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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之子:蔣介石一個錯誤丟掉大陸

領袖一個錯誤的軍事決策,一個輕率的軍事命令,足可影響一國之興亡,改變歷史的發展。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在《養虎貽患——父親的憾恨》(一九四六年春夏間國共第一次「四平街會戰」之前因後果及其重大影響)一文中指出,毛澤東命令林彪死守四平,犯了最嚴重的軍事錯誤,差點輸掉整個東北,但蔣中正下令國軍停止追擊,犯下更嚴重的錯誤,把東北失去了。很可能,國共內戰的勝負,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初,已經決定。以下為該文節選。

台灣金門,蔣介石壁畫(圖源:Reuters/VCG)

國民黨政府敗退台灣後,痛定思痛,開始檢討大陸失敗的原因。軍事方面,國民黨高級將領紛紛提出在大陸與共軍作戰所犯的錯誤。蔣中正總統本人也終於對他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頒發第二次停戰令對東北戰爭的影響,在他撰寫的《蘇俄在中國》中做出了這樣的結論:「從此東北國軍,士氣就日漸低落,所有軍事行動,亦陷於被動地位。可說這第二次停戰令之結果,就是政府在東北最後失敗之惟一關鍵。當時已進至雙城附近之追擊部隊(距離哈爾濱不足一百里),若不停止追擊,直占中東鐵路戰略中心之哈爾濱,則北滿的散匪,自不難次第肅清,而東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滿立足,而其蘇俄亦無法對共匪補充,則東北問題自可根本解決,共匪在東北亦無死灰復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冬季國軍最後在東北之失敗,其種因全在於這第二次停戰令所招致的後果。」

蔣中正在這裡把最後國軍在東北失敗,四十七萬精銳盡喪敵手,完全歸咎於他自己頒發的那道第二次停戰令,這是很嚴重的說法。蔣氏這段檢討相當坦率而沉痛,這在蔣氏言論中,並不多見。如此重大而牽動全局的一項決定,蔣氏當時到底是在何種客觀狀況及主觀心態下而做成的呢?這個問題值得仔細研究推敲。

首先是蔣中正究竟是在何時下決心命令國軍先鋒部隊停止追擊的。一九四六年五月廿三日,蔣中正偕父親等人飛蒞瀋陽,當天國軍正進占長春,蔣氏到東北,親眼看到國軍士氣如虹,並得知林彪部隊潰不成軍,而且蘇聯態度又有改變,信心大增。如果他在南京時對國軍是否應該進軍長春,繼續往北推進有所疑慮,此刻他已沒有顧忌了。五月廿五日,他在日記中,如此記載:「東北共軍主力既經擊潰,應速定收復東北全境之方針,令杜聿明長官部向哈爾濱兼程挺進,必先占領該戰略據點,東北軍方得告一段落,然後再策定第二期計劃。」

可見這時蔣對哈爾濱的戰略位置的重要性認識十分清楚,而且有決心要命令杜聿明部隊往哈爾濱挺進占領。一直到五月卅日蔣離開長春飛往北平,其間即使他心中已經開始考慮何時下停戰令的問題,顯然他並未告訴父親或杜聿明等人,否則父親及杜聿明在瀋陽或長春一定會向蔣力爭繼續北進占領哈爾濱了。事實上五月卅日這一天,蔣還接到行政院長宋子文的「函電」:「文今晨播鈞座函譯文及三妹函交馬使,談二小時,馬謂鈞座意甚懇切,可希望作為解決之根據,渠即將招周恩來談,告以渠之意見。(一)交通即設法恢復;(二)美方對於若干事件保有決定之權;(三)共軍應退出哈爾濱、齊齊哈爾。以上三點,應由共方接受,除此外,無法調停。」

可見馬歇爾也同意蔣的看法:共軍應退出哈爾濱及齊齊哈爾。按理說蔣中正下令國軍進占哈爾濱、齊齊哈爾,更加有理可據了。雖然馬歇爾的意思是要由他與周恩來談判來達成共軍撤出哈、齊,但至少他也承認了共軍占領哈、齊是不合法的。

可是就在飛返南京的前一天,六月二日,蔣中正在北平突然下令停戰。雖然停戰令六月六日才正式宣布,但六月二日顯然已經通知東北行營。蔣氏在這短短兩三天內獨排眾議,不採納東北杜聿明諸將領以及父親的建議,進攻哈爾濱,而做出此一重大決定。尤可異者,蔣氏不待返南京後,與他最親信的參謀總長陳誠等人先開會商議,遠在北平便獨斷決定下令停戰,而且返南京後第二天六月四日,馬上逕自向馬歇爾宣布六月六日,主動停戰十五天。到底是何種原因促使蔣中正倉卒間做出如此影響大局的停戰決定?

多年來,國民黨官方的說法,以及蔣中正本人記載的言論中顯示,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蔣中正宣布這道第二次停戰令,是由於馬歇爾特使的壓力。有的美國學者也傾向這種看法。馬歇爾對蔣中正所施的壓力的確很大,三番四次威脅要退出調停切斷美援。為了安撫馬歇爾而下令停戰,這是原因之一。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一日,馬歇爾返美述職,至四月十八日才重回中國。這期間,因蘇聯紅軍開始撤退,共軍乘機進占中長線上瀋陽以北的諸大城市,東北國共兩軍的衝突乃日趨尖銳,馬歇爾抵達重慶當天,四月十八日,共軍打入長春。馬歇爾看見東北戰事擴大,大為震驚。因此,他返華第一要務便是要調停東北戰爭,將他慘澹經營而成的一月十日第一次停戰令,擴展到東北。但當時共軍處處占上風,接又進占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大城,周恩來在談判桌上姿態甚高,馬歇爾雖然明知共軍進占長春,乃違反停戰協議,但馬與周交涉共方撤軍,迄無結果。他唯一能使勁的地方,便是向蔣中正施壓,要國軍讓步。四月二十三日,蔣氏與馬歇爾會談後,日記中記載:「馬歇爾氏於談話中,全用壓力,意在迫使我政府對東北問題再作讓步。」馬歇爾咄咄逼人之勢,蔣氏深有所感,但當時「四平街會戰」已進行得如火如荼,蔣早已布署停當,與共軍一決勝負,當然不可能一時屈服於馬歇爾的要求。馬甚感不耐,翌日與蔣再會面,對中央政府黨政軍的種種不是,竟肆意攻擊起來,「聲色俱厲」。蔣為了顧全大局,也只得「寬予容忍,不與計較」。當初馬歇爾使華,主要任務之一即是處理東北危機,而今東北蘇聯紅軍撤出後,情況反而惡化,國共軍隊大打出手,馬歇爾個人聲譽固然大受打擊,而東北戰爭,可能引發國共全面內戰,更教馬歇爾心急如焚。他不顧一切,頻頻向蔣中正施壓,以致言辭失禮,正也顯示他夾在國共之間,調停一籌莫展,內心挫敗之深。

蔣中正於五月二十三日飛往瀋陽,他離開南京前告訴馬歇爾:政府已有三日未接到東北軍事長官之報告,國軍或已向長春挺進,他親自前往瀋陽,以控該地局勢。這當然是託辭,父親十九日返南京已向蔣氏報告東北戰況詳情了。蔣於五月二十五日給宋子文函中,承認他之所以來瀋陽,就是要避開馬歇爾的糾纏。但馬歇爾並沒有放鬆,一直電蔣催逼他下令國軍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停止前進攻擊」。此時中共四平兵敗,乃發動宣傳猛烈攻擊馬歇爾包庇國民黨,擴大東北戰事,中共目的當然在促使馬歇爾逼蔣停戰。馬歇爾這時是啞子吃黃連,有口難辯,尤其蔣飛瀋陽,乘的是馬歇爾座機,於是中共更有藉口攻擊蔣赴東北督戰系出於馬歇爾的指使。馬歇爾大為窘迫,逼得馬上無線電廣播,公開呼籲蔣中正下令停戰,以便撇清中共對他的指控。五月三十一日,蔣中正已到達北平,馬歇爾還追電過去:「鄙人茲特重向鈞座聲述,政府在東北軍隊之繼續前進,不但使本人之調處急趨困難,即鄙人之信用人格,亦大為動搖,因之鄙人特思再懇請鈞座,立即下令停止政府軍隊之前進攻擊與追擊。」

馬歇爾此刻已顯得氣急敗壞,語近威脅,有意退出調停了。六月四日,當蔣中正返南京會見馬歇爾,告之決定六月六日頒布停戰令時,馬歇爾欣喜之情,可以想見,很可能他會認為,他向蔣中正不斷施壓,終於奏效。

蔣中正真是完全屈服於馬歇爾壓力而頒發第二次停戰令的嗎?恐怕並不盡然。

首先,馬歇爾來華調停之初,汲汲於催促蔣中正與中共組織聯合政府,又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達成第一次停戰協議,在蔣看來,馬歇爾所作所為皆有利於中共,對國民黨政府則為害甚烈。因此,一開始,蔣中正對馬歇爾來華調停,便有所排拒,心生警惕的。他在日記中,對馬歇爾的批評坦率、中肯,對馬歇爾調停所產生的害處認識也很清楚。早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日記,對馬歇爾便這樣批評:「彼對我國內情形及中共陰謀並無了解,終將誤大事也。」他審閱了馬所提「臨時政府組織法」,感慨道:「此為共黨所不敢提者,可知客卿對他國政治之隔閡。若本自無定見,不僅誤事,且足以召亡國之禍也。」

蔣甚且認為聽從馬歇爾,會召來「亡國之禍」,所以自我警惕,要有「定見」,這是很重的話。第二天開「政協會議」,蔣看見馬歇爾被中共周恩來、民盟羅隆基等人包圍,對中國國情又「隔閡異甚」,蔣擔心「甚有重演前年史迪威不幸事件之可能」,不禁「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史迪威是馬歇爾的老部下,甚得馬器重,史迪威事件後,馬歇爾對蔣中正難免不生成見。他到中國後,蔣看見他言行之間,竟處處偏向中共,與史迪威當年同出一轍,難怪蔣「憂心悄悄」,生怕「史迪威事件」重演,損害中美關係。在蔣看來,馬歇爾專以妥協中共為能事,簡直「完全為共黨宣傳所迷惑矣」。蔣的說法也不無道理,三月初,馬歇爾竟親自跑到延安去巡視,受到中共盛大歡迎,毛澤東乘機向馬歇爾建言:「解決國共軍事衝突之關鍵,端在美國立即停止對華軍事援助。」後來馬歇爾果然切斷對國軍軍援八個月之久。

馬歇爾返美國述職回重慶,當時東北國共兩軍已經打得不可開交,馬歇爾仍主張對中共採取妥協法。蔣中正認為馬「只求暫時不發生戰爭,即視為調停成功,而於我國之實際利害成敗,則毫未計及」,乃直告以「非先改變其對共黨之態度與方針,決不能達成調解之目的。」馬歇爾毫不為所動,兩天後四月二十一日,竟呈送蔣備忘錄一份,擬以美軍裝備供給「共軍」十個師,馬認為這樣,美國軍官得以訓練中共部隊,以利國共兩軍之整編。幸虧馬歇爾這個打算魏德邁早已悄悄告訴蔣中正了,否則馬歇爾這個建議的震驚效應恐怕更加巨大。四月二十八日,蔣在日記中寫下他對馬歇爾的觀察:「近察馬歇爾氏之心理及其態度,乃極以對共交涉之破裂或停頓為慮,時現恐懼與無法應付之情態,其精神幾已完全為共黨所控制,一惟共黨之要求是從,無敢或違,凡與共黨心理牴觸之條件,皆不敢向共方試談,其畏共心理,竟至如此!」

這裡,蔣氏認為馬歇爾已經了中共的迷,完全被中共牽鼻子走,已失去調停的能力了。而且馬歇爾對國軍毫無信心,認為國軍在東北絕無摧毀共軍的能力。「四平街會戰」,國軍打了大勝仗,林彪部隊潰不成軍,已往北邊撤退,可是馬歇爾硬是不信,向宋子文表示反對國軍進占長春。蔣中正這次真的光了火,五月二十四日,在瀋陽日記中把馬歇爾狠狠的批了一頓:「馬歇爾不問我國之利害禍福如何,亦不顧其國政策之能否實現,而惟以其個人之功利成敗是圖,一意對共黨遷就,以致揚湯止沸,勞而無功。近聞馬歇爾向子文表示,對我軍進占長春,甚不贊同,此乃其一貫之錯誤政策,無足為異,此時惟有竭盡吾人之心力,以至誠感之,以促其覺悟耳!」

四平兵敗,中共中央震動,為了挽救頹勢,周恩來馬上換了一副姿態,向馬歇爾表示希望停戰和談了。五月二十七日,蔣中正看到馬歇爾轉來周恩來致馬的備忘錄,前倨後恭,嗤之以鼻,記道:「周恩來之奸謀狡計,自在意中,而馬歇爾氏之心意,亦一如往日,只希望我立即下令停戰,俾其個人任務,得以迅速達成,而不顧我國脤民命之存亡絕續,為可慨也!」

由此可見蔣對馬歇爾充做國共內戰調停人之短處及局限,有相當清楚的認識:馬歇爾昧於中國國情,迷惑於中共的宣傳,對中共一味妥協遷就,只管個人調停得失,置國民黨政府存亡於不顧,而且對東北戰況根本不清楚。蔣氏並曾自我警惕,聽從馬歇爾的調停,可能招致亡國之禍。蔣氏既有此等認識,更了解中共戰敗求和是「奸謀狡計」,而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初短短數日,竟會完全屈服於馬歇爾的壓力,而做出影響東北全局的停戰決定,似乎於理不合。試觀其後蔣與馬的關係,第二次停戰令終止以後,關內國共兩軍,反而大打起來,全面內戰開始。蔣不顧馬歇爾退出調停的威脅,於當年十月毅然下令進軍內蒙重鎮張家口,因此觸怒馬歇爾,切斷對國軍美援八個月。由此可見,蔣氏指揮國軍進退,自有主見,不一定那麼容易受馬歇爾左右。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蔣中正倉促間頒發第二次停戰令。應該有其它更深刻的原因與動機。

蔣中正在《蘇俄在中國》中,特別闢一章檢討「反共鬥爭成敗得失」,其中有一節是:「我們自信太過,忽視了共黨的獸性與暴行」,蔣氏承認由於「自信太過」,「未能對共黨問題作徹底的處置,和根本的解決」。他舉例一九二七年清黨及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圍剿成功,對共黨「殘餘部隊,不作最後的迫剿,且接受其停戰歸誠的要求。」在先前檢討「東北變亂與第二次停戰令」時,蔣氏自己說明他下第二次停戰令的理由:「綜核前方報告,都認為共匪經過此次致命懲創之後,如不受國際特殊的影響,決無再起可能。我亦以為共匪在此創巨深之餘,荀有一線愛國良知,果能實踐其一月間停戰協議等諾言,仍可予其悔過自新,效忠國家另一次之機會,乃先令前方追擊部隊就地停止待命。」

接蔣氏沉痛檢討:「這不僅重蹈過去以為中共亦是中國人,總是愛中國的,終有和平解決可能的這一幻想,所帶來無窮災害的覆轍;而亦就是我在檢討反共鬥爭成敗得失一章中所自述的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夠徹底以及我們自信太過,忽視了共黨獸性與暴行的弱點,所造成的禍根。」

蔣中正於五月廿三日飛瀋陽後,得到前方報告,發覺共軍大敗,嚴重性出他意料之外,他在瀋陽那幾天親自指揮國軍追擊,連連得手,林彪部隊潰不成軍,往北竄逃。五月廿四日,他函馬歇爾,由宋美齡執筆,提出對中共停戰和談條件,比先前嚴苛甚多,而且口氣強硬,幾乎是以勝利者的姿態對敗方招降了。因此,蔣中正於六月二日在北平遽然下令停戰很可能是基於下面的原因與動機:

蔣中正確實認為共軍「經過此次致命懲創之後」,「決無再起可能。」他六月二日返南京前下令國軍停止追擊,一方面可以安撫馬歇爾,緩和美方國力,同時還留了一活棋。六月七日,在停戰令生效的同一天,他電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內附馬歇爾信:「即在東北,國軍有行動自由,及政府在東北接收政權,不受阻礙。若共軍再有攻擊,即予反攻。再共軍恐難就範,故仍須準備進攻。」蔣氏顯然並不相信共軍會遵守停戰協議,但同時他卻認為,下令停戰後,國軍仍舊有能力,隨時可以再進攻。

事後看來,一九四六年六月初,東北林彪部隊「東北民主聯軍」,「四平街會戰」兵敗,損失慘重,已失去戰鬥能力,可以說是其整個東北戰爭中,最虛弱的一刻,而國軍四平大勝,新一軍在陸空聯合作戰的威力下,勢如破竹,直追過松花江岸,離哈爾濱不足一百里,也是國軍士氣最高昂的時分。當時的國際形勢,對國軍亦最有利,蘇聯史達林玩兩面外交,看見共軍在四平會戰中節節敗退,已認為東北戰爭,國軍一定會贏,乃於五月六日,透過蔣經國邀請蔣中正訪俄。國軍進占長春後,蘇聯態度轉變更大,向國民政府示好,表明不會支持共軍了。至於美國方面,亦承認共軍進占長春、哈爾濱,是破壞馬歇爾促成的停戰條約,因此國軍師出有名。而且此時關內國共戰爭還沒有全面展開,國軍在東北可以集中力量剿共。因此,國共兩軍在東北一決勝負,一九四六年六月初,是國軍占盡優勢的關鍵時刻,這個良機一失,國軍便再無贏得東北的可能。

蔣中正當時對東北局勢顯然作了錯誤的判斷,他沒有考慮到驟然下令停戰,對國軍帶來的嚴重後果。正如他檢討中自雲,由於「自信太過」,對共軍產生了輕敵心理,以為林彪部隊「決無再起可能」,乃貿然下令停戰。第二次停戰令下達的時機,完全違反軍事原則,曹劌論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兩軍對壘,往往是一場比較士氣高下、意志力強弱的決戰。正當國軍一鼓作氣,往北挺進,眼看勝利在望,而突遭勒令撤回,對當時將士心理打擊之大,可想而知,從此東北國軍士氣再衰三竭,以至一蹶不振,就是從這道第二次停戰令開始。

整個內戰,國軍首先敗在士氣不振,而非在軍備人數,而第二次停戰令對國軍士氣之打擊,就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對當時正在倉皇潰退中已經搖搖欲墜的林彪部隊,第二次停戰,從六月七日至三十日,長達二十三天,不啻天賜良機,得到一個重新集結轉敗為勝的喘息時間。這無異是縱虎歸山、養虎貽患,打蛇而不打七寸,其反撲厲害可知。尤其令人費解者,林彪部隊已經準備撤守哈爾濱,國軍應有情報,即使要停戰談判,也應等新一軍將這座北滿戰略重鎮拿下,談判桌上籌碼才會更多。哈爾濱唾手可得而不取,讓共軍占去,日後哈爾濱遂成為林彪部隊休養生息,最大的反攻根據地。這個八十萬人口東北北方工業經濟中心,對共軍政治、戰略、經濟的價值,是不容低估的。國軍當時將哈爾濱拱手讓敵,是包藏禍心,遺害無窮。

事後國軍將領,尤其是參加過東北戰爭的,都一致認為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頒發停戰令,是東北戰爭成敗一個關鍵性的錯誤決策。當年任東北保全司令部參謀長趙家驤的看法,可為代表:「當我軍占領吉林、長春,匪勢衰頹的時候,就應該不顧一切,擴張戰果,向哈爾濱追擊。如能占領哈爾濱、佳木斯等要點,而控制中俄邊境,則匪軍主力不能聚集存在,更不能在松花江北岸休養生息。俄帝縱把日本關東軍的裝備,補充匪軍,擴編匪軍,事實上亦甚困難。當時匪軍在東北尚無政治基礎,其一套虛偽宣傳與政治欺騙,也非短時間所能奏效。假使我們在軍事上占領要點要線,政治上先匪一著,積極建設,清明廉能,與民更始,則東北的接收,必可勝利完成,且可永久穩固,邁進民主之坦途。詎知我軍正當由吉、長北進之際,因為馬歇爾的調停而停戰,我們逸失好機,爾後永遠未見再來。所謂好景不常,功虧一簣,遂註定失敗命運。」

此處趙家驤當然不便點明是蔣中正所犯的錯誤,外國學者論到這一段歷史,也有持相同論調者,不過對蔣中正的批評,就沒有這樣含蓄了。美國歷史學家唐諾吉林(Donald G Gillin),他在《蔣介石與馬歇爾:一九四六年四平街之災禍》(Chiang Kai shek and Marshall:The Catastrophes of Szepingchich1946)中,如此結論:「多年後,蔣在他回憶錄(按,《蘇俄在中國》)中宣稱東北停戰是他所犯最大的錯誤。誠然,事後觀之,這是軍事上有史以來最大的錯誤之一。但這是一個更大的政治錯誤的結果。那就是,蔣氏堅持要維繫與美國結盟而不惜付出一切代價。」

公元三八三年,前秦苻堅率百萬大軍南下,晉廷大震,宰相謝安派大將謝石、先鋒謝玄率軍迎敵,兩軍對峙於淝水(今安徽境內),但晉軍只得五萬,不成比例。謝石請求苻堅將軍隊稍往後撤,以便晉軍渡河開戰。苻堅本為雄才大略的領袖,此時卻因驕兵輕敵,夸言投鞭足以斷流,竟答應晉軍這項荒謬的請求,下令撤軍。孰知一聲令下,秦兵陣腳大亂,退勢遂不可擋,晉兵乘機進攻,大敗苻堅百萬雄師。前秦帝國由是土崩瓦解,中國南北朝分裂局面,因此而延續了兩百多年。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戰」,領袖一個錯誤的軍事決策,一個輕率的軍事命令,足可影響一國之興亡,改變歷史的發展。

毛澤東命令林彪死守四平,犯了最嚴重的軍事錯誤,差點輸掉整個東北,但蔣中正下令國軍停止追擊,犯下更嚴重的錯誤,把東北失去了。很可能,國共內戰的勝負,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初,已經決定。

責任編輯: 劉詩雨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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