年輕人的遊戲，數學家成名都在年少時。您認同嗎？
丘成桐：很多人這樣講，假如年少是指三四十歲以下的年齡，我不敢不認同。年紀大的人集中力可能差一點，但看法不一定不對。往往年長的人和年輕人合作會有很好的效果。年紀大的能看清楚方向，年紀輕的願意沖，願意花時間計算。現在很多重要的學問是研究者四十多歲時完成的。
澎湃新聞：早年成名對您有什麼影響？
丘成桐：1976年我解決了重要的問題（卡拉比猜想），所以一舉成名。在此以前，沒人問我意見、我講話也沒人關心，可以專心致志地做學問。成名後，有很好的待遇，也有很多人來問我意見，我一般都如實直說，就得罪了許多人。
我想，這我也無法改變。作為一個學者，我有職業道德。學校聘請教授要問你意見，學生畢業找工作你要寫介紹信發表意見，其他學者寫文章你也要發表評審意見，而我不願意說假話。我還編輯過很多學術雜誌，不可避免地要退掉很多文章，有些作者就有不滿。
起初我替學生寫介紹信都實事求是，結果學生一開始找工作有點困難。我才慢慢了解，原來人家寫介紹信會有所誇大。我只能「入鄉隨俗」，但也儘量實事求是。坦白講我看過陳省身先生寫的信，都是好話，所以他沒有得罪過人。我寫的信，至少有一半是毫無掩飾的吧，比較得罪人。
關注中國：這30年來中國數學發展了嗎？
1977年，丘成桐應邀在世界數學家大會做了一小時報告。同時，大會也邀請中國數學家陳景潤作分組的45分鐘報告——這對於剛走出十年「文革「的中國而言是件大事。此時由一篇報導文學《哥德巴赫猜想》掀起的「陳景潤熱」正在國內發酵，而丘成桐則用更冷靜的視角關注著中國。
改革開放後，丘成桐應數學家華羅庚邀請，於1979年訪問中國。隨後他開始從中國招收博士生，曾與國家領導人商討重建中國的數學學科。他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科學院、浙江大學、清華大學相繼建立了數學研究所，培養中國的數學人才。
澎湃新聞：您從1980年代起先後從中國招收了十幾名博士研究生。這樣做的契機是什麼？
丘成桐：1979年我第一次來中國，之後就常來。從1980年開始，清華、北大等學校提出希望我幫他們訓練一些學生。我的態度是有教無類，只要是有能力的學生，從不拒絕。第一批學生是1981年來的，清華的曹懷東是第一個。這些學生，只要通過正式途徑錄取了，我就願意幫他們。
澎湃新聞：這些年您對中國的社會問題也很關注，尤其是教育。
丘成桐：我當然期望中國的年輕人能慢慢培養起來。但我畢竟還是個學者，我只能提供我的意見，講我能講的話。
澎湃新聞：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高校都曾請您做校長，為什麼拒絕了？
丘成桐：我不想花太多功夫在學問以外。即便做校長，也絕不做公立大學校長。做公立大學校長要不停地去政府聽令，要巴結一些人，我做不來。
澎湃新聞：您還是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好幾所大學的數學中心是您創建的。
丘成桐：對，畢竟數學中心還是跟研究有關。
澎湃新聞：但您對中國數學界有過一個評價：「德不如歐美，力不逮乎日蘇。」
丘成桐：現在還是這樣。
澎湃新聞：有人說近三十年來中國數學沒有大的發展，但過去有過輝煌，我們有華羅庚、蘇步青、陳景潤……
丘成桐：相對於歐美的數學水平，中國數學界沒有輝煌過。中國數學界最偉大的大師只有陳省身、華羅庚和周煒良，應用數學家則有林家翹和馮康，周、林兩位學者長期在美國，不能夠代表中國。我在伯克利讀書時，大師甚多，包括陳省身和Stephen Smale。一間大學就比得上中國數學最輝煌的時候。
這樣說也許會傷很多人的心。中國數學與歐洲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一味地往臉上貼金是沒有用的。
澎湃新聞：改革開放之初，在鄧小平重新提出重視科技人才的背景之下，中國曾有過「陳景潤現象」。作家徐遲刊登在《人民文學》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文使得數學成為全國上下的熱門話題。當時國際數學界對於陳景潤先生的研究是如何評價的？
丘成桐：陳景潤做的工作很好，但談不上偉大，對於整個數學潮流的影響有限。徐遲的報導文學是誇張的。但「文革」期間能做出工作不容易。
最近美國有位華人學者張益唐，他的工作比陳景潤的工作重要得多。張益唐做的是讓人吃驚的工作。
談「數學江湖」：用派系鬥爭來解釋過錯，是逃避責任
2005年，丘成桐公開批評北大數學學院教授、他曾經的學生田剛，指其涉嫌學術造假和竊取他人學術成果。事件隨後在網上發酵成一場輿論大戰，涉及中國的學術腐敗、學術道德標準等問題。
2006年，《紐約客》雜誌網站刊出了由《美麗心靈》一書（諾貝爾獎得主納什傳記）作者Sylvia Nasar與人合寫的文章《Manifold Destiny》，攻擊丘成桐此前宣傳中國學者首先完全證明「龐加萊猜想」的動機不純，並質疑其人品。丘成桐隨後在網上刊出一封12頁的信，陳述他與他的律師認為《紐約客》文章中的錯誤之處。
澎湃新聞：您曾在2005年公開批評田剛先生造假。
丘成桐：他抄我的文章，抄其他著名學者的文章，並且不願意改正。我當然要公開批評，這是職業道德的問題。學者職業道德欠缺，恐怕沒辦法做好的學問，所以我很重視這件事。
澎湃新聞：這些爭論以及後續的《紐約客》報導、關於龐加萊猜想證明的爭議，都引起了軒然大波，對您的名譽也有傷害。當時在公開辯論前，對隨之而來的壓力和代價有過預期嗎？
丘成桐：我沒想和誰辯論，只是一次次回應別人對我的攻擊。可笑的是他們都不敢具名，而是匿名捏造一些假消息。這些假消息（環環相扣），第二篇引用第一篇，第三篇引用第二篇，有的人也就真的相信了。
有些媒體也很奇怪，我根本沒說過的話，文章寫得煞有介事。我在國內至少看過10篇這樣的報導，說丘成桐如何回應，但所謂的「訪問」從頭到尾都是假的。我記得2006年中國南方一家頗有名望的報紙有位李姓記者給我打電話，當時我正在去台北的飛機上，還有一分鐘就要起飛了，非關機不可，無法接受訪問。他就在電話里大聲指責我，說我不公平，接受別人訪問卻不接受他的。我說飛機馬上要起飛，你過幾天再訪問。結果第二天報導就登了出來，通篇他問、我答，寫得像真的一樣，內容全是網上東拼西湊來的。
這也不是唯一一次，很多次了。我突然看到自己的照片出現在報導上，根本沒有進行過訪問卻寫出了文章。我沒有辦法，可以告他，但沒這個精力。如果編造的內容不太離譜，也就算了。但仍有許多內容不是真的，慢慢地就以訛傳訛。
澎湃新聞：但是針對《紐約客》的文章，您就找了律師和他們辯論。
丘成桐：《紐約客》在全世界的影響都很大，報導中不少事情是假的，不回應的話就好像我認可了。
澎湃新聞：《紐約客》表示仍堅持原來的報導。
丘成桐：這是一件很可笑的事，雖然龐卡萊猜想的證明是幾何分析的重要部分，但是直到如今，我還不知道有多少最好的幾何分析專家懂得它的證明。但是很多不是做這方面工作的數學家，聽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的說法，看了一些媒體的報告，就慷慨激昂，不談數學證明的嚴格性，而提出它引起的社會關係。記者憑什麼來做判斷？她訪問了幾個平日不喜歡我的所謂的學者，看到網站上一些人散布的謡言，就堅持已見？
如何讓他們正式道歉？律師跟我談過這個問題。如果要在美國起訴《紐約客》，我要證明他們有意詆毀我，否則報導屬於言論自由的範圍。打官司要花費至少一百萬美金，我只是個學者，做不到。如果去英國起訴，舉證的義務小一些，但要花很多時間。如果勝訴就不用付律師費，如果敗訴，還要付對方的律師費。這是英國的法律。無論哪種選擇，對於一個學者而言都是很大的負擔，我不可能花那麼多時間、金錢在這件事上。
澎湃新聞：所以這件事確實牽扯了很多精力、引發了不小的風波。
丘成桐：我講話太直，人家不願意接受，我也沒辦法。我從不講假話。我說他們做假，得罪了他們。他們不敢直接否認，就用下流手段攻擊我。
引發很大的風波，我一點都不後悔，只要我講的都是真的，我一點都不後悔。學術作假對於中國學術界進步是很大的阻礙。姑息縱容造假，這不是科學家應該做的事。也不只是田剛一個人，外國也有學者做這種事。數學界的道德不好，學問也很難做好。
澎湃新聞：也有人說，您雖然是在批評某些學者，但實際上是想要否定某一派系把持中國數學界的這麼一種做法。
丘成桐：什麼叫派系？中國有許多數學家受到過我的影響，攻擊我的也是我的學生，田剛就是我的學生。派系也是我的「派系」。我不願意跟我的「派系」里使用不正當手段的人在一起。
這是一種不分青紅皂白的做法，什麼問題都用「派系」來解釋。我批評抄襲的人，他們就說，這是派系鬥爭，把田剛和北大說成一派，說我是另外一派。既然是派系鬥爭，那麼意見不同好像就很正常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他們沒責任了。一般老百姓、媒體，即便是學校里的官員，也搞不清楚學問上的專業問題。（把我指責的抄襲現象）講成派系鬥爭，這事就算了。
澎湃新聞：您曾說，「如果我沒獲得菲爾茲獎的話，我可能就被這些人打垮了。」
丘成桐：是啊。學問上的事情別人搞不懂，丘成桐有什麼了不起？有人誹謗，也許媒體和官員就相信了。但菲爾茲獎中國只有一個人得過，想毫無憑據地攻擊我就比較難。
就好像我的兩個小孩，他們小時候也不知道我在做什麼。我記得一件有趣的事：1997年他們才十六七歲，當時我得了總統獎，是美國學術界的最高榮譽，消息在我住的小城市也見報了。那天我就聽到兩個小傢伙私下聊天說，誒，爸爸平時可能不是在吹牛，他好像還不錯，拿了總統獎。
我從來沒有在乎過在中國吃不吃香、能得到多少榮耀。我沒從中國拿過一分錢薪水，還倒貼了不少。但我不在乎，我願意花時間在中國的年輕人身上，希望他們能有所改變。只是我不拿錢，反而有些人不高興，攻擊我。
第八屆丘成桐科學獎頒獎現場。丘成桐邀請他的朋友、麻省理工大學物理系主任Peter Fisher教授、日本數學學會會長Motoko Kotani教授等人前來擔任評委。
談「丘成桐科學獎」：華人並非天賦異稟，中國孩子需要創造力
丘成桐的兩個兒子都曾獲「西屋獎」（後更名為英特爾獎），這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高中生科學競賽獎項。他也受此啟發，創辦了屬於華人學生的中學數學獎。
「東潤—丘成桐中學科學獎」的前身是設立於2007年的「丘成桐中學數學獎」，由丘成桐發起，東潤公益基金會和泰康人壽支持。獎項面向全球華人中學生，捨棄試卷和標準答案，學生的作品以研究報告的形式提交。
丘成桐說，他在評審中發現了一些很有能力的孩子，「中學生的數學水平相當於研究生」。然而總體上，他並不贊同華人是「數理天才」的說法，他希望中國的孩子能從研究性學習中找到樂趣，培養創造力。
澎湃新聞：近年來只要是關於「華人數理天才」的報導都會引發熱議，比如哈佛最年輕的華人物理教授尹希（Yin Xi）、另一位華裔菲爾茲獎獲得者陶哲軒（Terry Tao）。華人在數理學習方面真的天賦異稟嗎？
丘成桐：我不這樣認為。我也是哈佛物理系的教授和評審委員會成員，尹希的升職，就是從助理教授到正教授的一個正常程序。尹希是一個很好的物理學家，但談不上是大天才。
澎湃新聞：華人數學家在美國的影響力整體上如何？
丘成桐：影響力沒你想像得那麼大。學數學的中國人多，但和猶太人還有差距。在數學界，要論最尖端的領域，俄國人的影響力比中國人大得多。
澎湃新聞：那中國在人才培養方面有什麼問題？為什麼伯克利能走出八個菲爾茲獎獲得者，中國沒有？
丘成桐：中國事事講平均，拔尖人才不容易脫穎而出。
澎湃新聞：您設立「丘成桐科學獎」是出於什麼樣的想法？
丘成桐：我覺得中國很多小孩念書方法有問題。家長望子成龍很正常，但以考試、分數為主不能培養創造能力，跟外國人相差很遠。
我設立這個獎項，鼓勵研究性學習，是效仿美國「西屋獎」。我的兩個孩子都得過「西屋獎」，我看得很清楚，這個獎對他們的人生有很大影響，他開始考慮做科研，充滿了做研究的信心。這個獎為美國培養了不少一流的人才。我想中國小孩子也應該培養這樣的創造力。
澎湃新聞：為什麼2007年開始做這個獎項？
丘成桐：這不是想做就做的。八年前我跟泰康人壽董事長陳東升先生談這件事，他很高興，也很支持。要請世界級的專家來改卷、面試，安排學生來考試，機票住宿這些基本開銷加起來，一年也要將近一千萬人民幣。坦白說我拿不出來。陳東升在人力和經濟上的幫助是很重要的。
當然也有人不高興。有人認為你在藉此擴大自身的影響力。我沒法取悅每一個人，人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我是想幫助中國小孩。
澎湃新聞：對於這個獎，您一直說要以奧數在中國的發展為前車之鑑。
丘成桐：奧數不是罪惡，外國的學生也做奧數。真的有心去玩玩沒什麼不好。但你強迫小孩子為了它日以繼夜地準備考試，那就成了問題。
奧數考的是偏門、艱深的題目，有些題目我也做不出來，考那麼刁鑽的內容有什麼好處？小孩拼命學習某一方面很狹窄的路徑，即使拿了兩個奧數金獎，很多數學問題還是不懂，這就是大問題。從中學到的東西不足以使小孩子成為好的科學家。
我為什麼這樣講？我有學生拿了兩個金牌，奧數滿分，現在出來的成績不是最好的。分數高不是目標，我們做教育是希望小孩能有前途。
澎湃新聞：跟蹤過「丘獎」獲獎者的發展情況嗎？
丘成桐：做過跟蹤，大部分會選擇讀書深造，發展得很好，到哈佛大學、史丹福大學、芝加哥大學、清華、北大的都有。
澎湃新聞：從公布的名單來看，不少獲獎者來自一二線城市的著名高中。「丘獎」鼓勵的研究式學習，在中國是否只有少數學生有條件進行？畢竟還有許多孩子的教育是和高考綁在一起的，尤其在一些偏遠地區。
丘成桐：我們不是教育部，能力有限。你要我丘成桐或陳東升，照顧到整個中國每年畢業的六七百萬高中生，這不可能。這是政府應該做的事。
我們能做的，是以最少的經費達成最好的結果。我們義務做這個獎，沒收過任何錢。我的朋友，今天來做評委的，都是世界著名的大教授，我們除了報銷機票和住宿費，沒有給任何報酬。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沒有能力去照顧社會各個階層。我們只有在能力範圍內，通過一些著名的高中、大學，來挖掘最好的人才。
澎湃新聞：您對這些年輕人有什麼寄語？
丘成桐：年輕人做數學一定要有很濃厚的興趣，否則就不要做。
雖然剛才講了不少曲折，但其實我很愉快，我做了想做的事，至於成功與否不在我，而在這些小孩自身的努力、中國政府自己的看法。
所以我做事情是憑熱情，認定是對的就行，不在乎別人怎麼看。而只要熱情夠了，事情就會做好。我做學問做了四十多年，經歷過很多挫折，最後還是成功了。
很多事情，我一點也不後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