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旺角新年夜警民衝突事件發生後，香港一群學者及專業人士日前發起聯署，要求政府就上周的旺角警民衝突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事件經過的真相、成因，以及如何防止同類事件再發生。他們認為，50年前的彌敦道騷動事件，港英政府尚能成立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就事件的成因作出分析，其後亦接納報告建議，改善溝通，完善施政，今日的政權為何不能？
這封聯署信的要求無疑非常合理，獨有一條，即聯署者將北京的政治代理香港特區政府與港英殖民政府相比，實是「錯把杭州當汴州」。
北京是香港六七暴動的背後靠山
不少中國大陸人對香港六七暴動完全陌生，為了便於分析，這裡先簡介該事件。
1967年5月6日在香港開始的「六七暴動」，因各自立場不同，亦被稱為「六七左派工會暴動」、「香港五月風暴」，參與者自稱為「反英抗暴」，其起因是1967年5月位於九龍新蒲崗大有街的新蒲崗塑膠花廠發生的勞資糾紛。事件由最初的罷工、示威，發展至後期的暗殺，出現暗殺名單、放置炸彈。結果51人直接在暴動中死亡，還有逾800人受傷。
這一持續7個多月的「反英抗暴」有明顯的文革色彩，比如5月7日香港工人、工會會代表與其他支持者上街集會示威時，仿照大陸文革，手持《毛主席語錄》，高喊中國共產黨口號。香港左派的行動則接受北京指揮，並與中國大陸相呼應，大陸不少城市都出現了支援「香港抗暴」的遊行示威，英國駐華代辦處亦被紅衛兵搗毀。香港商業電台節目主持人林彬在節目中批評左派的暴力行徑，數日後，其本人與堂弟被人投擲汽油彈燒死，被認為是這次暴動的標誌性事件。直到12月中，周恩來向香港的左派下達直接命令停止炸彈風潮，六七暴動方告終結。
這段歷史，當年六七暴動的參與者並不隱諱，多本書中有所介紹，比如《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歷史》，《周恩來與香港六七暴動內幕》、《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等，只是隨著港人對回歸後政情的感受之變化，六七暴動所獲評價越來越呈兩極化。
香港六七暴動與旺角警民衝突有哪些不同
六七暴動的參與者都是親近中共的香港左派人士，但因各人後來境遇很不相同，在回憶這段歷史之時，對運動的評價不完全相同；但所有的回憶中，以下歷史事實卻是板上釘釘：
一、中共政府與香港左派是上下級組織關係。
自1945年「香港重光」以後，支持共產主義的勢力在香港開始活動，例如成立工會及組織工會會等。1950年代，隨著中共在大陸取得政權，大量中共政工人員進入香港活動，與留在香港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形成對峙之勢，造成香港左右兩派對立。香港人的所謂左派即指親共人士，右派為親國民黨人士。
香港文化界與傳媒界左派人士，以及香港工會會等左派組織接受中共領導不是秘密。原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金堯如1989年與中共決裂之後，著有《香江五十年憶往》，述及當年中共在港地下工作不少細節。就以六七暴動為例，左派陣營5月16日成立的「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以下簡稱「鬥委會」，成員104人），主張以「武裝鬥爭」手段反對英殖民統治，其負責人是香港工會會秘書長楊光。鬥委會成員從不諱言自身的實際領導是以新華社香港分社為名在香港運作、設在廣州的情治機構中共港澳工委。曾獲「六七暴動旗手」之稱的楊光，在2001年由香港特區政府頒發大紫荊勳章，理由是楊「對勞工運動的貢獻」。
二、北京從輿論、行動上對香港六七暴動給予支持，不斷推波助瀾。
六七暴動不僅得到香港老牌左派報紙《文匯報》、《大公報》等報紙的持續支持，還得到《人民日報》的強力支持，例如6月3日及10日，《人民日報》曾刊登支持香港左派反英抗暴的社論。
8月20日下午，中共外交部直接出面向英國政府提出限時照會，要求港英政府48小時內取消對3家港報的出版禁令，釋放19名被關押的駐港記者，否則一切後果由英國政府負責。8月22日下午48小時時限一到，英國駐北京代辦處被紅衛兵放火燒毀，駐華代辦被紅衛兵毆打，並被強迫向毛澤東像下跪，代辦堅決拒絕。
暴動期間，周恩來多次直接下達命令，規定行動原則。5月16日，即「鬥委會」成立的同一天，在中共政府組織下，北京40萬群眾遊行至英國駐華代辦處，周恩來在遊行前曾指示外交部，表明遊行隊伍須恪守「不沖、不進、不砸」。7月10日，周恩來傳達毛澤東指示對香港「不動武」。
與50年前的六七暴動相比，2016旺角新年夜警民衝突中，被指襲警的本土民主前線，其實是一個在香港雨傘運動後成立的小型組織，成員只有60人，其中90%的成員都是「90後」。從組織的嚴密性來說，遠比不上六七暴動中的各種左派組織；從其背景來看，毫無任何「境外勢力」支持。雖然喊出「以武制暴」的口號，但其武力行動只不過是扔石頭磚塊及用棍棒襲擊之類，與六七暴動中那種大規模放置炸彈、暗殺的暴力程度相比，其差距不啻霄壤之別。
但是，特區政府在回應聯署信時所稱二者有差別，不是指暴力程度及境外勢力支持這方面的差別，應該是指性質：六七暴動由中共領導，反的是港英政府，因此被看作是「反英抗暴」的愛國運動；而此次本土派反對的是聽命於中共政府的香港特區政府，因此是暴亂。
殖民統治與極權統治應對政治反抗時有差別
再回到本文開頭我提出的問題，即聯署者將北京政權與港英政權類比，是混淆了兩個政權的不同性質。
大英帝國建立的香港殖民統治，其本質與大英帝國其他殖民地相同，比如甘地領導非暴力抗爭的英印殖民政府。歷史也表明，甘地的非暴力抗爭也不時脫軌發展至暴力抗爭，引起英印殖民政府的暴力鎮壓。但不管怎樣，在對待政治反抗者的處置上，英印殖民政府與中國的暴政還是有極大差別。對這一點，沒領教過中國式暴政的西方人也許不清楚，但掙扎於極權統治暴政之下的中國人卻非常清楚，因此得出結論，認為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之所以能成功，在很大的程度上取決於所謂英印殖民政府的文明、法治與進步。在中國，甘地式反抗絕不可能成功。
這種認識其實早在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就有了。比如魯迅就說過，「甘地的把戲，倘不挑選興行場（日語，戲場），就毫無成效了」。在魯迅看來，如果甘地是在中國的監獄中絕食抗議，結局一定會是這樣：「他自己不吃，和別人有什麼關係呢？豈但和仁政並無關係而已呢，省些食料，倒是於監獄有益的。」魯迅生活的時代，人類還未發明出鼻飼這一灌食方法。他如果知道今天中國反抗者連絕食的權利都被剝奪，恐怕無語以對。
極權政府的邏輯從來就是：只允許本黨用暴力鎮壓所有反對者，決不允許任何組織與個人對本黨說不。因此，中共對當年自己策劃支持的香港六七暴動，儘管炸彈事件與各種暗殺不斷，死亡人數高達51人，卻硬是用無數說辭賦予其政治正確性，為其戴上「反英抗暴」的愛國主義花環；今年旺角警民衝突，儘管其規模與衝突激烈程度遠遜於50年前的六七暴動，沒有一人死亡，卻硬被冠上「暴動」之名，對參與者必欲嚴懲而後快。同一政權對相隔50年的真暴動與小騷亂的態度如此不同，只因中共在這兩次事件中的角色不同：在六七暴動中，中共是反對陣營的大後台；如今中共易位，成了被香港人反對的特區政府之後台。
香港特區政府如果還認為自己是一國兩制的產物，在處理旺角事件參與者時，必須在香港民意與北京上意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否則只會將香港置於持續不斷的動盪之中。
（《中國人權雙周刊》第176期2016年2月5日—2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