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為了做一筆生意，就從行駛的火車跳下，這是需要膽量的。而對於這些服裝商販們來說，跳火車卻是家常便飯。在這輛橫穿西伯利亞(Trans-Siberian)，從烏蘭巴托開往莫斯科的列車上，我親眼看見他們在火車哐當哐當駛進一個不停站時從最前面的車廂跳下，胳膊上還拐著大包小包中國產的廉價牛仔褲和上衣，與在車站等候的俄羅斯買家迅速成交；然後在火車轟隆隆駛出車站時，再跳上最後一節車廂。
商販們是蒙古人，但他們掌握的俄語和中文足夠與雙方討價還價，甚至打情罵俏。過了跳車那一站，其中一個商販走進了餐車，與一名身材豐滿的俄羅斯女服務員跳起了舞。雖然沒有音樂，俄羅斯女郎一手夾著菸捲，另一隻手握在蒙古商販手中隨著舞步旋轉。「好漂亮！」他用俄語說。然後，他們倆坐到我旁邊，我們開始用我們特定的語言交流：她的俄語歡暢開懷，我只能聽懂一星半點，蒙古商販則是聽得明明白白，說得磕磕絆絆；他們兩人靠歌曲和電影中學到的英語與我交流，我和他之間還可用我們的「洋涇浜」漢語進行交流。(那會兒是2006年；之後，我的漢語已經從洋涇浜發展到了像烏鴉一般呱呱亂叫的程度）。「英國紳士」，她笑呵呵地用英語說；「中國紳士」，她指著蒙古人說。他雖然沒有更正這一說法，但用俄語加了一句「儒紳，對吧？」我聽懂了「儒家」，因為它是外來語。「中國人就是儒士，就像英國人是天主教徒。」
那天晚些時候，火車駛進一個車站短暫停靠，買賣雙方的價格戰可以更激烈地展開。俄羅斯商販已經在站台上急不可待，他們是些年輕男子和中年婦女。男的被稱為「高普尼克」(gopniks)的年輕人——剃著光頭，帶著金戒指，身著尼龍套裝，臉上寫滿了成長於1990年代的艱辛——那是蘇聯解體後末日般的歲月（英國人會用「chavs」這個詞來稱呼他們；而美國人則會用「white trash」）。蒙古人更喜歡與女商販交易，這是有原因的。我看到兩個「高普尼克」小伙兒與一個蒙古人大聲爭吵，就在火車要離站的時刻，其中一人猛地一下把蒙古人推倒，另一個則一把搶過蒙古人的一捆帶著塑膠袋包裝的衣服，然後飛快逃走，他們一看便是偷竊老手。蒙古人一躍而起，邊喊邊拔出刀子，揮過頭頂向兩個飛奔的竊賊扔去。眾人倒抽一口涼氣；刀子噹啷一聲砸到站台，刀刃只打開了半截。火車已經緩緩啟動，他趕緊抓起刀子，跳上火車，加入了滿懷同情的夥伴們。如果我是那倆竊賊，恐怕相當一段時間不會再光顧這條路線。
中俄邊境的貿易織出了一條橫跨歐亞的道路，至今仍然影響著周邊人民的生活。我在蒙古經常使用的司機「傑克」(Jack)在1990年代從莫斯科往中國運小轎車，然後用賺的錢買了一輛車跑出租。當時他是乘火車往西，回程走公路，夜裡就裹著羊皮睡在他販運的破汽車裡。在布達佩斯特，我那極其國際化的爺爺盧迪·費舍爾(Rudi Fischer)帶我去了他最喜歡光顧的地方——位於喬瑟法羅斯區(Jozsefvaros)的「四虎市場」。在東歐有好幾個這樣的大型市場，充斥著來自中國的廉價商品以及聚集一起打牌、吃方便麵的商家。這些商品都是經過俄羅斯運到東歐的。北京的建國門附近有一個俄國人聚集的區域，幾乎每隔兩棟樓，就有一棟標著「KARGO」（貨物）字樣。
通過這條道路延伸出了許多友誼——有的是小心謹慎的，有的則是大張旗鼓，也有的擦出了愛情的火花。但這些友誼常常會毀於暴力。這些暴力事件有時是零散的、局部的；但通常卻是兩個大國之間的摩擦不可避免的產物。俄國人和中國人之間的相似帶有一種類似磁鐵的特性，既相吸又相斥。
有一次，這種摩擦差點引發世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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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邊境的烏蘇里江(Ussuri River)，冰凍的江水兩岸是兩國軍隊的虎視眈眈。他們幾乎每周都會在冰面上發生衝突，這一次很快就來了。中方揮動著鉤子、戰戟；俄方則像中世紀騎士一樣端著長矛前進，還有的站在一邊舉著狼牙棒，準備隨時打擊那些勇敢的或幸運衝過防線的中國兵。
那是1968年冬，更具殺傷力的武器出現了：中方的56式半自動步槍對蘇聯的坦克和BM-21式火箭炮，還有幾百英里外的發射井，裡面裝有滅絕性殺傷力彈頭的飛彈隨時待發。不過蘇聯軍隊和人民解放軍都有不開第一槍的軍令，所以他們在克制中相互挑釁爭鬥。
莫斯科和北京的敵對上演為邊境線上的衝突。中國士兵夏天會在江里游泳，或在冬天迅速穿過結冰的河面，揮著小紅書，喊著口號，指責蘇聯利用中國的虛弱偷占了中國領土；蘇聯士兵會把他們推進水裡。當江面完全凍得結結實實，雙方會出動幾百名士兵手持中世紀兵器打架。俄軍中尉維塔利·布別寧(Vitaly Bubenin)在21世紀初的一次採訪中聲稱，蘇聯士兵都是些「粗壯的西伯利亞人，有著鑄造工人的巨大拳頭，中國士兵根本不是對手，直到他們從中國北方調來了增援部隊」。
這樣的打架有種遊戲的元素。俄羅斯人回想起從前的「牆對牆」群架——兩個村莊的男人站成兩排對毆；他們手中的武器只是為了讓對方遭受皮肉之苦，而不是要將對方置於死地；雙方損傷最重的都是厚厚的棉衣。對於中國士兵，衝到對面就像是體育競技；有時碰上好心境，他們還會給對方菸捲和毛主席語錄。
然而，1969年3月2日那天，情勢突然變得不那麼友好了。不知出於什麼原因，中方向珍寶島上的蘇聯巡邏隊開火，該島是位於江中央的一塊不毛之地（根據中方一貫的說法，是蘇軍首先開火，中方被迫自衛反擊——編注）。布別寧慌不迭地帶領他的人馬施救，他的裝甲車滑過冰面，企圖從側翼攻擊用機關槍向他計程車兵開火的中國軍隊。
俄方驚異地發現，他們計程車兵多數都僅僅是受了傷，卻又近距離被子彈或刺刀殘忍地殺死。言辭和流血都在繼續升級。中方的廣播說：「臨時居住在中國領土上的親愛的蘇聯同志們，我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在3月8號前要把哈巴羅夫斯克（Khabarovsk，距離邊境30英里的地區首府）送給他的夫人！」「親愛的蘇聯婦女們！漿洗被單吧，我們的人很快就要到了！」中方3月15日再次襲擊珍寶島後，蘇聯士兵犧牲人數升至59名，俄方開始火箭反擊。據蘇聯的估計，中方死亡200至300人。
雙方緊張關係持續數月，期間時有交火。戰爭一觸即發。9月，蘇聯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Alexei Kosygin)訪問北京，雙方在機場舉行會談，以避免憤怒的紅衛兵們向柯西金座駕投擲石塊或引發更糟糕的局面。在華盛頓，美國人也關注著事態的發展，理察·尼克森(Richard Nixon)開始想到外交突破的機會。
戰爭並沒有發生。但對蘇聯的恐懼並沒有消除。1976年唐山大地震，倖存者最初的反應是蘇聯投放了原子彈。1980年代初，金錢和武器源源不斷地從中國流入阿富汗，與美國人和穆斯林游擊隊員一起打擊蘇軍——每個月都有飛機滿載年輕的蘇軍士兵屍體秘密飛回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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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莫斯科與北京的關係正處於近70年來最密切的時期。中國媒體關於許多事件的報導——從烏克蘭到敘利亞——都重複著俄國官方的口徑。在克里米亞問題上短暫的模稜兩可，以禁用「吞併」(annexation)一詞告終；最後，該事件變成「克里米亞回歸俄羅斯」和「克里米亞與俄羅斯的一體化」，完全與中國主張收復台灣或其他地方的野心相呼應。俄羅斯人頻頻出現在中國的各種會議上，主題從軍事到媒體，不一而足；他們參會的人數遠遠大於來自歐洲或美國的人數。俄羅斯的對抗西方，收復領土，還有普京的種種陽剛姿態都是中國的愛國主義幻想的演繹。中國現存的對美國影響的偏執猜疑，正在俄羅斯的陰謀論作用下日益加劇。
蘇聯的解體在中國的領導層產生了巨大的衝擊波。兩國小心翼翼地逐漸修復了自史達林死後所產生的裂痕，它將共產主義陣營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間一分兩半，而蘇聯的解體開了一個可怕的先例。在中國人眼裡，俄羅斯在上世紀90年代的屈辱——喪失領土，經濟深陷困境，正像中國早年在外國列強手下遭受的「百年屈辱」。在中國人看來，普京的民族主義氣勢，以及俄羅斯靠能源帶來的經濟復甦都是言之成理的事情，他們從中看到了自已的理想抱負。幸運的是俄羅斯的雄心謀略面向西部，對付喬治亞、烏克蘭那些獨立派，而不是面向西伯利亞的延伸和收復中亞。中國便悄聲地放棄了對北方的領土主張而大張旗鼓地在俄國沒有利益的南中國海造勢。
在國家層面，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似乎是中俄友誼最好的粘合劑。莫斯科和北京在許多方面都相互支持，比如對網絡「主權」的主張，對嚴厲的「反恐」安保措施的需求，對西方歷數不盡的不公正的指責。兩國剛剛公布了一個共享的媒體平台，至於這一平台會像《今日俄羅斯》(Russia Today)那樣信口開河地致力於陰謀論與誹謗，還是更像中國官媒令人麻木的單調乏味，我們拭目以待。
與他們的領導人相比，俄羅斯民眾的態度更曖昧不清。反亞洲人的種族主義可謂根深蒂固，儘管這一敵意主要針對的是中亞的人；對於「黃禍」的恐懼和人口超限的擔心仍然滲透俄羅斯的大眾媒體。但是中國的強大和金錢又對俄羅斯有足夠的誘惑，使其願意成為中國的盟友，尤其是當莫斯科自己毀掉了剛與西方建起的纖弱紐帶。最重要的是中國幫助俄羅斯實現了想在國際舞台上做一個舉足輕重的大國的野心，不再是冷戰時期被輕蔑地稱為「擁有核武的上沃爾特」(Upper Volta with nu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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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300多年前的1689年，中俄兩個帝國就是作為平等的對手在尼布楚(Nerchinsk)要塞初次相交。當時雙方已經在黑龍江流域(Amur)交戰數年，時戰時停。滿清視黑龍江流域為自己的家園，俄羅斯則視其為註定要征服東方的漫長征程的下一步。滿清對漢人的統治鞏固之後便開始調集軍隊對抗俄國的入侵，燒掉他們的堡壘，趕走他們的商人和殖民者。尼布楚和談是由夾在雙方之間的蒙古統治者精心策劃的。合約承認雙方的平等及各自的權利與領土主張，確定了邊界及其長度。
雙方都在試圖擴大自己的疆界。清朝想為自己建立一圈威懾於大清統治的附屬國和部落，俄羅斯則想不斷拓展自己的邊疆。他們已經征服了西伯利亞，擴展到太平洋；現在又覬覦南面的可汗統治地和中亞的酋長國。
雙方都聲稱自己是一個偉大文明的繼承者，儘管他們國內卻與這一文明傳統相距甚遠。滿清把自己視作天定的儒家倫理和社會秩序的衛道者，但與此同時，他們是可汗，是騎馬打獵的能手，是成吉思汗的後代，是佛教正統的護衛者。
俄羅斯是拜占庭和羅馬文明的後裔。莫斯科也是一座七丘之城，是繼羅馬自身和君士坦丁堡之後的第三個羅馬，他們的統治者的頭銜都是出自凱撒之名。沙皇，也稱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他喜歡稱自己為全俄皇帝[Emperor of All the Russias]），力圖把全俄羅斯變成一個歐洲強國，他剃掉了自已的波雅爾（boyars，沙俄一貴族階層的成員——編注）式鬍子，責罰貴族們的蒙古習俗。然而，東方的吸引力恰恰又將沙皇要求他們摒棄的傳統傳遞給他們。他們對異族的征服既是恢復他們原有的傳統，又是傳播文明，將基督教和歐洲文明帶給東方每況愈下的民眾。
中俄兩國都具有帝國語境，但他們卻沒有共同的語言。尼布楚會談是蒙古人安排的；談判則是通過駐清廷的耶穌會士和西方的傳教士和學者，他們與同樣受過良好教育的俄羅斯代表用拉丁語交流，談判甚是融洽。最後在額爾古納(Argun)河口立碑刻字，用俄語、蒙語、滿語、漢語和拉丁語記載了談判結果；標明雙方權限的邊界石碑，在俄羅斯一面刻有東正教的十字架，大清國一面刻著滿語的「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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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7年中俄兩國在恰克圖（Kyakhta，今位於蒙俄邊界）簽訂的條約才明確規定了兩國貿易範圍。俄羅斯商隊可以每三年來北京一次，這是比對任何其他西方國家都優惠的條件。擁有幾百人口的俄國要塞城鎮恰克圖是條約規定的兩個邊境貿易點之一；另一貿易地點，位於遙遠東北角的祖魯海圖(Tsuruhai Tui)，則從未繁榮起來。
恰克圖則生意興隆。在中國，恰克圖被稱為「買賣城」，這是中國對商貿區的慣常稱呼。在蒙古首都庫倫（Urga，也就是今天的烏蘭巴托）的城邊也有一個買賣城，這是北京通往歐洲的「茶葉之路」上的另一個商站。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裡，貿易增長了64倍，俄國以皮貨交換中國茶葉。福建人為歐洲的自命不凡者運去上好的茶葉，買回海獺皮和歐洲紡織品回國銷售。對於味覺不那麼挑剔的人們，貿易則用茶磚來交換。因為銀子稀有，人們擔心丟失，所以茶磚在當時被用作貨幣。俄羅斯直到1854年才解除貨幣交換的禁令。
恰克圖既有邊城的骯髒貧困，又有富商大賈的石頭大宅的富麗堂皇，二者的醜陋結合構成了恰克圖特有的城市風貌。一條土路將恰克圖分成兩個鎮；穿梭於兩鎮之間的商人們穿過掛著俄羅斯帝國雙頭鷹國徽的大門走進俄羅斯教堂的陰影——這裡並非誇張——復活教堂(Church of the Resurrection)是俄羅斯帝國第二富有的教堂，其純銀制的大門重達2000鎊（毫不奇怪，銀門後來被革命者掠走）。
儘管俄國人和中國人分別居住在各自的區域，恰克圖的兩個社區卻是重重交織的。他們互相在對方區域設立辦事處，他們共同滅火或一起抓小偷。有時候，他們之間會通婚，儘管這種情況並不常見；還有些中國人越過邊界到東正教教堂敬拜上帝。他們或者創造了自己的語言——恰卡洋涇浜(Kiatkha Pidgin)；或者學習了對方的語言；或者請布里亞特人（Buryats，居住在俄羅斯東南部的蒙古人——編注）或蒙古人做翻譯。
並非所有的貿易都經過了恰克圖的雙頭鷹大門。邊境很長，又缺乏有效的巡邏，所以漏洞很多。哥薩克人(Cossacks)、布里亞特人和蒙古人都能帶著自己的小商隊任意穿越邊界，根據需要與俄羅斯或漢人的商業網掛上鉤。然而恰克圖的好光景並不長。到19世紀60年代，隨著航運速度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以及印度茶葉質量不斷提高，已經使得茶葉之路幾近荒廢。貿易開始向南發展，恰克圖的金庫日益縮小。對於兩個大國，他們各自都有更緊要的國事對付，一個城市的衰敗便無足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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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國的條約原本是為了限制帝國擴張，保障兩國人民之間的文明禮遇。但是，鴉片戰爭失敗的屈辱和太平天國（1850-1864）黑洞一般對清朝的吞食，大大削弱了清廷的國力；莫斯科權衡了兩國的勢力，覺得中國已不是對手。1858至1860年間，俄羅斯通過外交上的威脅及軍隊部署，不費一兵一卒就迫使清政府簽訂了有史以來最不平等的條約，將尼布楚條約規定的屬於中方的35萬平方英里的土地拱手交給了俄羅斯。
對俄國和西方列強欺凌中國的憤慨以及有關基督教會暴行的傳言引發了下一輪殺戮。1900年，方志海（Fang Zhihai，音）48歲。他小時候在北京的俄國教會受洗，一生都是東正教教徒。俄羅斯教士的傳教是1727年的條約明文規定的，雖然條約對傳教活動有一定的限制。早先的耶穌會教士以致力於中國文化的研究而著稱，俄國東正教的教士們大多也如此。方橫跨兩個世界——他同時身兼志海和因諾肯季(Innokenty)兩個身份；他既是老師，又是歌手，也即將被任命為教會執事。東正教牧師可以結婚，方的妻子也是皈依東正教的教徒，人稱葉蓮娜(Elena)。他們有四個孩子，兩個兒子十幾歲，兩個女兒則更小。
因諾肯季被義和團用亂石打死在教會的水井裡；他的妻子和兩個女兒，連同十幾個其他教徒，被活活燒死在東正教牧師家裡；一個兒子在北京的街頭被殺。另一個兒子倖存，得以講述他們的殉難故事。因諾肯季、葉蓮娜和他們的孩子被東正教列為中國殉難聖徒，這份名單共220人。「你們以基督教的純潔使虛假的儒家虔誠蒙羞，將魔鬼激發的佛教踐踏腳下，你們用自己的鮮血洗刷了中國大地的罪孽」，俄語的禱詞如是說。
那年夏天，邊境城市布拉戈維申斯克（Blagoveshchensk，中國舊稱海蘭泡——編注）的5000多名中國居民被俄國軍隊和俄羅斯民眾從家裡拖出。據我所知，遇害的5000人在歷史上沒有任何記錄，除了伊爾庫茨克國立大學(Irkutsk State University)的維克托·佳特洛夫(Victor Dyatlov)教授曾經撰文追述了這一悲劇。
像恰克圖一樣，布拉戈維申斯克也是個繁榮的貿易城，有大約5萬俄羅斯居民和1萬中國居民。中國居民多是做僕人的。一個親歷過這一事件的俄國人寫道：「他們往往刻苦學習俄語——常常捧著俄語書或練習冊學到深夜；這一學習熱情成果顯著而迅速。然而我們的沒有太多文化的俄羅斯同胞們從來就沒有太喜歡中國人。普通百姓只把他們看作一幫拒絕與俄羅斯人打成一片的外國人……也把他們視為不受歡迎的競爭者。」
義和團士兵們炮轟了邊境上的俄羅斯一邊，炸沉了船隻。俄羅斯居民開始懷疑城內的中國人是第五縱隊，無能的俄羅斯督軍面對日益增長的對中國人的疑懼束手無策。曾經無比相信他們的中國僕人的家庭，現在開始疑慮他們的茶里是否被投毒，門戶是否在夜間被偷偷打開。中國人在大街上就會遭到暴民襲擊，暴徒們把因為暴力事件而損失的貿易所導致的失業，歸罪於這些中國人。
7月3日，空氣中已經瀰漫著殺氣，一場屠殺似乎迫在眉睫。當地政府只是發出了蒼白無力的命令，讓大家不要傷害或侮辱中國人，然後卻收到痛恨亞洲人的俄羅斯軍政大臣亞歷山大·庫羅帕特金(Alexander Kuropatkin)的電報，敦促「全面擊敗」中國人，下令「驅逐」所有中國人。有些人已經逃離；然而還有幾千人因為相信當局的保證而留下。
他們被驅趕到兩國邊界的阿穆爾河（即黑龍江），掉隊的人被揮舞斧頭的民兵砍殺，或被馬背上的哥薩克人踐踏。夏日正是江水洶湧的季節，他們被趕進河裡。目睹先下水的人被淹死後，後面的人拒絕下水，於是俄國人開始槍擊。最後的一批人是用刺刀逼下水的。這並非唯一的一場屠殺。「關於殺中國人一事……大可不必每次都申請許可……一旦收到殺中國人的命令，你就二話別說，只管殺，」地區總督寫道。
義和團運動被鎮壓之後，俄羅斯對中國人的恐懼仍在蔓延。歷史學家維拉德·桑德蘭(Willard Sunderland)指出，曾經把中國勞力看作解決建築業勞工短缺方便之舉的政府部門，也開始對「黃勞力」(yellow labor)疑神疑鬼。從1907年到1913年，俄國頒布了類似於美國1880年代關於種族歧視的嚴厲法律，以「保護該地區免遭黃種人的大量湧入」。俄方地區總督，N. L.貢達狄(N. L. Gondatti)說，「我寧肯讓我們的土地荒蕪，也不想在這些土地上看到黃種人。」國家項目一律禁止外國勞力，區域劃分法將亞洲人驅趕到「唐人街」和「韓國城」。相互疑懼籠罩著那些曾經受益於文化交流而繁榮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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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史達林時期中國人的生活才變得好起來。西伯利亞的中國人在沙皇統治的後期受到了殘酷的迫害；而1920至1930年代他們則是極少的幾個沒有受苦的少數族裔——至少沒有比俄羅斯人更受苦。儘管蘇聯對中國共產黨一直態度曖昧，箇中原因超出了意識形態，但那些由於戰爭或革命被困在邊境的中國人從未成為蘇聯政策打擊的對象。而且蘇聯漢學家還為中國人設計了拉丁化新文字(Latinxua Sin Wenz)，首次將漢字拉丁化。海參崴的韓國人的遭遇卻恰恰相反，他們被視為潛在的日本特務，被粗暴地驅逐到冰天雪地的中亞荒原。
邊境的另一邊則在1917年十月革命後湧入了一大批反對布爾什維克(Bolshevik)的俄羅斯白人難民，給中國的俄羅斯社區帶來了新氣象。哈爾濱到處都是流亡的俄國知識分子、貴族、商人；昔日的俄羅斯公主淪為上流社會的交際花變成了上海的老生常談。哈爾濱的百貨公司擺滿了俄羅斯商品；街道上教堂、茶室林立；流亡者的女兒們在江邊野餐、在社交舞會上正式亮相。
難民中的猶太人很多，猶太社區1903年時只有500人；1920年代，俄國革命後大量湧入的難民讓猶太社區人口迅速增加到一萬多人，還有兩個猶太教堂。中國人對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大惑不解，他們沒有向歐洲那樣限制猶太難民。20年之後，上海成為成千上萬的猶太倖存者的又一個避難所。但是俄羅斯對猶太人的仇恨也蔓延到蒙古；瘋狂的神秘主義者、白人將軍羅曼·恩琴(Roman Ungern-Sternberg)1921年在蒙古實施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哈爾濱的許多白俄報紙和猶太報紙都報導了他的暴行。
哈爾濱的猶太人與他們的中國鄰居相處得比其他俄羅斯人好，俄羅斯人則對中國人的鄙視往往臭名昭著。他們寧肯在日本人身上下賭注——日本居然打敗了俄羅斯帝國足顯它的偉大；1932年哈爾濱的俄國居民曾在街上夾道歡迎入侵的關東軍；他們幻想著天津的軍官學校（日本人所建）訓練出的俄羅斯青年將會在日本人「解放」俄羅斯後成為政府官員。1946年，他們同樣熱烈歡迎了蘇聯軍隊的到來——結果卻眼睜睜地看著他們曾經反對布爾什維克的父母、祖父母被運回莫斯科槍決。大部分俄羅斯人在1950年代初期陸陸續續離開，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明確表示哈爾濱不是他們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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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的中國媒體對俄羅斯和普京大肆讚揚；而俄羅斯媒體因為不像中國那樣嚴格受制於官方，偶爾也會投桃報李。但世界上所有的國有媒體宣傳面對好萊塢和哈佛都作用甚微。中國人不收看俄羅斯電視，不觀賞俄羅斯電影，不唱俄羅斯歌曲，更不想去俄羅斯上大學。
我認識兩個俄語流利的中國人，被省級的交換項目派往莫斯科學習；兩人回來後都對俄羅斯痛恨不已——在那裡天天都能遭遇種族歧視，同時他們又對派往西方國家的同學羨慕嫉妒恨。儘管幾十萬人穿梭於兩個國家，兩國之間的文化交往與影響微乎其微。僅在加拿大溫哥華居住的華人就是全俄羅斯華人的12倍。在中國的社交網站搜索「美國」，結果比搜索「俄羅斯」高出55倍。
俄羅斯仍然擔心中國想要西伯利亞。但在中國沒有什麼要人想去冰冷的雪域邊疆生活。勞動力都很難找，所以招聘單位常常訴諸欺騙手段，空口保證高額工資卻從不兌現；甚至把他們像奴隸一樣關到偏遠的農場或村莊，誰要企圖逃跑就威脅他們的家人。縱觀歷史，邊疆往往是留給了那些無錢無勢的小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