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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殺人吃人肉羹已成一條龍產業 中國人到底怎麼了

昨日港媒報導,大陸器官買賣及偷盜已形成一條龍的食人肉羹產業鏈,但監管當局視若無睹,有些官員甚至與之狼狽為奸。大陸大小醫院乘人之危,將職業道德拋之腦後,白衣天使已成為催命的惡魔。阿波羅網評論員表示,江澤民當局開始的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牟取暴利,催生了大陸器官移植業的瘋狂擴張,導致官商勾結的人體器官盜取和販賣無法無天。中國醫護人員的敗壞,醫療系統的亂象,源自於江澤民時期的「醫療產業化」。

5月11日,港媒東方日報刊文《趁病打劫何其多中國人到底怎麼了》。文章揭露,「大陸器官買賣及偷盜已形成一條龍的食人肉羹產業鏈,但監管當局視若無睹,有些官員甚至與之狼狽為奸」。阿波羅網評論員表示,江澤民當局開始的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牟取暴利,催生了大陸器官移植業的瘋狂擴張,導致官商勾結的人體器官盜取和販賣無法無天。東方日報文章還稱,大陸大小醫院乘人之危,將職業道德拋之腦後,白衣天使已成為催命的惡魔。阿波羅特約評論員表示,中國醫護人員的敗壞,醫療系統的亂象,源自於江澤民時期的「醫療產業化」。

器官買賣「一條龍的產業鏈」

文章說,大陸醫院見錢眼開,醫護人員更是唯利是圖。繼「莆田系」醫院害死人命,江蘇一位病人做胸腔手術後,右腎不翼而飛。類似荒誕事件全球鮮聞,但在神州卻層出不窮。

文章分析,腎臟在毫不相關的胸腔手術中失蹤,不能不令人懷疑有人趁手術偷器官。類似事件不絕如縷,早前深圳一位女工到醫院做尿道結石手術,卻被摘除左腎。事後查明,原來有富商給無良醫生下訂單,高價求購特殊類型的腎臟,醫生在手術中發現該女工腎臟剛好匹配,因此暗做手腳,沒想到東窗事發。

中國器官黑市有龐大的需求,但由於近年來慎殺、少殺的推行,死刑犯器官數量愈來愈少。其中巨大的利益促使一些醫生在正常手術中「偷器官」。即便被揭破,也以「誤診」為由大事化小,而當事人往往有冤難伸。

文章特別提到,「事實上,這種器官買賣及偷盜已形成一條龍的產業鏈,但監管當局視若無睹,有些官員甚至與之狼狽為奸,共分一杯人肉羹。」

對此,阿波羅特約評論員「龍嘯」表示,大陸盜取和販賣人體器官的興起,器官買賣「一條龍的產業鏈」的形成,都源自於江澤民的惡政。據海外「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調查,大陸的器官移植業正是崛起於江澤民開始鎮壓法輪功之時,2000年之後大陸各種人體器官移植手術的數量呈數十倍甚至數百倍的爆炸式激增。正是江澤民當局開始的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牟取暴利,催生了大陸器官移植業的瘋狂擴張。而當局對活摘器官的極力掩蓋包庇,更是導致這些官商勾結的人體器官盜取和販賣無法無天。

《血腥的活摘器官》一書的作者、加拿大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和前加拿大亞太事務國務部長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近期受邀在TEDx慕尼黑演講大會上進行了題為「兩個大衛戰紅魔」的聯合演講,揭秘中國器官移植瘋狂現狀與受迫害的法輪功群體之間的關係。

TED(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即技術、娛樂、設計)是美國的一家私有非營利機構。TED大會是一項國際性的演講活動,宗旨是「用思想的力量來改變世界」。2009年,TED的組織者們推出了TEDx,將TED演講地方化。

麥塔斯是加拿大人權律師,2008年加拿大勳章得主及2009年國際人權協會人權獎得主,2010年獲提名諾貝爾和平獎。喬高曾當選七屆加拿大國會議員、本人也是一位律師,前皇家檢察官,他於1997~2002負責加拿大政府拉美與非洲事務,2002~2003出任亞太事務的國務部長,201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根據大紀元編譯報導,麥塔斯在演講的一開始就提出:「21世紀初,中國的器官移植數量飆升1萬例,至世界首位。」

「對於這些器官的來源,中共的解釋是:來自捐獻。但是那時候,中國沒有捐獻系統。2006年,中共改變了說辭表示,器官主要來自被執行死刑的犯人。中國有多少死刑犯被槍決?中共政權不願透露這個數字。」

「中國醫院網站廣告向器官移植旅遊的遊客承諾,等待器官的時間短。我們採訪了一些到中國進行移植手術的病人。他們說,他們可以選擇手術的時間,對關鍵臟器亦是如此,比如心臟肝臟和肺。全世界其它國家的病人需要等待數月或數年來獲得器官;而在中國,醫院和監獄是在等待病人,囚犯因器官而被殺戮。」

「綜合所有這些因素,我們估計中共每年進行1萬例移植手術,需要對10萬名死刑犯行刑。10萬名死刑犯,這是一個不合情理的數字。非政府機構估計高峰期中國每年處死5,000名死刑犯,這一數字已經遠高於其它國家。」

「隨著時間推移,死刑犯數量下降,但是器官移植數量保持不變或者甚至上升。這些器官從何而來?捐獻不是答案,被執行死刑的刑事犯也不是答案,那麼答案是什麼?」

麥塔斯介紹,「這些器官來自囚犯,但是,不僅僅來自被判處和執行死刑的犯人。這些囚犯主要是良心犯,主要是法輪功修煉者。在共產黨鎮壓法輪功以前,中共官方數字顯示,法輪功修煉者人數達到7千萬~1億人。」

「出於對法輪功廣受歡迎程度的妒忌以及恐懼其意識形態最高地位受到威脅,中共發動鎮壓法輪功。數以萬計的法輪功學員被關押監禁。一些法輪功學員釋放出獄後出國,我們在全世界範圍內對他們訪問,發現所有被拘押的法輪功學員被系統地進行驗血和器官檢查。這些體檢不是以健康為目的,因為他們都遭受酷刑以被迫放棄信仰。但是體檢對器官移植是必要的,因為需要血型配型和理想的組織配型。」

「調查員假裝成需要移植的病患親屬向醫院打電話,問詢他們是否有法輪功學員的器官,他們在電話中表示,因為他們煉法輪功所以身體健康。調查結果顯示,全中國範圍內的醫生和醫院表示,他們有法輪功學員的器官,來了就可做移植手術。這些電話有錄音記錄,然後聽打翻譯。雖然法輪功修煉者是完全無辜的,中共在媒體宣傳上詆毀法輪功,將這個群體妖魔化、非人性化。拘押者認為任意殺戮法輪功學員不算什麼,因為他們不把法輪功學員當人看待。這個群體解釋了死刑犯所無法解釋的移植數量。」

喬高表示:「過去10年來,中共強摘器官的證據已經具壓倒性。我們目前有32項證據。外科醫生Enver Tohti作證說,90年代,他被強迫從活著的維吾爾族政治犯身上摘取器官。器官攫取的對象很可能包括西藏人、維吾爾人、家庭教會成員,然後大規模針對法輪功群體。」

「2014年,葛特曼(Ethan Gutmann)出了一本書《大屠殺》。8年間,他訪問了100多人,收集了新的證據。他估計,在一段特定時間內,監獄和勞教所中至少有4萬5千名法輪功學員器官被殺戮攫取器官;從2000年到2008年,約有6萬5千名法輪功學員,2000~4000維吾爾人、藏人、基督教人士因器官被殺戮。他的估算和麥塔斯與我的計算相似。」

聯合演講者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表示:「10年前,我們被邀請對中共強摘器官指控進行調查。我和麥塔斯試圖找尋大屠殺的教訓。我們同意對這些指控進行獨立的、義務的調查。調查結果非常令人不安,我們將之稱作『這個星球上從未有過的罪惡』。」

見利忘義自相殘殺

東方日報上述文章還稱,一手拿著手術刀,一手收著紅包,這便是部分大陸醫生的形象。大小醫院雖然打著「救死扶傷,實行人道主義」的招牌,實際上乘人之危,將職業道德拋之腦後。白衣天使已成為催命的惡魔,醫院成為索命的閻王殿,病人則成為案板上的魚肉,任由宰割。在不少醫生眼中,紅包利是才是硬道理,救死扶傷不過是口號而已。

文章提到,一位湖南患者因為沒有送足紅包,開罪了主治醫生,做手術時醫生故意留下一把鉗子在患者體內,結果患者被折磨得死去活來,不得不二次開刀。浙江一位癌症患者看到醫院牆上「拒收紅包」的宣傳,信以為真,未給主治醫生送禮,手術時主治醫生存心報復,偏偏不將癌細胞切除乾淨,導致這名患者需不停做手術,花費巨大的錢財,最終還因癌細胞擴散而死亡。

對此,阿波羅特約評論員「龍嘯」表示,中國醫護人員的敗壞,醫療系統的亂象,都源自於江澤民時期的「醫療產業化」。

在2014年12月13日召開的「國際臨床科室管理年會」上,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社長袁鍾發表了《做與文化相適應的醫生》的主題演講。講演主要圍繞著醫生道德和社會導向兩個問題,引用的很多事例引人深思。

袁鍾在演講中指出了醫療產業化的惡果,「我們幾乎把醫院當成一個企業,我們的領導們在一塊開會最喜歡說的是「我們醫院5個億,我們醫院8個億,我們醫院9個億,我們醫院12個億,我們醫院20個億。」我們在當醫生、院長、幹部在制定政策的時候,千萬不能讓我們的醫生去犧牲善良才能獲得正當權益。他本來該有一萬塊錢的工資卻只他發兩千,另外八千塊錢讓他自己去賺,這是邪惡的。」

袁鍾說:「我們已經忘了什麼叫醫院,這是價值觀出了問題。也有醫生告訴我說,自己當醫生就是為了賺錢。這本身沒錯,但我想告訴你,只想賺錢,千萬別當醫生。這個社會上比當醫生賺錢的工作還有很多,賣房子、開礦、做金融、做IT……但是,只有兩個行業又有錢又有尊嚴,一個是醫生、一個是教師。在日本,只有兩個職業能被成為「先生」,同樣是醫生和教師。」

公開資料顯示,江澤民執政時期,指使其姘婦陳至實行立教育產業化和醫療產業化,實現「悶聲發大財」。

阿波羅網評論員今鍾指出,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敢提出悶聲發大財作為國民的指導方針,因為這會從根本上摧毀國人的價值觀。

《真實的江澤民》第八章這樣總結中共對醫療體系和醫療道德的破壞摧毀: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中國的醫療體系和社會環境發生的深刻變化,徹底摧毀了醫患之間的互信。現在在中國談起醫患關係,就好似在商場裡談買賣,醫院成了企業單位,以盈利作為主要目標,病人是醫院和醫生掙錢的客戶與財源。在一個社會道德大滑坡,一切向錢看的大背景下,醫院和醫生如何利用自身的職能和權力從病人身上榨取額外經濟利益的各種不道德的手段就應運而生了——醫務人員違背良心開大處方、高價藥、濫檢查,巧立名目亂收費,索要紅包,不交錢就停藥,甚至於「見死不救」。

大陸媒體報導,中國工程院院士、呼吸道疾病專家鍾南山曾在2014年的兩會期間表示,全世界醫生都靠技術吃飯,中國醫生靠賣藥吃飯。一個醫生半天要看50個人,有什麼時間和病人交流?排隊3小時、看病3分鐘,沒有溝通就容易產生矛盾。與其說是醫生道德問題,不如說是醫院體制問題。拋開醫生搞醫療改革是錯誤的,不應該用抓經濟的思路,而要尊重生命。

據中國報導周刊報導,從上世紀90年代起,陳至立名為「醫療產業化」的改革席捲中國大陸。從那時起,醫院的收費幾乎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持續增長,高於同期居民收入增加速度4倍以上。也就是從那時起,大陸居民因病致貧、無錢看病的事例從時有發生變成了普遍現象。那些下崗工人、工廠職工、退休職工、底層的小市民、農民成為刀俎上的魚肉,只能任人剁了。「革命的人道主義、救死扶傷」,這些詞彙在今天的中國大陸已經絕跡,醫療成為當今中國社會最骯髒、最缺德的產業,醫院張開了血盆大口,把進去的病人連血肉帶骨頭全部榨乾。

阿波羅網於飛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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