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登縣成青龍山公園門口擺攤算命的老人說，薛家灣人算命不准。圖郭彥博
甘肅永登縣城青龍山下，算命的攤位隨處可見，一些攤主的身邊豎著白底黑子的牌匾，上面寫著「蘭州市周易學會永登八卦研究所所長」、「永登縣八卦研究中心主任」等，還有一位把「中國周易八卦研究院院長」寫在小紅布上，縫在上衣胸口的位置。
他們都知道薛家灣的存在，「那個住著蠻子的算命村」，說著嘴就立刻就撇了起來，頭搖得像撥浪鼓：「他們算得不准！」從永登縣城搭計程車向西南方向，沿烏鞘嶺余脈起伏顛簸的水泥路行駛十分鐘後，就到了薛家灣，車費十五元。「你咋還信這個？」載著我去薛家灣的路上，一位出租司機頗有點不屑地問道，「他們是吉普賽人，能看面相手相，推測人的過去，但不能預測人的未來。」末了，他加了一句：「都是蒙人的。」到達目的地，出租司機們絕不會輕易把車開進村里，「村子修得像個八卦陣，半天也轉不出來，」乘客通常會被扔到村東北的土坡下，自行步行進村。薛家灣村依坡勢而建，地勢西高東低，村裡的路大都2米見寬，窄而彎，沒有一條直線貫穿全村。村民的住房修建得也相當類似，在經人指引去過兩次高作禎的家後，我終於在第三次相對快速地找到了他家的方位。
天機
臨近晌午，張一智在高作禎家門口等得有點不耐煩。他和朋友靠手機導航開車五個小時從西寧趕來，因為朋友信命，「孩子不聽話居然來看算命的。」張一智抱怨道。今年65歲的高作禎是算命村最有名的「神算子」之一。他的祖父「高蠻子」曾是蘭州一帶有名的「算命高手」，精通占卜、禳災、鳥占，會擺81種桃花陣法，據傳民國時常被蘭州高門大府的軍政要員請去算卦禳災，還憑一己之力免除了永登全縣的兵役。張一智的朋友已經在屋裡待了許久。抽過一根煙之後，蹲在門口水泥台階上的張一智終於站起來踩滅菸頭，決定闖進屋子去看看究竟。他才掀開門帘探了個頭，就被高作禎轟了出來。外人不能看算命的過程，因為會「泄漏了天機」。
高作禎說，泄露天機最為算命先生們所忌諱，「祖輩相傳都是這麼說的，會遭天譴。」為了看到算命的過程但又不讓「天譴」發生，我提出讓高作禎給我算一次，他同意了。高作禎在桌子一側坐好，我坐在他對面。他從皮包里拿出來一本用食品膠帶層層包好的書放在桌上，透過膠帶，可以隱隱地看到書名——《人生預測萬年曆》，「用了30多年了，是祖傳的」。他拿出一本綠底的小學生作業本，握著一支原子筆讓我報上生辰八字。
我報了出生日期、時間和地點，他一筆一划地寫在紙上。他的字寫得很慢，寫完生辰八字後會翻一會兒書，再寫下金木水火土等等命相，接著又從皮包里拿出第二本書，封皮同樣被厚厚的膠帶包著，但依然可以看到書封上畫著一個觀音像，上邊寫著「中國相術大全」幾個字。他雙手舉著這本書，翻看了大概有一分鐘，把書收起來放進抽屜，開始寫批語。寫了幾句，他又從抽屜里拿出那本書翻了兩分鐘，合上書再次放回抽屜里，繼續寫批語。
「八字很好，能成大業，受人尊重，心地善良，孝敬父母，給別人幫忙，事業很好，遇貴人很多，一帆風順，晚景榮華……」他緩慢地在本子上寫著，時不常會出現一些錯別字，比如「憑本事活人」寫成了「平本事活人」，「溫和敦厚」則寫成了「穩和東厚」。
全部寫完後，他把本子拿起來甩到我面前，低著嗓子嘿嘿地笑了幾聲。我一邊看一邊念，念完後他又拿過去給我念了一遍，抑揚頓挫一字一句地念，念一句看我一眼，念完後再次甩給我，問：「怎麼樣，準不準？」
我又報了家人的生辰讓他再算一次，說「這是我哥哥」。他算出來說「哥哥」事業上不太順利，因為會遇到小人，直到32歲才能走上正軌。「那該怎麼破解？」當我問出這個問題時，氣氛開始變得有點尷尬——高作禎一個勁兒地說自己今天看了好幾個人，太累了，要休息了。他妻子也在一旁幫腔，說老頭子今天太累了，破解不了了。
我突然想起村里人說在薛家灣算一次命的價格在100元左右，於是便拿出200元錢放在桌子上，請高作禎一定再給算算怎麼才能破解。他再次拿出那本放在抽屜里的書，翻了幾頁後寫下了破解的辦法——不要參加朋友的婚禮。很快又補充了一句：「要買一枚順治年間的銅錢，放到鑰匙鏈上，一輩子不能離。」因為方言的原因，我追問道：「哪個順治？」他一臉無奈，提高嗓門說：「歷史怎麼學的呢？清朝順治年間的，康熙順治雍正乾隆，順序都不能錯，不然沒用。」
寫好生辰八字後，高作禎翻看另外一本「祖傳」的算命書。圖郭彥博
出門人
第一天進村時，我曾向薛家灣的村民打聽誰是這裡資歷最深且算得最準的，得到的答案是——高作明。他是高作禎的堂哥，今年80歲，年紀太大再加上耳背，如今已經不再接待客人了。
我找到高作明時，他正和村裡的一幫老人在村頭曬太陽。就算將嘴巴堵在他耳邊，他也很難聽清別人說了些什麼。我們只好在地上寫字交流，得知我要算命，他伸腳抹平一片土，用拐棍寫下「跟我回家算」。
在高作明家，我見到了他的兒子——50歲的高金江。在如今薛家灣的算命人中，高金江已經算得上年輕。初中畢業時，他就知道自己以後「不會是個好莊稼人」，於是跟父親學了些生辰八字、八卦、麻衣相法後，也開始了出門四處給人算命的生活。高金江是後輩中「最有出息的」，這是薛家灣人對他的評價，所謂「最有出息」則是指誰家接待的外來算命者最多。
說話間，高金江的手機就響了起來。電話接通後，他一個勁兒地點頭，說了很多遍「是」和「好」。掛了電話，他給正屋的鐵爐子生起了火，說：「又來了一撥記者。」
網際網路時代令信息的傳播迅速且廣闊，來薛家灣的記者人數也日漸增多，每隔一段時間，高金江就會接待一批記者，他評價記者們大多都是走馬觀花，「有的沒來過就胡亂寫。」他找出了特地為重要來訪者準備的綠茶，平日裡，他自己喝的是鐵觀音，「那個便宜些，怕他們喝不慣。」常年在外流浪算命的經歷，讓薛家灣人在待人接客上分外熱情豪爽。外人進家，不管認識與否先請進屋上炕，泡茶做飯，拿出的是最好的食物。哪怕是乞丐登門也不會施捨殘羹冷飯，趕上飯點兒，也會請乞丐同吃，「我們也是出門人，知道出門的難處。」高金江說。
「走家子」，即出門算命是薛家灣人自古以來的生活方式。自清乾隆年間建村以來，薛家灣人在甘肅永登當地一直都是「另類」的存在。「據他們自己說，他們全家無論男女老幼至少三年要出門遠遊一次，否則全家便會遭到『天火燒光』的嚴罰，所以，他們每年到處流浪飄蕩，出門遠遊都是三五成群，足跡踏遍天涯，東邊可以跑到山東青島往海而歸，西北可以到達新疆伊犁塔城為國界所阻……」1947年出版的《邊疆通訊》上，作者竹天在一篇名為《中國的吉普賽人——記甘肅永登的「蠻婆子」》的文章中對薛家灣做過簡單介紹，這也是迄今最早的一篇研究薛家灣算命文化的文章。
在當地政府組織編著的《中國的「吉普賽人」》一書中，對於薛家灣人「走家子」的生活則有更為細緻的描述——49年前，薛家灣人十之八九沒有田地，全靠舉家舉家外出算命為生，家裡除了土炕再無其他家具，很多人家的門窗都是用泥巴糊上，「走家子」回來再扒開，有的甚至沒有一間住房，外出返鄉就住在附近的山洞破廟裡。這些場景至今仍能從在薛家灣流傳的順口溜中得到認證——「站破房，住古廟，鋪的加沙氈，蓋的旋風被。」
秘訣
中午一點，高作禎終於吃上了午飯。此時，他已經接待了四波來算命的客人，算命的日程排到了五天後。但仍不斷有電話打進來，在「好運來」的手機鈴聲響過之後，高作禎接起電話的第一句通常是：「哎，忙得很，接待不了，等等再來吧。」他說他的客人們全都是「慕名而來」，這個「名」就珍藏在他家廂房的一個柜子里。「都是客人帶過來的，」他打開櫃門取出幾張已經發黃、卷邊的報紙，它們被整齊地保存在一個密封塑膠袋里，打開袋子，仍有一股油墨味道衝出來。最先被拿出來展示的是一份2004年的南方周末。那是一則名為《中國「吉卜賽村」？》的報導，作者是柴春芽，他形容高作禎「他的三角形小眼睛裡藏著一絲狡黠」。如今，報導中寫著「薛家灣著名的神算子高作禎」的地方，被加了一道粗粗的黑線。
和那則報導中的照片對比，高作禎家的電視、鐘錶、桌子等屋內裝飾和如今幾乎沒有變化，倒是高作禎顯得老了不少，他嘿嘿笑過後一把摘下帽子，「太費腦筋，頭髮都掉了，累得！」至於算命的秘訣以及它和科學的關係，高作禎的解答很簡單：「三句好話暖人心。」揣摩出求卦者想要一個兒子，他們就會說「錢是死寶，兒子是活寶」，「算出你命犯桃花，總不能當著你愛人的面說出來，」總之，就是要「讓人舒心」。
在那篇1947年的文章中，對這一點也有描述：他們對社會上各種人物的心裡都摸得頭頭是道，他們第一次見你面時，便會是你心悅誠服喜上心來。如果你是老年人，他一定會說你兒孫滿堂、百年長壽、大富大貴；如果你正值青年而未婚，他又會說你妻命很好；你是學生，她又說你有功名，有貴人扶持；即便是你討厭他，他也會說你心直口快……如今，即便是自稱「不會算卦」的薛家灣人在閒聊中也會承襲著這樣的語言風格，他們會隨口蹦出幾句算卦術語，大多是誇人面善，「看你的面相就知道是個熱心人」。「我們就是良好的心理醫生。」高金江更加直接地給薛家灣人下了定義。「有些病要開刀，有些純粹就是心理病，開刀住院的病自己治不了。」高金江說，自己可以從心理的角度給人治病，通過語言溝通達到效果，當然，前提是心誠則靈，「一定要聽我的話，按我說的做，哪怕我的話是錯的，我又不可能讓你偷盜，讓你幹壞事。」
薛家灣的老人們翻看《中國的「吉卜賽」人》一書。這本書由當地政府組織編著。圖郭彥博
身世
「單純地把薛家灣的算命文化歸為迷信，肯定是不對的，這是一種長久以來形成的民俗。」蘭州大學中文系教授柯楊說。長期從事民間文藝學和民俗學的教學與理論研究的他在1983年第一次來到薛家灣。「從小就剛聽過薛家灣算命，小時候在蘭州的街頭也見到過。」但柯楊本人對算命不是很感興趣，直到有一次一位朋友說「薛家灣有吉普賽人」，柯楊才來了興趣，因為，「做一個民族、民俗方面的研究比算命課題更有意義，」於是，他便帶著三個畢業生去了薛家灣做田野調查。「太窮了，」今年81歲的柯楊回憶起進村第一天的感受，「其他村子裡，村民的家產都置備得比較齊全，薛家灣人就相當簡單，進屋之後就一個炕、一床被子，再有就是存糧食用的缸，幾乎沒有閒置的家具。」
當時，還沿襲著「走家子」生活方式的薛家灣人大概占全村的1/3，而關於薛家灣人的身世，在當地則流傳著很多說法：一種說他們是上古舜帝時期流亡而來的苗族後裔，但流傳更廣的說法是他們是從波斯徙來的吉普賽人，因為，他們不喜定居四處流浪算命的習俗確和古老的吉普賽人頗為相似。文獻方面，1947年《邊疆通訊》上的那篇文章、1953年版的《永登縣誌》和1982年在《甘肅文史資料》刊登的《解放前永登的算命婆》一文，都認為薛家灣人是少數民族。柯楊帶著學生在村里住了一個多月，經他判斷，薛家灣人並非苗族，也不是吉普賽人，他們的民俗傳承和特點都與漢民族無大異。在去薛家灣之前，柯楊聽說當地人有一種用於彼此交流的特殊語言——「紹句」，但當他進村後，村民卻都說自己不懂「紹句」。後來彼此熟悉了對方才坦白：因為破四舊的影響，他們一般不會對外人講「紹句」。
在詳細地研究了「紹句」的組詞規律後，柯楊說，這是一種典型的職業隱語，而非民族語言，例如，打卦測字叫「課巾」，禳解叫「丟術」，我叫「賀秦」，看交「交合」。「我在村里住了一個半月之後，水平已經能趕上當時的青年人，」柯楊說：「也許現在村裡的年輕人『紹句』水平還不如我。」在村里住了一段時間後，柯楊還發現了薛家灣的另一個特點——不愛存錢，賺來的錢主要用來「吃掉、吃好的」，由於常年在外算命，薛家灣人知道外邊很多好吃的。當時，有個當地幹部這樣評價薛家灣人：「他們哪怕背一辮子蒜進永登賣八分錢，也要花一毛錢下館子。」
儘管將算命當做謀生手段，但當時，薛家灣的村民卻從未試圖給柯楊算命，「我自己也沒有要求過。」如今的薛家灣，還有不少人記得柯楊，並將他視為「神」一般的存在，因為，出身中醫世家的他在村子裡給很多人治好過胃病，還向上邊打報告給村子裡挖了一口井，「手續是從省里一級一級批下來的，走遍了村子裡的每一個田壟，鞋底都磨壞了。」提起這段經歷，柯楊哈哈一笑說：「的確是給不少薛家灣人看過病，」但至於其他，薛家灣人都「習慣性地誇張了」。
失傳
在柯楊去薛家灣的年月里，薛家灣人一般不對外講算命收入，「但肯定是主要收入，遠遠超過農業種植。」柯楊說。如今，這一習俗依然在「部分延續」。儘管在高作禎家算命時拿了200元錢，但對於算命的真實酬勞，高作禎的妻子依然迴避，「給多少就是多少」。據鄰居們判斷，高作禎是本村算命最賺錢的，「小車經常停在家門口」。出租司機小趙曾送高作禎去過蘭州算命，「肯定是給有錢有勢的人算，光現金就給拿了兩千六，菸酒都是咱沒見過的。」但對於如今的薛家灣人，算命收入已經不再是主要收入。
我到薛家灣的那天是2016年3月12日，正值春播農忙時節，太陽已經融化了前一天突降的大雪，莊浪河谷地里，世代以算命為生的薛家灣人絕大多數正在種蒜。被鄰村人笑話「連地都不會種」的薛家灣人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大規模種蒜苗。蒜苗的生長周期為三個月，種植過程極為耗水，從播種到長成期間需要歷經不下十次的澆水施肥。這些打算成熟後會以最貴每斤3塊的價格被蘭州來的菜販收走，那些可以長到半米長的蒜苗則會被洗淨、切碎，撒到滾燙的拉麵碗裡。柯楊說，當時村子裡那些上過學的年輕人已經基本上不學算命了，因為老師會在課上講：「不要再搞那些封建迷信啦，上學念書才有出息。」除了教育，現實則是薛家灣年輕一代不再學習算命的另一重要原因。
薛家灣有四大家族：柳、劉、高、何，村民鮮與外人通婚，算命術的沿襲遵循「父傳子母傳媳」的習俗。但是，再根深蒂固的習俗也拗不過時代的發展。如今，薛家灣人與外人通婚的越來越多，很多媳婦嫁過來除了要求有車有房，還要加上十萬的彩禮，即便沒有太多的物質要求，個人意願也成了比傳統習俗更有力的存在。51歲的劉樹花叢莊浪河東岸嫁到薛家灣柳家，婆婆只試圖講了三天看相手藝就放棄了，因為她「不想再學了」。如今，她的兩個兒子全都在外打工，大兒子在北京做塑鋼門窗，每年就過年回家一次，一個月能掙八千塊錢。今年73歲的柳世勛，是土生土長的薛家灣人，他從小就不想學算命，哪怕話一出口就換來父親劈頭蓋臉的一巴掌，「太苦了，運氣不好幾天吃不上一頓飽飯，還不如在家種地。」
他的兩個兒子和當下大部分的薛家灣村民一樣，經營著幾畝蒜田，收成全看成熟時的行市，「你說這事兒能靠算嗎？那是老天爺的事兒，是天命，你能讓老天爺多下雨嗎？」說話時，柳世勛的孫子正拿著小本子坐在田壟上算帳，種完蒜之後他將再次回到蘭州打工，「有手藝的一個月能轉四五千塊，農忙時候還得回來幫忙」。在高金江家待了一個多小時後，記者們走了，高金江一直把他們送到村裡的主路上。他育有一兒一女，都是大學生，女兒畢業後在蘭州賣樓，兒子在青島上大三，他從未試圖把算命的手藝傳給孩子們們，「都上大學了，不教了」。「你不擔心算命這門手藝失傳嗎？」我問他，他和以往一樣答得很乾脆：「孩子們不學就不學吧。」說話間，路過門口「一乾二淨除舊習，五講四美樹新風」對聯時他點了一根煙。
回到家裡，院子正屋下的陽光里，父親高作明坐在馬紮上，一雙會寫符掐咒的手正在熟練得撥著蒜種，顫巍巍的。離開高金江的家，我去村東的土坡上待了一會兒，如果柴堆上、牆角里熟睡的土狗們沒有衝出來朝著我習慣性地吠叫，我甚至能聽到東面五百米外貨運大車碾過連霍高速的轟鳴聲。
只是轟鳴聲一過，薛家灣便再次陷入了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