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在《改革歷程》一書回憶：免去鄧力群主管宣傳工作，解散書記處研究室，加上《紅旗》雜誌停刊，以及鄧力群在十三大落選，引起了一些老同志，包括陳雲、王震、李先念等對我的不滿。他們認為，胡耀邦那個時候想干而沒有干成的事，我卻幹了。胡耀邦時期沒有解決鄧力群的問題；沒有解決書記處研究室的問題，這個研究室不聽耀邦的。
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留影（圖源：AFP/VCG）
下面再接著談談胡喬木、鄧力群的問題。
胡喬木、鄧力群在這次反自由化之前，處境並不很好。早在1986年之前，鄧小平已經疏遠了胡喬木，很長時間不和他見面，胡幾次約見都沒有獲准。胡為此很感苦惱，曾找楊尚昆為他在鄧那裡疏通一下。鄧對鄧力群比較好一些，但也覺察到他喜歡搞左的那一套。鄧曾說過，鄧力群在北戴河討論精神文明決議的時候提出的修改稿，雖然大量引用了小平自己說過的話，但鄧力群是要將方向引導到左的方面去。直到1987年3月和我談話時，鄧還重提了這件事。並說鄧力群這個人固執，是湖南騾子。
當時由於改革開放的大氣候，在胡耀邦倡導下，主持宣傳部工作的朱厚澤一再主張，在知識分子中間創造一種寬鬆、寬容的環境，因而知識界都敢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對左的那一套不予理睬。因而在一個時期胡喬木、鄧力群代表的那一股保守、僵化、教條的勢力，處在一種孤立的地位，市場很小。但是耀邦一辭職，開展反自由化以後，他們就成了反自由化的英雄，以勝利者自居，要乘機發泄積壓在他們心裡的滿腔怒火。
在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我主要忙於經濟和外交方面的事，對理論和意識形態方面的事很少參與，老實說我也沒有這方面的興趣。而且當時我對耀邦不大聽鄧小平的招呼也不以為然，認為對大局不利，對耀邦本人也不好。所以在耀邦和胡喬木、鄧力群爭論中，我處在比較超脫一些的地位。胡喬木、鄧力群也沒有把我當作對手看待。儘管那個時期他們反對精神污染，並力圖擴大到經濟領域，我一直是反對的。在經濟領域我一直主張解放思想，大膽探索，去掉框框。但在文化等方面，我過問較少，與胡喬木、鄧力群沒有正面衝突。
但耀邦辭職，我主持中央工作以後，局面很快就發生了變化。因為我要將反自由化降溫，進行得和緩一些，少傷些人，要極力保護改革開放。而胡喬木、鄧力群想要乘機大幹一場。這樣我和他們的正面衝突就難以避免，很快他們就把我作為主要對手。在3月間，我曾向小平提議，調天津李瑞環到中宣部協助鄧力群主持意識形態的工作，得到鄧的同意。當時我覺得主管意識形態，加一個人，就會聽到不同的意見。兩個人管可以有不同的聲音，下面情況可以反映上來。不會像完全由一個人管那樣，下面意見反映不上來，我們的意見也貫徹不下去。但是陳雲不同意，這件事沒有搞成。
以後我覺得這個問題非解決不可，因為改革開放迫切需要新的理論觀點來指導，來闡述；理論研究應該緊密配合改革開放的實踐。但鄧力群主持這方面的工作肯定不會這樣做，甚至會成為一種阻力。我當時說，如果繼續由鄧力群主管理論，不僅不能發展理論，只能成為理論發展的束縛。所以我正式建議，十三大鄧力群可進政治局，給他一個說話、發表見解的地方。但不進書記處，不再負責思想戰線方面的工作。這件事正醞釀的時候，李銳同志給我寫了一封信，反映了鄧力群延安時期生活作風和道德方面的問題，認為像他這樣品質不好而又保守僵化的人，不應當負責宣傳工作和意識形態方面的領導工作。我把這封信轉給了鄧小平，鄧很快作出了鄧力群不再主持宣傳戰線工作的批示，並送給了陳雲、李先念傳閱。陳雲和李先念的批語都說鄧力群如何如何好，但是也不好正面反對鄧小平不要鄧力群繼續主管宣傳工作的批示，所以也就定下來了。
1987年7月7日，鄧小平在家裡召開五人小組會議（十三大以前，代行政治局常委職權的五人小組），正式宣布了這一決定。我當時建議由胡啟立接管這方面工作，大家也同意了。交接工作立即開始，由薄一波找鄧力群談話。同時這個會上還確定，由鄧力群兼主任的書記處研究室解散。因為這個研究室在鄧力群主持下，長期以來製造懷疑改革開放的輿論並散布這種情緒。鄧在那次會上也說了，十三大還要鄧力群擔任政治局委員，在籌備十三大人事時也一直是按小平的意見辦的。但由於當時改革開放的空氣濃厚，而鄧力群「左」的名聲在外；多年來與改革開放唱反調，不得人心。因而在十三大中央正式委員的預選中，鄧力群就落選了。這一情況鄧小平知道後，表示要尊重選舉結果，這樣鄧力群也就進不了政治局。我向十三大主席團建議，把鄧力群改作顧問委員會候選人，以使他能當常委。結果他當選了中顧委委員。但選舉常委時又落選了，這次十三大選舉辦法稍稍地作了一些改革，給代表們一點民主權利，代表們就運用他們的權利，作出了這種抉擇。
免去鄧力群主管宣傳工作，解散書記處研究室，加上《紅旗》雜誌停刊，以及鄧力群在十三大落選，引起了一些老同志，包括陳雲、王震、李先念等對我的不滿。他們認為，胡耀邦那個時候想干而沒有干成的事，我卻幹了。胡耀邦時期沒有解決鄧力群的問題；沒有解決書記處研究室的問題，這個研究室不聽耀邦的。
現在鄧力群下來了，研究室也解散了，耀邦沒幹成的事我幹了。於是就把反對的目標指向了我。當時我沒有感到這件事有這麼大的影響。以後到1988年物價出了些問題，出現搶購、擠兌、通貨膨脹等，在老人中就掀起一股對我的不滿，多方非難，甚至要換人。這與上面這些事情很有關係。
鄧力群和陳雲、李先念、王震的關係非同一般，很得他們的器重和賞識。鄧力群在1980年通過他掌握的書記處研究室，大力宣傳陳雲的經濟思想和主張。
其實我也認為陳雲同志過去在經濟工作上確實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在過去計劃經濟時期，由於他的掌握，經濟還是取得了很大成績。他很多主張還是正確的，如大躍進、大煉鋼鐵，他表示反對；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很大成績；而且當時全國在社會主義改造，強調一大二公的時候，陳雲還是主張大計劃小自由，有許多很好的思想。但後來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政策，他是有許多保留的。鄧力群在這個時候宣傳陳雲思想，很明顯地是用宣揚陳雲的經濟思想來抵制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思想。
前面我說過了，1987年我曾建議調李瑞環協助鄧力群管意識形態工作。陳雲當時沒有表示，經過一天考慮，他通過秘書告訴我：宣傳工作還是由鄧力群一人管為好，否定了我的意見。到7月3日，他同薄一波談話，發表了所謂「責任重大，學點哲學」的這篇講話。這話是講給我聽的，由薄一波記錄轉給我。形式上要我學辯證法，實際上是對我的批評，認為我聽不得不同意見。事情主要是指我上台不久，就使鄧力群這些人離開了宣傳戰線。
另一個就是那個時期，我在各種場合講了不少批評左的論調的話，特別是我在5月13日的講話時，對胡喬木、鄧力群代表的左的言論進行了批評。這些記錄稿印出來送給陳雲，陳雲不同意我說的「五十年代搬用的蘇聯經濟模式，實際上是戰時經濟模式」。鄧力群在十三大落選後，陳雲又專門寫了批示：鄧力群的政治、生活待遇一律不變。
李先念在文革前主持過國務院五辦，鄧力群就在五辦工作過，參與李先念的決策和文件的起草，實際上是李先念的重要幕僚。1987年鄧力群又親自主持李先念文集編輯出版的寫作班子。在傳閱鄧小平不讓鄧力群主持宣傳工作的批示時，李先念寫了「鄧力群是個好同志，還要很好地發揮他的作用」的批語。
至於鄧力群和王震的關係就更深一些。早在建國初期，鄧力群就任王震主持的中央新疆分局宣傳部長。王震後來因為牧業合作化的冒進受到中央的批評
。鄧力群當時站在王震一邊，竭力維護他，從此得到王震的信任。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力群每有困難或不便講的話，常常讓王震出來。大約在1987年夏季，葉選寧打電話給我，說王震想找我談一次話，於是我就去了王家。
王震勸我說，你不要接任總書記，國務院的工作很多，離不開你，書記處的事不多，可讓姚依林去搞就行了。談話時葉選寧在場。我當時因為也不想任總書記，所以就請王震去說服鄧小平。後來有人告訴我，王震實際上在積極活動，想要推鄧力群當總書記。所以許多人擔心，要我無論如何不要把位子讓給鄧力群，這就引起了我的警惕。以上情況說明，鄧力群的事發生後，老人們更加加深了對我的不滿是毫不奇怪的。
這前邊的一大段，主要講的是在十三大召開之前如何將大反自由化那樣一種氣氛，轉到為改革開放製造輿論，創造一種有利於召開十三大的氣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