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11日,西柏林民眾在波茨坦廣場(Potsdamer Square)附近試圖推倒柏林圍牆。(法新社圖片)
據港媒《爭鳴》雜誌2015年11月號報導，王岐山在中紀委52次常委會上，首次公開承認中共體制已經瀕臨崩潰的臨界點。而習近平更是多次提到「亡黨」問題,誤讀「蘇共倒台教訓」是放鬆了黨對意識形態與軍隊控制。中共十八大後，習近平三次強調防止出現「顛覆性錯誤」，一再發起對民主憲政、公民社會、普世價值的批判，甚至抓捕民間異見人士、維權人士。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後，習近平更是強化個人集權；四中全會後，又親率全軍在古田開會，堅拒「軍隊國家化」,五中全會後集權掌控，層層加碼，先是強調「黨內紀律」，後高懸「黨內規矩」，出台「最嚴黨紀」，劍指「妄議中央」，現今強制「媒體姓黨」一系列舉措，無疑都源自其誤讀「蘇共倒台教訓」所產生的憂患心結。
一、兩級世界秩序的序幕
人們不該忘記，尚在世界二戰大喋血後喘息的人類，誰也沒有經意，幾個貌似主宰國家命運的政治家們，秘密會晤於前蘇聯風景幽深的黑海之濱——克里米亞半島，由羅斯福、史達林、邱吉爾三巨頭達成了史稱「雅爾達體制」的國際性協議，由此也就悄然拉開了二戰後美蘇主導下，以軍備競賽與意識形態對抗為特徵的兩級世界秩序的序幕。
然而，世界秩序的真正導演者，難道是幾個在大宇宙進化中微乎沙塵，渺乎滴水，連自己的命運都無法預測的個人嗎？其實不然，那個把人類千百年來雞犬難聞、老死不往的社會串為一體，形成秩序的真正動力，是自然圓動物理法則作用下的圓工具機械化所推動的工業革命。工業革命的產生，本能地要求開拓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與消費國際化。這一革命導致了資本的世界性擴張，使不同國家的原料按同樣的方式得以加工，將工業產品提供給不同的國家共同消費。大工業的國際化發展，在不斷加深國家之間交往的同時，帶來了世界性的貿易磨擦和政治衝突。而資本的自然力量，又本能地會創造出一種能適應和保障其自由發展的國際機制。這時，體現歷史正面發展方向性要求的資本主義世界秩序也就應運而生了。
社會的運動並不是按正題的發展方向簡單、直線演進的。歷史的進步是合力的結果。世界的發展在一種代表社會運動方向的正題力量誕生與發展的同時，也必然會招之作為它反題運動力量的出現。由此一種反資本自由擴張的共產主義運動，以及形成扼制資本主義世界發展的國家聯盟和國際秩序，也就不可避免地登上了世界舞台。於是「雅爾達格局」也就不再是三巨頭僅僅憑自由意志所能捏合的了。而「柏林圍牆」的倒塌，恰恰正是全球化所推動的經濟一體化和政治世界化趨向，在消解、融合、揚棄了作為資本擴張反題的共產主義運動後，為「雅爾達格局」走向崩潰畫上的一個句號。
二、民德部長會議的一個劃時代決定
在20世紀80年代那個以電腦、衛星為標誌的全球化圓工具變革所導致的世界性大震盪中，不僅在蘇聯激發了戈巴契夫的新思維，在中國導演了的「六，四」風波，在波蘭復興了獨立工會運動，在匈牙利造成了共產黨內部分裂，而且更具象徵意義的是摧毀了延續半個世紀的柏林圍牆。
1989年11月8日，民主德國統一社會黨召開了十一屆十中全會，取代昂納克擔任總書記的克倫茨宣布該黨政治局集體辭職。11月9日，由部長會議討論通過了一個震驚全球，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集體決定——宣布開放民主德國與聯邦德國之間象徵東西對抗的柏林圍牆及全部邊境口站。這便意味著那條始建於1961年8月，長達154公里之下曾搶殺過無數條生命的柏林圍牆，彈指間土崩瓦解。由此而導致了一場久久封閉、壓制在民主德國專制體制中的千千萬萬自由個體紛紛擁向西方的移民浪潮。據聯邦德國內政部統計，從1989年11月18日早晨4點至19日早晨4點，僅僅一天的時間，就有90多萬民德公民擁入聯邦德國。另據當時民德內務部公布的資料，柏林圍牆開放後最初兩個星期，官方簽發出國旅遊簽證達1000多萬，占該國公民總數的三分之二。這是一種意識形態無法禁錮的極其強大的自然力量——通往自由道路的人性特質使然。
在「柏林圍牆」倒塌的世界性震盪中，捷克斯洛伐克暴發了「布拉克之春」，保加利亞出現了「宮廷政變」，羅馬尼亞激起了街頭「槍戰」。繼而民主德國統一社會黨20多萬黨員紛紛辭職，其中70%以上為工人。這便從根本上動搖了該黨的執政地位。當基督教民主黨成為執政黨之後，又經過一系列涉及東西德合併的「二加四會談」。1990年7月1日，兩德貨幣統一，最終導致兩德完全合併。
1991年12月25日，作為「雅爾達格局」的東方領袖蘇聯正式解體，全世界所有電視觀眾都在跳躍閃爍的螢光幕上，目視了本世紀最令人震驚，然而也是最讓人心酸的一幕——蘇聯國旗從克理姆林宮旗杆之巔緩緩而降。那一刻，全球許許多多列寧主義者不禁心潮澎湃，悄然淚下。隨後，東歐所有列寧主義國家紛紛走向不歸路。
三、走出壕溝：天涯若比鄰
冷戰的結束，受制於三方面力量交互作用下的綜合結局。
首先，人類在驅動圓動工具創造歷史的過程中，不僅生產了原子彈，也創造了衛星和電腦為標誌的全球圓轉動工具體系。當武器的發展最終把人類推向要麼共同毀滅，要麼共同妥協的同時，由於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人類迎來了衛星全球轉動，電腦世界聯網，資訊信息全面開放的高科技時代。這種反映人類智能水平的工具狀態飛速發展，本能地要求推翻屏障，結束對抗，使人類結為一體，按同樣的程序接受指令，交換信息，共同使用全球轉動圓工具創造財富，均等分配。由此可見，這種圓動工具發展的自然力量，必將衝破相互封閉，各自為政的社會結構，把全球經濟串為一體，從而導致世界主權淡化，國界開放，階級分野模糊，冷戰最終結束，人類進入全球裁軍時代。
作為人腦與四肢延伸與擴張的當代圓動工具發展，已經推動了世界進入一個從生產到生活全面開放與轉動的時代。開始了生產上的國際分工，生活上的相互依存。冷戰後期的世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已平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5以上。開發中國家同樣也要依賴國際市場才能生存與發展。據當時的資料統計，1950年到1986年間，世界進出口貿易總額分別增長了35倍，而「亞洲四小龍」則增長了60多倍。1979年到1989年的10年間世界上有50多個國家國民生產總值翻了一番，30多個國家翻了兩番；而中國由於改革開放，參與國際競爭，到1990年進出口貿易已達1154億美元，接近國民生產總值的1/3，居世界12位。
其二，在一個資本擴張推動的世界性經濟發展運動中，實行市場與計劃這一人類選擇意義上的衝突，不僅在蘇聯、在中國和在開發中國家不斷引發了意識形態的鬥爭，也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樣泛起浪花。二戰後聯邦德國曾一度實行計劃統制的經濟模式；法國70年代和80年代都為關於要不要經濟計劃、怎樣計劃的政策取向爭論；日本在70年代時也爆發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意見衝突；南韓70代末也出現了一陣政府干預市場的短期躁動。但最終都被資本的自由擴張力量所擊潰，走向了穩健的市場經濟發展道路，使生產力日新月異地發展起來，並極大地推動了經濟增長和國家實力。
在東方，以蘇聯為模式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中，則試圖超越經濟發展的自然力量，實行長官意志決定下的計劃經濟，雖然曾一度調動起人們的主觀熱情，創造了短時期的高效率，但由於它違背了經濟運動的自然規律，不可能長久地維持下去，結果紛紛走向窮途末路，致使人民貧窮、國力衰竭。
其三，芬蘭作家佩克、庫西在《人這個世界》一書的結束語中這樣寫道：「我們生存的目標要求發展人類的團結和合作，以便我們能夠起而指導我們自身的進化，然而這是可能的嗎？對於我們的生存來說這的確是問題所在。如果我們不能懂得以愛和理解促進人類的團結與合作，我們就將不能指導我們的進化，進化就會把我們毀滅。」這就是人類在認識上走過各自為政、封閉對抗時代，呼籲全球共同利益的時代強音。世界在面臨共同毀滅與共同妥協的最終決斷時，猛然醒悟：走出壕溝：天涯若比鄰。對抗沒有出路。
四、蘇共為什麼垮台
今天仍有不少人堅持認為，蘇聯的解體，「華約」的走散，都是西方資本主義實施「和平演變」的結果。如此說來，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國家聯盟成功地應用了中國「孫子兵法」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謀略，這豈不是太捧揚、太神化「美帝國主義」了嗎？還是讓我們用更冷靜、更客觀和更具說服力的理性分析來回答這一問題吧！
冷戰時期，美蘇兩國都使用相對先進的圓動工具體系，是實力超強的工業大國。然而一個真正代表、體現了圓工具創新體系的發展方向與要求，適應了資本擴張的自然發展規律，按市場法則建立和完善起自己的財富創造與分配製度，因此，即使冷戰也未能完全扼制它的科技發展、信息進步和經濟領先的勢頭；一個卻在使用先進圓工具的同時，逆圓工具創新發展方向與要求而動，借長官意志推行計劃經濟，違背經濟發展規律，致使國力衰退，民不聊生，國家分崩離析。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工業集團國家，是在自然力量的驅策下，建立起完全應合了資本擴張需要，體現了人性自由發展，遵循了市場平等互利、等價有償規則，並相應建立起權力制衡、自由選舉等政治制度。而以蘇聯為首的「華約」集團，卻是從反資本「罪惡」的良好願望出發，以人的主觀意志派生出的信仰為基礎，建立起一種逆經濟規律而動，不尊重人性自由發展，少數人固定化、強制性壟斷權力的僵化官僚政治體制，這種體制已經成為科技現代化所帶來的民主現代化的桎梏。
除此之外，蘇共在長達近半個世紀來，執行了一種與世界上最先進的圓工具體系及資本方式生產財富的代表者爭奪世界霸主地位，對外擴張，輸出革命的錯誤路線。這一錯誤路線，一方面導致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結成聯盟，集中力量對付、扼制蘇聯；另一方面由於不顧人民疾苦，窮兵黷武，支持龐大的軍費開支，為發展高科技尖端武器，耗盡了國力，拖垮了人民，致使民憤沸騰，怨聲載道。而蘇共為維護安定，不得不執行高壓政策，強求一致，排除異已，鎮壓不同政見者，完全背離了現代大工業生產所要求的管理民主化的歷史趨勢。更有甚者，蘇共長期以來，在共產主義陣營內部也以「老子黨」自居，要求他國跟其指揮捧轉。南斯拉夫領導人很早就認識到「蘇聯的種種做法很像一個傲慢的帝國主義大國，而不象一個同志式的共產黨國家」。當時，誰在執行政策上有異樣，誰就會遭到蘇共的打擊報負，曾先後「討伐」過南斯拉夫與中國，並出兵東德，鎮壓匈牙利，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和干涉波蘭內政。結果卻在與資本主義陣營對抗的高峰時，首先導致了共產主義陣營內部的分裂。當時，美國領導的鬆散聯盟，由於遵循了自然主義的價值觀而保持了它的團結；蘇東聯盟卻主觀臆造政治信仰，強求一致，結果不到20年就分裂了。資本主義陣營同共產主義陣營的等級森嚴、教條主義和脆弱的共性相比，有較大的靈活性。民主的聯盟有共同的人性價值觀，卻沒有拘泥於形式的教條格式。共產主義陣營強調教條的統一性，只有一個中心說了算，因而這種高度的統一性較之鬆散的聯合更難維持。
由於蘇聯從政治領域到經濟政策，所走的是一條超越自然規律，違背人性自由，導致自身能量消耗與浪費的道路，與社會客觀發展趨勢構成了對抗性矛盾，不符合社會運動的「節約法則」，因而在這場東西兩條發展道路的冷戰較量中，西方集團未發一槍一炮，東方集團便首先從內部瓦解了。資本的世界性自然擴張力量，最終擊潰了自由意志支配著的「暴力革命」擴張力量。於是市場經濟的全球化，最終消解、溶匯、綜合了資本運動的反題——計劃經濟發展的道路。這便是由社會「節約發展法則」決定著的必然結果，而決非是美國人的政治英明和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所能解釋的。
人類社會自19世紀末以來至20世紀末的百年發展史，從經濟運動的角度理解，就是資本擴張與反資本擴張的歷史；從政治角度理解，就是管理民主化與反管理民主化的歷史；從文化角度理解，就是崇尚人性自由與反人性自由的歷史。冷戰產生、發展與結束的歷史，無可置疑地宣告了這樣一個真理：受自然法則支配，反映人類智能水平的圓動工具發展及其生產方式的變革，從不需要政治領袖的「設計」與「引航」。人類一旦擁有了先進的圓動工具體系，就得按它的原理去應用、去管理、去創造，去形成適應它的經濟關係、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由此才能促進圓動工具及其科學技術本身的發展，更快、更多、更好地創造出滿足人類日益增長的物質財富需要；反之則會受到懲罰，慘遭失敗。這就是美國為什麼至今強大不衰，蘇聯為什麼分崩離析，中國為什麼要改革開放的科學答案。只可惜習近平誤讀「蘇共倒台教訓」，可謂身披綠衣的「三季人」思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