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現代中國語言與文學學者林培瑞（Perry Link）剛剛翻譯推出的《方勵之自傳》英文版一出版，就得到了多種好評。
長期報導中國新聞的《紐約時報》專欄撰稿人、多次採訪過方勵之的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發推，用英語世界最強有力的語言發出了最強力的推薦：
「One of the bravest，boldest and best Chinese dissidents was Fang Lizhi. His autobiography is now out in English.（中國最勇敢、最大膽、最優秀的異議人士之一是方勵之。他的自傳現在出了英文版）。」
學英語的人知道，在英語裡，單音節的詞被認為是最乾脆有力的，而一串押頭韻的單音節形容詞的最高級疊加（bravest，boldest and best，都以字母b打頭），則是力上加力。
《方勵之自傳》英文版的書名是：THE MOST WANTED MAN IN CHINA–My Journey from Scientist to Enemy of the State《中國頭號通緝犯——我從科學家變成國家敵人的歷程》）。
讀《方勵之自傳》英文版，即使是一個自信或自詡並不多愁善感的中國人恐怕也難免會覺得又驕傲，又悲哀。
驕傲之後更悲哀
驕傲，是感覺與有榮焉，因為中國人也有方勵之這樣的毫無爭議的世界一流學者和科學家。方勵之是世界一流的天體物理學家，他在中國科技大學創建並領導了一個世界一流的天體物理研究團隊。宇宙學研究在中國本來是空白，但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短短十來年的時間裡，方勵之和他領導的團隊硬是把中國的宇宙學研究推上世界先進水平。
說完了驕傲，就來了悲哀——當今中國方勵之這樣的一流學者太少。
當然，這裡的悲哀或許會被指責為過於感傷，too sentimental。因為要說這種世界一流學者太少，即使是擁有這種學者最多的美國也擔心並時常大叫自己擁有的太少而不是太多，並為此挖空心思在國內大力培養，在國際間竭力羅致。
話說到這裡，就說到了中國人的悲催處（悲催，中國網民用語，意為「悲慘得催人淚下」）——作為一個科學後進國，中國本來世界一流的科學家就少得可憐，但中共當局硬是要竭盡全力，對少得可憐的一流科學家竭力摧殘，竭力打壓和消滅，竭力把方勵之這樣的比鳳毛麟角還稀罕的科學家趕盡殺絕，殺不了就放逐國外。
在《方勵之自傳》英文版的後記中，林培瑞寫道，作為傑出的科學家和教授，方勵之在美國亞利桑納大學任教期間受到中共當局的全面封殺，「即使他寫的純科學的文章也不得發表。『方勵之』這三個字不能在任何書或文章中出現。」
為了政治，為了一黨之私而禁絕科學家，禁絕科學，這種瘋狂的愚蠢或愚蠢的瘋狂，或曰這種邪乎可謂中國歷史上的奇聞。中國人幸也不幸，直到今天還生活在這種奇聞中。
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的中國依然是「文革」時期的中國，依然是審判伽利略並給他定罪的宗教法庭的中國。
參照世界歷史觀察方勵之在世時的中國和今天的中國，則更有助於理解林培瑞這兩句話看似簡單的事實敘述應當是多麼驚人。
科學與人文
在1989年中國共產黨當局出動軍隊鎮壓反腐敗、要民主的示威者、並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的罪名對鼓吹自由和民主的方勵之夫婦發出通緝之後，當局不滿足於將方勵之夫婦流放國外，又操縱它所掌控的中國科學院剝奪了世界一流科學家方勵之的學部委員（現稱院士）的稱號，並禁止方勵之對中國的科學進步做出任何形式的貢獻。
與此同時，人們也知道，中共當局所師法的蘇聯共產黨政權雖然也很瘋狂，而方勵之的蘇聯同行、物理學家薩哈羅夫也跟方勵之一樣因公開提倡人權和民主而令蘇共政權恨之入骨。但蘇共政權始終沒有剝奪薩哈羅夫蘇聯科學院院士稱號，也沒有剝奪薩哈羅夫發表科研論文的權利。
面對這種他躬逢其盛的世界奇景，生前總是喜歡抓住一切機會推銷科學研究思路的方勵之假如依然在世，大有可能會半開玩笑半認真地提出一個量化研究的社會科學研究課題——馬列主義自西向東轉播，是否越傳播越邪乎？
這裡的自變量（independent variable）可以設定為東經經度（從0度到180度），因變量（dependent variable）則是起源於俄羅斯的信奉馬列主義的共產黨政權的邪乎程度（可以用共產黨政權處置科學家的手法差異來衡量）。研究假說則可以是，「馬列主義的邪乎程度隨著東經度數的增加而增加」。
這一研究的理論和實際意義是，假如上述研究假說獲得證實，那麼，今後一個只是具有看圖識字能力並能分清左右的幼兒（小學一年級學生或幼稚園高級班兒童，甚至是有足夠訓練的猴子或鴿子）也可勝任國際投資銀行政治風險評估部高級主管（且勝任愉快），對通常需要高級學位和高級專門知識才能評估的政治風險做出大致不差的可靠評估，從而顯著減少國際投資銀行工資成本。
的確，就共產黨政權處置科學家的邪乎程度而言，蘇共確實不如中共邪乎（因此，蘇共不剝奪薩哈羅夫蘇聯最高科研機構的成員地位，但中共剝奪方勵之的中科院院士地位），而中共則不如平壤共產黨政權邪乎（因此，中國一度還會讓方勵之出頭，但平壤金家政權則不會）。
由此可見，上述的社科研究假說並非胡思亂想，而是正經的研究假說。但過去三年來出現了一種新情況，即中共政權在邪乎方面正在迅速趕超朝鮮金家政權，所以，上述假說在今天或在可見的將來能否繼續成立，還有待於認真的持續觀測和研究。
林培瑞到底是人文學科的教授，對上述需要簡單數學和統計學的重要社會科學問題不置一詞。但也很有可能的是，中文功底深厚的林教授信奉「點到即止」、「意在言外」、「一切盡在不言中」、「不著一字盡得風流」。
方勵之多彩多姿
林培瑞教授是方勵之多年的老朋友。方勵之用英文發表的有關中國的政論文章大都是他翻譯的。
多年來，英語世界以及廣義的外部世界知曉方勵之，主要是知道他是中國的一個著名異議人士，還是一個傑出的物理學家，並把方勵之跟蘇聯的著名異議人士和物理學家薩哈羅夫相提並論。
在《方勵之自傳》英文版前言中，林培瑞試圖向英語世界的讀者介紹方勵之的另一面，這就是方勵之在人文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詣：
「方勵之是一位很有才華的作家，上中學的時候就獲得過作文獎。這種才能在他的寫作中顯示出來。他富有深刻的洞見，又能用栩栩如生的細節予以表現。他完全誠實。其他中國作家或許在上述某些方面超過他，但沒有人能企及他的深度和廣度。從他在北京小胡同的童年經歷，到他跟中國最高政治領袖的過招，方勵之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是我們的嚮導。他解釋了老北京如何運水，農民如何抓豬，為什麼中國頭號科技大學的學生在1980年代中期要站著吃飯……」
的確，讀《方勵之自傳》，隨便翻開其中的任何一頁，都可以看到既逗人發笑又啟人深思的奇妙段子或故事。方勵之是一個講故事的超級好手，語言富有幽默、智趣、詼諧、諷刺、挖苦、嘲諷、自嘲，真真假假，虛虛實實。聽他講話，讀他的文章，人們感覺就像觀看美不勝收的焰火，各種絢麗色彩令人眼花繚亂，思緒飛揚。
例如，林培瑞提到的方勵之一度下鄉當農民捉豬之事：
「毛澤東在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中，曾經譏諷知識分子，他說知識分子實際上沒有知識，因為他們不會種田，不會殺豬。每次批判知識分子時，中國的報紙上大都會重複一遍這個經典論述。我想，到1958年夏天，我們這些中國的第一批下放幹部，就已不再會被上述的歪理所動了。…就以豬論，毛澤東認為了不起的殺豬大事，完全不是難手藝，特別是對一頭已被綁好而不能動的豬。困難的倒是在田野上捉豬。春天要放豬。豬與羊不同，羊總是成群地行動，容易照料。一群豬則常常因搶食而發生內訌，四散奔逃。這時，放豬者必須追上並趕回每一頭豬，把它們再團結在一起。追豬是不容易的，雖然豬體肥腿短，但跑得並不慢。我的百公尺跑的（順風向的）最高記錄是12.5秒，但我追不上一隻跑瘋了的豬。可見，捉豬還要難於殺豬。毛澤東的殺豬聖言，只證明他自己大概沒有養過豬。很多聖言之所以令人畏懼，那是因為沒有機會真去試試。」
方勵之自傳的每一頁都是這樣的寓教於樂的段子。可惜的是，世間已無方勵之。
中共當局不但在方勵之活著的時候將他放逐國外，而且也在他去世之後繼續放逐他，不准他的名字進入中國。
方勵之，中國人的驕傲與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