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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程證那點事: 每年五萬人 賴昌星是總參少校情報官

—臧山:單程證那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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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五萬赴港單程證,大部分由廣東省控制,其中大概九成由公安廳、軍隊情報部門、國安廳、統戰部等機構掌握。到了九十年代之後,這種「組織需要」的情節逐漸減少,而另外的「需要」則越來越多了。後來有人明明受派遣持單程證到香港,但仍然需要付出三、五十萬的金錢。譬如賴昌星,從福建以五十萬元買單程證赴港,搖身一變成了香港商人,但根據他自己的敘述,他其實也是總參情報部登記在冊的人民解放軍少校情報官。

河北省政法委書記張越被調查,牽出他出售單程證牟利的問題。很多香港人很憤怒,但我卻很奇怪。奇怪的原因,不是張越的貪腐,而是一些香港人的後知後覺。

1980年在廣州,去一個中學同學家聚會,他父親剛剛從香港「探親」回來。那時大陸仍非常落後,香港對我們這批中學剛畢業的年輕人來說,可是一個遙遠而且神秘的地方。同學父親大談香港見聞,但結論是香港不如廣州。他從房屋、醫療條件、工資等等比較,認為還是廣州比較好。順便一說,這位同學的父親是廣州軍區政治部的一位軍官,級別雖然不高,但仍算是小小的既得利益階層。

誰知道過了幾年,那位同學全家移民香港了。但最讓人吃驚,是他父親雖然已經是「香港人」了,但每年軍隊幹部體檢他仍會參加,所有工資和政治經濟福利繼續享受,甚至後來(大概90年)退休之後,廣州軍區仍給他分配了退休住房。

當然,他到香港,並不是他喜歡香港的生活,而是組織派他來的。

每年五萬赴港單程證,大部分由廣東省控制,其中大概九成由公安廳、軍隊情報部門、國安廳、統戰部等機構掌握。拿到單程證到香港的人,不管是真是假,那時候都必須接受「有關單位」的指示。當然,像我同學父親那樣的嫡系級別人物,其實並不太多,大部分是業餘特務。

這種情報戰線和統戰工作的「人民戰爭」,是中共最拿手的戲碼。從延安時期一直延續到現在,政策計謀實施起來駕輕就熟,毫不含糊。

不過,到了九十年代之後,這種「組織需要」的情節逐漸減少,而另外的「需要」則越來越多了。後來有人明明受派遣持單程證到香港,但仍然需要付出三、五十萬的金錢。譬如賴昌星,從福建以五十萬元買單程證赴港,搖身一變成了香港商人,但根據他自己的敘述,他其實也是總參情報部登記在冊的人民解放軍少校情報官。

當時,中國稍有錢財的人都願意到香港,而情報工作的重點又是「保密」,因此單程證自然很容易成為中共內部各個情報機構的搖錢樹。或者更真實地說,成了某些安全官員的搖錢樹。有熟悉情況的朋友肯定地說,八九十年代持單程證來港的,大部分都和這些情報、國安或者統戰部門有關係。

張越從北京基層公安警察出身,後來在北京警局的政保處長期任職,政保後來變成國保,他作了國保局的局長,再調上公安部,最後才到河北政法委。估計他出售單程證,應該是在北京國保局和公安部任職期間。

實際上,赴港單程證後來並沒有越來越熱、大漲其價。這是因為中國經濟增長和日益開放之後,有錢人可以輕易以「優秀人才」身份居住在香港,也可以移民他國然後轉回香港工作。單程證對中產人士,可能反而吸引力更大。

在中共專制體制下,可以說幾乎沒有不受官方控制的社會空間。這種由大陸政府發出的單程證,不是用作某種政治操作,就一定會被用來作「經濟」操作,所以絕不令人吃驚。

我覺得可笑的,倒是中國社科院正兒八經地發表《旅遊綠皮書》,唱衰香港的旅遊業。社科院的研究結果絕對不會讓人意外,香港旅遊業不好,大陸遊客稍微減少,當然是香港民主派「製造」社會對立的嚴重結果。但實際上,多少中國人可以來香港,每個人何時可以來香港,甚至來港後可以購買什麼樣的產品或服務,卻由大陸政府嚴格控制。譬如「一周一行」,難道是民主派或者是本土派的決定?這和中國大陸67年斷絕提供東江水是一個道理,自己關掉水龍頭,卻非要找別人的原因,裝傻裝到這種程度,令人讚嘆。

責任編輯: 李華  來源:中文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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