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法憲，前空軍司令，開國中將。在通常人眼中，他是林彪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對文化大革命負有責任，甚至縱容林立果在空軍為所欲為，間接造成了林立果有機會進行謀害毛澤東的陰謀。說實話，從前我對「黃吳李邱」（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也是這個看法。在和吳法憲的大兒子吳新潮約定了採訪時間後，我仔細閱讀了由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的《吳法憲回憶錄》，對這個吳法憲多少有了一些不同的認識。
2010年深秋的一個下午，吳新潮在國家會議中心大酒店的咖啡廳里接受了本刊專訪。他的身材和他父親一樣都有些發胖，看上去很隨和。對於這次採訪，吳新潮多少有些顧慮。「父親是一個歷史人物，作為一般歷史人物的子女，很難客觀地公正的評價父親。因為在子女的眼中，父親都是完美的。實際上，大多父親都並不完美。我的父親也是如此。」但是世間應該說對他有太多的誤解。這些誤解反而給我們一些比較容易澄清的機會。
吳法憲之子稱，支撐周恩來工作的就是「黃吳李邱」們。圖為1970年9月6日，林彪下山回京前與四大金剛在九江機場所攝。左起：李作鵬、吳法憲、林彪、黃永勝、邱會作
文革期間和周恩來並肩作戰
「文革」時期，政府機構都沒了，就剩下軍隊的機構還可以運轉，所以從三支兩軍，到全國山河一片紅都「黃吳李邱」們在工作，都說周恩來在文革期間苦撐大局才穩定了全國的局勢，可是周恩來總不能一個人干所有的事情的吧！許多具體的工作還要靠軍隊系統的人執行，也就是「黃吳李邱」們去執行。所有的部長都被打倒了，「黃吳李邱」兼任了國務院各部的工作，直到「九大」之後才慢慢正常化。當時支撐周總理工作的就是「黃吳李邱」們，周總理在當時手頭上也只有「黃吳李邱」們，周總理和「黃吳李邱」是一回事。那個時候，不僅是周總理，大家都很艱難。
自從「文革」開始後，我們就基本上見不到父親，他早上天不亮就走了，晚上天黑才會來，我記憶中就沒幾次在一起吃過飯。那時候，大家都跟著毛澤東的作息時間轉。他喜歡半夜十二點開會，大家都得過去開會。父親既要負責空軍的工作，又要參與軍委的工作、又要參與全國的工作，每天下午2、3點到軍委辦事組開會，之後有中央碰頭會或者中央常委辦公會，又開會開到凌晨，回來就抓緊時間睡覺。早上9點起床，抓緊時間搞一點點空軍工作的「自留地」，趕緊又走了。在這樣的情況下，空軍的工作才逐漸混亂起來，才有了周宇馳、林立果他們的「小艦隊」。
「九一三」那天
「九一三」當天，父親確實什麼都不知道的。就在9月12日晚上，按照父親的工作計劃，他接見空政文工團的6個指導員，解決13航校校長和政委的矛盾問題。到了晚上11點就接到了周恩來的電話，問是不是「有一架飛機飛到了山海關」，父親回答：「沒調過飛機」，不久周恩來就接到了林豆豆的電話，便在第一時間第二次打電話嚴厲的問父親，「究竟是沒有，還是不知道」，父親也知道了問題很嚴重，回答：「說不清楚，需要查」，調查的結果是，果然有一飛機飛了山海關。這架飛機是林立粟直接打電話給空軍34師副參謀長胡萍調的，沒有經過父親。父親就打電話問胡萍情況，胡萍回答：「飛機是訓練。」父親問：「為什麼去山海關？」這時候父親已經知道，這架飛機和林彪有關。在這種情況下，父親堅持到西郊機場查，周恩來也派了中央警衛團政委楊德中一直跟著我父親。從這時開始，父親就在周恩來的直接監視下，也是直接領導下了。
到了西郊機場，父親立刻打電話給胡萍和飛機的駕駛員潘景寅，命令飛機立刻飛回北京，並且不帶任何人。胡萍和潘景寅之間通氣，說飛機的發動機有問題，要修好之後才能回北京。最後一次父親打電話給潘景寅說：「這架飛機絕對不能起飛」還說，「你耍忠於毛主席，忠於黨，聽周總理的命令」，在飛機沒有起飛前，父親還提出在跑道上放障礙物，周恩來沒有採納，他不能表態，只能選擇沉默。
在那種緊張的時候，父親和周恩來之間的電話就沒有掛斷過，飛機起飛的第一時間父親就知道了，也是在第一時間匯報給了周恩來。飛機飛了，父親就知道，他完了……當時，父親的想法還比較簡單，無非是政治上的淘汰，離開政治局到地方上工作。沒有想到是後來的下場：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被判刑。
父親不是草包
我的父親吳法憲是開國將領，但是與其他開國將領不同的是，父親頭上戴了兩頂帽子，一個是林彪反黨集團的帽子，這不是我們評價的範疇。今天我想說到的是另一頂帽子，也就是公眾所傳說的「草包司令」，甚至說父親和戲劇里的胡傳魁一樣不學無術。草包司令是一個政治概念，把歷史上的人物分為好人和壞人，用簡單的道德觀念去評價歷史人物是很蒼白的。歷史上的「壞人」就是一切都壞，包括長相、吃飯的模樣、生活上的一舉一動，都是反面的。好人就是一切都好，一切都是光環。這是一個並不客觀和實事求是的標準。關於父親是不是草包，張正隆所著的《雪白血紅》裡有這樣一句話：「林彪用人，用過好人也用過壞人，但是從來沒有用過草包。」劉震將軍說：「吳法憲在2縱當政委時是革命的，也不能說他是草包政委，草包政委怎麼能保證部隊打勝仗？說黨任命一個草包當政委，這不是給黨險上摸黑嗎？」
所謂「草包」一是說父親一直是做政治工作的，不會打仗。這不是事實。共產黨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是以武裝鬥爭為中心，軍政工作分工不分家，所有的政委都參與軍事指揮，有很多政委都擔任軍政一把手。以政治元帥羅榮桓和一直從事政治工作的肖華將軍為代表的政委們難道都不會打仗嗎？
在東北搶倉庫發了洋財
遼瀋戰役中，2縱最先進瀋陽，瀋陽是國民黨在東北的後勤補給基地，儲備有大量的戰略物資。這些「洋財」基本都被2縱劃拉走了。父親坐著小吉普，到處巡視，口口聲聲說「要給兄弟部隊留一點」。可2縱70000多人，全都換了美式裝備，一身的皮靴皮帽，人人發睡袋。當時，2縱上下是「上頓吃烙餅，下頓吃餃子」。我有一件風衣、還有一件美國的毛衣都是那時繳獲的，將近三十年的時間扣子都拽不掉，當時產品的質量真好。一直用到「文革」期間。
父親也知道這件事遲早會被追究，於是在1949年1月，2縱內部開會時專門就此事商討對策。會上，縱隊領導一致認為，早認錯早好。東總司令部後來在九王廟開會，強調部隊紀律。父親就把瀋陽搶倉庫的事抖了出來，並做了自我批評。其它縱隊司令員政委們全砸了鍋，羨慕的有，嫉妒的有，大家都說：「你這個吳胖子，怎麼能這樣啊？」還有的說「吳法憲又當婊子又立牌坊」，林彪在會上什麼也沒說，最後給了父親一個處分。父親也發了狠說：「打開天津誰再發一點洋財，就槍斃他！」
當時部隊進城後，確實有點興奮，也體現了軍隊驕橫的一面。一個叫劉銀夏的團政委，因為搶醫院，把1縱的人打死了，要交「東總」軍事法庭，在押解的路上遇到了父親。父親就問：「什麼事情啊？」聽了事情原委之後，就發話：「我們2縱的人，我們自己處理，不用東總費心了。我宣布撤銷政委，變為馬夫。」這種處罰也是暫時的，一個月之後便官復原職。這個劉政委後來當了寧夏政法委書記，上世紀90年代，父親受人之託打電話找他辦一件事。當時，劉銀夏已經病重，聽說是吳政委來的電話，堅持站起身來，左手拿著電話，右手敬軍禮，說「報告，劉銀夏聽候吳政委指示」，父親說：「我已經不是政委了」，他就改口：「聽候老媽媽指示」，老媽媽是父親在2縱的別稱，當時2縱官兵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有困難找老媽媽，沒飯吃找老媽媽」。2縱的人都知道他關心戰士。可以說，父親在2縱里的威望是大家都服氣的。
說父親是林彪死黨一點不冤枉
父親是林彪的人，這是一定的，除了正常的工作關係，更重要的是「山頭」，一直可以追溯到井岡山時期。父親第一次反圍剿就在紅一軍團，受林彪直接領導，如果說一方面軍就是毛澤東的中央軍，紅一軍團就是「黃埔軍校」。解放軍中很多高級將領都是這支部隊走出來的，例如：楊成武、劉亞樓、黃永勝、李天佑、李聚奎、肖勁光、楊得志等。
還有一件事，更能體現父親和林彪的關係。林彪的兩個子女，都安排在空軍，豆豆是劉亞樓安排的，老虎（林立果）是父親安排的。1965年，劉亞樓病重期間特意把父親叫到上海去，交代把豆豆安排到空軍報社，叫父親給予照顧。林立果則更是葉群直接找父親安排在空軍黨辦的。不僅如此，林彪身邊的很多人都是從空軍調去的。
林立果到空軍之後，父親曾經說過，「林立果在空軍指揮一切，調動一切，」這話確實說得不妥，但是要分清，這個話在什麼情況下說的。林立果找父親匯報要在空軍成立一個調研小組，父親說：「多了解空軍的情況，多向林總匯報，你代表林總在空軍可以指揮一切調動一切。」這話是私下裡說的。當然這話不對，說過過了頭，父親肯定是有私心，但充其量就是吹捧。其實，即使說了「可以在空軍指揮一切，調動一切」林立果也不可能「指揮一切，調動一切」，要不然「九一三」的時候，為什麼林立果只能偷偷調了一架飛機，弄了黨辦幾個人？
不過，說父親是林彪死黨不冤枉。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父親作了檢討。毛澤東想要撤換父親，徵求林彪的意見，「用空軍的曹里懷成不成？」林彪回答：「還是得用吳法憲」，把主席頂了回去。
恩師和兄長劉亞樓
在空軍工作的時候，父親和劉亞樓，一個是政委，一個是司令。劉亞樓很長一段時間都是父親的老上級，為人又比較強硬，所以外界就覺得劉亞樓在空軍一言九鼎，父親就是個受氣包，兩個人不太和睦。其實不然，劉亞樓和父親的關係一直都是非常融洽的。父親一直把劉亞樓當作恩師兄長。
組建空軍的時候，劉亞樓親自挑的父親當政委，就是因為劉亞樓脾氣比較暴躁，沒有一個人能給他當政委，他才點名把我父親調過來坐鎮。在空軍，父親是劉亞樓的副手。空軍流傳「劉司令，無政委」的笑話，這個故事怎麼來的呢？原來的空軍政委是肖華，肖華不久就到了總政，空軍沒了政委，劉就把吳調過來，雖然是副政委，但他的職務是空軍黨委第二書記，實際上就是二把手，肖華走之後，劉亞樓就給總政打報告，要求轉正，肖華說了一句這同在空軍是「無政委」了。
到空軍後，父親跟劉亞樓配合得比較好，他不跟劉亞樓鬧矛盾，空軍幹部被罵了就來找吳政委，政委就勸說一下。對司令不滿意的，政委幫忙轉達轉達。到了1965年，劉亞樓去世後，父親就接替了司令，他挑了個政委，是余立金。大家又說現在是「余政委」，多餘的政委。這些都是部隊裡的笑話。
其實，父親和劉亞樓的私交很好，每次父親休養都是劉亞樓親自安排，我母親陳綏圻在民航工作，劉亞樓都是親自給民航領導打電話，給我母親請假。劉亞樓無論到哪裡休養，如果父親不去，他都會都帶上我，把我當成自己兒子一樣。劉亞樓出國訪問，回國帶的各種玩具，只要是他的孩子有的，肯定也有我一份。父親不喝酒，劉亞樓喝的厲害，所以家裡的酒父親叫我給劉伯伯送去，我就經常抱著酒到劉亞樓家。不過，我們孩子還是很害怕劉伯伯，他那種威嚴叫我們孩子見了他都躲著走。
廬山會議上的國家主席問題
「文革」開始以後，毛澤東能用的人，一邊是林彪和「黃吳李邱」們，一邊是中央文革小組，也就是「四人幫」。廬山會議就是鬥爭的一個爆發。從深層的背景看，這個斗爭是對「文革」的不同看法，設不設國家主席只是由頭而已。林彪是希望恢復國家的秩序，結束「文革」，所以有必要設國家主席，在這個問題上周恩來、林彪、陳伯達3個常委都是支持的。汪東興傳出話來，也是這個意思。上世紀80年代，我問過父親：「你反對江青，她是毛主席夫人啊，你這不是犯錯誤麼？」，父親說：「傻孩子，沒有毛主席撐腰，我敢麼？」父親還特意問過汪東興，「江青的這些東西，代表不代表毛主席」，汪東興說：「兩回事，毛主席不喜歡他們（指四人幫）」。大家都在揣測毛主席想不想當國家主席，汪東興誤導了父親，父親誤導了林彪。
父親在得到了這些信息之後，便和張春橋「吵架」，這個事情當時就報到北戴河，我當時在北戴河林彪家裡，葉群把我叫到臥室，說你爸爸來電話了，說和那個眼鏡（指張春橋）幹仗了，你林伯伯說：「你爸爸放了一炮，放的好」。之後就是林彪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講話內容也是事先和毛澤東通了氣的，毛澤東只是說：「就不要點張春橋的名了」。講話之後，周恩來提出放兩遍錄音（本來是準備只放一遍），還提出學習林彪的講話。這樣所有的人就都跟著林彪走了，而毛主席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一邊倒。
廬山會議之後，父親的壓力很大。從1970年8月，下了廬山，到1971年9月13日這段時間，父親一直都在檢討。那時，他對毛澤東還抱有幻想，認為「自己是毛主席的人，毛主席是保他們的」，毛澤東也跟他說過「你們和陳伯達的性質有根本的區別，你們要好好學習、好好檢討一定能過關」這樣的話。
寫在最後
採訪結束後，吳新潮對我說：「只說吳法憲的事情，是說不清楚那段複雜的歷史的，吳法憲就是一個小角色」。關於「文革」、關於林彪，我們又聊了好久。
「九一三」事件是毛澤東沒有預料到的，他沒有預料到林彪會走這樣一步棋。但實際上，不是林彪，而是林立果走了這步棋。沒有林立果的參與林彪也不會走。我說過，紅一方面軍是毛澤東的中央軍，紅一軍團就是「黃埔軍校」。「文革」到了這一步，毛澤東是把自己最核心的紅一軍團也搞掉了，他明白林彪事件標誌著文革的破產。之後，他身邊真是無人可用了，最後只剩下「四人幫」，棋下到這兒已經很險了，翻盤的可能性很大。最終毛澤東輸掉了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吳新潮如此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