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成毛澤東劉少奇政治結合的契機是，1937年2月20日、3月4日劉就中共歷史問題向洛甫陳述自己綱領性意見的兩封各長達萬言的信。劉少奇在這兩封類似政治意見書的長信中，對中共中央多年來的路線、方針公開表示自己的懷疑，觸及了當時中共中央的三個禁區。本文摘自1993年第4期《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作者高華，原題為《毛澤東與1937年的劉、洛之爭》。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在延安舉行的六屆六中全會。圖為全會主席團成員。前排左起：康生、毛澤東、王稼祥、朱德、項英、王明。後排左起：陳雲、博古、彭德懷、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
1937年春，擔任中共北方局書記的劉少奇兩次上書洛甫，就1927年後中共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問題系統地提出了自己不同於中共中央既定結論的看法。劉的觀點引起毛澤東的共鳴，但當時作為中共中央總負責人的洛甫並不同意劉的意見，劉、洛因而在同年6月召開的中共白區工作會議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這場爭論的實質是如何看待黨的十年政治路線的問題。在劉、洛爭論中，儘管毛澤東有其明顯的傾向性，但囿於特殊歷史條件的制約，毛只是有節制地表明了自己對劉少奇觀點的支持，而未全面闡述他本人對十年政治路線的總體看法。
一
1937年初，毛澤東、洛甫、周恩來、博古等通過對西安事變的處理，使中共的命運出現了決定性的轉折，國共之間長達10年的內戰實際已經結束，國內和平基本實現，中共終於爭取到了休養生息，發展壯大的寶貴時機。在與國民政府的交涉取得重大進展後，毛澤東開始從指導國共談判的具體事務性工作中脫身，而把主要精力轉移到黨內，試圖利用對日全面抗戰將要而未經發的這一短暫的和平局面，加緊對中共重大方針、政策的調整，並加強和發展自己在中共核心層中已獲得的相對優勢地位。對於毛澤東而言，抓緊每一有利時機，調整黨的方針政策及交替處理重大軍政和黨內外問題，是其在遵義會議參與中共最高決策後一貫使用的工作方法，唯因這次面臨的環境與以往全然不同，毛所希望調整的範圍又較過去有所擴大，故而形成了對1935年遵義會議後確立的毛澤東與洛甫政治結合的衝擊。
建立在反對由博古、李德等組成的原中共最高權力核心「三人團」基礎上的毛、洛政治結合，是在遵義會議上及其後形成並逐漸鞏固的。為了反對博古等人的「左」的領導，從1934年10月起，毛澤東加緊了與洛甫的聯絡，在毛的啟發和幫助下，洛甫和王稼祥這兩位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產生的重要領導人相繼從原中央政策的擁護者轉變為批評者，成為毛要求改變中央領導的重要的支持力量。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鼓勵洛甫與博古、李德展開面對面的鬥爭，讓洛甫在會議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會議決定由洛甫起草決議，此舉使洛甫在黨的核心層內的作用明顯突出。1935年2月5日前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洛甫取代博古在黨內負總的責任，至此洛甫成了事實上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把原「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的洛甫安排為中共中央第一把手，是在當時的形勢和條件下，毛澤東所能作出的最佳安排。由於洛甫與莫斯科有較深的歷史朋源，且是中共一個較長時期內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此舉不僅可以減緩莫斯科對中共領導層變動可能產生的不安和疑慮，更可以向全黨，尤其是向那些與近幾年黨的方針、政策有較多牽涉的軍政幹部顯示黨的路線的連續性，從而儘量減少中央改組在黨內引起的震動，加強黨在極端困苦條件下的團結和統一。在洛甫成為中共中央總負責人之後，1935年3月20日後不久，毛澤東也取代了周恩來在紅軍中的最高軍事指揮地位，至此，毛澤東與洛甫，一個全力掌管軍事，一個集中精力於黨務，兩人開始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
無疑，毛澤東屬於那種以自己的思想改變歷史進程的「以其道易天下者」，「道」者，個人對中國社會改造所抱持的理想、抱負、志向也。作為一個從青年時代就矢志拯救國家與民族，並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堅定信仰的革命者，毛澤東深刻地了悟自己所肩負的重大歷史使命，而當1927年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隊伍上了井崗山後，他所選擇的道路就成了通往中國革命勝利的唯一正確的道路。因此，爭取革命勝利的理想與毛對革命的堅強領導事實上已融為一體，密不可分。換言之，毛的領導地位的確立和鞏固，毛的「決志行之」絕非是一般意義上的個人行為，而是關係到革命目標能否實現的重大問題。然而，欲在反動勢力極其強大的舊中國推行和領導革命，則必先有其憑藉，1935年毛的唯一憑藉就是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遵義會議及其後陸續發生的中共核心層的人事變動，雖然使毛第一次在黨和軍隊的最高決策和指揮系統獲得了發言權和決定權，可是離執掌「最後決定權」的距離尚遠，毛雖置身於中共核心層內，但主要偏重於軍事領導。在黨面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毛主動放下黨內的意見分歧，有意避開對敏感政治問題的爭論，而將主要精力集中於對付國民政府的軍事追擊，此既是毛的明智，也是形勢使然。
1935-1936年，面對國軍的圍追堵截，中共及其軍隊的生存是壓倒一切的頭等問題，但對毛澤東而言，事實上卻存在兩條戰線。
第一條戰線是對付國民政府的外部戰線。不富而喻，「易天下」即是易國民政府統治之天下，當時直接威脅中共生存和發展的主要力量是國民政府。因此，如何回擊並戰勝國民政府，不僅是毛無時不刻所於思考的首要問題，也是凝聚全黨的最重要的政治信念和驅動力。
與第一條戰線相比，第二條戰線雖不那麼凸顯，卻同樣重要——這即是黨內鬥爭的戰線。勿庸置疑，欲易國民政府統治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其軍隊，一切則無從談起，而易國民政府之天下，又必先改變凡不利於奪取國民政府的中共方針、政策、精神氣質等各個有形、無形方面，是故，第一條對外戰線與第二條對內戰線兩者之間又存在著密切的聯繫。
1935-1936年，毛澤東將其側重點主要放置於對付國民政府的第一條戰線，在毛的努力下，紅軍阻遏了國民政府對陝北的軍事進攻，使中共的生存環境獲得了明顯的改善。毛在軍事上的成功，加強了他在黨內和軍內原先就十分雄厚的政治基礎。使其在軍事上的影響迅速向政治和黨務領域延伸。
從主要擔負軍事領導責任，到一身兼負黨和軍隊的決策和指揮責任，毛澤東在黨和軍內發揮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戰時環境的產物，又與毛所占據的特殊地位，他所擁有的獨特的政治資源有關；同時，它還是毛頑強努力的結果。
中共領導體制在戰時環境中發生的變化，對毛澤東順利地將其任軍事指揮領域的權力延伸至黨的領域有著直接的影響。中共在江西瑞金時期，曾模仿蘇聯體制建立起以黨為核心的黨、軍隊、政府三套相對獨立的系統，但在長征前夕，為了適應戰略大轉移的戰時需要，黨和政府系統全部併入軍隊，而中共全部權力完全集中於「三人團」。遵義會議雖取消了「三人團」，而代之以新的最高領導核心，領導成員的組成雖發生了變化，高度集中的體制卻繼續保留。在緊張的戰時狀態下，軍隊與黨實際已溶入一體，由於黨存在於軍隊之中，當毛置身於領導軍隊的關鍵地位時，他也同時處於可以領導黨的有利位置。
毛澤東作為中共軍隊的主要締造者和中共最大一塊根據地——中央蘇區的開闢者，不僅在中央紅軍中擁有廣泛的幹部基礎和情感基礎，他還擁有權其雄厚的政治資源。毛曾親自參與建立中共，是僅存的幾個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其在黨內歷史之長，在軍中基礎之鞏固，除張國燾之外，1935-1936年的中共領導層中的任何人無法與其比肩，毛完全可以依靠其在黨內的資歷和地位，就黨的全局性的方針、政策和其他問題提出自己的主張，而不致擔心遭受越權的指控。
正是由於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1935-1936年，毛澤東使自己在中共領導層中愈來愈處於最有實力、最具影響力的地位，毛和洛甫建立起密切的合作關係，毛洛政治結合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聯合挫敗了張國燾「另立山頭」的分裂活動。在雙方合作共享的幾年裡，洛甫對毛十分尊重，在幾乎所有關於黨的重大問題的決策上都事先徵求毛的意見。有關黨的重要文件雖由洛甫和毛聯署的名義發出，但毛在其中起主導作用。
在大敵當前，全力指揮軍事的同時，毛對黨的全局性方面的工作始終保持著高度的關心。一方面，毛嚴格遵守共產國際的有關紀律，努力維持領導層的團結；另一方面，又不失時機，巧妙地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小心翼翼，有條不紊地對黨的領導結構進行局部的調整。
（1）在中央最高層，毛繼續維持同原「教條宗派分子」的合作，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五中全會形成的政治局的格局保持不變（在正常情況下，改變政治局事先須經共產國際的批准）。然而從莫斯科返回的同志的具體工作大多只限於黨的宣傳系統，技術性的黨務工作系統和地方工作系統，「教條宗派集團」基本失去了對軍隊的影響力.與此同時，個別軍隊同志被吸收參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軍事幹部經常列席政治局會議，逐漸形成了慣例。
（2）毛將原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調作其他次要工作」，將因進行長征而不復存在的國家政治保衛局易名為方面軍政治保衛局，並派自己在瑞金時期的秘書王首道擔任該局的領導，將這個關鍵組織直接隸屬於自己的管轄之下。
（3）毛任命王首道負責剛剛恢復建制的中共中央秘書處，並同時領導中央軍委機要科、中央社會部機要科，將黨、軍隊、秘密工作等全部機要通訊系統置於自己統一管理和嚴密監督下。
（4）毛直接掌握與莫斯科的電訊交通，其他任何入不得插手。
儘管毛在對黨的領導結構的局部調整中獲得長足進展，但是仍有一些棘手問題一時難以順利解決，其中最關鍵的問題即是毛被迫長期違心接受對過去黨的政治路線的評價。
「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結論，這是橫亘在毛面前的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山。這不僅因為它來自於莫斯科，也因為它是遵義會議參加者所一致擁護、接受的正式結論，它同樣是毛澤東與洛甫政治結合的基礎」。在軍事壓力緊迫的1935年1月，毛為了長遠目標和出於現實的考慮，可以同意這個結論，但是到了1937年，一切都斗轉星移。
這個結論之所以必須推翻，是因為非此，便無從剝奪「教條宗派集團」政治合法性的基礎，更無法打破黨內已形成的濃厚的教條宗派氣氛，毛就難於順利地推行他改造黨的一系列設想，毛的新概念的地位也無從建立。然而推翻此結論存在很大的難度，除了共產國際這一外部障礙外，在國內最大的障礙就是洛甫。洛甫作為六屆四中全會後產生的重要領導人，與這條路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斷言「黨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將直接打擊他和其他一大批領導幹部的威望，嚴重動搖他在黨內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必然遭到洛甫的強烈反對。
1937年初，黨的發展、毛和洛甫的政治結合以及毛的思路皆處在一個十分微妙的變化過程中，國內時局已發生大的轉機，解決戰時狀態下無暇顧及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機遇正在出現。與此同時，遵義會議後確立的毛主軍、洛甫管黨的格局早巳發生變化，毛的地位已獲得明顯加強，洛甫已顯示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黨的理論和宣傳教育領域，毛與周恩來建立起融洽的合作關係，博古也安於自己在中共核心層中的新的角色，張國燾在黨內鬥爭中的失敗已成定局。但是，毛仍不便在條件尚未完全成熟的情況下將自己對過去黨的路線的評價公開托出，這樣將使自己處於和洛甫及一大批黨的高級幹部發生正面衝突的境地，從而影響到黨的團結和個人威信.然而，在新的時空環境下，再繼續違心接受自己根本反對的意見，也實在勉強.就在這關鍵的時期，劉少奇及時站了出來，劉的出現打破了中共中樞層沉悶多時的僵局，並最終導致了毛、劉政治結合的確立。
二
促成毛劉政治結合的契機是1937年2月20日、3月4日劉少奇就中共歷史問題向洛甫陳述自己綱領性意見的兩封各長達萬言的信。劉少奇在這兩封類似政治意見書的長信中，對中共中央多年來的路線、方針公開表示自己的懷疑，大膽地突破了共產國際和遵義會議關於「中共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結論，尖銳批評1927年之前及1927年以來，尤其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的中共「左」的錯誤。
劉少奇的長信觸及了當時中共中央的幾個禁區：
（1）劉少奇認為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不僅是「右傾的陳獨秀主義」，而且還有「右傾機會主義之反面的錯誤——『左傾』錯誤」，劉少奇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為例，猛烈抨擊了廣州、武漢時期工人及民眾運動中已達「駭人」地步的「左傾」狂熱，劉的上述看法與共產國際和中共六大以來的歷次決議嚴重相違。
（2）劉少奇雖然沒有直接宣布中共十年來執行的是一條錯誤的政治路線，但反覆抨擊中共「十年來一貫地犯了『左傾』錯誤」，並且強調十年錯誤已形成「一種傳統」，劉少奇特別集中抨擊中共十年白區工作的方針，用釜底抽薪的辦法全盤否定十年政治路線」。
（3）劉少奇要求在黨內公開討論黨的十年歷史，並且詳細述說自己因堅持「正確」主張而遭「打擊」的經歷，把批評的矛頭直指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共政治局，暗示中央有關領導人要為錯誤承擔責任，透露出要求改組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的明顯意圖。
劉少奇在1957年2月20日、3月4日給洛甫寫信之前是否徵詢過毛澤東的意見，或得到毛的鼓勵，至今雖無確切的史料證明，但根據現有資料分折，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193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常委會會議據劉少奇為中共中央駐北方局代表，1936年春，劉少奇偕其妻謝飛，從陝西臨潼乘火車前往北方局機關所在地天津，於1936年3月抵達，1937年初，劉少奇又隨北方局機關移往北平，至1937年4月返延安。這期間劉少奇雖並未返陝北，但是1936年後，在北方局和陝北之間已建立了電台和信使聯繫，毛劉通過電台交換有關對全局性問題的看法，已具備基本條件。
且不論毛澤東是否曾對劉少奇寫信的舉動表示過支持，劉少奇決定向洛甫陳述自己政治意見的動機，一方面是劉少奇多年來就不滿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政策，另一方面與劉少奇在北方局工作期間遭遇到的黨內左傾分子的對新政策的強烈抵抗有關。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原因，1937年的中共中央正處在調整政策的關頭，中共中央內還未真正形成某個人的絕對的政治權威。洛甫雖是黨的總負責人，但其權力有限，其他中共領導人大都是獨當一面；毛澤東儘管處於上升狀態，但當時也並非大家一致共認的唯一領袖。因此給洛甫寫信，不僅不會遭遇到黨的歷史上屢屢發生的黨員因向中央陳述意見而被打成「反黨分子」的厄運，相反，卻有可能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劉少奇很清楚，在對黨的十年歷史的看法上，毛澤東與自己有很多共同的語言。
劉少奇的長信在中共中央核心層引起軒然大波。1937年3月23日、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兩次開會都討論了白區工作問題。洛甫對劉少奇的意見極不以為然，一些同志隨聲附和，認為劉少奇對大革命失敗原因的分析是替陳獨秀洗涮，劉「反共產國際，反中共中央」，是陳獨秀的「應聲蟲」。還有人指責劉少奇受到了張國燾的影響。對於劉少奇有關八七會議後中共犯了十年「左」的錯誤的看法，中共中央政治局大多數成員也都認為言過其實。在一片責難劉少奇的聲音中，只有毛澤東一人站出來替劉少奇講話，稱「劉並沒有反對中央的野心」。毛沒有直接捲入具體問題上的爭論，而是竭力調和劉、洛之間的意見衝突。這樣，劉少奇雖然受到洛甫的嚴厲批評，但由於說了毛想說又不便公開說的話，引起毛澤東的共鳴。毛的態度鼓勵了劉少奇，使劉少奇敢於採取下一步重大行動，在1937年5—6月中共中央召開的白區工作會議上，向洛甫發起面對面的挑戰。
三
1937年5月17日-6月1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白區工作會議，這次會議由於劉少奇與洛甫的激烈爭論，其間曾一度中斷，後在毛澤東的有傾向的調和下，會議才得以繼續進行。從1937年5月17日-5月25日，是白區工作會議的第一階段，會議圍繞劉少奇的《關於白區的黨和群眾工作》的報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劉少奇報告的主要內容是重複3月4日給洛甫信中的精神，著重批評十年來黨在白區工作指導中的「左」的傳統。劉的報告激起強烈反響，柯慶施指著劉少奇的鼻子罵他是「老右」。許多代表反對劉少奇提出的白區工作損失幾乎百分之百」的觀點，不同意劉對白區工作的總體評價，堅持認為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後，白區工作的「總的路線是正確的」。
由於會議上出現的緊張激烈的爭論，中央書記處宣布會議暫停。1937年6月1-3日，中央政治局就白區工作會議討論中提出的一些基本問題召開會議，集中討論十年來的白區工作，毛澤東在關鍵時期助劉一臂之力。毛一反不久前迴避劉格爭論的態度，明確表示劉的報告「基本上是正確的」，稱讚劉在白區工作方面「有豐富的經驗」，說劉系統地指出了黨在過去時間在這個問題上所害過的病症，是一針見血的醫生」。在6月3日政治局會議上，毛又作了支持劉少奇的重要發言。
毛進而不談十年政治路線問題，而是針對反對派集中批評劉少奇只講缺點；不講成績，首先談了中共所取得的偉大成績」，在談論了黨的優秀傳統後，毛著重指出黨內「還存在著某種錯誤的傳統」，強調「這是不能否認與不應否認的事實」，從而全面肯定了劉少奇的觀點，在劉洛爭論中有力地支持了劉少奇。由於毛澤東在發言中迴避了容易引起分歧的有關過去白區工作指導方針是否犯了十年一貫的「左」的錯誤這個敏感問題，因此毛的意見得到包括洛甫在內的與會者的一致同意，並成為下一階段白區工作會議的主調。
1937年6月6日，白區工作會議繼續開會，會議進入第二階段。洛甫有意識地談化毛澤東在6月1-3日講話的傾向性，抓住毛講話中對自己有利的內容，堅持自己的觀點。他根據自己理解的6月1-3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精神，代表中共中央在會上作了《白區黨目前的中心任務》的報告。洛甫強調「實踐中的某些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在白區工作所犯的錯誤的性質不是政治路線錯誤，「不是由於什麼一定的政治路線或政治傾向」，「而是在領導鬥爭中有時犯了策略上的錯誤」。這種錯誤「不過是整個領導群眾策略與群眾工作方式中的某些部分錯誤，而不是整個領導的錯誤，」黨「堅決領導鬥爭的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洛甫堅決反駁劉少奇對中共中央在白區工作中反對「合法主義」的批評，堅持認為「過去黨反對合法主義的鬥爭，仍然是對的」，強調指出，「過去一切非法鬥爭，是必要的與正確的，而且過去主要的鬥爭方式只能是非法的」。洛甫不無影射地批評劉少奇像俄國的普列漢諾夫一樣，「以每次革命鬥爭的成敗的結果來判斷革命鬥爭的價值」，把失敗的鬥爭看成「無意義」或「謾罵一頓『盲動主義』完事」，指責劉少奇「看不到每一次革命群眾的革命鬥爭，就是結果失敗了，仍然有著他的巨大的意義」。洛甫批評劉少奇把「關門主義」、「冒險主義」作為「鋼鞭」，全盤否定中共十年白區工作成就，強調指出，「每一斗爭在勝利或失敗之後，必須詳細的研究其經驗與教訓，切不要拿簡單的空洞的帽子（如盲動主義、冒險主義、機會主義）去代替對於最具體問題的具體分析」。對黨內所存在的「各種不正確思想，應有確當的估計，不要誇大或縮小，或任便給同志們『戴大帽子』」。洛甫的報告獲得參加白區工作會議代表的一致擁護，在暫時不利的形勢下，劉少奇被迫退卻。6月9日和10日，劉少奇在會議作結論報告。劉表示同意洛甫的報告；並且對自己的前一報告作了解釋和自我批評：「我在會上作的報告，著重是批評『左傾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並不是否定過去的一切，因為主要是批評錯誤這一方面，沒有說到其他方面，並且對某些問題缺乏具體分析，有些地方說過火了」。
四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前夕，劉少奇、洛甫圍繞黨的十年歷史和白區工作評價問題展開的爭論並沒有獲得任何實質性的解決，劉少奇試圖通過檢討黨的歷史問題，改變對十年政治路線評價的目的暫時遭受了挫折。但是劉少奇、洛甫的爭論給中共帶來了深遠影響，它是延安整風運動的前奏和一次針對「教條宗派分子」的短促突擊，為以後毛澤東、劉少奇全面批判六屆四中全會政治路線，聯手打倒王明等製造了輿論。毛澤東從這次爭論中吸取了豐富的經驗，他終於體會到「教條宗派分子」在黨內的廣泛影響絕非一朗一夕經過一次會議就能清除。打倒「教條宗派集團」除了需要在理論上進行細緻深入的準備外；還要在組織上進行精心的準備。劉少奇與洛甫爭論的另一結果是擴大了劉少奇在黨內的影響和知名度。劉少奇雖屬黨的老資格領導人之一，但因長期從事白區工作，在江西時期的兩年僅負責領導全國總工會執行局，較少參與重大軍政問題的決策，劉與當時重要的政治領導人周恩來、洛甫等的關係又較為疏遠，因而在一個時期內，劉少奇在黨和軍隊的影響力不大，與洛甫的爭論充分展現了劉少奇的思想深度和理論水平，使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幹部對劉少奇有了新的認識。
對於劉少奇與洛甫的爭論，毛澤東的態度既明確又微妙。初期，毛置身於爭論之外，但對劉少奇明顯表示同情，毛希望劉少奇的意見能被中央領導層所接受；後期，則擔心劉少奇承受不住格甫和黨內的巨大壓力，於是，在6月1-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發表了聲援劉論點的重要講話。但是當毛看到劉的有關看法遭到普遍反對，遂決定從長計議。毛在這次論戰中發現了劉少奇的傑出才幹，首先是劉在白區工作方面的豐富經驗；其次，毛也看到了劉的理論能力，劉甚至能夠引人入勝地分析十年「左」的傳統和根源之一乃是「思想方法與哲學方法上的錯誤」，即「形式邏輯」對黨員思想方法的廣泛影響。劉宣布「形式邏輯」是造成「許多錯誤的根源」，這給毛耳目一新的感覺。然而毛並沒有把自己的威望全部投放在對劉少奇的支持上，因為時機還不成熟。現在毛更願意做黨內爭論的最高仲裁者，既然僵局已經打破，矛盾的蓋子已被揭開，洛甫受到了強烈震動，自己的威信反而因對爭論所持的折衷調和態度而得到進一步的提高，因此下一步的目標就是團結洛甫。為了防止格甫和將要回國的王明重新結合，加速「教條宗派政治組織上的分裂」，維持和加強與洛甫的合作，既有必要，又有可能。由於有了這些考慮，白區工作會議結束後，劉少奇並沒有立即被提拔進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委會），而於7月28日被派到太原，繼續擔任已從北平遷至太原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的職務。
劉少奇雖然暫時離開中共中央中樞，然而毛劉政治結合卻因劉、洛爭論而正式形成了。毛劉與毛洛同是政治上的結合，但是兩種政治結合之間卻有顯著區別。
第一，毛洛結合是戰時非常狀態下的臨時組合。1935年初，為了共同的政治目標，毛澤東和洛有意放棄昔日政治上的分歧走到一起；毛劉結合也是一種政治結合，但在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不存在政治觀點上的分歧，正是對原圍繞此問題中共中央政治路線及其領導人的不滿，使毛與劉走到了一起。而早在1932年，毛劉說就彼此交換過意見，並達成了一致的看法。與毛洛結合相比，毛劉結合具有更深的思想基礎。
第二，毛澤東與洛甫沒有很深的歷史淵源，但是毛劉不僅有同鄉之誼，而且，早在1922年毛劉就有工作上的密切聯繫。
第三，毛洛結合是兩個地位相近的政治人物的平行結合，但1937年，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和影響則遠遜於毛。因此毛劉結合是一種以毛為核心，劉為輔助的政治結合，而非兩個地位相當人物的平行結合。
毛劉結合的上述特點保證了毛以後在向「教條宗派分子」發起挑戰時可以得到劉少奇的全力支持。毛劉的結合也預示毛與六屆四中全會後產生的政治領導人的兩年多的合作已接近尾聲。毛澤東在錯綜複雜的新形勢下，在領導全黨全軍對外的同時，將進一步加緊思想和組織上的準備，以隨時準備選擇最佳時機，向「教條宗派集團」發起新的攻擊，從而實現其改造全中國的政治理想。而這一切，不僅將決定中共的前途，而且將決定中國未來的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