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在十萬人大會上說傅崇碧的罪狀是衝擊釣魚台。傅崇碧放出來後跟吳德談了這個事情的過程：許廣平跟江青還是別的什麼人說，魯迅的手稿被人拿走了。中央文革要傅崇碧找，他查到了經手的這個人，這個人是四川部隊的，說魯迅手稿就是中央文革小組讓拿走的，就存在釣魚台的樓里。這個事情弄清楚後，傅崇碧便帶著他的秘書到中央文革小組去匯報。一開始還不讓進去。傅崇碧打電話給陳伯達的秘書王保春，才讓進去。江青、姚文元參加了，陳伯達參加沒有不知道。傅崇碧就匯報了查找的情況。開始，大家還在聽，當傅崇碧說是中央文革小組從許廣平處取走了魯迅的手稿後，江青一傢伙就發火了。傅崇碧的秘書有病，江青一鬧他就暈了。傅崇碧的秘書好像姓邵，他拿著傅崇碧的皮包，這個秘書緊張、害怕，手忙腳亂，把皮包扔到了地上。於是，江青就說是用皮包向她砸去，姚文元後來還證明，說他當時看到用皮包砸江青，皮包里有兩支手槍。本文摘自《吳德口述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吳德口述，朱元石整理，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
1953年3月3日，時任天津市副市長的吳德在貫徹《婚姻法》廣播大會上講話
「文化大革命」愈來愈帶上它的瘋狂性，它要「更加深入」地發展。1967年伊始，黨的主要喉舌《人民日報》發出了「1967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的號召，要求對黨內的所謂「走資派」展開總攻擊。在上海便發生了「一月風暴」，用張春橋的話來說，「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從走資派手裡奪回來」。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風暴」之後，北京的新市委也被中央文革小組所支持的造反派於1月18日奪了權。
前面說過，在這之前，華北局內部造了李雪峰的反，他在北京市派工作組的問題也被揪住不放。毛主席叫李雪峰暫時到天津避一下，在天津指導天津、北京的工作。李雪峰讓我暫時主持北京市的日常工作。我提出幹不了，李雪峰就讓從河南調到華北局工作的劉建勛幫助我，劉建勛實際是常務書記。
造反派奪權後，成立了奪權委員會。對此，中央並沒有正式表態。但我給周總理打電話已不接，或者周總理對這時候的事態一時也無能為力？
我和高揚文、丁國鈺等幾位書記被造反派定為走資派，和市委常委們一起被關押、批鬥了四個多月。造反派開始把我們關在虎坊橋北京市工人俱樂部里，一天只給吃一頓飯，後來把我們分散到各個工廠。
其間，中央文革小組把我要出來，要我與造反派商量共同奪權，組織北京公社，召集各造反派頭頭開會。造反派的頭頭們說我已被奪權，沒有資格談此事，把我轟下台來。我到人民大會堂找到周總理，周總理帶我到中央文革小組那裡和他一起接見學生、工人造反派的頭頭。這些人問：吳德是個什麼人，有沒有問題？周總理就說：他來北京不久，執行了「資反路線」，執行「資反路線」錯誤也有輕有重嘛！但江青說：吳德這個人不認識，有錯誤可以批判。
這樣，我又回到了被關押的地方。這期間，我們經常被揪鬥，高揚文挨鬥最多。他原在冶金部工作，主要是冶金部的人鬥他。鬥爭我的人主要是吉林來的人。看管我的人是北京市第一工具機廠的工人，他們對我不錯。有一天早晨5點多鐘，吉林來的造反派跳牆進來揪我，被一工具機廠的工人看到了，雙方差點打起來。一工具機廠的工人們說：我們也是造反派，沒有中央和中央文革的信不能揪走，他欠北京的債我們還沒有算清。要動手你們不行，我們一個電話就可以調來一兩萬人。這樣，才把吉林來的造反派擋走了。
這樣的情況多次發生，看管我的工人讓我自己找個地方躲起來。我想來想去，想到我還兼任北京衛戍區的政委，就找到了定阜大街衛戍區機關。劉紹文政委讓我住下來了。衛戍區機關的駐地是清王朝的慶王府，劉紹文安排我住在王府繡樓里。傅崇碧同志知道後報告了中央文革小組，中央文革小組指示不准我在軍隊避風，我只好又回到被關押的地方。
新市委被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的造反派奪權後，1月份，中央決定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謝富治任組長，鄭維山、傅崇碧、劉建勛等人都是「革籌」小組成員。我們那時還被關著，我們是怎麼知道的呢？劉建勛那時雖然被關著，但他是「革籌」小組的成員，他有進出的自由，我們就從他那裡聽到了一些情況。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主任委員是謝富治，副主任委員有我、鄭維山、傅崇碧和聶元梓。成立之前，劉建勛告訴我先曾開過工代會、農代會和紅代會。謝富治到關押我的地方對我說：毛主席認為北京市奪兩次權影響不好，中央叫你們出來工作。我說我們出去也不好工作了。謝富治說：你、劉建勛、高揚文幾個人出來先亮亮相。
那時的所謂亮相，就是要我們再檢討。於是，我們三個人在千人的會、萬人的會上檢討了個把月，牽來牽去檢討了十幾次。最後一次是在東郊體育館召開的市機關造反派代表萬人大會上，我們三個人又進行了輪番檢討。大概是謝富治和造反派已經說好了，允許我們出來工作，聶元梓就在大會上代表造反派講話，說我們的檢討基本上可以了，但還不夠，以後要繼續檢查。聶元梓給我們拖了個尾巴。
我們的「亮相」告一段落。事實上，這是毛主席說要讓我們出來工作，他們不得不讓我們出來工作。但是他們總要抓個辮子在手裡，留個尾巴不放。
那時，我的心情十分矛盾，不太想出來工作。我考慮過干不干。干吧，我是被造反派視為有所改悔的走資派被結合進來的，說話沒人聽，掛名而已；不干吧，又是毛主席說的、中央決定的，個人應服從組織。衡量再三，我最後還是當了北京市的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參加了黨的核心小組。
北京市黨的工作由核心小組負責，核心小組的成員也是革委會的這些人，組長是謝富治。
北京市革委會剛成立，劉建勛開始還參加了幾次會議，以後就不參加了，不久就調回河南去了。
早些，中央文革小組決定把原市委各部、各辦的人全部下放到工廠、農村勞動。我出來後第一次到市委機關，一個人也沒有，我還想市委怎麼都空了呢？
新進來的人大都是王、關、戚支持的學部的那一派，約有二十多人。哲學所的造反派頭頭周景方擔任了市革委會的秘書長，楊遠擔任了辦事組的組長。辦事組等於市委的辦公廳，一切機要都由楊遠控制。當時，各部、口都取消了，新成立的各組都被學部來的人把持。《北京日報》在新市委時就已經停刊了，造反派反對我們從河北調來的翟向東、山西調來的吳象、天津調來的林青，林青後來自殺了。造反派一鬧，就出不了報紙了，我打電話向陳伯達請示如何處理。陳伯達說：北京市這麼多報紙，《北京日報》可以停刊。這樣《北京日報》就停刊了。革委會成立後，《北京日報》恢復出版，學部派來的屠武生控制了《北京日報》。實際上，真正控制的是吳傳啟，吳傳啟背後操縱屠武生，所有的社論、消息都要經過吳傳啟看過。
市革委會又從中央各部、各學校調進來一百多人，這些人都是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的造反派頭頭。「五大領袖」除聶元梓任革委會副主任外，蒯大富、譚厚蘭、王大賓、韓愛晶都成為了革委會的常委，中學紅代會的李冬民、第二工具機廠的魯文閣、光華木材廠的劉錫昌等也都是常委。其他的造反派都分到各組去了，北京市的權力實際上是中央文革小組一手控制，戚本禹直接抓的。
這就是當時的情況，老市委的人和新市委的人統統下放了，進來的一批人成立了「紅色政權」。1967年4月20日召開了市革命委員會的成立大會，有十萬人參加。
但是，紅是「一片紅」了，可並不是鐵板一塊。造反派頭頭都有自己的野心。由於權力分配的問題，學生造反派分裂為「天派」、「地派」，相互爭鬥。「天派」以聶元梓為首，反對謝富治；「地派」保謝富治。蒯大富、韓愛晶動搖在兩邊。一時間烏煙瘴氣。
雖然我已經出來了，但實際上是靠邊站，說話沒有人聽，連住還是住在被關押的地方，我到大會堂開會，後面還有幾個造反派來押送、監視，根本無法工作。
這以後的情況比1966年至1967年我們被奪權時更熱鬧了。
比較大的事情，包圍中南海、火燒英國代辦處、大型武鬥，接連地發生了。
1967年7月發生的包圍中南海，我看是中央文革小組直接插手的，戚本禹與操縱市革委會的周景方直接發生聯繫的。包圍中南海是由北京建工學院開始的。1966年8月，少奇同志曾在作為他的一個點的建工學院講過「文化大革命」問題，建工學院的學生以此為由頭大造劉少奇的反。當時，建工學院的學生已分裂成「老八一」和「新八一」兩派，兩派都要揪鬥劉少奇，都要劉少奇交出所謂「認罪書」。劉少奇迫不得已交了由王光美筆錄的檢討後，被操縱的學生造反頭頭非但沒有就此罷休，反而煽起更大的火，串聯各校到中南海西門外召開揪鬥劉少奇的誓師大會。由此開始，許多造反組織便在中南海西門外「安營紮寨」，包圍中南海，狂呼「劉少奇滾出中南海」。由於毛主席不在北京，中南海里造反派也起來配合，不僅批鬥了劉少奇，強使低頭彎腰，還抄了劉少奇的家。包圍過程中，周總理一直在中南海，也有人勸他離開中南海，周總理說毛主席不在，我不能離開。
一直鬧了很長的時間。我去看過兩次，一次是乘著汽車轉了一圈，第二次是去找了建工學院的人，我說：你們這是怎麼回事。
火燒英國代辦處，是在8月里的事。鬧得最厲害的是外語學院、外交部的人，加上一些學校。火點著後，我對周景方說：這個要去看一看，想法怎麼樣制止。周景方不去。我又說：你不去不行，你是市革委會的秘書長，我和你一起去。
火燒英國代辦處時，在代辦處的外邊由衛戍區的部隊把英國外交人員保護起來了，部隊的戰士圍成了很多層的保護圈。我看到英國的代辦好像很害怕地在地上蹲著。
我們去後找那些組織的頭頭。找不到，人們都說不知道。實際上周景方可能知道，他就是不配合。我沒辦法，就回來了。
接著是百貨大樓、西單商場的武鬥，清華、北大的武鬥，民族文化宮等一系列的武鬥。內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這一定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某些人布置的。我曾問過謝富治怎麼處理？他說這個要請示中央文革小組。謝富治那時根本沒有要去制止的積極態度，也不願多跟我談，任憑連著發生了很多的事情。
外交部鬧得很厲害，姚登山奪了外交部的權，他曾是中國駐印度尼西亞的代辦。
最有意思的一個事情說一下。那時我已經出來了，謝富治、王力作為中央代表團帶著北航「紅旗」和其他學生造反派到四川去解決四川問題，以後到武漢。謝和王支持了與武漢群眾組織「百萬雄師」的對立派，把「百萬雄師」稱為保守組織，激化了矛盾。擁護陳再道的「百萬雄師」這一派，包圍了王力，抓了他、打了他，把王力揪走了。中央代表團的人被打傷、被架走了，這可不得了。周總理親自到武漢，找了陳再道談，把王力弄了出來。
中央決定北京組織一萬人到西郊的西苑機場歡迎謝富治、王力。這時，我才知道謝富治和王力的去向。因為是臨時通知，到機場的人不足一萬，都是陸陸續續去的。我到時，王力這些人已經下了飛機，好像是用輪椅推著王力的。
然後通知北京市組織在天安門召開百萬人大會，說要由林彪講話。我記得天安門城樓上沒有很多人，王力的腿上還打著繃帶，說他是人民英雄。林彪在講話中提到軍隊一小撮走資派問題。
從此，提出了「抓軍內一小撮，在部隊中揪走資派」的口號。陳再道、鍾漢華的職務被撤，劉豐升任為武漢軍區第一政委。陳再道被弄到了北京，住在京西賓館，不時挨鬥。
謝富治在市革委會講話，說了過程，吹捧王力。看謝富治樣子，在儘量靠攏。
林彪講話提出揪部隊中的走資派問題後，就把它具體化了。新華社和黨的主要報刊提出了「打倒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口號，全國掀起揪鬥軍內幹部、衝擊軍事機關的浪潮。以後又否定，毛主席提出「還我長城」。這樣，又說不是林彪講的。陳伯達也不承認是中央文革小組提的。當然這是賴不掉的。林彪支持中央文革小組、王力，要把所謂軍隊走資派揪出來，也有他的目的。
1968年3月又發生了一件比較大的事情--「楊、余、傅事件」。那天晚上，傅崇碧同志在市委我的辦公室和我閒談。傅崇碧和我都曾在晉察冀工作過。他是六十三軍的。他看著手錶說：快到時間了。我問他幹什麼去？他說通知去大會堂開會。說完，他就走了。第二天，市革委會開會，沒見謝富治、傅崇碧、鄭維山等來。我想謝富治在公安部忙，不來，傅崇碧、鄭維山應該來。我打電話給衛戍區找傅崇碧，衛戍區說不在。我又打電話給謝富治，說會是不是由你主持？傅崇碧沒有找到，他到哪裡去了？謝富治說：你不要問，過幾天會開會的。我納悶。
我是衛戍區的人都不知道，不過我對這種事也習慣了，不要問的事就不再打聽。過了兩三天，到大會堂開會。我的旁邊坐了衛戍區的副政委劉福，他偷偷地告訴我：傅崇碧出事了。我問出了什麼事？他不好多說，也許他也不完全清楚。「文化大革命」中沒頭沒腦的事太多了。一些人都戰戰兢兢，朝不保夕，誰知道會飛來什麼橫禍。
這時，就看到會場的台上忙碌起來，一會兒搬上來幾把椅子，一會兒又撤下去幾把椅子，搬上來和撤下去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又過了一會兒，我看見葉帥、李富春等都從旁門進來，坐在了第一排。我想：這些人怎麼都坐在第一排，沒上台去坐呢？這時，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就大搖大擺地進來了，周總理也在，他們都坐在台上了。黃永勝一進來就吼起嗓子呼喊「打倒楊、余、傅」的口號。
我們坐在中間，看到這情景，覺得問題大了。接著林彪講話。他講話的主要內容是說「楊、余、傅」是華北的山頭，要粉碎這個山頭。他講了不短的時間，惡聲惡氣。林彪正在講話時，毛主席出來了，大家就鼓掌，毛主席向大家招了招手，沒有講話就又回去了。這場面就更使人緊張了幾分。
但我們不清楚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中央文革小組要衛戍區抄傅崇碧的家，找他所謂衝擊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地點所帶著的手槍。
以後開了十萬人的大會，周總理、康生、陳伯達、江青都講了話。陳伯達講了這是第五個回合的鬥爭。我們是組織大會的人，都不讓我們進主席台，我們躲在體育場的一個打電話的小房子裡。
後來知道楊成武是經常跟著毛主席出去的，為林彪所忌恨。楊成武找我談事情的經過時說，他家為此死了三口人，一個是女兒自殺了，一個是他夫人趙志珍的哥哥還是弟弟，被押到河南，在那裡死了……
傅崇碧是華北的。余立金與吳法憲不對頭。余立金，我不認識，放出來後才看見他的樣子。
抄傅崇碧的家，這時是溫玉成任衛戍區司令。我聽吳忠告訴我，沒有在傅家抄出來什麼東西。
江青在十萬人大會上說傅崇碧的罪狀是衝擊釣魚台。傅崇碧放出來後跟我談了這個事情的過程：許廣平跟江青還是別的什麼人說，魯迅的手稿被人拿走了。中央文革要傅崇碧找，他查到了經手的這個人，這個人是四川部隊的，說魯迅手稿就是中央文革小組讓拿走的，就存在釣魚台的樓里。這個事情弄清楚後，傅崇碧便帶著他的秘書到中央文革小組去匯報。一開始還不讓進去。傅崇碧打電話給陳伯達的秘書王保春，才讓進去。江青、姚文元參加了，陳伯達參加沒有不知道。傅崇碧就匯報了查找的情況。開始，大家還在聽，當傅崇碧說是中央文革小組從許廣平處取走了魯迅的手稿後，江青一傢伙就發火了。傅崇碧的秘書有病，江青一鬧他就暈了。傅崇碧的秘書好像姓邵，他拿著傅崇碧的皮包，這個秘書緊張、害怕，手忙腳亂，把皮包扔到了地上。於是，江青就說是用皮包向她砸去，姚文元後來還證明，說他當時看到用皮包砸江青，皮包里有兩支手槍。
「楊、余、傅」問題，大概是林彪向毛主席講的。林彪逃亡之後，毛主席批示：「楊、余、傅」一案有錯，我聽了一面之詞。毛主席的這個批示在政治局傳閱，我們都看過。
「楊、余、傅」很慘：楊家死了三口；傅崇碧調到瀋陽軍區後，一到瀋陽就被弄到遼源的煤礦囚禁起來了。傅崇碧說宣布他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前，把他警衛的槍和皮包都下了，進去就宣布他調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而且連夜立即走。
在「文化大革命」的風暴面前，許多的人遭受了不幸！
「文化大革命」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口號，是「砸爛公檢法」。我出來前，市警局讓政法學院的造反派進駐，這些造反派就駐進去了，代行了警局的職權。他們進去後，打了不少的人、抓了不少的人，而被抓和被打的人都是他們這些造反派的對立面。社會秩序一下就亂了。在這種情況下，市警局實行了軍管，開始負責的兩個人，一個叫牟立善，另一個人的名字我忘了，後來他們調到二炮和山西去了。接他們的人是劉傳新、王更印。後來一翻過來，王更印被判了十年徒刑，太重了，冤枉的。劉傳新是一個軍的副政委，王更印是一個師的政委。
我出來時已經軍管了，快實行「三支兩軍」，軍隊要「支左」了。北京市最多時有三萬人「支左」，海、陸、空都有。「支左」的人的關係是雙重領導：一方面歸衛戍區，由衛戍區組織一個辦公室來管；同時海、陸、空三大總部也設有「支左」辦公室，又歸北京市革委會謝富治來管，謝富治是通過衛戍區來管的，但衛戍區管不了。市革委會的決定，這些軍隊的人員先要回去向他們所在的各部請示，如果請示同意了，他們才照辦市革委會的決定。那時，造反派奪權了，各方面都癱瘓了，很混亂，只有軍隊還有威信。
軍隊「支左」，他們不了解情況，就對生產、地方工作瞎指揮，犯了不少錯誤，對軍隊有不好的影響，但是應該說，在當時的情況下，如果沒有軍隊「支左」，局面就更難收拾了。揪軍隊走資派，砸爛公檢法，包圍中南海並安營紮寨，火燒英國代辦處，武鬥蔓延，都是這個時候。後來發展成了清華、北大的武鬥，打死不少人。在清華，一邊是「井岡山兵團」，一邊是「四一四兵團」，怎麼也解決不了，謝富治去也不靈。
軍隊「支左」也是波折很多，一開始是不知道群眾組織的情況，都支持了。突然間，中央文革小組批評「支左」支錯了，讓「支左」人員掉屁股。
這個掉屁股的過程，軍隊犯了很多錯誤。後來又批評把屁股又掉錯了。軍隊那時很難辦，沒有一個大軍區不檢討的。
然後才撤出「支左」，我記得紀登奎他們起草了這個文件。
清華、北大的武鬥制止不下來，毛主席決定同時組織工宣隊、軍宣隊進駐清華、北大。後來的軍宣隊是由8341部隊的人組成，遲群、謝靜宜就是以軍宣隊的面目出現的；工宣隊是由北京新華印刷廠發起，動員了三百多名工人組成的，拿著毛主席語錄的小紅本，開進清華宣傳。
決定以後，謝富治讓我趕快找蒯大富，讓他表態服從這一決定。我派人找蒯大富，等了很長時間才把他找到，他不在清華，跑到北航去了。他來後，向他宣布了這個決定，要他擁護、執行這個決定。蒯大富答應得很好，說一定執行。
當時，想不讓蒯大富很快回去，拖住他，利用談話的時間使工宣隊、軍宣隊順利進去。我們在談話時，工宣隊就進去了。蒯大富提出他要回去了，就讓他回去了。
哪知道蒯大富回去後，讓「井岡山兵團」拒絕這個決定，並且用他們自己製造的土武器和手榴彈打死了四五個進行勸導的工宣隊的成員，同時還打傷了幾個。
組織進駐工作的是衛戍區的政委劉紹文、副司令員李鍾奇，他們就在距清華不遠的一個公園裡指揮。李鍾奇坐車進到學校後，「井岡山兵團」把他包圍了，把他坐的汽車掀翻了，把他的文件包也搶走了。李鍾奇回來後連說糟糕。我說，想辦法把文件包要回來。
工宣隊進駐，遭到了「井岡山兵團」的武力對峙。這樣不行，毛主席就召見「五大領袖」。參加會議的人有江青、謝富治、溫玉成。我做具體找這些人的工作，會議開了不長的時候，就允許我參加了。
蒯大富也是後到的，找了他很長時間。蒯大富一進去就放聲大哭。毛主席主要是說服他們要文鬥不要武鬥，同時也安慰了幾句。蒯大富這一哭真還起了作用。江青好像也抹淚了。譚厚蘭有這個談話的詳細記錄，談話的全部內容我記不准了。
毛主席當著他們的面，派謝富治和我到清華去。
我和蒯大富、韓愛晶三個人，便坐同一輛車去清華。那時，很緊張，在清華的外邊也聚集了眾多的校外的兩派群眾，火藥味兒都很濃，一派支持「四一四」，一派支持「井岡山」，特別是體育學院的，腰圓膀粗。支持「四一四」這一派的人要抓蒯大富。我一面說這怎麼辦？一面就讓蒯大富和韓愛晶坐在後排。我坐在司機旁邊的座位上，把頭特別伸出窗外，汽車一邊走，我一邊向兩邊的人打招呼，吸引了他們的注意力。我們就進去了。到了「井岡山兵團」以後，說明來意，開始很多人不同意，哭哭啼啼的。我說他們真沒出息，哭什麼！這是毛主席的決定，要放下武器。
這樣，慢慢地把武器放下了。
以後，謝富治來了，召開了大會，「井岡山」開了會，「四一四」也開了會。工宣隊和軍宣隊終於進去了。後來，北大也派了工宣隊和8341部隊進駐，再沒有阻擋。清華和北大的武鬥才停止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