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認定：今後自己就是要緊跟林彪了。他在感激林彪之餘，也要為林彪賣力氣。這種賣力氣，集中在他幫助林彪鼓吹天才論，幫助林彪當國家主席之上。一系列舉動使毛澤東明白陳伯達是林彪奪權的馬前卒，然而林彪是二號人物，陳伯達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兩個人聯合起來，勢力很大，也不能一下子搞倒兩個高層人物，那樣的話，震動太大。他要分化林、陳，先批陳，這樣可以保證政局穩定。
1966年10月18日，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圖源：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毛澤東的打算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為了反修防修。但他也沒有料到，「文化大革命」鬧起來，會形成全國動亂的形勢，毛澤東為穩定全國局勢做出了一些努力。到1968年，隨著全國大部分地方政權的重新建立（當年稱為「革命委員會」），毛澤東認為，中國的局勢算是基本穩定了。於是，毛澤東打算通過召開黨的九大，實現進一步穩定，同時，實現中央領導班子的更換。毛澤東設想：九大要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實現全國的安定團結之後，就可以搞生產了，「文化大革命」也就按照他原來預計的「一年開張，兩年見成效，三年收場」的步驟，結束了。
但是，毛澤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指導下搞「文化大革命」的。按照這個理論，在中國就應該不斷地革命。革命，就要打亂一切，就意味著動亂。可是，現在又要實現安定團結，這是一對矛盾。因此，毛澤東就是在這種矛盾的心情下指導九大籌備工作的。一方面，他要實現安定團結，另一方面，他又主張繼續革命，要不斷地清洗「走資派」，要提拔、重用所謂堅持繼續革命的「革命派」。要開九大，就必須要事先準備兩個重要文件，一個是《修改黨章的報告》，一個是《政治報告》。而在這兩個文件中，九大政治報告的分量更重一些，因為這個報告中，既要對「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經驗進行總結，又要對中國的未來走向進行規定。毛澤東顯然是準備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寫入九大政治報告中去的，同時他也希望實現安定。而對於起草這兩個文件的人選，毛澤東當時是要交給在「文化大革命」中緊跟他的戰略部署的林彪和江青這些人的。
另一方面，對於當時黨內已經形成的林、江兩個集團來說，誰掌握了起草這兩個文件的權力，對誰就十分有利。因為起草這兩個文件的權力，非同小可。因為在中共歷史上，誰拿到了起草黨的代表大會文件的權力，就意味著自己所主張的意見和思想可以貫徹於全黨，就意味著起草人在黨內地位的鞏固和上升。對此，江青、康生、張春橋早有籌劃。1967年底，張春橋和姚文元就向毛澤東報告說，他們已經著手組織群眾討論修改黨章的問題，已經取得了經驗。他們藉口曾經在上海搞了「群眾性的修改黨章的運動」，爭取毛澤東肯定，從而把起草修改黨章的報告的權力拿到手。他們向毛澤東匯報這些經驗後，毛澤東表示讚賞。隨後，1967年12月16日，經毛澤東同意，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名義，發出了《關於進行修改黨綱黨章工作的通知》。這個通知中說：「根據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正在展開一場群眾性的修改黨綱黨章的運動。他們採取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方法，以三種形式結合進行：（一）組織了市一級的修改小組；（二）分別到工廠、機關、學校、商店、公社、連隊、街道選擇一批點，組織了幾十個群眾性的修改小組，為市的修改小組提供參考性的修改稿；（三）市一級的革命群眾組織和駐滬三軍自己選擇一批基層單位，展開修改黨綱黨章的討論，廣泛聽取和集中群眾意見。」這個經驗在全黨一公布，等於把起草修改黨章報告的任務，交給「上海幫」了。接著，「上海幫」又伸手來搶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權力。
可是，當時黨內還有一個不可小視的人物——陳伯達。當時，陳伯達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第四號首長，黨內頭一號大筆桿子。毛澤東當時雖然對陳伯達有一些不太滿意，但對陳伯達還是器重的，他考慮，起草九大政治報告，是不能甩開陳伯達的。但是，江青硬是要推薦張春橋、姚文元起草，而張、姚二人當時也正受毛澤東的器重。於是，毛澤東經過考慮，指定由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三人共同起草，三個人中，由陳伯達牽頭，不久毛澤東又明確說：陳伯達是起草九大政治報告小組的組長。
但是，陳伯達在中央文革小組中早就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矛盾很深，他是決不會再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合作了，他也決不會與張、姚二人共同起草九大政治報告，反正經毛澤東提議，由中央正式通過的九大政治報告起草人的名單中，陳伯達名列第一位，毛澤東後來又指定他當起草小組組長，因此，他下決心自己干。他把張、姚二人甩在一邊，自己找了幾個助手幫他找材料，由他自己構思，自己寫作。由於張、姚是被列入起草九大政治報告名單的人，他們當然不甘被冷落，於是，他們就多次主動找陳伯達，要陳伯達到釣魚台去，和他們一起研究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問題。陳伯達乾脆向他們挑明了自己的態度，這個態度就是：你們搞你們的，我搞我的。
對於這件事情，陳伯達後來回憶道：
「九大」前，原來決定要我和張春橋、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報告稿。我不願同張、姚合作。起草人名單上，是我列在前面。我就自己著手，並組織幾個人幫助搞材料。
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寫過關於「劉鄧路線」的話。毛主席看過，說了一個重要指示：「鄧小平同志打過仗，同劉少奇不一樣，報告上不要提他。」
記得，毛主席的話，我向周恩來同志報告過。
張春橋幾次打電話要我到釣魚台去，和他們一起搞。我說，你們可以搞你們的。結果，他們就以康生帶頭的名義，搞出一個稿子。
陳伯達回憶中所提供的上述材料表明，從一開始，三個起草人之間就有矛盾，就不打算合作。
三個起草人不肯合作，也使林彪著了急，因為毛澤東是指定要由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報告的，他要把這件事情落實才行。另一方面，林彪也想通過九大政治報告，更多地貫徹他的想法。於是，林彪於1969年2月下旬，讓秘書打電話，請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到毛家灣自己家裡談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事情。「副統帥」林彪召喚，他們誰也不敢不來。當三個人在林家的客廳中坐定之後，林彪開門見山，把他自己寫好的九大政治報告提綱交給他們看，並且談了自己關於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一些意見。林彪所談的意見中，很重要的是，強調參考1968年3月30日《人民日報》社論中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原來，這篇社論中傳達的毛主席最新指示中有這樣的話：「革命委員會的基本經驗有三條：一條是有革命幹部的代表，一條是有軍隊的代表，一條是有革命群眾的代表，實現了革命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要實行一元化的領導，打破重疊的行政機構，精兵簡政，組織起一個革命化的聯繫群眾的領導班子。」「要相信和依靠群眾，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軍，相信和依靠幹部的大多數。」除了傳達毛澤東上述指示外，這篇社論還有這樣的話：「這種『三結合』的權力機構，強化了無產階級專政。『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是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鋼鐵長城。革命的『三結合』，進一步地把我們的軍民團結髮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人民解放軍在一年多來的『三支』、『兩軍』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也受到了很大的鍛鍊。由於解放軍代表直接參加了各級臨時權力機構的工作，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更能夠經受任何驚濤駭浪的考驗，就更能夠粉碎國內外一切敵人的陰謀，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發揮出更加強大的威力。」原來，林彪強調要參考這篇社論，其用意就在於：在九大政治報告中，增加對軍隊作用的講述，從而為進一步增加今後各級班子中軍隊幹部的數量和地位打基礎。此外，林彪還強調，在九大政治報告中要寫一些實現安定團結和抓生產搞建設的話。可見，林彪也是有自己的「小算盤」的。
接著，林彪做他們的工作，希望他們好好合作，共同起草好九大政治報告。林彪講這個話後，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三個人誰也沒有說話，都沒有表示聽從林副主席指示。看到三個人僵持著，林彪便追問道：「你們有什麼意見？」這時，張春橋和姚文元開腔了，他們對陳伯達說：「你先動筆吧，需要我們時，就隨時找。」陳伯達見張、姚二人已經把話挑明了，也當著林彪的面說：報告我自己起草。張、姚被陳伯達當著林彪的面「涮」了，只好尷尬地表示：那就辛苦你自己動筆吧。你起草時如果需要我們，就叫我們，我們隨叫隨到。
出乎人們意料的是，毛澤東允許兩套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班子存在
從林彪家裡回來，陳伯達向中央請了一個月的假，把自己關在米糧胡同的家裡，埋頭起草九大政治報告。他的這個行動也是公開表明，他是在同釣魚台的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分庭抗禮。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也不是等閒之輩，此前，他們在釣魚台，以康生牽頭的名義，組織了一個起草班子。現在，他們進一步明確，這個班子由張春橋、姚文元具體負責。他們雖然也根據林彪的提綱搞，但對林彪講的「社論精神」，卻沒有採納，而是按照突出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路子，自己搞了起來，同時告訴手下參加寫作的人，對陳伯達封鎖材料。也向地方打招呼，不給陳伯達材料。
可是，各地負責人也態度不同。當陳伯達讓秘書向北京市要材料時，當時主政北京市的謝富治就硬邦邦地頂撞道：「如果是中央要材料，我給。如果是你陳伯達個人要材料，我不能給。」但是，陳伯達自己也有自己搞到材料的路子，他讓秘書向新華社要材料，新華社就很痛快，送來了全國各地工廠、農村的生產情況資料。陳伯達讓秘書向中央研究室要材料，也很痛快，那裡送來了馬列經典著作中的有關語錄。陳伯達讓秘書給河北省打電話要材料，那裡很快就送來了河北省的一些材料。陳伯達心中不無得意地想：要封鎖我，也沒有那麼容易，我在中央工作多年，主管過許多大部門，下面還是聽我的。同時，他也覺得，自己收集到的材料已經很充足了。他開始了進一步的寫作工作，照樣獨自起草九大政治報告。
還是陳伯達的筆頭快，不久，他就拿出了題為《為把我國建設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的九大政治報告的第一部分和全文的提綱，送給毛澤東審閱。這個報告稿共十個部分，陳伯達送給毛澤東看的，只是第一部分和全文的提綱。陳伯達在第一部分政治報告的文稿中，強調了抓革命、促生產問題，強調了團結大多數的問題，談到了安定問題。同時，還按林彪的意見，把林彪提到的那篇社論中的精神也寫進報告稿中。毛澤東看後，基本滿意。同時，再次提出：鄧小平打過仗，與劉少奇不一樣，報告中不要提他。毛澤東基本認可的態度，使陳伯達更來了勁。他也不把毛澤東的態度和談話內容告訴張、姚二人，只是自己關起門來，起早貪黑地寫。這時，一個工作人員告訴陳伯達，張、姚在釣魚台組織的寫作班子，搞得也很快，已經寫出了九大政治報告的三個部分。
一場爭論
陳伯達著了急。為了搶先，就先把自己寫好的政治報告稿的前三部分拿了出來，交給有「中央文革」成員參加的中央政治局討論。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一看陳伯達搶先拋出報告稿，便不急於把他們起草的報告稿拿出來，而是把精力轉到挑陳伯達報告稿的毛病上來。在討論陳伯達報告稿的政治局會議上，張春橋、姚文元先後發言，指責陳伯達的報告稿是鼓吹「唯生產力論」，是搞「調和主義」。
這時，江青也出面了。她到處打聽陳伯達的報告稿的起草情況，打聽毛澤東對陳伯達先送去的報告稿的一部分到底是怎麼看的。打聽來打聽去，江青終於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那裡得到一個消息：毛澤東說過鄧小平打過仗，同劉少奇不一樣，報告稿中不要寫他。江青聽後，心中實在不舒服，因為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要打倒劉鄧的。她心中更加惱怒的是，毛澤東的這個指示，陳伯達竟然不告訴她，這不是對我搞封鎖嗎？江青回到釣魚台，立即對張春橋、姚文元說了這件事情，她定性說，陳伯達這樣做，是「封鎖毛主席的聲音」。他們三個人找到康生，講了這件事，康生也很惱火，贊成江青說的「陳伯達封鎖毛主席的聲音」。康生還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一起商定：馬上召開一個會議，專門批陳伯達。
這個會說開就開。批陳伯達的這個會，是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開的，開會前，江青通知了首都黨政軍各方面負責人參加，開會時，會場裡坐得滿滿的。會議一開始，江青就宣布：我是這次會議的主席，接著，她簡單講了陳伯達「封鎖毛主席的聲音」的問題，然後就給陳伯達扣了一大堆帽子，上的「綱」非常高。江青講完，康生接著講，對陳伯達的攻擊，十分激烈。康生發言後，江青責令陳伯達做檢討。會上氣氛緊張，火藥味很濃。陳伯達剛剛解釋了一句話，立即被江青打斷。江青說：「陳伯達不檢討，不讓他說了。」接著，江青又給陳伯達扣上了更重的帽子。批陳伯達時，江青兩眼死盯住陳伯達，發現陳伯達那一天穿著軍裝（「文化大革命」時，中央領導人一般都穿軍裝——筆者注）。江青便高叫：「你陳伯達還配當解放軍？你不配！」她對手下的人說：「快去摘掉陳伯達的領章、帽徽！」陳伯達根本沒服氣，他不允許別人摘他的領章、帽徽，並且跳起來高叫：你們要打倒我，你們敢把打倒我的大字報貼到街上去嗎？這時，參加會議的葉群站起來高呼口號：「擁護江青同志！」會上其他人也跟著高呼了這一口號。陳伯達再次高聲叫道：「大字報上街！」結果，會議不歡而散。
會議結束後，葉群馬上給陳伯達家裡打電話，解釋說：在那種場合，我只能這樣喊，請陳伯達原諒。陳伯達知道葉群在心裡是支持他的，就說：我完全理解。
這次會後，陳伯達根本不理江青那一套，自己接著寫九大政治報告稿。江青等人也緊鑼密鼓地在釣魚台由張、姚二人牽頭組織人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稿。
不久，張、姚二人拿出了他們起草好的完整的政治報告稿，越過陳伯達這個起草組長，通過江青、康生的運作，直接交中央政治局討論。毛澤東決定，中央開個會討論一下張、姚起草的報告稿。陳伯達也不是吃素的，在中央政治局討論張、姚起草的文稿時，他提出了十分尖銳的意見，他說：這個報告稿存在一個很大的缺陷，就是忽略生產。還是要把生產搞好，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你們只強調政治運動，是在搞伯恩斯坦主義，伯恩斯坦就主張運動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陳伯達在會上還舉出世界上很多國家生產率高，人民生活水平也高的例子，又舉了中國一些城市生產率高，那裡生活條件比較好的例子。他反覆強調：「還是應當搞好生產，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盡搞運動，運動，就像伯恩斯坦所說的『運動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張春橋立即反駁陳伯達說：你是在宣傳唯生產力論。中國現在就是要搞運動。你強調搞生產，不符合中國的實際。「世界上勞動生產率最高的，是一些小國，如盧森堡、比利時等國；你舉的現在中國的例子，也是中小城市。」陳伯達說張春橋是伯恩斯坦主義，張春橋說陳伯達是唯生產力論，這樣一來，會上呈現出陳伯達與張春橋僵持的局面。這時，毛澤東一言不發，陷入了沉思。不一會兒，他起身去衛生間。他是利用這段時間進一步考慮。毛澤東從衛生間出來後，發了言，他支持陳伯達的意見。他說：陳伯達的意見是對的，應當考慮報告上加進陳伯達的意見。周恩來也說，陳伯達的意見是有道理的，應該加進九大政治報告中去。林彪隨後也表態說陳伯達的意見好，要加上。毛澤東、周恩來、林彪一表態，陳伯達非常得意，而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他們心中非常生氣，而這種氣，不敢指向毛澤東、周恩來、林彪，也就只能指向了陳伯達。
毛澤東否定了陳伯達起草的報告稿
這次會上，沒有決定起草組的下一步具體工作問題，也就是說，沒有決定起草小組下一步應該合作的問題，這就等於默認了兩個起草班子的繼續存在。這次會後，陳伯達在得意之餘，更加玩命地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稿了。陳伯達是要爭一口氣，要在看不起他、專門整他的康生、江青面前爭這口氣。同時，他也認識到，他起草這篇報告稿一旦被毛澤東採納，他在中央的地位就更加鞏固了，而如果被毛澤東否定，他在中國高層的「理論權威」地位，就很成問題了，江青、張春橋他們就會取而代之。考慮到此，在這次會後，陳伯達仍然不理睬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自己把自己關在米糧胡同的家中，繼續用功起草九大政治報告，而江青等人也在釣魚台起草另一份九大政治報告。他們推掉了一切日常事務，也關起門來，專門研究、推敲他們的報告稿，反覆進行修改，同時，派出兩批人馬，一批打聽陳伯達起草報告稿的進度，另一批打聽毛澤東有什麼最新指示。
陳伯達的筆頭快，文字功夫和理論功底也比張春橋、姚文元強，他也真的下了功夫，可以說，到了日以繼夜，字斟句酌的程度。不久，陳伯達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稿就脫稿了。他讓秘書一字一字抄清，然後他又一字一句地核對了一遍。決定直接送毛澤東閱。原來，陳伯達住在中南海時，是隨時可以見到毛澤東的，他只要打個招呼，就可以步行到毛澤東的書房或者臥室去見毛澤東。可是，他搬出中南海後，就不那麼方便了。他決定派人直接送給毛澤東。他用工整的字，親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除了問候毛澤東外，主要介紹了他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想法和過程。信寫好後，他挑了一個大的牛皮紙口袋，生怕上面有灰，用衣袖前後擦了一遍，然後，把他寫給毛澤東的信和九大政治報告稿一併裝入，十分恭敬地封好，拿起毛筆，在牛皮紙口袋上，工工整整地寫上「即呈毛主席」五個字。派人送出報告稿後，陳伯達心裡仍然七上八下。陳伯達本來對自己寫的稿子是有充分的信心的，是認為毛澤東肯定會採用自己起草的報告稿的。但考慮到有江青、康生他們搞鬼，心中還是沒有底，懸著，擔心著。
江青他們也下了功夫，搞出了另一份九大政治報告稿。他們經過研究，決定由江青把報告稿直接送給毛澤東。不久，江青藉口去看望毛澤東，去見了毛澤東，在毛澤東那裡談了很久。談話中，江青把他們怎麼樣組織人收集材料，怎麼樣起草，怎麼樣反覆研究等經過，匯報得很詳細，還從當前形勢等角度，講了目前這個報告稿不宜過於強調搞生產，還是要突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江青的後面這句話，正好合乎毛澤東的心意。不久，毛澤東在見到康生、張春橋、姚文元時，還專門向他們了解了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稿的情況。
此時，毛澤東對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思考。他的思考，是由於在起草九大政治報告時，陳伯達與張春橋、姚文元發生爭論而引發的。此時，毛澤東特別注意的是保證社會主義國家政權不改變顏色。與這個重大任務相比，其他問題都是次要的。毛澤東也考慮到了抓生產和搞經濟建設問題，但他此時形成了這樣的思路：通過抓革命來促進生產。毛澤東過於看重精神對於物質、政治對於經濟、上層建築對於經濟基礎的反作用了。他形成了這樣的觀點：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仍然要通過政治革命來促進生產。毛澤東的這一觀點，後來在由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稿中體現了出來。九大政治報告稿中有這樣一段話：「『抓革命，促生產』，這個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它正確地回答了革命和生產，精神和物質，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關係。毛主席總是教導我們：『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列寧曾經這樣痛斥那些反對從政治上看問題的機會主義者：『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這一點，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起碼的常識。』」這段話，實際上就是張春橋、姚文元在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稿時一再與陳伯達爭論的，他們堅持的這一點，也與毛澤東當時的一些認識相合。而陳伯達則主張搞好生產，發展生產，提高生產率。顯然，這與毛澤東當時的想法不合拍。
陳伯達堅持自己的觀點，又不去同毛澤東交換，而是自己在家裡面乾等。他的想法是，長期以來，毛澤東對自己的理論水平是肯定的，過去，對自己起草的稿子都是十分看重的，這次也會重視自己起草的稿子的。可是，這次陳伯達失算了。由於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他們先後在毛澤東那裡說：陳伯達在另搞一套，不與他們合作，陳起草的報告稿中偏重強調唯生產力論，不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因此毛澤東只看了張春橋他們寫的報告稿，根本不看陳伯達寫的報告稿。
沒過幾天，中南海的工作人員送到陳伯達家中一份密件，陳伯達打開一看，他親手封好的裝有報告稿的牛皮紙口袋沒有拆封，毛澤東只在牛皮紙口袋上寫了八個字：「退伯達同志。毛澤東」。毛澤東竟然連牛皮紙口袋都沒有打開，說明他對陳伯達寫的報告稿連看都不願意看。陳伯達一見到被退回的牛皮紙口袋，感覺就像五雷轟頂一般。陳伯達拆開牛皮紙口袋，看到自己寫給毛澤東的信原封不動地放在那裡。他關起門來大哭了一場。後來，陳伯達出獄後，對採訪他的葉永烈說：我當場就哭了，哭得很厲害。我一輩子都沒有那樣哭過！我很傷心，很傷心！……
陳伯達的哭，不是因為他的心血白費了，而是因為他又一次在與江青的較量中敗北了，而且，也意味著他這個「大理論家」，在毛澤東的眼裡一錢不值了，毛澤東對他不再信任了。
陳伯達成了毛家灣一號的常客
在九大上，陳伯達仍然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保住了原來的地位。他鬆了一口氣。但他自己清楚，他在中央政治局中是孤立的，他的地位是動搖的。
在九大產生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一大部分是林彪的人，另一大部分是江青手下的人。林、江兩個集團的陣勢已經顯露出來，而陳伯達哪一頭也靠不上。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家」、「筆桿子」，陳伯達被晾在一邊了。起草中央重要文件，已經不再用他了。毛澤東總是讓張春橋、姚文元起草。原來由他分管的部門，也被江青手下的人逐步接了過去。中共建政後，陳伯達一直領導著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但現在江青藉口讓姚文元參與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把陳伯達管的宣傳理論部門的領導權拿了過去。陳伯達感到自己已經被架空了，他在黨內的地位受到了威脅。而威脅陳伯達地位的，不是拿槍桿子的林彪一夥，而是同屬於「筆桿子」的江青、康生、張春橋一夥。面對威脅，陳伯達急於在中央內部找到能支持他、為他說話的人，於是，陳伯達便把目光投放到林彪身上，開始注意向林彪一邊靠。
九大後，林彪手下的幹將在中央政治局中占的比重很大，超過了江青集團的人，這當然引起了江青集團的不滿。兩個集團的矛盾必然發展起來。在此情況下，林彪也要在中央尋找更多的支持者，尤其是尋找能舞文弄墨的支持者。他手下的幹將均為武將，他缺少的正是筆桿子。於是，林彪也把目光投放到陳伯達的身上。
過去，林、陳之間就互相幫過忙。
林彪為陳伯達說過好話，1967年2月，軍隊的一些老帥們「大鬧懷仁堂」時，一些老帥就質問和批判陳伯達，搞得他在中央威風掃地。這時，作為中共二號人物的林彪說了一句話：「陳伯達是好人，他長期擔任毛主席秘書，是忠於毛主席的。他長期主管意識形態工作，工作是好的。一個書生掌握這麼大的局面他不容易呀！」這句話使陳伯達挽回了面子，也鞏固了陳伯達在中央的地位。後來陳伯達聽說是林彪為自己說了關鍵的一句話，幫了他的大忙，在內心是十分感激林彪的。
陳伯達也幫林彪解過圍。1966年11月，正當全國陷入大動亂之時，有幾百個紅衛兵到國防部大院去串聯，警衛人員不讓他們進，有幾個學生就高喊著往裡面沖，這樣，就與警衛部隊發生了衝突。衝突中，幾個學生被警衛戰士打傷了，於是，紅衛兵們不依不饒，調來了更多的紅衛兵，包圍了國防部，用廣播大喇叭高喊著徹底批判軍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消息報告給了林彪，林彪請「中央文革」出面處理。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責無旁貸，就動筆寫了一封給紅衛兵的信。信中說：你們衝擊無產階級的神聖的國防部，你們的多種道理都站不住腳了……希望你們立即離開國防部，有什麼事情可以一個一個說清楚……。陳伯達還派張春橋去國防部，當著學生的面宣讀了他的信，學生們一聽，是「中央文革」組長的意見，立刻就散開了。陳伯達一封信，解了國防部的圍。事後，林彪托人轉話給陳伯達，說陳伯達在關鍵時刻起了大作用，謝謝他。
此外，陳伯達和他老婆鬧矛盾，葉群聽說後也主動關心陳伯達，派人幫助陳伯達解圍，勸說陳伯達的老婆離開北京，並且由軍隊把陳伯達的老婆送到山東養起來。
雖然林、陳之間也有過意見不相同的時候，但在幾個大事上，兩個人原來就是相互幫忙的。現在，兩個人互相都有建立密切聯繫的需要，自然是一拍即合。
陳伯達不斷主動地給葉群打電話，與葉建立了「熱線聯繫」。葉群向陳伯達轉達了林彪對陳伯達的敬意，說：林彪同志十分尊敬你，認為你是我黨不可多得的人才。林副主席是關心你的、支持你的工作的。一次過節，陳伯達見別人家都有海螃蟹吃，就也想吃點海螃蟹，葉群聽說後，就讓廣州軍區用軍用飛機給陳伯達送去一大筐。陳伯達是一介書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回贈。陳伯達寫得一筆好字，卻從不給別人寫。於是他就主動地給林彪和葉群題字。林彪自我爆炸後，專案組在林彪住宅中找到的陳伯達給林彪的題字是：「天馬行空，猛志常在」，「天馬行空，知無涯」。陳伯達給葉群的題字是：「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據林彪的秘書講，陳伯達給葉群的一幅題字：「每臨大事有靜氣，不信今時無古賢」，差一點使葉群自我飄浮起來。陳伯達在給林彪、葉群題字的同時，也給林彪手下的大將題字。葉群給邱會作寫的一首詩，葉群在與陳伯達通電話時，無意間念了這首詩，陳伯達就把這首詩寫成大字送給邱會作。這首詩是：「繁霜冷雨獨從容，晚節尤能愛此功。寧可枝頭抱蕊老，不能搖落墜西風。」這樣一來二去，不僅林彪、葉群對陳伯達有好感，引為自己人，連林彪手下的幹將們也對陳伯達有了好感，引為自己人。沒過多久，陳伯達就成了林彪在毛家灣家裡的常客。林、陳、葉常在一起謀劃事情。林彪得到了陳伯達這個「大筆桿子」，如虎添翼，他不怕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再用理論來壓他們了。陳伯達受到了黨內二號人物的支持，他在黨內的地位也穩定下來了。
起草九大報告之爭的延續
起草九大政治報告之爭，並沒有結束。說穿了，起草九大政治報告之爭，看起來是在陳伯達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之間發生的，而實際上，這背後深藏著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的矛盾和鬥爭。因為在起草九大政治報告之爭中，林彪實際上是在暗中支持陳伯達的。這一點陳伯達心裡也清楚，這也是陳伯達在這場鬥爭中敗北後一心一意投靠林彪的根本原因。回過頭去看，起草九大報告之爭，在九大會議期間就在延續著，但這種鬥爭，則是林彪與江青在暗中的較量了。
在九大開會之前，葉群、黃永勝等人在軍隊代表中串連了一番，在九大選舉投票時，不投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票。這樣，開票時，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少了許多票。康生發現了，立即大怒，還罵了起來。他聲言，一定要查清是誰沒有投這些人的票。周恩來知道了這件事，告訴康生，黨內選舉，選舉人是可以按自己意思投票的。康生一聽，不作聲了。他又一想，如果自己派人查，毛澤東知道了，自己會碰一鼻子灰的，也就罵罵咧咧地，不了了之了。但這件事情，使江青、林彪兩伙人之間的矛盾更深了。
起草九大報告之爭，實際上還延續到了廬山會議。這原因，當然也是陳伯達此後加緊向林彪靠近。陳伯達對林彪是非常感激的，他也看清楚了：黨的九大黨章上已經明確寫上了林彪是毛澤東的接班人，今後，毛澤東不在世了，林彪就是黨和國家的領袖了。就目前來說，林彪也是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權勢極大。他還要進一步為林彪賣力氣，一方面報答林彪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也為自己有更好的前途打基礎。更主要的是：陳伯達認為，在起草九大報告的鬥爭中，林彪是支持他的，根據是：在林彪家裡開會時，林彪堅持要以陳伯達為主起草；林彪講的觀點中，也有許多方面與陳伯達起草報告稿時所堅持的觀點一致；在毛澤東否定陳伯達的報告稿時，林彪沒有像過去那樣表示「完全同意」、「堅決照辦」、「完全贊成」，而是沒有表態，這在當時的林彪的行為中，是極為少見的；陳伯達的報告稿被毛澤東否定後，葉群很快就打電話來，雖然沒有提這件事，但從葉群關懷的問話中，陳伯達感到，這是林彪知道自己的報告稿被否定之後專門讓葉群打電話安慰他的。對此，陳伯達在心中是感激的。從此以後，陳伯達認定：今後自己就是要緊跟林彪了。
俗話說：「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陳伯達靠近林彪的情況，不久就讓江青等人知道了，江青在一次見到毛澤東時，專門向毛澤東報告了這件事。毛澤東聽後，沒有表態，沉思良久。
陳伯達在感激林彪之餘，也要為林彪賣力氣。這種賣力氣，集中在他幫助林彪鼓吹天才論，幫助林彪當國家主席之上。
在廬山會議上林彪提出，要設國家主席，同時鼓吹天才論。陳伯達是為林彪賣了力氣的，他與林彪配合，為林彪搞了兩個材料：一是把林彪的講話稿整理成文字稿，又把自己早已經整理好的關於恩格斯列寧稱天才的語錄整理了一遍，然後把這兩份文件一起下發給全體與會者。這兩份文件，成了林彪在廬山會議上的重型武器。他們在會上鼓譟起來，提出要設國家主席，提出，誰反對說毛主席是天才，就打倒誰，矛頭指向江青、張春橋、姚文元。
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則一起到毛澤東的住處去告狀，同時向毛澤東求救。他們是經過密謀後到毛澤東住處去告狀的，這個狀也告得刁。他們一到毛澤東那裡就單刀直入地說：陳伯達要揪人，要揪的人就是張春橋。這樣就先給陳伯達扣上了一頂不經過毛澤東就揪人的大帽子。毛澤東對林彪和陳伯達的活動早有察覺，現在江青、張春橋他們來告狀，更引起他的注意。認為現在是反擊林、陳的時候了。於是，他立即決定，召開政治局常委會。當天，政治局常委會就在毛澤東的住處召開，毛澤東一開始就定下了三條：1、立即休會，停止討論林彪在開幕式上的講話；2、收回華北組二號簡報；3、不准揪人，要按照九大的精神團結起來。毛澤東最後強調：陳伯達在華北組的發言是違背九大精神的。毛澤東說完，就宣布散會。
毛澤東的三條指示，打亂了林彪的陣腳，也把陳伯達打懵了。毛澤東心裡明白，林彪是要搶班奪權，陳伯達就是為林彪搶班奪權打前陣的。但在當時，毛澤東暫時還不能把林彪揭出來，正如後來毛澤東巡視大江南北時所說的，對林彪，我還是要保。此外，毛澤東也清楚，林彪是二號人物，陳伯達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兩個人聯合起來，勢力很大，也不能一下子搞倒兩個高層人物，那樣的話，震動太大。他要分化林、陳，先批陳，這樣可以保證政局穩定。於是，他動筆寫了《我的一點意見》，矛頭直指陳伯達編的《恩格斯、列寧、毛主席稱天才的幾段語錄》。毛澤東寫道：這個材料是陳伯達搞的，欺騙了不少同志。毛澤東指出：這個材料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接著，毛澤東說：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說很好的配合。之後，毛澤東把話頭轉到了陳伯達這次廬山會議的行動之上，說：陳伯達這一次可「配合得很好了」，他搞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為了分化林、陳，毛澤東接著寫道：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意見，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是天生就有的，還是後天才有的，是唯心論還是唯物論，我們只有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和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毛澤東寫的《我的一點意見》發給了全體與會者，一下子就把會議風向轉了過來。參加會議的人開始批判陳伯達了，林彪也不講話了，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林彪手下親信也不講話了。林彪和陳伯達，都在廬山會議上，遭受到了他們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政治上的失敗。
會後，陳伯達被責令反省，林彪手下幾員大將也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坐的飛機在蒙古國的溫都爾汗爆炸，林彪、葉群、林立果等人死亡。至此，林彪反黨集團被粉碎。起草九大報告所引起的這場鬥爭，持續了三年，到此結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