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記處其實是歷史上曾有的機構，毛澤東利用書記處對付不執行他路線的政治局成員，那是1950年代，他讓鄧小平主持書記處，當副帥。1980年，鄧小平師法毛澤東提出恢復書記處，作為中共最高層的日常辦事機構。一年後習仲勛增補進入書記處，書記處一把手是胡耀邦，二把手是習仲勛。由於當時一些政治局成員是「文革」期間上來的，是「文革」政策的既得利益者，重大的改革開放政策很難通過他們的手，於是鄧小平依靠書記處的胡耀邦、習仲勛推進改革開放。
鄧小平是中國文革後事實上的一把手（圖源：AFP/VCG）
2014年8月22日是鄧小平誕辰110周年，我一直還保留著1983年3月4日定版、7月1日發行的《鄧小平文選》，定價一元，上面有我標註的一些記號。在這本鄧文選即將發行時，胡耀邦已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三年了，他們這一代領導人極其重視這件事。此前，《毛澤東選集》5卷是聖經。當時，一些人反對改革開放，常常割裂地引用裡面的一些話做根據，尤其第五卷，那是毛澤東剛去世後華國鋒主持編出來的。出版《鄧小平文選》，是為全黨全國的改革開放新任務舉旗幟、定方向，是特等大事。
當時，鄧小平的很多言論還來不及全部整理，但不能再等下去了，就把對撥亂反正最重要的一些文章先收集起來。其中包括鄧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
文選出版後，要對其中最重要的議題組織寫文章，闡發要點，受命出面組織的是《人民日報》。這份中共中央的機關報，從1977年起的大轉折年代發表了不少鼓舞人心的好文章。鄧「8·18講話」極為重要，我曾為此寫過一篇「奉命文章」，今天回憶起來，有很多感想，完全用得上「溫故而知新」的名言。
在《人民日報》寫闡釋文章意味著什麼？
《鄧文選》剛出來時，沒有第一卷之說，因為並不清楚未來還會有多卷。當時，中央書記處一把手是胡耀邦，二把手是習仲勛。上面要把鄧選中的幾個主題，選幾個方向和可能的理論突破點，布置專人闡釋。我記得當時擬定了13個主題。前幾個主題很容易找人，比如農村改革主題找的是副總理萬里，寫承包製的來龍去脈，等等。
有兩個主題找人很難，一是軍隊改革。有的人思想開明，但資歷不夠老，那時部隊裡很講論資排輩，別人一問就是長征時你在哪？另外，找的人也不能極端，部隊要講團結，幾方面都能接受為好。最後是李德生寫軍隊改革的文章，他參加過長征，資歷不算最老，但毛當年對他印象很好。中共開九大前，安徽的劇烈武鬥被止住了，靠得是李德生主持的軍管。有人向毛匯報了李德生如何發揮老紅軍的傳統，親自打了綁腿爬梯子進入武鬥據點，說服造反的兩大派聽毛主席的話，停火、繳槍、大團結。毛表揚李，說你是個政治將軍，懂政治。李德生早年又是劉鄧大軍的部下（是第17旅旅長），所以李是兩邊都認可的。
鄧「8·18講話」是13個主題中最敏感的一個。找了幾位理論界重量級的名人，都說這個主題非常重要，但很難寫。因為當時有些人不同意這麼提，放了狠話，說「反封建就是反老幹部，就是反黨」，說「誰反封建就送到新疆青海去勞動改造」，等等。這些重量級的理論家都知道內幕，就不願意出頭了。
何匡是《人民日報》理論部的負責人，他也參與組稿。最後，是讓中國社會科學院找人來寫。于光遠就說，反封建主義是個新話題，能否破個例，找個年輕人？於是，我被推薦為執筆人。把我叫去說這個事，是在于光遠的副手蘇紹智家裡，鄰居是汪道涵。在蘇的大客廳里有兩部電話，于光遠、李慎之、何匡、王若水，幾個理論界老前輩一個個跟我在電話里講怎麼寫才合適，怎麼把好尺度，既能發表出來，又要有新意，為推進政治改革講清道理。他們教我千萬要拿捏好分寸，但沒跟我講寫這篇文章後面的那些內幕風險，我後來才知道詳情的。
我馬上寫成了《切實改革，肅清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發在《人民日報》理論版的頭條。1983年10月的《新華文摘》上，那篇文章放在目錄的第一篇。
鄧「8·18講話」的大背景
十一屆五中全會後，8月18日到23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鄧做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三中全會」是改革開放的起點，解決的是思想問題，從階級鬥爭轉移到四個現代化上來。從組織上解決問題主要是五中全會，在領導體制上做了重要調整和改革。有一些很難做，但幾項改革做成了。
1980年，鄧小平提出恢復書記處，作為中共最高層的日常辦事機構。為胡耀邦配備了一批強有力的人，習仲勛任常務書記。當時，有些政治局成員是「文革」期間上來的，是「文革」政策的既得利益者，重大的改革開放政策很難通過他們的手。鄧小平是個大政治家，通過設立書記處，來落實改革開放的主要舉措。書記處其實是歷史上曾有的機構，毛澤東曾用同樣的辦法對付不執行他路線的政治局成員，那是1950年代，他讓鄧小平主持書記處，當副帥。當時造成了一個特殊局面，周恩來在政治局排名第三，鄧小平排名第七，但毛澤東指示書記處管全面工作，周還要向鄧匯報工作。
五中全會上，陳永貴不做副總理，華國鋒不做總理，趙紫陽當總理，副手萬里。黨務胡習，政務趙萬，這個班子是改革開放初期最理想的搭配，等於把「文革」後期黨和國家領導班子換了。這個事情太重大，要跟全黨有所解釋。這是「8·18講話」的大背景之一。鄧講話以後，到1980年9月11日，中發66號文件把鄧小平的講話修改後在一定範圍內公開了。但這時鄧的講話還不是正式文件，要求黨政軍在一定層次上組織討論，提出修改和建議，在10月15日前上報中央，然後根據這些修改和建議，把鄧的講話作為依據，制定正式的法令和條例來落實領導體制的改革。
鄧「8·18講話」的現實針對性
事後來看，這個講話最重要的有三點。
一是在更高層次上反省和總結歷史教訓。為什麼到1976年為止，中國會發生越來越嚴重的一系列錯誤，「文革」等等究竟是「極左」還是「極右」？林彪出事後，王若水向周恩來建言，說林彪事件最大的教訓是極左猖狂，要批左。毛很惱火，認為這實際上是批到他力主的「文革」根子上去了，於是毛創造了一個新詞：形左而實右。這句話到了1976-1978年還在沿用，說四人幫是極右。
鄧小平的講話，受到兩個推動，一個是北京等大城市的大字報，反思沉重的歷史教訓，一個是李維漢。李跟鄧小平講，在總結歷史教訓時，要對毛的一些話重新估價。毛說1949年後最大的危險是資本主義復辟，我們中國都沒有什麼資本主義，怎麼復辟？看來更危險的是封建主義復辟、專制主義復辟。後來鄧小平講話中強調，我們面臨的干擾有很多方面，左的比右的危險更大，封建主義的比資本主義的危險更大。
鄧講話的草稿是中央文獻和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廖蓋隆寫的，他後來訪問哈佛大學時回憶，鄧小平沒大改草稿，這是他一生能為中國改革做的一件極有意義的事。西方研究社會主義體制的大學者很多人都認為，這是鄧小平講政治改革最重要、最好的一篇。
鄧講話提出的基本總結是：在這之前發生的一切嚴重錯誤，主要根源之一是「封建主義的餘毒」。這是原話，這個估價了不得，比用「左」和「右」這個通常的意識形態說法更加深刻、更加高瞻遠矚。鄧講的封建主義，並不是現在學術界講的分封建國，而是講政治權力與領導體制層面的事，講一言堂與一把手專制多年裡成風氣，講沒有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就會導致一系列嚴重後果。這就把當時理論界與街頭爭論最多的焦點，做了一個定位，從我們長期以來缺乏民主傳統，深挖根源，追蹤到了封建專制主義。從這一點來講，鄧小平超越了他那一代的絕大多數同事。
我一直認為，鄧之所以能做出這麼深刻、高瞻遠矚的總結，跟他本人和李維漢他們在20世紀早期去西方留學有關。在他們的經驗里，把「四人幫」、「文革」等一連串的嚴重問題，僅僅歸結為「左」，或者全部算在資本主義頭上，不成道理，說服不了人。他們年輕時在西方待過，一人當官雞犬升天、官商、特權橫行、權力高度集中缺乏制衡、人身依附、對上級「盡忠」這些現象，不能說西方沒有，但在他們留學的西方，這些現象已經不那麼嚴重了。相反，正是在封建專制主義傳統厚重的中國，這些現象極其普遍。
所以，這一代曾在西方留學的共產黨人，在反省和總結1977年以前中國的嚴重問題時，究竟把板子打在哪個身上，他們看得更清楚。最主要是打在封建專制主義身上。有的人很不高興，因為那就是他們的價值觀和行事方式。反封建專制主義「就是反我們」，是他們的心病。
第二點，對這些封建專制主義遺毒，一是要在思想觀念上批評，但更最重要的是必須從制度上解決。如果沒有制度的改革，這些問題無法根除。這個視野高度在當時也是很突出的。鄧講了特別有名的一段話：
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面，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史達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
鄧的講話那時對全國震撼極大。我當時在那篇受命文章里說：「這是進入社會主義時期以來我黨領導人對這個問題所作的最明確，最深刻，最全面的一次論述。」發表這篇文章不久後我就去美國留學了，哈佛、普林斯頓等大學那些研究與中國有關的比較政治或廣義社會科學的名學者都說，這個講話是鄧小平最了不起的思想觀念的陳述，是中國政治改革最重要的大框架。
第三點，從上面引述的那段話可以看到，鄧小平強調，1949年以後出現的許多嚴重問題不能僅僅歸於一兩個人，也不能僅僅歸於中共一個政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俄國等其它幾個國家也出現過類似的問題。這就把問題的根源挖掘到制度的弊病上，是從歷史的、制度的雙重根源上去追究「文革」後期中國走到崩潰邊緣的深層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