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 史海鉤沉 > 正文

羅點點回憶:父親羅瑞卿跳樓始末

作者:

中共開國大將羅瑞卿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等黨政軍要職。在文革爆發之前的半年間,政治地位一落千丈,被批「篡軍反黨」、「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文革中跳樓自殺未遂。羅瑞卿之女羅點點在《紅色家族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記憶》中,詳細記述了羅瑞卿決定自殺的前前後後。

1959年國慶節,羅瑞卿大將在天安門城樓上(圖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天空已經陰雲密布,「文革」導火線已經點燃。十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二十五日爸爸到了上海,當時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在上海。上海的各種報紙都在刊登有關評「海瑞罷官」的文章。當時的華東局書記陳丕顯告訴爸爸,毛主席對北京各報不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很不高興。並對他們上海的人說:他不轉載,你們出單行本,看他轉載不轉載。毛澤東還交代了,什麼人都不要講。陳丕顯說,他什麼人都沒有講,但覺得爸爸可以例外。爸爸聽了這個消息,叫秘書要了一本單行本來。二十六日下午,爸爸陪同毛主席接見柬埔寨的朗諾。在客人未到時,爸爸向毛澤東說:「評『海瑞罷官』的文章,我要了一本,還未看。」毛澤東笑了笑,未說什麼。

晚上,爸爸看到江青,江青也對爸爸說:「北京各報至今都不轉載姚文元的文章,不知為什麼。」還說:「現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

回到駐地,爸爸趕快給彭真打電話,他在電話上認真地對彭真說:「姚文元評海瑞的這篇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時,主席笑了。估計主席是看了這篇文章的。我已經要《解放軍報》轉載,請你也考慮,如果北京的報紙不能同時轉載的話,就先指定一個報紙和《解放軍報》同時轉載。」大約同樣的時間,周恩來也向彭真打了招呼。所以,十一月二十九日,《解放軍報》和《北京日報》同時轉載了姚文元這篇文章。

爸爸做完這些事情心安理得地離開上海之前,對毛澤東說他準備到蘇州去看林彪。毛澤東神情開朗的囑咐爸爸:「去看看好,要他好好養,要養得象七千人大會的時候一樣,能夠做三個鐘點的報告。」毛澤東情真意切地將這句話重複了好幾遍。爸爸說至少到這個時候,他和毛澤東之間還是晴空萬里。爸爸萬萬沒有想到,這是他最後一次見到他愛戴和追隨了一輩子的偉人毛澤東。

在蘇州,林彪不動聲色地接見了爸爸。聽說爸爸的到來,葉群星夜從搞四清的地方趕回來,在近旁的一間屋子裡偷聽。爸爸象往常一樣向林彪匯報了工作。整個談話過程,爸爸沒有感到林彪有什麼不滿意和不高興,反而覺得這次和林彪的談話顯得比往日輕鬆些。

這時候是十一月二十七日,離召開整爸爸的上海會議,僅僅十天。

十一月三十日,林彪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主席:

有重要情況向你報告。好幾個月重要的負責同志早就提議我向你報告。我因為怕有礙主席健康而未報告,現聯繫才知道楊尚昆的情況,覺得必須向你報告。為了使主席有時間先看材料起見,現先派葉群送呈材料,並向主席作初步的口頭匯報。如主席找我面談,我可隨時到來。

此致

敬禮!

這封信甚至對爸爸連名字都沒有提起,但林彪讓葉群帶給毛澤東的隨信附去的十一份材料除一份是劉亞樓(原空軍司令,已死於當年五月--編者注)給爸爸的信之外,全部是揭發爸爸的材料。

關於葉群帶這封信,到毛澤東那裡都說了些什麼,由於林彪和葉群非常有先見之明地採取了口對口的告狀方式,沒有留下任何文字檔案。現在,所有當事人都已經作古,我原以為,這會永遠成為一個謎。但歷史的機緣有時非常神妙。1996年九月,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了《張耀祠回憶毛澤東》。張作為當年中央警衛團主要負責毛澤東警衛的領導,是這一事件的准當事人。在這本書里竟然有整整一節叫做「葉群向毛澤東密告羅瑞卿」,活畫出當年葉群向毛澤東密告爸爸時一些人物的形象。不可不讀:

--1965年十月,毛主席住在杭州汪莊。

1965年十一月下旬,楊成武同志(時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北京衛戍區司令,後接替羅瑞卿任「代總參謀長」--編者注)住在杭州空軍療養院。一天,他給我打了個電話,約我到他那裡去一趟。

接到電話的當天下午我就去了。

到了他的會客廳,見了面,沒有說幾句話,葉群笑容滿面地進來了。

葉群開門見山地對我講:「我這次來,是林彪叫我帶來一封面交毛主席的信,請你帶去交給主席吧!」

我接過信說:「好,我交給主席。」當即將信裝進衣服口袋裡。

這時,葉群神神秘秘地離開了會客廳,出去了。過了一會兒,她又折了回來,對我說:「我給林彪打了個電話,林彪說,信要我當面交給毛主席。」

我說:「好,你當面交。」我將信又還給了她。

這時楊成武對我說:「很久沒有見到毛主席,很想看一看毛主席。」

我說:「我給你向毛主席報告一下。」

我沒有別的事,便告辭了。

回到主席這裡,我將上述情況向毛主席做了報告。

毛主席「噢」了一聲,沒有講別的什麼。

第二天早上五點多,護士長吳君旭通知我,要我立即打電話告訴葉群,主席要見她,叫她快點來。

我給葉群打了電話,便站在大門口等她。不多會兒,葉群來了,進了頭道門,我對葉群說:「談話不要超過兩小時,主席還沒有睡覺。」

談話進行到兩小時,不見葉群出來。我進去催了第一次。

到了三個小時,我進去催了第二次。

時間已過四小時二十分鐘了,我實在耐不住了,又進去催了第三次。

每次進去催他們結束談話,主席都沒有講什麼。他們談了差五分鐘五個小時,葉群才得意洋洋地走出來,眼裡充滿了勝利的喜悅。

三次催葉群,只能聽到她的話頭話尾,聯繫起來看,是葉群向毛主席告羅瑞卿的狀。她對主席說:「我過去對羅瑞卿是畢恭畢敬的,沒有想到羅瑞卿跟林彪的關係搞得這樣子。」葉群又說:「羅瑞卿掌握了軍隊大權,又掌握了公安大權,一旦出事,損失太大,他的個人主義,已經發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國防部長讓給他。」「林彪的位子讓給他沒有關係,但會不會發展到『逼上奪位』的程度呢,我想是會的。主席,他是兩個眼睛盯著這個位置的。」「羅瑞卿反對林彪『突出政治』,他說『病號嘛,還管什麼事,病號應讓賢!不要干擾,不要擋路』。」

當天下午,葉群回到蘇州,她在電話上向吳法憲(空軍司令--編者注)說我去杭州向毛主席匯報了羅長子的問題,你不要外傳。

對於毛澤東下決心整羅瑞卿,是否是因為聽信了林彪和葉群的這回事,我同意媽媽的意見。毛澤東雖然在後來說過,他整爸爸是因為他對林彪「偏聽則暗」,但此時,如果不是另有原因,他才不會被林彪更不會被葉群的意見所左右。事實是,在林彪要毛澤東幫助他搬掉爸爸這塊絆腳石的時候,毛澤東心裡正涌動著一個更大的革命波瀾,為了除掉睡在他身邊的赫魯雪夫們,他需要林彪作為盟友。所以羅瑞卿成了革命棋盤上一個需要犧牲的棋子,成了毛澤東這位平衡大師的一個砝碼。為了革命是什麼都可以犧牲的,為什麼羅瑞卿就不可以?

在葉群杭州告狀的第八天,毛澤東在上海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個會議專門是為了解決羅瑞卿的問題。

會議開始的時候,爸爸正風塵僕僕地奔波於邊防線上,執行著他總參謀長的職責。

媽媽回憶當年的情況說:

--1965年12月9日,我和瑞卿一起到了昆明。瑞卿作為全軍的總參謀長,每年都有巡視部隊的計劃。此行是計劃的一部份。10日,他和昆明軍區的領導幹部見了面。談話的時候,閻紅彥、周興(當時雲南省的黨政領導人--編者注)都在場。大家請瑞卿同軍區的一般幹部見個面,作個報告。瑞卿說沒什麼報告好作,不過見個面,大家談一談我是很願意的。就去同大家見了面。回到住所,秘書就來說中央來了電話通知瑞卿到上海開會。開什麼會,沒有講。

我們覺得有點突然,開會的事情怎麼事前一點都不知道呢?原來中央開會可不是這個樣子的。

那時書記處的幾個人,小平同志、李井泉本來都是在昆明的。他們想去看看三線的建設情況。知道瑞卿也來昆明,電話聯繫好了在昆明碰個頭,然後一起去看工廠。可是瑞卿還沒有到,鄧、李二人就被叫到上海開會去了。可見,開會、開什麼會,他們事先也不知道的。

我們問閻紅彥關於會議的情況,閻也說不清楚啊。為了給會議做些準備,瑞卿只好打電話回北京,北京只有彭真同志在家。彭真同志說:我只知道開會,不知道開什麼會。後來,彭真同志打電話問總理,總理大概是知道會議內容的,而且可能是給彭真同志吹了一點風。彭真同志又打電話給瑞卿說,你去吧,去了就會知道了。我們就猜,也許是軍事上的事?因為這樣子保密和緊急。

賀老總當時也在北京。接到開會的通知,賀總問:開什麼會?回答也是去了上海就知道了。飛機已經準備好了。秘書問賀總會議上要帶點什麼文件?賀總說,帶上地圖去。可見,賀總也是猜想開會是為了軍事上的事情。到了上海,下午,劉少奇同志就跑來找賀總問開什麼會。賀老總說,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麼能夠知道呢?

後來我們知道,這個會議開始之前,政治局常委中除毛澤東、周恩來、林彪之外,大都不知會議的內容。與會人員被分批召到上海,開會時才知道是為了整總參謀長羅瑞卿的事。會議給每個人發了一袋子文件,也就是葉群送來的那11份材料。這些材料只許參加會議的人在會上看,自己保管,自己交回,不准秘書經手。會議上最活躍的人物是連中央委員也不是的葉群,她做了三次共約10個小時的發言。這些發言的主要意思是說爸爸反對林彪,反對突出政治,向黨伸手。葉群編造了大量的細節來證明她的這些觀點。但是這些事件的證人不是林彪葉群他們自己、他們的孩子,就是他們的秘書。還有一個劉亞樓,但是他已經死了。對葉群的這些冗長瑣碎的語言,與會的大多數人表示懷疑。劉少奇會前聽了葉群的匯報,只說了四個字:「難以置信。」鄧小平感到葉群的所有發言裡,講的最要害的問題是劉亞樓說的,即爸爸要他轉告林彪的四條,要林彪讓賢的事。但是這時候劉亞樓已經死了。鄧小平說這是「死無對證」。最可敬佩的是爹爹(朱德)。在會上他竟然表示同意爸爸反對林彪說毛澤東思想是頂峰的提法。他說他也認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還會發展,不能講已經是頂峰,到了頂峰就不會發展了。會後,爹爹心情很不好。他的夫人康克清媽媽回憶道:

--1966年1月下旬過年期間,朱老總參加上海會議後輾轉到杭州。見面後,我發現他常常獨自一人嘆氣,我關心地問:

「你有什麼不好過?」

「沒有什麼。」他說得有氣無力。

「不會沒有什麼吧!」

幾十年的相處,我對他已十分了解,知道一定發生了什麼使他不舒心的事,經我再三詢問,他也不說。後來他煩了,喊了一聲,「不要問了!」

過了一會兒,老總的秘書悄悄對我說,這次上海會議批判羅瑞卿,說羅有篡軍反黨的野心,撤了他中央書記處書記、軍委秘書長、公安部長等職務。以後我問老總是否為上海會議的事心情不暢,他嘆了一口氣說:「肅反肅到我們黨的內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羅瑞卿那些事都看得見,他辦的每件事都報告過中央,經毛主席同意的,說他篡軍反黨,無法讓人相信。」

他在屋裡低頭沉思,來回踱步。過了一會兒又說:「為什麼要撤?這不是撤一個羅瑞卿的問題,像這樣可靠的人都撤,打擊面寬了,真假失去了標準,今後黨內要不平安了。」

爸媽在上海會議召開的第三天到達上海。媽媽回憶說:

--我和瑞卿是12月11日去上海的。平時外出,飛機起飛時間都是由瑞卿定。這次空軍卻打電話來通知飛機定在10點鐘起飛。我們問為什麼定在10點呀?空軍說上海虹橋機場上有英國人的飛機要降落,碰上了不好辦。瑞卿也覺得沒什麼關係,10點鐘飛就10點鐘飛吧。

上海機場上,陳丕顯同志和吳法憲在等候我們。這使我們又感到奇怪起來,因為中央規定開會是不准迎送的。平時到上海,也只有市警局的工作人員迎候。

我們和陳丕顯同志同車進城。瑞卿總想知道開會的情況,可陳丕顯同志顯得很不自然,就是不談開會,老和瑞卿東拉西扯地談些莊稼啦,雨水啦,工業生產情況啦等等。後來,陳丕顯同志告訴我們,他是奉了命令不准和瑞卿談會議的事情的。

瑞卿這個人平素喜歡和大家在一起。以前到上海開會,我們都住錦江飯店,那裡人多熱鬧。快進城的時候,陳丕顯同志告訴我們這次不住錦江了,錦江飯店人都住滿了,住不下,另外找了一個單獨的地方讓我們去住。我心裡疑惑起來,這才覺得有點不對勁了。但我仍然沒有多說什麼,看瑞卿,他也沉默。汽車很快就到了一個小院子(後來知道是建國西路618號,原來作過波蘭領事館)。這時,陳丕顯才告訴瑞卿說總理和小平同志都在房子裡等他。一聽到總理和小平同志在等,瑞卿就有些吃驚,我也很緊張。但這時已經不容我們再考慮了。陳丕顯同志的話音未落,車子已經停在一座兩層的樓房前。瑞卿下了車,就直接急步走進了樓下的會客室。

我沒有看到總理和小平同志,就被人叫到樓上去了。這時候,空氣顯得十分緊張。會客室、樓梯上都站了一些公安人員。上海市警局副局長王鑑也在場。看樣子我們已經被看管起來了。

我在樓上心裡萬分焦急,百思不解,這是出了什麼事情。我想到樓下看看,不准。我只好又回到樓上。過了一會兒,秘書找我說不讓安電話機(瑞卿原來走到哪裡都要先安自己的電話機的)。我說不讓安就別安吧。我心亂如麻,那些秘書更感到糊塗。

我在樓上等啊等啊。天黑了,我也沒有心思去看表。大約是7點鐘的樣子,聽到院子裡汽車發動的聲音,我知道,這是總理和小平同志走了。我就往樓下跑。正好瑞卿從會客室里出來要上樓。王鑑同志走上來要扶他,瑞卿推開他,可是自己怎麼也沒有力氣走上樓梯了。我攙著他走上了二樓的房間。我們兩人面對面地坐著,一句話也沒有。看著瑞卿的神態,我已經猜到了事情的嚴重性。只覺得像當頭被人打了一悶棍。好一會兒,我問瑞卿:「這是怎麼了,到底什麼事呀?」

瑞卿說:「開會了,說我反對林彪,封鎖他,對他搞突然襲擊,反對突出政治。說我伸手。我沒有伸手。我的工作都是黨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沒有封鎖他。我該和他講的都和他講了。就是有些問題我向總理、主席直接講,聽他們的指示,這是應該的。而且林彪也知道,誰都知道的……」

我看見,瑞卿流淚了。我心裡難過極了。看著瑞卿痛苦的樣子,又加上這幾天碰上的一連串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也不禁痛哭了一場。但是,這不能使我稍微輕鬆一些。面對著這個我無法理解的突然變故,我想我們大概是遇上了一生中最嚴重的事情。

整個上海會議期間,沒有讓瑞卿參加會議。說是要背靠背。瑞卿要求去見毛主席和林彪,把問題說說清楚。總理對瑞卿說,不要去見主席,也不要去見林彪。瑞卿當時想見的就是這兩個人,不讓見,別的還見什麼人呢?所以,哪兒也沒去,就在那個小院子裡。從11號到上海,一直到17號離開,這期間哪裡也沒有去,就在家裡等著。參加會議的那些領導同志,誰來了就和誰談。我不能參加他們的談話,只能談完了,聽瑞卿講一講,他說多少,我就知道多少。

在這幾天裡,看得出來,瑞卿從一個生龍活虎、堅定自信的人一下子變得無可奈何。不能參加會議,又不能去見主席,受著天大的委屈,無法辯白,真是說不出的味道。這五天裡,我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院子裡走一走。那個院子有一條不到20米長的通道。我們就從住房的門走到院子的門,到了收發室往回走。就這樣一來一回地走。那時已經有人在監視我們了。我們自己也根本沒有心情出去。就是心裡想不通,怎麼也想不通。

後來,總理和小平同志又一起來對瑞卿說:「主席說了,沒有這三條(指反對林彪,反對突出政治和向黨伸手),有別的,可以檢討別的。」

瑞卿說:「別的有什麼呀?」

回答:「你和別人的關係不好。」

瑞卿回來告訴了我,我就對他說:「關係不好,那就檢討關係吧。」

所謂關係不好,就是說瑞卿在工作中不尊重老帥。劉伯承同志聽到這個說法,就說:「我這個人身體不好,進城後不能做什麼工作,羅長子還是往我這兒跑,有事同我商量,我倒沒什麼感覺。」

16號,總理和小平同志又來了。他們告訴瑞卿,毛主席對林彪說,反對你,還沒有反對我呢。就是反對我到長江里游泳,還是一片好意。這是一。第二,主席說,如果沒有這三條,可以把問題先掛起來,中國有很多問題都是掛起來的,掛幾百年不行,還可以掛一萬年。有什麼就檢討什麼。還說,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績的。主席講,這個事,我們也有責任,沒有發現,及時教育。然後就說,告訴羅總長回北京,回北京再說吧。

那天,卓琳同志坐同一輛車來看我。他們三個在樓下談,卓琳就上樓來找我。她勸了我一陣,我就問她:「你們是什麼時候來的,發了些什麼文件?」

卓琳說:「不要提了,不要提了。這次開會和過去什麼都不一樣,非常神秘。我們這些當秘書的都看不見文件。都是小平同志自己裝在口袋裡。看完了,誰交給他的就退給誰。」

後來,賀龍同志的夫人薛明回憶說:賀老總也是這樣,發了文件就自己裝在口袋裡。後來,兩個口袋裝得滿滿的,也不讓她收拾整理一下。

我又問卓琳:「你看到什麼人嗎?」

卓琳說:「誰也不走動,不串門。不好串門呀。」過了一會兒,她又說:「這個問題本來可以不這樣辦,但是現在已經這樣辦了,那麼就這樣子吧。讓總長好好注意身體。回北京後家裡還有孩子,可以解解悶。」她還特別對我講:「我對你說的這些話,都不是小平同志的意思。也沒有見什麼文件,是我自己有這麼個感覺。」

17日,我們和總理、小平同志、李富春同志回北京,在飛機上我碰到了張茜。我問她,你怎麼一個人回來?她說,陳老總沒開完會就走了,說他有事,又沒有什麼好說的。

到了北京,原來我們因為修房子而暫住釣魚台。瑞卿很自覺,覺得那裡有外賓,不好。我們就搬到了新六所二號樓。

後來,爸爸在自傳里這樣描述他上海會議以後的痛苦心情:

--從上海回到北京後,我即寫了報告給主席、中央,請求調離我在軍隊中的一切職務和與軍事有關的職務,如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人民防空委員會主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中央很快就批准了,並將批准及我的報告轉發全國軍隊團以上,地方縣委、縣警局長以上。並將電報抄給了我。

因我不在軍隊工作了,軍委辦公廳來人撤了電話機。我還要秘書將我的槍、獵槍和秘書們的槍都交上去。彭真同志專門打了一個電話給秘書,說獵槍可以保留一支給孩子們玩。我說,不要留,全部交。

我曾經要求出去理個髮。組織上交待說,不要去,以免碰到熟人。以後,我除了到301醫院拔了一顆牙,什麼地方我都沒有去。

回到北京後我住在新六所。孩子們都回來了。可他們還什麼都不知道,仍如往常。看到這一群孩子,尤其是三個小的。想到自己的錯誤會連累他們,真是萬分痛恨自己,恨不得立刻將自己徹底毀滅掉!

有一天,吃中午飯臨近尾聲,爸爸對我們所有在座的人說:「將來我退休了,帶上你們都回四川老家去。咱們四川可是個好地方吶。」爸爸的聲音是輕鬆的,聲音里還帶著笑。這句話引起了全家人一陣小小的歡樂。

爸爸不能不覺得,上海會議是毛主席和林彪對他的誤會。他相信有一天,他能夠解釋清楚。實在不行,退休,帶著我們全家人回四川老家,就是他所估計到的最嚴重的後果了。

不久,媽媽發現她上街的時候後面有人跟梢。她告訴爸爸,爸爸說那你就儘量少出去吧。媽媽就更多待在家裡,待在爸爸身邊。

媽媽回憶說:

--快過過年了,我們回到城裡自己的家。中央一些負責人都來找瑞卿談,但是還是不准見毛澤東和林彪,只讓寫檢討。說是沒有上海會議上說的三條,有什麼就檢討什麼。關係問題啊,對老帥夠不夠尊重啊,還有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問題啊。瑞卿自己一面寫檢討,一面看毛選,儘量把自己的缺點、錯誤從重檢討。寫好檢討,送上去,康生先說不行,說是只檢討了一些雞毛蒜皮。這個檢討過不了關,還要寫。瑞卿萬般無奈,實在檢討不出來。然後,小平同志就說:「檢討不出來,就好好讀點書,把一些事情好好想想,從思想上提高提高,花上幾個月、半年的時間。」

這樣的安排,我看瑞卿還是能夠接受的樣子。他也想安靜安靜,想想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很認真地看毛選,還想讀一點哲學著作。

可是還是安靜不了,3月份會議突然來了。3月3日下午瑞卿接到通知說,毛主席和中央軍委常委決定開個會,是專門解決你的問題。下午通知,3月4日上午就開會。瑞卿思想上一點準備也沒有。因為小平同志剛剛說了讓瑞卿好好看看書,搞個半年左右,怎麼忽然又開會呢?

這個會一開,問題就嚴重了。不是上海會議上提出的反對林彪、反對突出政治和向黨伸手那三條了,瑞卿一下子就被說成反黨反毛主席。一些從來沒有聽說過的事情也被編造出來。說什麼瑞卿上林彪家去說,病號嘛,就是要休息。不要占著茅坑不拉屎。還在走廊上把林彪家的貓踢一腳,大聲說:走開!這些事情真是聞所未聞。可是硬是有人證。那就是林彪的老婆、女兒,還有秘書。統統是這些人親耳聽到的。

最讓瑞卿受不了的是說他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這真是天大的冤枉。本來林彪說瑞卿反對他,封鎖他,這些問題瑞卿還是頂得住的。我也抱著很大的希望。直到三月會議前,都覺得這個事情是會弄清楚的。因為我們覺得毛主席是了解我們的,毛主席是會把這個事情弄清楚的。在上海時毛主席說過:反對你林彪,還沒有反對我。還講沒有三條就掛起來,可以掛一萬年。

可是三月會議一開就不是這樣了,完全成了敵人,什麼混進黨里來的階級異己分子,軍隊中的赫魯雪夫。比武硬說瑞卿沒有向中央報告,是「擅自大比武」,瑞卿當然知道不是「擅自」,是寫了報告的。但是寫了那麼多報告,這個報告是在哪一天寫的,記不清了,讓秘書給查,秘書拒絕。想找一個文件都不可能了。所以完全處於一種說你是什麼,你就是什麼的狀況。而且,非要你自己承認。還有那30本馬列的書是衝擊學毛選。另外還有很刺耳的話,瑞卿聽了從來不跟我說,怕我受不了。人家那麼整他,但他還是很堅強。說得多麼刺耳,他還是聽,還是每天都去。而且堅持不能說的話就是不說。有一些公安方面的事情就更不能說了。我覺得瑞卿是個多麼堅強的人啊,這種搞法,造謠、誣衊、人身攻擊。要是我處在他的地位,我可堅持不了那麼長的時間。可是他還是挺著。早上起來,吃了飯就準備去。可是回來就不行了,連樓梯都上不動,第二天還是照樣去,檢討照樣寫,但是每天回來都上不動樓梯。他去開會,我在家裡連書都看不下去,我就等他,一聽到車響,就趕緊到樓梯下面接他,把他扶上來。每天回來都是這樣。問他,他也不說,就是走不了路,不吃飯,晚上也不睡覺。我晚上去看看他,他就在那寫檢討。他把窗簾拉得嚴嚴的,誰也看不見。

爸爸好像是因為在太長的時間裡,太努力地使自己成為一個完美和有責任的人而得到了報應。他更不幸的是處在一個狂熱代替理智的時代。總而言之,這些參加三月會議的共產黨人,大多數都從發現爸爸比自己低賤的喜悅中得到在這個瘋狂世界上繼續生活的勇氣。否則沒有辦法解釋他們在這個會議上對待爸爸的態度,為什麼和反猶主義者在兩千年中對猶太人的迫害一樣荒謬絕倫。

3月3日,鄧小平和彭真約見爸爸,對爸爸說,關於政治掛帥問題,軍隊政治工作會議對你反映很強烈,常委考慮要開個會,彭真報告主席,主席說,他也考慮開個會,會議明天開始。鄧小平要爸爸做好充份的心理準備。他對爸爸說:「我對挨鬥爭是有經驗的。你要做充份的心理準備就是了。」從黨內鬥爭的角度來說,鄧小平比爸爸有經驗得多,所以他後來可以經歷三次大起大落,還成就了後毛澤東時代一番改革大事業。他大概知道爸爸是從沒有在黨內挨過鬥爭的人,所以,他希望這種提醒可以幫助爸爸渡過難關。

但是鄧小平的提醒還是落空了。爸爸的思維資料庫中沒有這樣的儲存,就算有人提醒,有人播種,但爸爸的心靈里沒有這樣的土壤。所以悲劇還是發生了。

3月4日下午,在京西賓館召開的會議實際上成了批判鬥爭會。數月不見的與會者,原來都是爸爸最親密的同志,他們或者是爸爸愛戴、尊重的上級,或者是愛戴他、尊重他的下級,現在都變成了路人或者仇敵。所有人都換上了一張完全不同的面孔,除了揭發羅瑞卿反黨、反對毛澤東的問題之外,就是表示自己和羅瑞卿劃清了界限。爸爸回憶當時的情況說:「所有到會的人,不僅見面不打招呼,不講一句話,都是以十分敵對的眼光望著我,太難受了。」

對於爸爸這樣潔身自好、清澈如水的人來說,三月會議給他羅織的各種罪名,「野心家」、「陰謀家」、「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代理人」,哪一個都可以使他七竅流血。或者,話反過來說,如果爸爸能對人類天性有更多了解,如果他能從毛林的關係中發現他們正在結盟的蛛絲馬跡,他也許就不會採取這麼激烈的方式,就能從自己和他人的存在中找到更複雜的意義。

只要細想一下,這樣的蛛絲馬跡原本比比皆是。在上海會議期間「背靠背」的時候,有一位和爸爸很相熟的人去駐地和爸爸「談」。爸爸談到情急處,激動地問他:「為什麼要採取這種辦法?我到底犯了什麼錯誤?」那人也是情急之下衝口而出:「太突出,你太突出了呀!」但爸爸就是不懂這點人性中的缺陷,就是不能充份理解「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的千古明訓。不久,他又打電話給周恩來,要求去見毛澤東和林彪,他覺得他無論見到他們其中的哪一位,都可以把事情解釋清楚。周恩來說恐怕不方便見吧。爸爸急切地說,那我給林彪打電話。周恩來也激動起來,他在電話里大聲說:「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是的,爸爸是太天真了!他把應該由同類一起來承擔的道德理想背在自己身上,他無所畏懼地觸動了人類隱秘醜陋的天性,他不幸處在一個歷史的「獨裁」時刻。

1966年3月18日,天陰無風。爸爸吃了早飯,從桌上拿起他裝滿檢討的公事包,準備去開會。這時候,秘書桌上的電話響起來,軍委辦公廳通知說今天的會暫時不開了。

在這一刻,爸爸下定了自戮的決心。

如果說爸爸一直希望向黨向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說清事情的真相的話,從他接到暫時休會的通知的這一刻起,他卻忽然明白了,這一切根本是不可能的。不是事實本身無法替他辯污,而是那些關鍵人物根本不願意承認這些真相。實際上是這個發現使爸爸方寸大亂。他賴以立腳的基礎和他的精神殿堂都在這一刻嘩啦啦地坍塌下去,轉眼變成一堆廢墟。如果事實真相已經不是評判是非的標準,那麼他為之奮鬥了一輩子的東西到底都是一些什麼呢?一向崇高聖潔的信仰忽然變得無法理解,甚至面目猙獰。爸爸形容這一刻的心情時說:「我感到眼前一片黑暗,毫無希望,已陷進無可名狀的痛苦深淵之中。覺得除此之外,別無出路。」

當生活變得太殘酷的時候,死亡就顯得溫柔和光明了。

爸爸伏在案上寫下遺書:

治平:

會議的事沒告訴你,為了要守紀律……

永別了,要叫孩子們永遠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

我們的黨永遠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你要繼續改造自己!永遠革命!

爸爸寫好這張字條,把它放在抽屜里。

爸爸推開媽媽的房門,媽媽正拿著一本書讀,媽媽回過頭來看爸爸,爸爸說:「你在這裡好好看書吧。」爸爸輕輕地帶上了房門。

整個世界都安靜下來。

爸爸回到自己的臥室,換上一身潔淨的睡衣和一雙家鄉四川出產的布底鞋。為什麼是睡衣和布鞋?爸爸此時想到的是什麼?永遠的安息吧,是徹底的回歸家園吧,我想,在這個訣別生命的時刻,是這兩樣東西大大安慰了爸爸的靈魂。隨後,他輕手輕腳,形容鎮定地走上了通往頂樓的樓梯。在走上樓梯之前,他遲疑了一下,想了想,百般珍愛地脫下那雙家鄉的布鞋,端端正正地放在樓梯旁。

頂樓只有一扇小窗通往平台。這扇窗太狹小了,我猜爸爸通過它時一定十分費力。多年來,我的眼前一直晃動著這番情景,爸爸高大的身軀正固執又急切地通過這扇小窗。窗外的平台是毫無遮攔的,爸爸踩著已經和理想一同破碎的生命走完最後幾米,投向一片虛空。

這一天,家裡所有的孩子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當我們晚上回到家裡的時候,爸爸在院子水泥地上留下的血跡已經被細心地沖洗乾淨。媽媽告訴我們爸爸得了感冒,住進醫院了。那天晚上我們家的屋頂下,只有知道真相的媽媽通宵未眠。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紅色家族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記憶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本文網址:https://tw.aboluowang.com/2016/0418/7254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