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團看守所的黃永勝，患慢性肝炎、肝硬化，長期服藥治療。1974年11月的一天晚上，黃永勝吃了兩個雞蛋，夜間表現有些煩躁，值班員問他「有什麼事嗎」？他只說：「在什麼時候說什麼話，在什麼山上唱什麼歌。」第二天早晨，黃永勝行為異常，把褲子套在頭上，隨地便溺，精神錯亂，沉默寡言。值班人員認為是他故意做出的。
1971年我35歲，任北京衛戍區警衛三師師醫院一所所長。九一三事件發生後，按組織安排，我成為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保健工作組組長。這次特殊的任務歷時五年三個月零六天，成為我職業生涯中一段永遠難忘的日子。
上課途中緊急召回執行任務
1971年9月23日是醫訓班開課第一天，按計劃我要給學員們上第一課。一早，我正走在通往教室的路上，聽到後面有人喊：「李所長，首長有急事叫你馬上回院部。」一回頭，見喊我的是院部通信員，我轉身快步向院部走去。
來到院部門口，我稍做停頓，喊過一聲「報告」，只聽院辦公室立刻傳出「進來」的聲音。我推門進去行了個軍禮，見師政委陳憲達提起公事包和院長余立基正站在桌邊。陳政委對我說：「叫你到衛戍區執行個任務，外邊門口有車送你到衛戍區門口。」余院長插話說：「講課怎麼辦？」陳政委非常嚴肅地說：「如果沒有人頂替，講課先停辦，解散。」我意識到事情緊急，二話沒說，轉身到門口上車走了。
車行駛進衛戍區大院，我剛一下車，一名幹部模樣的人就走上前來，只說了三個字「跟我來」，然後我就被徑直帶到地下室宿舍。這時，聽到他對我說的第二句話：「現在首長沒有時間，有時間再跟你說。」說完就關上門並從外邊把門鎖上走了。
入伍多年，還是頭一次遇到這樣的情況！我當時思想鬥爭非常激烈，反覆思索他說的話，想的是自己不過就是一名普通醫生，也用得著這種形式？一切發生的這麼突然，到底出了什麼事？什麼大事？
晚上7時，有人給我送來盒飯，炒菜里還有肉。吃完飯，我把門從裡面插上。當時的想法很簡單，我出不去，外人也別想進來。我當時的誓言是：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不管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堅定不移。
看到絕密文件知曉九一三事件
當晚23時50分，聽到外邊敲門，我心跳加快，眼睛盯著牆上的掛鍾，一動不動。接著，第二遍敲門聲響起，同時有人叫：「三師醫院李銀山所長。」我答應著開了門。來人說：「首長有事叫你去，跟我走吧。」於是我跟隨他來到三樓首長辦公室。一進門，見並排坐的兩位分別是衛戍區吳忠輝副政委、邱巍高副司令。我行過軍禮，應首長要求坐下來。我注意到邱副司令臉上掠過一絲不易察覺的笑意。儘管這絲笑很快就消失了，我的精神還是從高度緊張狀態稍微放鬆了些。我想他一定是認出了我，因為我曾經給他做過保健醫師，在河北灤南縣四清時，還給他當過兩次臨時警衛。這時，邱副司令叫外面的李秘書進來打開保險柜，取出文件啟封后遞給首長，然後又叫李秘書到屋外並關上門。邱副司令對我說：「經過中共中央批准，出於工作需要，同意給你傳達一份文件。」當讀到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叛國出逃飛機墜毀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機上九人全部摔死時，我著實吃了一驚。後來，才知道這就是我黨歷史上重要的九一三事件，因那份文件編號是57號，就簡稱中央57號文件。這時，吳副政委插話說：「知道你沒有心理準備，階級鬥爭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這是中央一份絕密文件，現在只有大軍區司令員和三師師長、政委知道。」然後又非常嚴肅地說：「要是泄密就殺頭。」讀完後，邱副司令叫外屋的李秘書進來，把文件重新封好收入保險柜，之後又送我回原來的地下室宿舍，門還是從外邊鎖上。
重新回到宿舍，我的精神已不再那麼緊張，轉念一想，組織叫我來肯定不是僅僅看文件，那麼需要我做些什麼？我又能做些什麼呢？
接受任務，負責黃、吳、李、邱保健工作
第二天早飯後，有人把我從地下室宿舍帶到司令部會議室，邱副司令交代任務說，要我專門負責黃、吳、李、邱的保健工作併兼任組長。紙筆放在桌上，給我一天時間考慮。直到下午4時，桌上的紙筆均未動過。這時邱副司令進來，第一句話就問「想好沒有」？我回答：「想好了，堅決服從命令，保證完成任務。」首長說：「如果沒問題那就下樓，門口有車送你到東風小學下車，步行走軍營南大門，直接去看守組，由張師長直接領導。」
到看守組後，我第一時間了解了黃、吳、李、邱四人的健康情況、既往病史、慢性病的治療和所服用的藥物等，調用了有關人員住院檢查、診斷、治療病歷，為其分別建立了病歷檔案。
看守組包括我在內一共六個人，要求24小時食宿在一起，一日三餐都由師部食堂供應，不准一個人單獨出去，不准回家，不准回工作單位。同時要求工作務必細心認真，要有高度責任感，有事要及時請示匯報。
當時邱會作在師部看守所，由我一日兩次測體溫、量血壓、詢問大小便情況。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則分別關押在各團看守所，由各團專職醫生負責日常保健和健康監測。
剛到師部不久，邱會作發高燒，體溫達到40度，頭痛、咳嗽、胸悶，精神萎靡不振。我親自給他採血化驗，做心電圖檢查，並向中央專案組匯報病情，請求會診。上級專案組回答是：「要活口供，全力救治，沒有合適人選參與會診。」此時我不僅思想壓力大，責任壓力更大。事已至此，我就憑藉當時有限的檢驗結果，結合多年下的診療經驗，按肺部感染確定了治療方案，打點滴、打針，加口服藥都是自己操作。
在看守組裡，所用治療藥品都是從中南海專案組領取，在原藥品包裝上加有密封條，密封條有破損禁用，啟封要兩個人同時在場，給患者用藥也要兩個人核對，藥名、劑量、時間都有詳細登記。
在邱會作病重期間，我一直守候在他身邊，連大小便都是我幫他，並做好記錄。基於我對患者病情的準確判斷和正確施治，再加上精心護理，邱會作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體溫逐漸下降到正常範圍。五天後，臨床症狀基本消失，我也深深出了一口氣。
送邱會作接受中央專案組提審
看守組前四周的工作比較緊張，一次張師長傳達上級指示，要求看守組百倍提高警惕，如有人車強行闖進看守大門，就開槍射擊，看守人員兩人一組，每四小時輪換一次。白天邱會作一個人寫檢查或看書、看報。看守人員會記錄他每頓飯的飯量，上廁所的次數以及晚上睡覺時間、睡姿和翻身次數等。
在中央57號文件傳達前中央專案組經常來審問，還先後三次到北京航空學院提審。當邱會作第一次接到提審通知時，對看守人員說：「我找醫生，身體不適，心慌、胸悶、肩痛抬不起胳膊。」我第一時間做出反應，即刻給他做了心電圖檢查。做完後我說心電圖正常。他說：「我也懂心電圖，給我看看。」我順手把心電圖遞給他，他倒拿著手裡的心電圖看了一分鐘，說：「我看還有點問題。」我說：「倒看有問題，正看沒問題。」我把心電圖肢體導聯，加壓肢體導聯，胸前導聯都標得很清楚，並把做心電圖的年月日時分寫好，結論心電圖正常。
三輛吉普車停在看守組門口，按原計劃時間準時出發，張師長在前帶車領路，我在中間車上，後邊車是持槍安全保衛，三車間距離要求50米。當時從師部到北航路上行駛時間約一小時。中間車上，除司機外，前排副駕駛位置坐的是作訓科參謀，手持衝鋒鎗，後排坐三個人，左邊的是作訓科科長，中間是邱會作，右邊是我。到達目的地後，張師長帶邱會作到中央專案組審訊室，其餘人員則到旁邊休息室等候。審訊完畢，我們一行人又由原路返回。
專案組充分肯定保健組工作
1971年10月20日後，中共中央57號文件自上而下傳達。對我們工作的要求也有一些變化，要求以看守組工作為主，有事隨叫隨到，白天可以回單位做日常工作，晚上可以回家。
在團看守所的黃永勝，患慢性肝炎、肝硬化，長期服藥治療。1974年11月的一天晚上，黃永勝吃了兩個雞蛋，夜間表現有些煩躁，值班員問他「有什麼事嗎」？他只說：「在什麼時候說什麼話，在什麼山上唱什麼歌。」第二天早晨，黃永勝行為異常，把褲子套在頭上，隨地便溺，精神錯亂，沉默寡言。值班人員認為是他故意做出的。我了解情況後，馬上到團看守所，了解病情，檢查病人，根據頭天晚上吃兩個雞蛋，有重度肝病史，患者所出現的症狀進行性加重等現象，初步診斷為「肝昏迷」，並據此進行了初步的治療，同時向中央專案組及時做了匯報。後來，送黃永勝到醫院做血氨檢查，測得數值高於正常值四倍，數據驗證了我的判斷。中央專案組對我第一時間作出肝昏迷的正確判斷給予了充分肯定。
到看守組工作以來，張師長每年除夕下午都要帶我從位於順義的師部去各團巡視座談，聽取意見和要求。有一次到某團看守組，師長一進門就坐下了，我站在師長的後邊，吳法憲站起來順手把他身邊的一把椅子搬起，向我這邊走來，我隨即迎上去接過椅子。經過幾年的相處，看守組和黃、吳、李、邱已不像剛開始那樣拘謹。
送黃、吳、李、邱抵達秦城監獄
1976年12月30日下午，接到中央專案組通知，黃、吳、李、邱晚8時入獄。
晚飯後邱會作把自己所有東西收拾好。晚7點，三輛吉普車晚8點30分按時到達秦城監獄。
下車後，已有工作人員在門口等候。隨行工作人員給他提著東西，通過約有一百米長的走廊進入獄室。獄室大約八平方米，在兩米多高處有一個帶鐵護欄的窗戶，室內有一張約40公分高的單人平板床和一張小桌子。隨行工作人員把邱會作的個人東西放下，與獄中管理人員進行物品交接。
物品清點登記完畢，雙方簽字後，監獄工作人員宣布了要嚴格遵守獄中各項規定的具體內容，並抽出他的褲腰帶，收走他的香菸。這時，他開口說：「能把香菸給我嗎？」工作人員嚴肅地說：「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
之後，邱會作坐在床邊沒再吭聲。在我轉身起步要離開的瞬間，他站了起來，點頭向我示意，我也向他擺了擺手。
至此，我為期五年三個月零六天的保健任務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