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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受不了的美女護士:文革中生活奢華

—熱鬧的月壇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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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語學院有一個「紅旗學生」,所謂「紅旗學生」是指來上學的學生是乘紅旗轎車來的。那時,紅旗轎車只有高級領導才有資格乘坐,居然有學生乘紅旗轎車上學,當然全校轟動。這位「紅旗學生」不和大家一起上課。她要把老師叫去,單獨給她講課。學校叫她填表,她說:「填什麼表,你們叫汪東興去填。」她原來是江青護士,後來,江青把她推薦給毛澤東,用意據說是企圖在毛澤東身邊安插一個自己的人。她雖然長得還算漂亮,但是她的那種作派叫毛澤東受不了。終於使毛大發脾氣,拍桌子叫她滾蛋。真叫她滾蛋了,那江青的面子往哪兒擱。周恩來想出了一個辦法,把她送到北京外語學院去學習。

毛澤東與孟錦雲合影(圖源:《走進毛澤東最後歲月》)

可憐天下父母心

1973年,老伴李普和我從廣東調到北京。李普在新華社北京分社任社長。我本來也可到新華社工作的,新華社有一不成文的做法:調夫婦一方,另一方也要分配工作,何況我還是新華社的老人。但是李普認為夫婦在同一單位不好,所以我只得另找單位。

北京分社沒有宿舍,有一陣,我只得在李普的辦公室里搭一張床,和他一起住在辦公室里。當然,這不是長久之計。幾經周折,好友張鐵夫為我們找到了月壇北街五號樓的宿舍。

月壇北街有一排新蓋的五層樓樓房。按現在的標準,可說是簡易房,而在當時就算不錯的了。我們住在四層樓。五號樓正對月壇公園的大門,這對我們有很大的吸引力,出門過馬路就可以在公園裡散步。我們有兩套房,一套是一間帶一個廚房,另一套是兩間帶一個廚房。有這三間房,我們當時也就心滿意足了。

我們在月壇北街住了大約三年。這三年真是天翻地覆、驚心動魄的三年。多少可歌可泣的事發生在這三年!而我們的鄰居又非同一般,各色人等都有,使我們這小小的五號樓住處熱鬧非凡。打從到北京以後,最難忘、最熱鬧的可以說就是這月壇北街五號樓了。

我還是從頭慢慢說起。有了房子,就可以和親朋好友走動走動,敘敘舊,吃頓飯。那時還不興上館子,都在自己家裡做幾個菜。我印象最深的是當時朋友們見面,離不開的話題是如何把子女調回來。我們的朋友大都是戴過各種「帽子」、關過「牛棚」而後「解放」的,子女們都上山下鄉去了。怎麼把子女調回北京是父母最揪心的事。一代年輕人都被剝奪了學習的機會,作為父母怎能不揪心呢。我們的兩個女兒都在廣東。我們也四處奔走、八方打聽調子女的辦法。可誰都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後來,聽說中央有一個政策:老同志可以調一個子女來京。這真是盼望已久的好消息,朋友們欣喜欲狂,奔走相告。可是誰也說不出怎麼個調法。我們聽到這個好消息後,首先考慮的是先調大女兒,還是先調小女兒。書信往返,商量再三,決定先調小的。因為大女兒在廣州,還有朋友照應,小女兒遠在韶關一個工廠里。接著發愁的是怎麼個調法。小女兒在韶關一個工廠里當工人,先是開大吊車,後來說女孩子開大吊車太危險,就讓她學會計。好不容易經朋友了解到北京市一輕局要會計,我們就和一輕局聯繫。一輕局人事部門的人說:「只要韶關方面肯放人,我們就下調令。」於是,我們馬上和韶關聯繫,韶關工廠方面則說:「只要對方下調令,我們就放人。」來來回回聯繫多次,都是這兩句,誰也不說第一句話。真不知道奧妙在哪裡。事也湊巧,李普有一個學生在月壇區政府工作,她說可以把戶口先調來,再談工作。經她幫忙,調來了小女兒的戶口,這樣小女兒就進了一輕局。很久以後我才恍然大悟,戶口之所以那麼重要,是因為那時吃飯要糧票,穿衣要布票,買什麼東西都要票證。沒有戶口就沒有那些票。在首善之區的北京設籍口更是難如上青天。所以,哪個單位都不願找這個麻煩。

我女兒調來北京,大大鼓舞了我們的朋友們。新華社的老同事田林急急忙忙跑來我們家,打聽我們的女兒是怎麼調回來的。我告訴她先調戶口。但是,我不能再找李普的那位學生了。因為她說過,她是破例幫了這個忙。田林知道了這個竅門,然而卻不知道大門在哪裡,還是急得團團轉。我認識一個小朋友,在中央電視台當攝影記者。有一天他來我家玩。我把田林要調女兒來京的事告訴了他,因為田林的丈夫和這位記者在同一個單位,彼此都認識。這位朋友想了一下,說:他有認識的人,可以幫忙,但是千萬不能讓田林夫婦來找他。因為,台里一旦知道,他的飯碗就難保。我馬上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田林,並且一再叮屬她,千萬不要去找那位記者,又把她女兒的姓名、地址告訴了記者。一切順利,不久孩子也調回來了。誰知田林的丈夫是個十足的書呆子,太高興了,竟跑到記者的辦公室去感謝他。越感謝那位記者越著急,跑到我家來抱怨說怎麼搞的,千叮囑萬叮囑,他還是跑到我的辦公室來了。可憐天下父母心,一高興竟什麼都忘了。這位記者後來到了美國,也不在乎泄漏這個秘密了。

「泡病號」的日子

我沒有進新華社,調到了北京市廣播電台。那時還是「四人幫」的天下,工作了一陣,實在干不下去,就稱病在家「泡病號」。像我那樣「泡病號」的人當時還不在少數。我和李普每天一大早就到月壇公園去鍛鍊身體。

有一天,不記得在什麼情況下遇見了原電影局副局長司徒慧敏。他住在統戰部他夫人的宿舍里,每天到文化部上班要經過月壇北街。當他知道我們在月壇公園鍛鍊身體,就自告奮勇每天來教我們打太極拳。有一陣我們每天一大早就在月壇公園跟司徒慧敏學太極拳,打完拳回家和司徒共進早餐,海闊天空地聊一陣。司徒的到來,使我們「泡病號」的日子中,多少增加了一點色彩。司徒在上個世紀30年代江青當電影演員時,曾當過江青的導演。上海電影界的人,凡是和江青有點關係的,都在劫難逃,廖沫沙和江青有過某種特除的關係,沫沙在「文革」一開始就提心弔膽,他很快就在全國大張旗鼓討伐「三家村」的事件中給逮住了,他是「三家村」的一家。司徒和江青接觸更多,而他竟能倖免,我不知道他有個什麼竅門。他為人和善,健談,見多識廣,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懂一點俄文、法文,人們戲稱他懂「八國英文」。在共進早餐時,他常常說一些笑話,引得我們哈哈大笑。有一次,他講他曾陪茅盾去蘇聯,茅盾要司徒陪他去逛公園。到了公園,遊客聽說茅盾是中國的一位大作家,圍住了他。茅盾即席發表演說。司徒只好給他當翻譯。司徒說:「我懂得的俄文有限,一般日常用語可以對付,而茅盾大講特講文學,我沒辦法,只好茅盾說茅盾的,我說我的,翻來覆去講中蘇友誼,因為我只會說這兩句話。」雖然我們一天不落地去公園跟司徒學拳,不記得學了多久,但是始終沒有學會。

我們的好朋友中有三位解放初曾在漢口《長江日報》用馬鐵丁這個筆名發表了一系列雜文,這些雜文名噪一時,後來結集出版,洛陽紙貴。這三位朋友是詩人郭小川、後來當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的張鐵夫和人民日報副刊主編陳笑雨。我們到北京時,郭小川聽從友人的勸告到河南躲了起來。陳小雨在「文革」開始不久自殺了。他是副刊主編,理所當然屬於文藝黑線人物。批鬥文藝黑線人物,他被拉去陪鬥了一場,他就自殺了。聽說他陪鬥以後回到家裡又挨家人批鬥。紅衛兵批鬥,那是「造反有理、革命有功」,當然不問是非、不分青紅皂白;如果自己的親人也和紅衛兵一樣,那真是無路可走了。無獨有偶,郭小川的妻子也在揭發郭小川,所以,有人叫郭小川趕快躲起來。有一天下午,郭小川的小女兒梅梅來我們家,她說,她在外面聽到一些說法,回家說了說,她媽媽馬上記下來。梅梅嚇壞了,不敢再回家,在我們家吃了晚飯,馬上乘火車到河南她爸爸那裡去了。這一場革命真是史無前例,妻子出賣丈夫、媽媽出賣女兒,人們難道真是瘋了!郭小川死得很奇特,剛粉碎「四人幫」,他十分興奮,那時他還在河南,晚上,他吃了安眠藥,躺在床上抽菸,菸頭點著了床褥,他竟沒有發覺,就這樣走了。

馬鐵丁中僅剩的一位張鐵夫,住在月壇南街,離我家很近,我們經常往來。我們經常在他家吃飯,有時還住在他家。張鐵夫刀工極好,他可以把黃瓜胡蘿蔔等蔬菜切得很細,拌成涼菜,真是一絕。後來,我們搬了幾次家,鐵夫也搬到萬壽路,相距遠了,見面的機會也就少了。去年,我們特地買了一盆杜鵑花去看望他。他正在吸氧氣,哮喘很厲害。談到馬鐵丁那本雜文時,他嘆了一口氣說:「馬鐵丁分家了。」這真具有諷刺意味,他說:最早是陳笑雨的妻子把馬鐵丁雜文集中陳笑雨的文章抽走了,要另外出書;接著,郭小川的妻子也把郭小川的文章也抽走了。他說:「剩下的就是我的了。」真不明白,這兩位妻子吃錯了什麼藥。

對門的「葉師傅」

我們住的四層樓,還有一套房子,是三間一套,他們的房門對著我們兩間一套的房門。我們這位鄰居叫葉子龍,是大大有名的跟隨毛澤東多年的秘書。我們兩家的房門常常是敞開的,互相常來常往。葉子龍帶著一個女兒和一個小外孫住在那裡。葉子龍那時還沒有「解放」。他身強力壯,精力旺盛,很會生活,又健談。在生活方面,他是我們的顧問。那會兒時興稱呼「師傅」。我們都叫他葉師傅。因為,像我們這一號人,稱什麼「長」不合適,稱「同志」既生分,而又不知道對方有沒有什麼問題,稱「師傅」還帶點工人階級的味道。現在想來,稱「師傅」充滿了「時代感」,妙極了。他的小女兒小名叫二娃子,是陝北人的叫法。小外孫才四、五歲,有時候他們出門,就把他放在我們家。葉師傅做的豆腐乳賽過任何店裡買的。他教給我做:先把買來的豆腐蒸一下,然後切成小方塊讓它發霉,用小茴香、鹽、辣椒末按一定的比例和勻,等豆腐霉到一定程度,把每一塊豆腐先在酒里蘸一蘸,再和上那些末末,放在瓶里。大概一星期以後,打開瓶蓋,香氣撲鼻,味道鮮美。葉師傅還會醃雪裡蕻,他用小魚乾放點辣椒炒雪裡蕻,又是一道美味佳肴。葉師傅做了什麼好菜,總要給我們一點嘗嘗。我們家做了什麼好菜也要送一點過去。

我曾想,葉師傅當了那麼多年毛澤東的秘書,一定飽讀詩書,滿肚子逸聞秘事。可是,我不知道他願意不願意和我談這些,所以不好貿然問他。有一天,他問我願不願意幫他一個忙。我說,只要我能幹的一定幫忙。我原以為是什麼生活上的事,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要我幫他寫一份檢討。檢討什麼呢?他說,很簡單,就是檢討按竊聽器的事。我完全不知道按竊聽器是怎麼一回事。葉師傅告訴我,完全不是什麼竊聽器。那時,中央開會,或毛澤東找人談話,毛的講話都要記錄下來,有時聽不清、記不下,中辦的人商量按一個小小的麥克風,把老人家的講話錄下來,然後按錄音整理記錄。過了一陣,被毛髮現了,這就成為私自按竊聽器的大事。這事涉及的人很多,我問葉師傅,該怎麼檢討。他說,不牽扯別人,只說我不對就行了。我按他的要求,字斟句酌地寫了一份檢討,葉師傅居然還相當滿意。打這以後我們的話題就逐漸轉移到他當秘書時的情況來。話匣子一打開,可以看得出來,他雖然被撤了職,但對他的老上級還懷有深深的感情,對他的秘書工作更是津津樂道。他說,他長期是毛的生活秘書,毛生活上一切事務他都管。毛澤東要做衣服,不用到裁縫店裡去,也不用叫裁縫來量尺寸。葉師傅記得住他的身長、肩寬、袖長、腰圍等等尺碼,他只要到紅都服裝店,選好衣料,讓店裡照他說的尺碼做,做出來的衣服,保管合身。他做的豆腐乳也是毛澤東愛吃的。葉師傅很懷念賀子珍,經常講當年在延安他妻子怎樣和賀子珍躺在一個炕上聊天。賀子珍的女兒李敏也到月壇北街來看望他,他也領她到我們家來,介紹給我們。在講到毛澤東身邊的一些人時,他說得最多的是一位姓陳的女孩子。他稱她小陳。這位小陳長得非常漂亮,能歌善舞,又很聰明。要她跳什麼舞,就能跳什麼舞。有一次,她看毛悶悶不樂,就要毛猜一個謎語。這謎語是「毛澤東打噴嚏」。老人家猜不出來。她說:「很簡單麼,『毛病』。」引得老人家哈哈大笑。她曾要求毛批准她入黨,要求給她一份職務。這兩個要求都沒能達到,為此,她離毛而去……這些故事對我來說,真是聞所未聞,我怎麼也想不到在中南海還有那麼多離奇的故事。很久以後,聽說這位小姐去了香港

樓上的新鄰居

我們住的五號樓的五層樓上那時還有兩套房子沒人住。有一天,有人來看五樓的房子。葉師傅最清楚,他說,來看房的人是北京市第一書記兼市長吳德的秘書,可能吳德的秘書要搬來了。然而,搬來的不是吳德的秘書,而是一對老年夫婦。老太太夠胖的,戴了一副金耳環。金耳環在那時是很顯眼的,因為破四舊時,這些東西早就破掉了。老大爺比較瘦,但很結實。老大爺不久就到五號樓附近的副食店打工去了,開頭完全盡義務,老大爺閒不住;後來拿「補差」。我們不知道搬來的是什麼人。但是有點怪,更使我們納悶的是:究竟是什麼人,居然要北京市市長的秘書來號房子。

還是葉師傅消息靈通,他告訴我們:新來的鄰居是現任毛澤東的秘書張玉鳳的雙親以及她丈夫的弟弟。葉師傅說,張玉鳳的父親原是鐵路上的搬運工人,呆在家裡不舒服,所以到副食點裡去幫忙搬運蔬菜。張玉鳳的媽媽則在家操持家務,小叔子在一家工廠當工人。新的鄰居搬來以後,五號樓就顯得更熱鬧了一些。最忙的是葉師傅。他時不時以各種藉口,如水錶、電錶等等跑上五樓去視察一番;然後來告訴我們,五樓又添了什麼家具,什麼顏色,放在什麼地方等等。有一次,他從五樓下來,對我們說:「毛主席現在湖南。」我問他是怎麼知道的,他說,張玉鳳給家裡捎來一條羊腿,包羊腿的報紙是湖南日報。他很善於和人交往,也很能贏得對方的好感。他在和新鄰居的交往中常常給我們帶來各種信息。

賀龍的女兒賀捷生也住在月壇北街,她夫婦兩人和葉師傅熟識,因此也經常到我們家來。賀捷生忙的是另外一件事。影片《創業》給「四人幫」槍斃了,賀捷生動員作者給鄧小平寫信,要求鄧小平重審。這事顯然是針對「四人幫」的,非同小可。信如何寫法,自然要反覆推敲,各方徵求意見。賀捷生告訴我,她曾對作者說,這事搞不好有可能坐牢。她問作者敢不敢冒這個危險,作者甘願冒險呈書。作者的妻子也支持寫信。賀捷生告訴我,她曾對作者說,萬一作者要坐牢,她一定去牢房送飯。經過這一番努力,《創業》終於上演了。

「我這裡不是公用電話!」

有一陣,張玉鳳經常來我家打電話。她很有禮貌,來我家時,總忘不了說一句:對不起,借打一個電話;打完,也總要說一句謝謝之類的話。有一次,她還把她的兩個小孩帶來,叫小孩叫我們爺爺奶奶,很「熱絡」。作為鄰居,來打個電話,是人之常情,何況她還彬彬有禮。她的電話大體總是兩個內容:一是問老人家看電影看完沒有,一是要車來接她。不久,另一位女士也來打電話了。她來我家,與張玉鳳完全不同,仰首闊步進來,打完電話就走,那真叫傲氣。礙於情面,我們也就讓她打了,大家都是鄰居麼。後來打來找她的電話特多,我們要拉開嗓門叫她接電話。她的電話一多,又加上她那不可一世的態度,李普不耐煩了。有一次,又是她的電話,李普抓起電話,厲聲說:「我這裡不是公用電話!」啪地把電話掛斷了。

我們有一位廣東朋友的女兒叫曉平,在北京外語學院學習,每星期假日都到我家來。她說他們學校來了一個「紅旗學生」。所謂「紅旗學生」是指來上學的學生是乘紅旗轎車來的。那時,紅旗轎車只有高級領導才有資格乘坐,居然有學生乘紅旗轎車上學,當然全校轟動。曉平說,這位「紅旗學生」不和大家一起上課。她要把老師叫去,單獨給她講課。學校叫她填表,她說:「填什麼表,你們叫汪東興去填。」這位如此特殊的學生就是來我家打電話的那位女士。還是葉師傅最了解底細。他告訴我們:那位女士原來是江青看中去當她的護士的,後來,江青把她推薦給毛澤東,用意據說是企圖在毛澤東身邊安插一個自己的人。她雖然長得還算漂亮,但是她的那種作派叫毛澤東受不了。終於使毛大發脾氣,拍桌子叫她滾蛋。真叫她滾蛋了,那江青的面子往哪兒擱。還是周恩來想出了一個辦法,把她送到北京外語學院去學習。這樣,她就住到月壇北街她這裡來了。

在毛澤東病重的時候,那位女士匆匆要出嫁了。據說是嫁給一位老將軍的兒子。那天,我在樓梯口,看到一位身穿軍裝,老邁龍鐘的軍人吃力地爬上高樓,又從高樓扛著一個鋪蓋卷吃力地往樓下走。我看著,心裡很不是味兒。讓司機和警衛在樓下等著,老將軍自己來幹這種重活,對自己的兒媳婦這麼著,是不是太那個了一點?

不平凡的一年

轉眼到了1967年,這是不平凡的一年,天翻地覆的一年,有悲、有喜、有驚、有樂、有哭、有笑。先是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去世,期間還有唐山大地震,更有出乎人們意料的是「四人幫」的覆滅。我們的月壇北街五號樓更是熱鬧非凡。這要從頭說起。

周恩來在這年的1月8日去世。一月十五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追悼大會,鄧小平致悼詞。這是鄧小平第一次復出後最後一次露面。接著,報上或明或暗地、由暗到明地點名批判小平了。這更激發了人們對「四人幫」的憤恨。四月七號,中央通過了《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人們又陷入無奈的悲痛和憤怒中。

悲哀一個接一個,七月六日,朱德去世。

不到一個月,七月二十八日又發生了唐山大地震。我們都還在睡夢中,李普首先發成屋子、家具晃動。他說,地震了,我們慌忙起床。天下著濛濛細雨,我們打著傘趕緊往月壇公園跑。這時,公園裡已擠滿了人。等到天亮,我們上樓去吃點東西。從收音機里才知道這是唐山發生了地震,而且餘震還在繼續。我們急急忙忙跑下樓。這時,在月壇公園旁邊的球場上,張玉鳳父母家已由部隊給他們搭起了一個很大的帳篷。我們走進去一看,真夠氣派。床褥、桌椅板凳都搬下來了,連煤氣罐、爐子、廚櫃都不缺。張玉鳳的媽媽很客氣地邀請我們搬進去,我們謝絕了,仍回到月壇公園。不久,新華社北京分社的人到公園裡找到了我們,把我們接到了分社搭的防震篷里。分社所有的工作人員連同家屬都擠在一個防震篷里,只能像沙丁魚那樣一個挨著一個。我們覺得依靠組織,心裡比較踏實。到分社,我們才知道地震在7.8級以上,把整個唐山毀了。天津、北京也有也些房屋倒塌。

這一陣兒,各單位和居委會都在忙著發放防震器材。人們已經無心工作,用各種器材在每一塊空地上搭起各式各樣的防震篷。群眾忙防震,「四人幫」在報紙上忙批鄧。天災人禍一起來了。地震剛過去不久,九月九日,毛澤東去世。九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盛大的追悼會。這之後,各種小道消息不脛而走。月壇北街我們家,親朋好友川流不息。有人說王洪文照了標準像,有人說江青到大寨又如何如何。不記得誰從哪裡弄來一本一個外國記者為江青寫的《紅都女王》,悄悄地大家在傳閱。國家的命運將會如何?人們愁眉苦臉,惶惶不可終日。

一個奇怪的電話

十月七日,中午,突然來了一個電話。這個電話真是石破天驚,大大出乎我們意料之外。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記錄了當時的情景,題目是《一個奇怪的電話》,抄錄如下:

1976年10月7日,我們正在吃午飯。忽然電話鈴聲響了。是我接的。

一個陌生的聲音說:「是李普同志家嗎?」

我說:「是的,你是哪位?」

「這裡是39局。中組部X部長請李普同志說活。」對方說。39局是中共中央機關總機,具有很大的權威性。

我馬上把電話遞給李普。對方與他說什麼我不知道。只聽他「哦哦」地聽對方說了一陣後說;「我正在請病假。」對方又說了些什麼。李普問道「在哪裡開?紫光閣?怎麼進門?……好,好……我準時到。」電話到此結束。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電話。因為那時李普在新華社北京分社工作,和中組部沒有直接關係。李普說,這位副部長,態度很客氣,請他下午去中南海紫光閣開會。究竟開什麼會?真叫人納悶。要是有關新聞的事,那也應該是新華總社或中宣部找他,若是別的事,也會由北京市委找。中組部找,幹什麼?又不肯說開什麼會,只說你來就知道了。我們想了又想,猜了又猜,猜不出!那時「四人幫」猖獗,我們無法工作,天天在家「泡病號」,終日提心弔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事,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大禍臨頭。這個奇怪的電話無疑加重了我們的疑慮、惶恐和不安。在那暗無天日的時代,隨時可能禍從天降。李普說他正請病假,實在是想躲開。但是對方說知道他請了病假。這就躲不開了。就李普的情況而言,「四人幫」似乎還抓不到他什麼辮子,但是,在那個年月,什麼事都可能發生。是禍是福,只好聽天由命了!

我們草草扒了幾口飯,猜來猜去不得要領。最後,我對李普說,你先睡睡午覺,我給你看著時間。

李普是兩點半鐘走的。我在家裡,像熱鍋上的螞蟻,魂不守舍。大約四點來鍾,司機老鄭回來了,說李普要一點胃藥。我問他李普在哪裡,他說在分社。我明明知道李普剛去紫光閣,怎麼會在分社呢?究竟搞什麼名堂?我又問:他回不回來吃飯?老鄭說,你們吃吧,不用等他。他顯然沒有說真話,但是又不像出了什麼壞事。拿了藥,他匆匆走了。看老鄭那樣子,我意識到出了什麼大事,否則不會對我也要保密。究竟是什麼事呢?在那惶惶不可終日的日子裡,出現這樣的電話和老鄭那樣神秘兮兮的樣子,更加叫人心神不定。

剛吃過晚飯,家裡來了兩位親戚還有一兩位朋友。那時很多人「泡病號」彼此串串門,打聽打聽消息發發牢騷。我們家裡發生了那麼怪的事,可是我不敢說。什麼39局、紫光閣開會,對我們這些「泡病號」的人來說,都是了不得的大事。要是稀里糊塗捅出去,說不定會給李普惹來大禍。況且,究竟是怎麼回事,我也一無所知。

正在心裡七上八下的時候,李普回來了。他似乎完全變了一個人。神采奕奕,興高采烈,顧不上家裡來了什麼人,只對我說「快,快給我準備一些換洗衣服、牙具、香菸,我馬上就要走。」然後,他才同客人們打招呼,一個一個握手。大家七嘴八舌地問他幹什麼,他只說開一個會。

我在隔壁屋裡幫他清東西,故意拉開嗓門叫道:「你來看看,這件衣服要不要?」李普一進房,我馬上問他怎麼回事?他說「不能說,嚴格保密。」我不甘心,「是好事還是壞事?」他說:「是好事。」我又追問一句:「好到什麼程度?」他說「徹底好,不能再說了。」怪不得他這樣興高采烈。但是,究竟怎麼個好法,我還是不清楚,也不好再問了。李普在隔壁房裡和客人們周旋一番之後,匆匆走了。

我意識到這事非同小可,為什麼那麼神秘兮兮,匆匆忙忙,而又紀律森嚴?第二天一早,我就出門打聽情況。我找到過去在二野的同志,果然不出所料,部隊傳達得早,當然,部隊也要保密。但是,一經傳達,就無密可保了。我這才知道,在我們接到那個神秘電話的前一個晚上,中國的歷史已經翻開了新的一頁!

把「四人幫」一網打盡了!我那高興勁兒就甭提了。部隊的同志對我說,部隊先傳達了,但是還要保密。我曾在二野當過前線記者,還算半個部隊的人,所以沒對我保密。他們一再叮囑我不要再對別人說了。

我回家以後,儘管高興得又想唱、又想叫、又想哭,更想和別人分享這種天大的快樂。但是,我必須守紀律,閉口不言。串門的朋友照樣來,可我什麼也沒說。有一位文藝界的朋友來了。他愁眉苦臉、唉聲嘆氣,原來他就要去工廠蹲點了,否則又可能挨批鬥。可是他身體很不好。我很同情他,以肯定的語氣對他說:「你可以不去了。」他當然聽不出我的意思,我於心不忍,顧不上紀律了,留他晚點走。等別人走了以後,我馬上告訴他:「四人幫」全部被抓起來了!他一下愣住了,「真的?」「真的,部隊已經傳達了。」他「啊」地叫了一聲,眼淚唰唰唰往下流。

地方單位是什麼時候傳達的記不清了。反正接下來的幾天,人們串門更加頻繁了,你來我往。大家又哭、又笑、又叫,長期悶在心裡的怨氣,不知要怎樣發泄才好。這時流傳著一個笑話,有個人買螃蟹,要一個母的三個公的。所以有的人見面就問:你買螃蟹了嗎?人們好像還在夢中,這樣天大的喜訊怎麼忽然之間來到了!

在這期間,李普回來了一次,我才知道七號那天,他奉命進駐新華通訊社總社,進駐總社的共有五人,他是五人之一。同一天,另一個五人小組進駐了人民日報。至於廣播電台,在六號晚上抓「四人幫」的同時,由耿飆帶隊進駐了。

人們由又哭又笑逐漸轉入對細節的打聽。怎麼抓「四人幫」的,這是大家特別感興趣的事,而且有很多版本」。有人說:抓江青的時候,江青怎麼又哭又鬧,服務員怎麼啐她;又有人說,抓王洪文的時候,王洪文還動手打起來了。有一位年輕朋友,一天跑來好幾趟,一會兒是「最新消息」,一會兒是「權威人士透露」。這種小道消息,哪怕大同小異,哪怕十分離奇,哪怕不止一次聽過,說的人還是津津樂道,聽的人也聽得有滋有味。似乎多談論一次,就多解一點恨。接著,大家就感嘆起來,一下子就把這幫豺狼搞掉了,真是普天同慶,如此迅雷不及掩耳,我們這些人作夢也想不到。

我這裡寫的是歷史轉變關頭中極小極小的一個側面,滄海一粟。但從這一粟,也可以窺見「四人幫」之不得人心到了何等地步!

以上這篇短文,是粉碎「四人幫」以後不久寫的。事隔二十多年,重溫舊事,我又想到,我們那時也許高興得太早了,要使全國人民真正高興起來,恐怕還要走很長很長的路!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溫故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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