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峰，河北海興人，1955年授予大校軍銜，1964年以64軍政委身份晉升少將。1966年文革開始後，受到康生賞識調任中央組織部業務組負責人，實際執掌中組部。上任時康生就曾當著中組部全體工作人員說：「我給你們調來一個全國最強的軍級幹部。」1975年正式擔任中組部部長，1977年被撤職，後因康生的問題被揭發出來而受到審查並開除黨籍。對於文革後的遭遇，郭玉峰一直耿耿於懷，先後向中組部、中央軍委、中共中央、宋任窮、陳雲、江澤民、劉華清、張震等寫信申訴，希望能夠獲得平反。在2010年由郭玉峰夫人閆晶明所著的《我的丈夫郭玉峰》一書中，還收錄了《郭玉峰留給後人、留給歷史、留給中國共產黨的一封信》，「我當時辦的事都是中央負責人交辦的，或政治局傳閱審批、或中央的指示、號召。如：清隊、整黨、老中青三結合、批林批孔、批陳整風、批鄧等等，都是中央指示，哪一件不執行也不行。現在錯了，中央負責理所當然。」
郭玉峰閆明晶夫婦
關於中組部對我的審查報告我曾提過意見，寫出材料送給宋任窮部長和陳副部長，他們都不管，張志傑（造反派頭頭）等人只改頭換面地改了一下，就找我談。他說：中央首長講了，如再不同意，就起訴。我想，起訴就是抓人。我知道同他們打官司不會出海瑞、包青天。宋任窮在「文革」開始時，在東北拋出「三條意見」掀起了東北三省武鬥，害了大批工人和學生，後來工人起來把他打倒了。開始部隊一直是保著他的，只是到了無可奈何的地步，才按中央指示未結合他。那時，他是瀋陽軍區第一政委，他們軍政一把手之間有矛盾，相互爭鬥，他失了理、挨了批。我認為，首長之間的問題，應該在首長之間解決，不應該拿他的下屬、同時也是他做政委的下屬——我來當替死鬼。何況那時我已經離開了瀋陽部隊，來到中組部工作了呢。一個男子漢，在外面吃了虧，到家裡來找家裡人出氣，那是最沒有出息、最可恥的男子漢。這樣的人是沒有組織觀念、沒有原則性的，連黨的主席華國鋒同志的指示、政治局委員紀登奎同志的意見都可以不聽，何況我郭玉峰呢！基於上述考慮，我在中組部《關於郭玉峰問題的審查報告》（以下簡稱《審查報告》）上簽了字：「我不提意見了」。本意是：我不是沒有意見，而是有意見不提了，請中央考慮。我相信中央會討論的，中央在作出決定之前會慎重考慮的、會派人找我談話的、會徵求我意見的。我是堅信中央的，我總認為黨中央是會實事求是的。
我也曾想過要嚴於責己，再說文化大命錯了、黨中央錯了、毛主席錯了，我還不錯嗎！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但是，我的錯誤是執行上的錯誤。不是《審查報告》中所說的，「郭玉峰是林彪、康生、『四人幫』的得力幹將和主要幫凶」。對此，我於1983年8月給鄧小平、胡耀邦同志還有其他一些領導同志都寫過信，說明我不同意中組部的《審查報告》及其對我的處理意見。這些信發出已六七年了，如石沉大海，毫無音信。現在，我已82歲高齡了，只好把我對《審查報告》的意見寫出來，留給後人、留給歷史、留給中國共產黨、留給正直的中國人民。
一、我永遠認為華國鋒同志（當時是黨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講的是對的。1978年1月25日，我去黨校學習，華國鋒主席給馬文瑞副校長指示說：「郭玉峰同志在中組部做的事情，是中央交辦的，主要由中央負責，黨校不要追他個人，讓他安心學習。」我說華國鋒同志說的對，並不因為他說了我的好話，中央給我承擔了責任，而是他講的話實事求是，符合組織原則。中組部是中央的一個部門，是黨的一個辦事機構，它只能是中央叫幹什麼就幹什麼，個人或部里無權決定任何問題。我當時辦的事都是中央負責人交辦的，或政治局傳閱審批、或中央的指示、號召。如：清隊、整黨、老中青三結合、批林批孔、批陳整風、批鄧等等，都是中央指示，哪一件不執行也不行。現在錯了，中央負責理所當然。
另外，我還要感謝紀登奎同志，他對我執行他管中組部那段工作，坦率地承擔了責任。使我看到了一個共產黨員實事求是的精神和敢於承擔責任的光輝形象！在這裡，我向紀登奎同志保證，我自己的責任我也決不推卸。
二、胡耀邦同志說：「中央交辦的，就是康生交辦的。」華國鋒同志當時是黨中央主席，胡耀邦是組織部部長，暫且不說他對下級服從上級的組織原則和對黨、對國家主席的態度，單論他這個簡單的推理。在批鄧小平「三項指示為綱」時，有人說：三項指示是黨中央、毛主席批准的，不好批。毛主席說：中央批的，中央負責。「四人幫」張春橋卻說：中央批的就是鄧小平批的。胡耀邦同志的推理與張春橋的推理如出一轍。
三、我在中組部期間「支左」犯了錯誤，後悔莫及，甚感痛心。當時的時局大家是清楚的，正如陳雲同志講的，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犯的錯誤。當然，我的世界觀未改造好，政治水平低，只知道下級服從上級，嚴格遵守黨的紀律，這也是原因之一。康生、曹軼歐第五篇、郭玉峰留給後人、留給歷史、留給中國共產黨的一封信及紀登奎同志管中組部期間，我執行他們的指示犯了錯誤，我對這些錯誤曾在中組部的大會、小會上作過多次檢查、交待。可中組部某些人硬是揪住不放。說我是「林彪、『四人幫』的主要干將和主要幫凶」。我不服，我冤枉。
四、「四人幫」視我為眼中釘、肉中刺，在中組部是人人皆知的。他們在批林批孔時，追查我同林彪及其一夥的牽連問題，通過檢查、揭發，證明我與他無絲毫牽連。
1974年毛主席在新華社一個材料上批「四人幫」。我把毛主席的批示在中央辦的讀書班上傳達了。王洪文知道後大發脾氣，要我作檢查，質問我為什麼傳達。等等。
1975年X月X日，康生病危，我和紀登奎、王洪文、劉湘屏、黃宗漢同志，還有吳階平院長在釣魚台七號樓研究搶救措施。王洪文給張春橋打電話，叫他快來。張春橋來後，氣勢洶洶地對我說：郭玉峰！我找你算帳，你把青年幹部都給我打下去了，可你把一些老的都弄上來，李昌不就是參加過「一二九」運動嗎？難道文化大革命那麼大的運動就不能留幾個人嗎？還有以工代干問題，這是個路線問題，這個帳我們是要算的。
1976年「批鄧」期間，王洪文派他的秘書陶新成，黨校的安苗到中組部串連，煽動群眾整我，找中組部辦公室和調研室的人給我貼大字報，讓辦公室主任帶頭揭發我緊跟鄧小平，他照辦了，寫了我緊跟鄧小平的材料交給了王洪文。這些材料在批「四人幫」時都轉到了中組部。陶新成還聯絡他在黨校的熟人聯名給我貼大字報，批我緊跟鄧小平犯了路線錯誤。王洪文還在中組部簡報上批示：郭玉峰要聯繫中組部的實際進行檢查。煽動群眾批我、整我。王洪文在守護毛主席時，深夜給我打電話，批我不檢討、不揭發、真頑固，等等。
1976年9月26日，毛主席逝世。我在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花圈按排次序，張春橋發火了，他質問我：郭玉峰你為什麼要把許世友排到頭裡？我說有先例，凡許世友在京時出現名次都是如此。他不信，我從包里拿出過去報紙登載情況給他看，他才無奈地說：照慣例辦吧！未拿出報紙前，在場的華國鋒、紀登奎同志也緊張了一下。
事實證明，「四人幫」一貫是整我的、批我的，他們視我為敵。可中組部的《審查報告》，硬把我往林彪、「四人幫」坑裡推。我不服，死也不服。
五、關於調查安東尼奧尼在中國拍的《中國》影片問題。這件事的調查經過和調查結果的上報，我在《中央組織部工作十年的回憶》（本書第二篇）中已作過介紹。在這裡只想補充幾點認識和說明：
1、中組部的《審查報告》把這件事的責任完全寫到我身上，是完全錯誤的，是有意把罪名強加給我的。《中國》影片的調查自始至終是吳德同志主持的，他對我和石少華同志及調查組成員布置的，以後他幾次聽取過調查組的匯報，最後的審查調查報告初稿、定稿、呈送，都是由吳德親自簽署的。這件事，到底應該由誰來負完全責任，是顯而易見的。然而，中組部的《審查報告》卻硬把責任扣到我頭上，顯然，這是有意加罪於我，是完全錯誤的。
當時，吳德同志拿著政治局領導同志「由文化組和中組部調查」的批示，要求我和石少華同志抽調人員組成中組部、文化組聯合調查組。我和石少華同志按照吳德同志的指示從文化組、中組部各抽了幾個人把調查組組織起來了。以後，調查組寫的調查報告我也看過，我要承擔的責任就在這一點上。
2、關於周總理調閱祝誠的信及閱後批件問題。我說明兩點：一是周總理調閱祝誠的信及閱後的批件都未經過我。因為那時我在參加廣播局在京西賓館辦的批林整風學習班，不在機關，事後，調查組也未給我看。對此，可以從檔案中查閱其經過，予以證實。
二是中組部的《審查報告》質問我，為什麼不把周總理「親筆寫的說明材料……寫入調查報告」。調查組能把總理的說明材料寫入調查報告嗎？這樣寫不會引出麻煩嗎？人家不會說總理告訴調查組如何寫嗎？這不是把問題搞複雜化了嗎。調查組在調查報告裡把拍片的來龍去脈寫清楚，把誰批的、誰陪著拍的寫清楚，用事實說明影片與總理無關，這不是很好嗎？那麼，中組部的《審查報告》為什麼故意挑剔，把問題向反面整呢？顯而易見，這是在有意加罪於我。
3、姚文元在祝誠的信上批：「金昭要處理，祝誠要提升。」在廣播局批林批孔整風會議過程中，我們了解祝誠派性嚴重，講材料不實。到會議結束，連他的入黨問題都未通過，也未讓他參加新的局領導班子。至於祝誠曾參加廣播局批林批孔領導小組工作不是我提的，也不是我確定的。對金昭同志的處理，不是因為安東尼奧尼拍攝片子的問題，而是在整風會議上揭發金昭同志在宣傳工作上有右傾，再就是在整風過程中及會議上支持王志強等造反派頭頭的活動，不宜參加局核心小組和管宣傳工作。
4、調查報告提出給戴征遠同志處分有些過分，應給糾正。
六、中組部的《審查報告》中說我打擊、迫害大軍區首長韓先楚、許世友、杜平等同志。我不同意。事情經過，我在《中央組織部工作十年的回憶》（本書第二篇）中已有詳述，在此，我僅把不同意的理由講述如下：
1、1974年批林批孔時，廣州軍區送來大批丁盛、劉興元、任思忠等人與林彪事件有牽連的村料；南京軍區送來許世友、杜平的材料；張才千副總長送來中央辦公廳揭發許世友與林彪等人有牽連的材料；福州軍區、福建省革委、福建、福州軍區四聯會的大量有關韓先楚的材料；還有「林專」等收到的揭發材料。材料很多。毛主席指示：開個會解決一下。先把材料整理出來看看。中央要開會，毛主席叫準備材料。為黨中央開會準備材料、為毛主席準備材料，這能說是錯誤嗎？我領導的材料小組辛辛苦苦地為黨工作了半年（5月至9月）錯在哪裡呢？罪從何來？我們一點也沒有錯。
2、眾所周知，林彪是個反革命分子，與林彪有牽連的人和事不應該查清楚嗎？黨中央、毛主席已經發出了指示，要開個會解決一下，我們不應該緊跟、照辦嗎？我們緊跟黨中央、毛主席，按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辦事，這叫「陰謀篡奪軍隊領導權的活動」嗎？假設那時我頂住，不緊跟黨中央、不按毛主席指示準備材料。中組部的《審查報告》又該如何定論呢？
3、我們摘錄的材料，都是福州軍區黨委、福建省委、福建省革委的批林批孔四聯會、廣州軍區黨委等單位主動、正式上報中央的材料。由於材料太多，我們按毛主席指示，摘錄一下，便於黨中央政治局領導開會時查看，這是「陰謀篡奪軍隊領導權的活動」嗎？那麼，上述福州、廣州等黨委主動向中央報材料，又是什麼「活動」呢？
4、我們每摘錄出的每一份材料都分送給毛主席、周總理、中央（存檔）一份，並送給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各一份。全部過程都符合組織原則、都是正大光明的，無任何陰謀可言。再說，當時的政治局委員都看了這些材料，沒有一個提出不要摘錄這些材料。還有，中央在開會前，鄧小平同志和老帥們都用這些材料分別找一些與會同志個別談話，紀登奎同志找韓先楚同志談話前，他還先找摘錄材料的同志研究了材料。這能說我在搞陰謀活動嗎？
總之，我們摘錄的材料是毛主席要看的材料，是中央開會要用的材料，是為清查與林彪事件有牽連的人和事要用的材料，是鄧小平同志和老帥們找一些與會人員談話時要用的材料。中組部《審查報告》把我們為黨所作的以上工作說成是「『四人幫』加緊篡奪軍隊領導權的活動」，這完全是顛倒黑白，歪曲事實真相，強加於我的罪名。
七、曹軼歐是康生辦公室主任，中央在處理上，把康生和曹軼歐區別開來。這是完全正確的，符合領導（指示）者從重，被領導（執行）者從輕的處理原則。曹軼歐與我，她是我的領導者，康生給我的指示大都是她向我傳達的。我在執行康生指示過程中，一舉一動都要向她請示、報告。可以說，曹軼歐既是我的領導（指示）者，又是我執行康生指示的監督者（那時，她在中組部有辦公室）。我認為，中央在處理上，也應該貫徹領導（指示）者從重，被領導（執行）者從輕的原則。恰恰相反，中央對我和曹軼歐的處理，執行的是領導（指示）者從輕，被領導（執行）者從重的政策，給我的處分倒重於她。同一個問題，採用截然相反的處理政策，讓人難以理解，難以接受，我死也不接受。因為這不是我們中國共產黨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