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沙皇俄國與清政府簽訂了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條約》，清政府割讓了烏蘇里江以東約4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其中包括海參崴。自此，海參崴被沙俄改名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為「統治東方」，成為沙俄在遠東地區的重要軍事要塞。本文摘自《中國人在海參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歷史篇章（1870-1938）》，作者聶麗·米茲等，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10年代的海參崴
海參崴來自古老的肅慎（滿洲）原住民語言，漢譯為「海邊漁村」或「海邊曬網場」。清朝時闖關東的河北、山東人把這裡叫做「崴子」，以為當地盛產海參，所以漢譯為「海參崴」。
歷史上，海參崴自漢唐時起就有人類活動，由中國歷代王朝管轄。17世紀中期，沙俄伺機東侵，試圖在遠東地區開拓不凍港。1858年清政府和沙俄簽訂不平等的《璦琿條約》，規定包括海參崴在內的烏蘇里江以東地區由中俄共管。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沙皇俄國與清政府簽訂了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條約》，清政府割讓了烏蘇里江以東約4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其中包括海參崴。
自此，海參崴被沙俄改名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為「統治東方」，成為沙俄在遠東地區的重要軍事要塞。
由於沙俄把該地變成軍事要塞，軍隊進駐很多，但是基礎設施嚴重不足，一方面需要修建軍事設施，另一方面需要為駐軍及其家屬和移民修造居所，為此大興土木，導致勞動力嚴重不足，不得不從中國引進勞工，大量來自山東和河北的農民涌到這裡。據該書記載，最多時這裡有達10萬中國勞工。
中國人憑藉自己的勤勞，很快就在這裡站穩了腳跟。他們在山谷燒磚，在山上伐木，在架橋造屋，在搞河上運輸，在街上擺攤，給人挑水送菜，他們是人力車夫，給俄羅斯人當傭人，給俄軍修建軍事設施，沒有他們不乾的髒活、累活。他們篳路藍縷，忍飢挨餓，聚居在一起，過著俄羅斯人難以想像的艱難生活。海參崴城市管理當局總嫌他們不講衛生，擔心他們給城市帶來傳染病，多次討論要把他們從城裡驅逐出去，另闢偏遠地方讓他們居住。但是，他們總是能夠想辦法逃回城裡，就像大路上的野草一樣，儘管屢遭路人踩踏，他們依然站起身來，擦去塵土，挺直身軀，頑強地生存下來。於是，就有了他們自己的小鋪，有了自己的啤酒廠，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劇院，自己的「百萬莊」，中國人成為海參崴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
1902年，俄羅斯軍事記者彼得·尼古拉耶維奇·克拉斯諾夫到海參崴採訪，描述了他對中國人的印象：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一群群中國工人在僻靜而遙遠的街上步履蹣跚，在斯維特蘭娜大街，則是買賣人、官員和軍官。聽得到夾雜著德語和英語的俄語，並被中國人的粗大嗓門所打斷。符拉迪沃斯托克所有的『黑工』和『百姓』都是中國人。中國人在市場上做生意，中國人在火車站背東西，中國人是馬車夫、船工、送水工、麵包師、屠夫、廚師、裁縫、鞋匠、裝訂工、制帽師傅。只有載客馬車夫是俄羅斯人。符拉迪沃斯托克一位女士對我說：『中國人在這裡所做的最大的惡行就是他們一下子離開了符拉迪沃斯托克。這比戰爭還糟糕，我們會死去。』當然，這是誇張的說法。但是，的確，嬌嫩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女士不得不下廚房，海關官員或其他人不得不自己提水桶、補靴子以及修補辦公廳最需要修繕的地方。
正是由於在海參崴的俄羅斯人、中國人和朝鮮人等的辛勤勞動，海參崴逐漸繁榮起來，由要塞升級為城市，成為俄羅斯在遠東的重鎮。中國人參與建設的許多建築，諸如1912年竣工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火車站，直到現在還在使用，成為該城的名片，被命名為俄羅斯聯邦級的建築紀念碑，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本書作者也公正地指出：「如果對全景圖（1888年和1919年）做個比較，就可以看出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裡（不算俄羅斯與日本戰爭的兩年，因為當時除了工事外，沒有任何建設）發生的巨大變化，符拉迪沃斯托克變成了俄羅斯亞洲部分最大的居民點。幾乎每棟房子，每塊磚都『記載著』中國建築工人的勞動。」
1922年10月，蘇維埃政權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站穩腳跟後，堅決地與「人民的鴉片」——宗教做鬥爭，中國人過年的習俗也被當作宗教和「過去的殘餘」而遭禁止，他們的安定日子不再。蘇俄當局對中國人聚居的地方一次次進行搜查。1920-1930年代，符拉迪沃斯托克州黨報《紅旗報》連篇累牘地報導蘇聯警察破獲中國人從事不法活動的消息。從1930年代起，隨著歐洲德國法西斯勢力的掌權，遠東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東三省扶植清朝末代遜位皇帝溥儀建立所謂的「滿洲國」，對蘇聯蠢蠢欲動。海參崴的中國人的日子更加艱辛。1936年6月，蘇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門討論取締中國人集中居住的「百萬莊」問題。1937年，蘇聯開始了席捲全國的大清洗運動，許多反對派勢力和無辜民眾被作為「人民公敵」而鎮壓，中國人也成為被殃及的池魚。海參崴地方當局向蘇共中央連發幾份絕密電報，匯報取締的進展情況，提出應對中國抗議海參崴當局欺凌中國人的對策，並且以羅織的中國人為日本人當間諜並潛伏下來的罪名，對海參崴的中國人進行大規模驅逐。於是，到1938年底，10萬左右的中國人，像潮水一樣從海參崴退得無影無蹤。而整個遠東30多萬人就從歷史上消失了。
多年以來，這段歷史一直被塵封起來，沒有人對此進行系統研究和梳理。兩名俄羅斯作者德米特里·А.安洽和涅麗·米茲收集了大量有關中國人在海參崴活動的檔案事實資料，成就了這本《中國人在海參崴》。
「我們嘗試描述從1870年代初到1930年代末中國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生活的一些方面，希望能夠客觀地呈現中國人為海參崴開發和發展所做的貢獻。」
眾所周知，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國人曾是繼俄羅斯居民之外在當地人數最多，對此官方統計數字已經做出證明。中國人在城市生活的許多領域都起了關鍵作用。在整個帝國政權期間和蘇聯時代初期，中國勞動力被廣泛利用，直到1938年中國人被大規模驅逐。許多最重要的國家項目的實施常常取決於中國勞動力的參與，而這些項目不但鞏固了俄羅斯在東部邊疆的實力，而且足以改變遠東地區的地緣政治版圖。
1897年，Д.И.施洛德在其題為《我們的遠東》的著作中寫道：
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街上，中國人、朝鮮人、日本人川流不息。中國人特別多，與天朝帝國的子民們相比，俄羅斯人很少，或者幾乎看不到。
他們留著幾乎拖到地上的長長的辮子，黃色的牛皮紙色的臉——大量吸食鴉片和營養不良的後果，狡黠的斜眼，穿著獨特的衣服——一半像是女士的短上衣，另一半像是兒童的輕薄燈籠褲。他們踩著軟鞋，步伐悄無聲息，怯生生的聲音，說話低眉順眼，這就是對烏蘇里中國人的第一印象，他們以當地人所稱的『滿洲人』而聞名。
關於「滿洲人」的這種描述幾乎成為陳詞濫調，在每部談到中國人的出版物中都會遇到。而在施洛德的這本書中，關於中國人的其他表述則被引用甚少，例如：
就在我最初到達我國太平洋邊區的那些日子裡，我就聽到當地居民描述中國人對於這個年輕的剛開始移民的城市的重要角色和意義的一句話：沒有滿洲人，我們就會餓死。近距離了解了當地人的生活條件後，我確信無疑，這句話實際上沒有任何誇大的成分。滿洲人絕對是歐洲人還能生存下去的必要條件。沒有他們，歐洲人就會沒有吃的、喝的和燒的，這是人類生存所最必要和最起碼的物品。沒有滿洲人，歐洲殖民者在這裡就會寸步難行。無論你需要建房子還是為菜園掘土，或者你需要僕人、肉和蔬菜，需要粗工或承包人，所有這一切，你都應該找中國人：他是傭人（當地人稱僕人），他也是手工匠，他還是園藝工，同時是賣肉工，是經紀人，是承包人，是小貨郎，是農民工，一句話，他們可以干任何活計。勞動和地方工業的所有領域幾乎完全掌握在他們的手裡。
19世紀末20世紀初，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亞洲「色調」正是由中國人構成的，他們給從俄國西部各地區新來的人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城市的這個特點對這些新來的人（更不用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土生土長的人了）來說完全是自然而然的、習慣的和必需的，如果他們要在這個城市裡長期居留的話，中國人的存在是其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
A.格里尼奧夫是一位愛刨根問底的年輕人，1910年初擔任符拉迪沃斯托克要塞建築管理局的描圖員，他的幾幅畫就是證明。其上司、軍事工程師Г.П.扎哈利英中校調到西部工作時，他把自己描繪符拉迪沃斯托克獨特生活的幾幅速寫畫贈給了他，上面正是當地中國人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