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環境在主權債務危機的反覆中起著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國際資本流周期的波峰和波谷非常危險，違約總是在資本流入潮結束後大量湧現。隨著2016年的到來，有清晰的信號表明嚴重的債務違約現象正在步步逼近。
說到主權債務，「違約」一詞常常被誤解。幾乎從未發生過完全、永久地賴掉所有存量債務的違約；事實上，就連帝俄時期的債券，也有一些在1917年革命後最終得到了償付(哪怕是部分償付)。但是，不償付——當牽涉到私人債權人時，即評級機構所謂的「違約」——常常會刺激關於債務重組的討論，債務重組可能包括延期、減少息票支付或削減面值(所謂的「剃頭」)。
如果以歷史作為指引，這樣的討論可能會在2016年大量發生。
與全球經濟的諸多其他特徵一樣，債務累積和違約總是以周期形式出現。自1800年以來，全球經濟已經經歷了多次這樣的周期，在任意一年，獨立國家經歷重組的比例在零和50%之間波動(見圖)。一二十年沒有違約的情況並不少見，但每一次這樣的寧靜期之後無一例外都爆發了新的違約潮。
最近一個違約周期包括了20世紀80和90年代的新興市場債務危機。大部分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解決了外債問題，但有很大一部分最低收入國家仍然長期拖欠官方債權人。
和對官方債權人完全違約或重組債務不同，這些拖欠常常不為人知，因為債務人往往收入很低，而債務的美元數字也相對較低。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可能最終刺激新一輪危機，如果困於債務的主權實體遇到不利的全球環境的話。
事實上，全球經濟環境——如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和美國或中國等主要經濟力量利率變化——在主權債務危機的反覆中起著重要作用。我與文森特-萊因哈特(Vincent Reinhart)和克里斯多福-特雷貝施(Christoph Trebesch)的新研究表明，國際資本流周期的波峰和波谷非常危險，違約總是在資本流入潮結束後大量湧現。
隨著2016年的到來，有清晰的信號表明嚴重的債務違約現象正在步步逼近。我們已經可以看到第一波白浪了。
對一些主權實體來說，主要問題來自內債動態。儘管如此，由於成因獨特，烏克蘭的情況顯然不是常態，最好不要根據烏克蘭的走勢下更大的結論。
相反，希臘的情況人們再熟悉不過了。希臘政府一直在積累債務，直到債務負擔無法持續。當充分的證據表明過度負債已經不堪重負，新的信用便不再湧入，希臘因此無法維持現有債務。去年7月，在與官方債權人——歐盟、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談判中，希臘對IMF違約。這使希臘成為第一個——也是目前為止唯一一個——對IMF違約的發達經濟體。
但是，和往常一樣，希臘違約並非從頭再來式的完全違約。希臘的歐洲夥伴國最終同意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作為交換，希臘總理齊普拉斯政府承諾實施困難的結構改革和大幅削減預算。不幸的是，這些措施似乎只是推遲了希臘危機，而沒有解決它。
另一個陷入嚴重危機的經濟體是波多黎各自由邦，它急需完全重組其730億美元主權債務。最近所達成的重組部分債務的協議只是開始；事實上，這些協議甚至不足以排除完全違約。
但是，應該指出，儘管如此「信用事件」顯然是個大問題，但債權人也許誇張了它的潛在外部影響。債權人喜歡警告說，儘管波多黎各是一個自由邦而不是一個國家，但其無法維持其債務將給美國各州和各市樹立一個壞先例。
但這樣的先例早就有了。19世紀40年代，九個美國州停止為債務付息。一些州最終足額償還了債務；另一些折價償還了債務；還有一些賴掉了部分債務。19世紀70年代，另一波違約席捲11州。西維吉尼亞州的違約和重組一直持續到1919年。
一些最大的風險存在於新興經濟體，新興經濟體主要受到全球經濟環境劇變的影響。在中國基礎設施繁榮期間，它進口了巨量大宗商品，推高了大宗商品的價格，反過來提振了大宗商品出口國的增長，包括巴西等大型發展中經濟體。此外，來自中國的貸款的增加和美國低利率帶來的資本流入讓新興經濟體表現出一派欣欣向榮。2008—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干擾但並未打斷這一高速增長，直到2013年初，新興經濟體度過了一段反常的無危機的十年。
但美聯儲提高利率的舉動，以及中國增長(從而投資)增長放緩和石油和大宗商品價格暴跌讓資本流入潮戛然而止。最近，許多新興市場貨幣大幅貶值，增加了維持美元外債的成本。出口和公共部門收入有所下降，經常項目和財政赤字增加。增長和投資出現全方位放緩。
從歷史角度看，新興經濟體可能正在邁向重大危機。當然，它們可能比以往恢復力更強。但我們不能寄希望於這一點。
(作者卡門-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金融體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