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飛速崛起，成為統治者甚至被統治者的共同驕傲，也成為一個對傳統經濟學、非傳統經濟學乃至任何經濟學的巨大挑戰。即便是最激烈的持不同意見人士，也不得不承認這一「改革開放」所造成的宏偉「政績」，而只能尷尬地在「但是」後面做文章。無論在公開或私下場合，我從來不敢對這一「中國奇蹟」苟同。任何一個具有正常思維與常識的成年人，都會對這個奇妙的「千年盛世」問一個為什麼。（自然，他必須還葆有提出問題的能力。）——是社會制度先進嗎？是科技教育領先全球嗎？一概不是。
可以簡單而不失深刻地說：「中國奇蹟」並非任何一種經濟活動，因之也並非任何一種經濟學可以解釋，因為它完全溢出了經濟範疇，而是一場這個星球歷史上從未見過的大規模搶劫。
搶劫的核心點，在於資源與環境。
本文試圖簡略地勾畫出其大項。其中最大一項，即是對土地資源的掠奪和變賣。
第二大經濟體：錢從何而來？
目下，媒體稱中國GDP總量僅次於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照購買力計算，甚至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儘管這類紙上遊戲可信度不高，但無論如何，中國政府已是世界上最有錢的政府，應該真實不虛的了。其財政收入已經超過美國、英國之總合，更遠遠超過希特勒德國和前蘇聯。即便扣除印鈔機的貢獻，這巨量的人民幣、美元、歐元和黃金是一種結結實實的物質的存在。
這些錢從何而來？
去查一查各級政府的帳本就知道了：倒賣土地——賣地收入高達財政收入的一半或以上。（最高的數字是占年財政收入的71.68%。）然後才是產業——以盜賣土地為源頭而拉動的房地產，再由房地產拉動的鋼鐵、水泥、製造、能源、運輸等。其關鍵詞仍然是「土地」。
譬如：
2011年全國賣地收入3.15萬億；
2012年2.7萬億；
2013年4.1萬億；
2014年4.2萬億；
2015年預計近4萬億。
按官方的帳薄，這5年賣地收入加起來高達18萬億。
土地制度沿革：從暴力土改到讓步政策
中共建政前後的「土改」，依仗暴力把土地從最善於經營的富裕農民手中奪走，分給鄉村貧民，以誘使他們參與中共革命。1949年1月31日，史大林派米高揚在西柏坡同毛舉行了一周秘密會談。在談及土地政策時，米高揚委婉地表示，把沒收來的地主和富農的土地又分給農民太可惜了。按照馬列主義觀點，集中起來搞集體農莊才好。毛的解釋是：農民分到了土地才會真正感到翻身解放，才會踴躍參軍參戰。我們就是因為有兩百萬農民參軍，幾百萬農民支援前線，才取得了今天的勝利，才有可能奪取最後的勝利。毛澤東有一句名言：「我們把土地分給農民，農民幫我們打了二十年仗。」
所謂「共產主義」、「共產黨」，就是要剝奪私有產權，消滅市民社會。深諳統治術的毛澤東早在延安窯洞中就透徹地洞悉了這個秘密：「有財產就有個性，有自由，有獨立，有人格，沒有財產就沒有這一切。」（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編印：《毛澤東思想萬歲》，第256頁，《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的講話》）米高揚完全沒有必要提醒他。
全國「土改」結束於1953年。接下來，莊稼還沒收第三茬，「合作化運動」開始，然後又一日千里地推行「公社化運動」，土地國有，土地又從農民手中收走，成為黨國所有。從此，中國農民淪為沒有土地、耕牛、馬匹、犁鏵，因之也沒有個性，沒有自由，沒有獨立，沒有人格的農奴。
在農民的持續怠工和反抗下，毛逝世之後的中共領導集團作出某些讓步，開始在全國推行承包製，農民獲得了土地的使用權和部分人身自由，並由此而迎來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這是發生於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事情。
被掠走了土地的中國農民歡欣鼓舞，張開懷抱迎接「改革開放」的偉大新時代，只有極少數頭腦清晰者看懂了這是一個經濟怪胎。
「這種土地制度的產生······實際上是權衡各種利益的結果。土地使用權的私有化滿足了農民占有土地、占有土地出產物的欲望，大大激發了他們的勞動積極性。土地所有權的繼續集體所有符合對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的傳統理解。對土地使用權的平均主義分配又迎合了農民的傳統意識。所以這種土地制度的成功之處，或者說它的不成功之處，是在不觸動土地集體所有權、缺乏產權保障和不存在土地市場的制度環境下，和平地完成了土地在農戶中的重新配置。······保留土地的集體所有，也使大陸農村保留了以前農業生產合作化的某些制度要素，這自然減少了黨內、政府內一部分人對責任制的激烈反對。」（美籍華裔經濟學家文貫中1994）
曾廣泛參與過中國、前蘇聯和東歐經濟改革的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著名農業經濟學家蓋爾·約漢遜（D.Gall Johnson）教授直截了當地指出：「簡單地說，······改革並未改變農地的所有權。到底誰擁有土地的問題，至今仍如公社時期一樣含糊不清。假如有人問起土地的所有權歸誰，他會得到許多不同的答案——國家、生產隊或村。在這個重要問題上的模糊之所以能夠維持至今，主要是因為這樣做符合幹部的利益。很明顯，清晰地定義土地的產權將會大大限制各級幹部任意干預的權威——不管他們是村、鄉、縣、省一級還是中央一級的。」
在這裡，文貫中與詹森兩位教授以及任何經濟學家都未能注意到一個已經開始蔓延的可怕的災難：土地產權的模糊化以及使用權和所有權之「兩權分離」這種「權宜之計」，開通了中共政府及其官員大規模侵占土地的道路。
深圳官員的發現：把土地變成黃金
春江水暖鴨先知。
就在推行「土地承包製」同時，也就是七、八十年代之交，深圳發生了一件具有標誌性的「土地」事件。關鍵性的人物是當時深圳房管局副局長、後來中國大陸第一家房地產公司——深房集團的創辦者。
在深圳設市之初，駱錦星受命在一年之內建成240套房子，作為科級以上幹部的宿舍。但政府沒有錢，讓他自己去找辦法。駱錦星從一些香港友人處得知：在香港，土地就是黃金。在禁止土地買賣的中國，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提示。——直接的思路就是賣地。但憲法條文阻止了這條「平地揭餅」「空手套白狼」的生財之路：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侵占、買賣、出租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駱錦星去找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任仲夷「要政策」，任仲夷讓他學會走「邊沿政策」，自己去找理論依據。駱錦星在朝鮮當志願軍時學過政治經濟學，記得《列寧選集》有記載：蘇聯在經濟最困難時期曾經把土地租了出去。這時候又適時地出現了另一位關鍵性人物：港商劉天。駱錦星到市政府研究如何變通，市政府的人說：「你來得正好，港商劉天就在裡面，這個傢伙膽子大，和你談最好。」劉天確實膽大，明知違法還敢干。說「我出錢你出地，建房子在香港賣，賣的錢我們分。我知道你們困難，賺的錢你七我三。」駱錦星對香港行情略有所知，便跟劉天討價還價，劉立即讓到八二開，駱提出85/15分成，對方爽快認可。這個分成比例，顯示了土地的驚人價值。
1980年初，駱錦星成立了中國大陸第一家房地產公司。同時以政府的名義收取「土地使用費」，並推動全國人大立法加以追認。
駱錦星總結道：「就這樣，我們把土地變成了黃金」。說得更準確一點：深圳官員發現了一個秘密：土地是黃金，並找到了繞過意識形態和憲法把這黃金兌現的方法。由於政府對土地的不講道理、不受監督的超級壟斷，中華民族最大的一筆財產開始化為黨、政府及其官員的私產。
哄搶土地：官府街與空心村
在深圳政府率先「出讓」公有土地之後，稍遲一些，從八、九十年代之交開始，中國形成過三次官員大建私房的浪潮。每省官員所建私房一般為兩三萬戶，多的在七八萬戶以上。房子檔次較高，不是黨政官員憑工資收入就能蓋起來的。甚至在一些貧困地區的縣城，也同樣出現了民眾稱之為「官府街」的成片幹部私房，與一般簡陋民房形成鮮明對比。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不准幹部蓋私房，但屢禁不止。但官員們做好動工前的各種準備，一旦有人帶頭衝破禁令便大干快上，轉眼之間就形成大建「官府街」之熱潮。
同樣是從八、九十年代之交開始，中國農民也掀起了占用耕地大建新房的全國性浪潮。這就又出現了一個新詞彙——「空心村」，即在原有的村莊周圍大興土木，另建新村，舊村的房屋任其閒置亦不拆宅還田。其原因，既可能是受「官府街」之啟發，也可能完全是自發。雖然土地承包製拒不放棄土地所有權公有，但畢竟有所鬆動，把所有權的一個子權利——使用權還給了農民。那麼，有誰不願意借承包（即經營使用權）之名，在公有的土地上蠶食下來一塊屬於私人的宅基地呢？新占的宅基地上蓋了新房，但舊房不拆，因為那是一塊傳統上屬於自己的、已經到手的土地。因此之故，實行這種「灰色」土地制度的頭幾年，農民建房勢不可擋，如春風野火，瞬間席捲全國，其數量竟等於1949年建政以來三十多年之總和，其占用的耕地，至1990年已達到2.42億畝。
深圳政府「出讓」公有土地和「官府街」、「空心村」席捲全國，在時間上一概在全面推行土地承包製之後。這其中的因果關係不言自明，都是在土地制度鬆動之後，政府、官員與農民不約而同地哄搶土地。但是，政府迅即制止了民間的帶有恢復正義色彩的哄搶，而把土地變成了自己武裝守衛的金庫。
八九民運失敗：瘋狂圈地開始
同樣在八、九十年之交，1989年發生了一件深刻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大事——以「反官倒、反腐敗」為口號的全國性民主運動。所謂「官倒」、「腐敗」，其來源就是「價格雙軌制」。跟「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一樣，這個「雙軌制」也不是經濟運動的自然結果，而是一種人為的制度設計。其思路是這樣的：既不能堅持原教旨的政府控制經濟，因為必將導致經濟崩潰，是死路一條；又恐懼市場調控的商品經濟，因為共產黨將會失去權力，是絕不允許的；剩下的，只能是一條中間道路，即在堅持統治權力的前提下，部分引進市場機制。不管是不是經濟學家，都能看出這必然造成普遍性的腐敗。果不其然，「雙軌制」立竿見影式地產生大規模社會腐敗，並引發了席捲全國的89民運。政府當局對民主運動的血腥鎮壓，以及隨後東歐、蘇聯相繼垮台，使中共統治的合法性遭到普遍性懷疑。鄧小平的對策是繼續硬幹下去，以刺激經濟發展來緩和民憤，以錢來換取統治合法性，其口號是「堅持改革開放」。他在南巡講話中毫不隱諱地說：「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成果，'六·四'這個關我們闖不過，闖不過就亂，亂就打內戰，'文化大革命'就是內戰。為什麼'六·四'以後我們的國家能夠很穩定？就是因為我們搞了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在這個講話之後，土地制度方面的「繼續改革開放」就是土地審批權下放，到處瘋狂圈地，房地產業井噴式發展。全國房地產公司從過去的3千多家暴增到1992年底的1.2萬家，再繼續暴漲到1993年底的3萬家，是兩年前的10倍。
——「官府街」與「空心村」這種自髮式的耕地流失，現在匯入了新的狂熱的動力。
最後一個扭轉國運的機會：政治局內激烈鬥爭
還有一個重要的標誌性事件。
1993年春，在一次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著名的改革派、主管農業的副總理田紀雲堅持要求會議討論原訂議題之外的農業問題。田紀雲大聲疾呼：農業的嚴重局面刻不容緩，這次會議上非討論不可。執政黨的會議如果總是象這樣一次又一次地以人事問題為唯一重要內容，而不以國計民生為頭等大事，總有一天政權會出現危機。在萬里、喬石和李瑞環等的支援下，會議臨時改變議題。田紀雲列舉了種種農村危機之後，提出了一整套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得到數名省級領導贊成的「在農村逐步落實已承包土地歸己所有」的方案。田紀雲認為：過去寫進憲法的關於土地方面的有關規定已經產生了無窮的社會弊端。田紀雲的建議有兩條：第一、向農民宣布他們各自承包的土地從此在法律上歸私人所有，農民則向國家繳納土地稅；第二、尚未分配承包的荒地、山嶺、灘涂等，可宣布收歸為三級國有（國家、省、縣），今後的開發者須依法向政府購買或訂立承包合同。
田紀雲的匯報還沒結束，已經忍無可忍的左派元老宋平和姚依林便打斷他的話，指責這種建議是要「從根本上改變社會主義的性質」。
這時，首先支持鳳陽小崗村「秘密承包」的改革派萬里支持了田紀雲，他說：我在國務院工作時下面就有同志提這樣的建議。另外，還有地方幹部建議是否可以採取動員農民出錢購買他們已經承包的土地，這樣至少可以為國家和地方財政增加一大筆收入。我建議在農民中搞一個調查。沒想到大多數農民並不贊成。他們說：共產黨打天下的時候向我們許諾窮人可以得到土地，土改的時候我們倒是分了土地，但一個合作化，又都收回去了，號稱是集體所有。可現在，又要把土地賣給我們，這土地原來就是我們的，憑什麼要賣給我們？萬里建議學習西方國家的做法，占有土地者，無論個人或企業，每年都要給國家繳納土地稅和所得稅。這樣就理順了。姚依林和宋平反對萬里的意見，甚至最後說到「共產黨的政治局會議不能被你們當成宣傳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場所」。
在這場中共黨內罕見的劇烈爭論中，江澤民李鵬不表示任何態度。最後喬石表態說：黨內會議提倡有批評意見，但批評應該以理服人，不能亂扣帽子，不能用「無限上綱」的手段對待提出自己建議的同志。最後的結果是，田紀雲土地私有化的提議被擱置，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江澤民李鵬堅持了所謂的「土地公有制」。——二十年過去，我們眼睜睜地看見這個產權模糊的土地制度一步步蛻變為「官員搶劫制」。
如果實行了田紀雲的變法，如果中國的土地有了具體的有血有肉的主人和守護者，今天就不會有對土地的瘋狂搶劫，不會有官員的腐爛、暴富，不會有劇烈的社會對抗，不會有環境的急劇惡化以及無可逃遁的環境、資源、經濟、道德總崩潰。現在看來，那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是最後一個扭轉國運的機會。遺憾的是，在每一個十字路口，中國一定會準確無誤地選擇最壞的道路。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