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原名傅小慶、傅凝，祖籍江西省臨川縣，生於四川省重慶市。生父傅大慶，1920年就由陳獨秀介紹介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44年在北平工作時被日本憲兵殺害。傅大慶遇害後，戴晴被中共元老葉劍英收養，與這個家庭結下了不解之緣。在戴晴回憶養父葉劍英的文章里談到，特權家庭既為她們提供了優渥的生活條件，也為她們提供了寬鬆的環境，「我們——起碼我和凌子——從而得以有了一副健全的精神，和只有在健全的精神下才能有的視自由與正義高於一切的內心準則。」也披露了葉劍英晚年的光景，死後四位夫人、曾進入他生活的三位女性仍然健在，卻無人到場。以下是文章全文：
葉劍英去世後，四位夫人及三位晚年曾介入他生活的女性都健在，卻無人出席葬禮。圖為葉劍英文革時期在天安門城樓留影（圖源：新華社）
我本不願，或許也不該寫我的義父，因為他在歷史上名頭似乎已被鎖定，不但有官方成摞的、板上釘釘的文件，還有官辦的傳記組。有關他的每一個字都要遷就不可冒犯的正史，鬧得不好，還會撞上不知什麼人的實際利益。同樣沾不得的是他的一批不但出類拔萃，並且已經動輒左右市場、左右他人的命運的子侄；外加成打的一提起他就要頓足、就要落淚的戰友與部下……我想，就算他們對他有著深切的了解——我認為並不大有--可能也只願他高高懸在天上，做一顆萬人仰視的遙遠的星。
當然，做星沒有什麼不好。多少人都想做星，付出畢生的努力，也不過是一方倏乎間即消逝於無際宇宙的隕石。但我知道他是一個人，一個才智出眾，卻處處容讓；充滿溫情，又時時克制；有著細膩的感受，內心又十分寂寞的人。更奇怪的是，原想退步抽身，卻總被卷進殘忍格鬥的漩渦中心；常常被認為超乎尋常地沉著機警，還大玩過幾次權術，卻是一個對政治極端厭倦的人。
我還不到5歲即被他收養。他之收留我，我想，一方面當然出於對父親的友情，另一方面，也因為他身邊正有一個比我稍大一點的女兒，而這女孩的母親，當時沒有、後來也未能和他們父女生活在一起。我，正象那位瑞士作家筆下的小海蒂一樣，成了30年後以凌子而蜚聲影壇的他的親生女兒的玩伴。
當我漸漸長大，學會了觀察人生，特別在我已經成了一名作家的時候，我忽然悟出，原來一個凜凜偉丈夫--更不要說還是一位元帥，對婦人和孩子能懷有那樣的耐性和醇醇溫情。當然，它的反面，即越是卑瑣、無能的男子，越愛向婦人孩子瞪眼睛。
到我和凌子長到10歲左右的時候，他的第四任夫人，在為他生下一女一子之後，又告離異。這時，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共有六個孩子：三名處在最討人嫌的年齡的少年和三名幼兒（其中一名是他的妹妹經手收下的一個與他完全無關的「love child」）。不難想像，對一個獨身男人說來，是一幅多麼可怕的情景，而他處之泰然，帶著這半打嫡系部隊，外加保姆警衛司機正好湊成一個班，唱歌、跳舞、打獵、釣魚……很難想像哪一個中國家庭如此民主，民主到沒有一個孩子感到家長的威嚴：他所暗示的標準過於寬厚，我們事事自己拿主意，沒有來自家庭的管束，甚至沒有建議。這寬厚與他所能提供的保護與給養加在一起，造成了在中國那時候那種酷烈與貧困的大環境中的一個小天地：無憂無慮，自由自在。這本是一個正常國家每個未成年公民得以享受到的天賜的一份，不幸在中國成了特權。所幸當時與這項特權相伴的，是五十年代新中國那種心態的開放和對知識的渴求，而不是如今天這般攫取財富的渴想和機會，我們--起碼我和凌子--從而得以有了一副健全的精神，和只有在健全的精神下才能有的視自由與正義高於一切的內心準則。這就是為什麼凌子在1966年成為民眾中最先覺悟的頂尖人物之一，也是為什麼我會在八十年代寫出這些「不討好」的作品，和以後的種種遭際。
那段時間我們玩得真是開心。而那一時期，直到最近反覆研摩共和國史才知道，正是他們一批所謂「元勛」被毛澤東無端猜忌，離開了他有著深厚根基的南方，隻身北上，以才智最高的盛年，在京都賦閒。「削藩」這套把戲，從史書上看，常令胸懷大志者煩悶暴躁，我卻沒有見他發過一次脾氣。不但不煩不躁，現在回想起來，他竟從不「走動走動」--這是幾乎每個在政壇上混的人都不得不為之的。他究竟是等待著還是隱忍著，或是以天生的淡泊來對待紛爭？總之，他是那麼安於被誤會，被擱置，直到局勢真正需要他：一舉擒獲「四人幫」，推出鄧小平。
他是一個業餘科學愛好者，我還沒有見過一個不從事科學工作的人對科學懷有如此天真不倦的崇敬。四十年代初，在延安那種地方，他曾把他的寶貝女兒牛妞，也就是凌子，交給馬海德醫生作牛痘實驗；到了五十年代，他的愛好又得以升級：我對飛彈的最初的認識就來自他的親口詮釋。一天，那時我剛讀初中，他請才從美國歸來的錢學森夫婦吃飯。客人未到之前，他極為高興地以幾個孩子為對象，講這馬上來的人有多麼了不起，是「研究一種能追著飛機飛的炸彈的」。要不是凌子的堅決抵制，他恐怕會把家中所有的孩子都送進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但後來我棄工從文，他倒也沒說什麼。在我跑去告訴他：「我現在乘飛機飛來飛去，住大飯店、出國，都不是因為爸爸的關係，而是我自己掙來的。」他也由衷高興。當然他也沒有見到我的坐牢。他切盼他的孩子們學到哪怕不大，卻是實實在在的一兩手本事；而當他們不是這樣的時候，也未見他厲聲斥責，只是默默地失望，默默地傷心；最後，沒本事的孩子借他的名義「出息」了，他理智上的責備總是向他的親情之愛讓步。
最近，我有機會反覆揣摩共產黨從建黨到奪得政權這30年間的歷史，在重重的政治煙幕中找尋合乎邏輯的歷史印跡。無論對誰，這都不是件輕鬆活兒，對我尤其如此--因為我的義父混跡其間。我懷著學人絕不應該有的關切與忐忑，在一部又一部冠冕堂皇的廢話間，找尋他有沒有如他的同夥那樣或踴躍、或無奈地欺上壓下、賣友求榮，努力發掘他保住自己位置的秘密。比方說，1935年那封電報，究竟收到過沒有；1940年，新四軍與日軍大本營，到底有沒有直接聯繫；1966年秋，他焦慮地為毛澤東到國外購置尼龍避彈衣，而轉眼間，又因發怒而拍裂了自己的指骨，貫穿其中的，究竟是什麼。我發現，他從不反抗，也不出面主持公道；每有變故，他持的往往是容人、給人方便、放人一條生路的態度--但以不開罪毛澤東為限。他的主調是溫和，而這溫和，究竟是出自快樂的、喜好美景美食美色的天性，還是因為看了太多的慘烈？他不是個憨人，他非常聰明，什麼都看得清清楚楚。政壇惡濁如此，生逢一連串詭詐矯情的「路線鬥爭」，他只是不做幫凶，努力不廁身其間而已。毛澤東晚年給他的評語是「呂端大事不糊塗」。我體會，這不糊塗的第一要旨，是篤信「只要有這人（毛）在，一切反抗只是自取滅亡」。
1983年，我寫重慶易幟前夕中美合作所屠殺的時候，他還健在。那次，他不僅詳盡，簡直興致盎然地給我講述「軍統特務案」中他所經手的細節。到我開始寫歷史紀實，他已離世。對我說來，最覺後悔的是，與他廝守有年，竟一次也沒有就重大歷史疑點向他求證。
我和他從來沒有親近過。他順口將我稱作「女兒」，很耐心地給我改詩，都不意味著他曾很關注我的成長。家裡增加個把孩子，在他說來不算什麼事，我也從來不曾有過童年的家庭感受。
我遠遠地望著他，只知他晚年非常寂寞。隨著地位增高，他變得越來越傷感，越來越脆弱。在一步步走向人生的盡頭的那幾年，似乎是，他漫長生命當中每一個片段，都在他的記憶里活了起來，彈撥起當年壯懷激烈戎馬倥傯而來不及體味的一切。到這時候，已經沒有人為了「謀」個什麼巴巴地去看他了，他終於得以只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裡。他的老友，包括我的母親，終於得以去看他。那場面令人悽然--似乎誰都有話要說，而誰都說不出，只「執手相看淚眼」。他們想到了什麼？他們是不是在無聲中交流著當年為了「革命」而輕易地拋下的屬於人的可懷戀的一切？就是這時，他顫抖著為我的生父題寫了那四個字：「義無反顧」。放下筆，已是淚流滿面。
世間流傳著不少有關他的緋聞，傳到我耳朵里的時候，已近天方夜譚。如果有人嫌世上千萬種言情小說還不夠，有興致再加上幾種口述本，也沒有誰阻止得了--哪怕那指名道姓的版本離譜離得厲害。善於寫詞的毛澤東推崇他的七律，他自己最鍾愛的卻是北宋詞人辛稼軒。為什麼？他沒說過，我也沒聽見誰問過他。有著極高的才具與抱負的辛棄疾四十二歲就已被閒置，一腔鬱憤怎麼個去處？政治上失意，人生價值並沒有貶低。於是，我們終於知道，寫出「醉里挑燈看劍」這種典型軍事政治家豪邁句子的詞人，能對一片山、一叢樹，對農人的辛勞、孩子的嬌憨，有如此細膩的感受，對女性的愛戀也會如此明艷哀傷。他呢？辛稼軒寫道：「知我者，二三子」，他不是麼？對於居處布置，他沒有特別的口味。走到哪裡都不變的，只有那幀掛在床前的母親的像；還有《稼軒詞》，永遠在手邊。
他或許有著常人難以企及的感情經歷，但那結局在常人看來，也許稍嫌寂寞了一點。這個一生對女性懷著不倦的激情，也一直為她們所眷愛和景仰的人，在他「輝煌地」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沒有一名愛過他和被他愛過的女子被允許守在「身」邊。他的葬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他的四任夫人，還有在他五十歲上鰥居以後的30多年的歲月里，曾比較深入地介入他的生命的三位女性--當時她們七人全在世--都未能露面。
就心理而言，我不認為我有一個幸福的童年。我覺得世上最殘忍的事情之一，就是一個做母親的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別人家去寄養。孩子不象成人，家庭幾乎就是他的一切。他還太小，家裡得不到的，沒有能力到社會上取得。如果有人--哪怕是親戚和最要好的朋友--把她的孩子寄在我這裡，我不能保證，我對他們能象對我自己的孩子一模一樣，一樣到連孩子本人都察覺不出來。
他沒有當面誇過我--也沒有罵過。後來我知道，他對別人說過我愛看書，可能我老是泡在他的書房的緣故。但有一句評語被我聽到了，還不只一次：「養不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