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四人幫」被粉碎後的一段時間內，全黨和全國上下雖然都在深揭猛批「四人幫」，但康生問題一直沒有被揭露，這就給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實現撥亂反正帶來了一定的障礙。1975年12月16日，曾擔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會副委員長的康生因病撒手人寰，在其死後的悼詞上，康生被譽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光榮的反修戰士」，其骨灰存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不僅如此，在1977年8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大上，康生之妻曹軼歐又當選為中央委員。至此，康生問題如果再遲遲得不到解決，就無法徹底否定「文革」。
胡耀邦對於康生這個人非常厭惡。(網絡圖片)
康生使中央黨校成為「文革」重災區
中央黨校是「真理標準討論」的發端之地，但「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央黨校卻是的重災區，被康生把持了長達20多年，破壞成了一個爛攤子。
要說康生，與中央黨校是頗有淵源。1934年初，臨時中央在江西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康生在缺席的情況下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不久，他就在延安以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身份，接替羅邁（李維漢），被任命為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中央黨校的前身）校長。1937年，康生妻子曹軼歐擔任中央黨校幹部科科長兼總支部書記。
「文革」之前，康生就看中了中央黨校這塊寶地。因為他深知中央黨校這塊黨的思想理論陣地對於階級鬥爭的重要性。1956年黨的八大之後，康生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擔任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中央理論小組副組長、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副主任、劉少奇選集編輯組組長。1957年，康生開始分管黨校。1958年，他又把曹軼歐調進中央黨校，目的是讓曹在黨校為他做眼線，先試試黨校的水到底有多深，以備用時之需。曹軼歐是康生在上海大學的同學，1927年結婚，是康生的第二任妻子。曹軼歐果然不負他所望，在康生的庇護和關照下，她在中央黨校他先後任語文教研室主任、短訓班主任，直至校黨委委員；更為重要的是，曹軼歐在黨校「臥底」，為康生日後以黨校為陣地打殺老幹部，攻擊劉少奇、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注下了「禍水」。
「文革」前期和「文革」時期，康生在黨校先後誣陷中央黨校原校長、著名哲學家楊獻珍；迫害曾擔任過劉少奇秘書、後擔任中央黨校校長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林楓，製造了大批冤案。
在中央黨校，康生被尊稱為「康老」，曹軼歐則被尊稱為「曹大姐」。有時康生到黨校視察，隨時看到一個人，突然冒出一句：「我看你這個人不像個好人」，這個人很快就會被打成反革命。提起康生，曾擔任過胡耀邦同志秘書的中央黨校原副校長陳維仁同志說：「康生的頭上有『兩頂桂冠』；我也送給他三個稱號，康生是『四人邦』的教父，『文革』的罪魁，黨內最大的『棍子』。」
整風會上胡耀邦鼓勵揭發康生
1977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恢復中央黨校，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兼任中央黨校校長，汪東興副主席任第一副校長，胡耀邦同志任副校長。
1977年3月25日，胡耀邦同志到中央黨校正式上班。由於當時中央黨校還是造反派掌權，胡耀邦到黨校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報請中央批准後召開一個「整風會議」，「整風會議」實際上是進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幫」，解決「文革」遺留問題。
1977年9月3日，在中央黨校的「整風會議」上，會議代表王富長在發言中首次揭發康生和曹軼歐的問題。
王富長是中央黨校臨時支部的黨小組長，他是作為群眾推薦的黨員代表參加「整風會議」的。這天的會議在中央黨校第一教室舉行，胡耀邦同志主持會議，會議發言共有兩個人，王富長和黃小河（時任中央黨校團委書記）。王富長第一個發言，他在發言中揭露了康生的「十個問題」：一、康生一直把持黨校，說黨校是「長期反毛澤東思想的頑固堡壘」，給黨校的同志們套上叛徒、特務、走資派等精神枷鎖；二、康生對待黨校群眾組織問題上是支持一派，打壓一派，使很多幹部群眾受到摧殘；三、康生指使造反派在黨校大罵朱德、葉劍英、陳毅等老帥，並編輯出版《林彪選集》、《林彪語錄》；四、康生、曹軼歐在黨校搞「清隊」和「整黨」問題上，顛倒敵我關係，致使大批的幹部群眾受到審查、關押、開除、遣送；五、康生、曹軼歐在黨校亂點名的問題，康、曹在黨校動則說某某是反革命、叛徒、黑幫、修正主義分子（實際上與第四個問題是一回事）；六、康生在對待李廣文（李廣文，曾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中央黨校一部主任、校務委員會委員等職。文革初期受康生信任，後失寵。因貼了一張揭發康生在王、關、戚問題上耍兩面派的大字報，立即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收監審查。）問題的處理上出爾反爾；七、黨校的「五七」幹校的辦校方向違反毛主席關於辦好「五七」幹校的精神；八、黨校的「五七」幹校的辦校方針有問題（實際上與第七個問題是一回事）。九、康、曹包庇造反派頭頭；十、康生把持黨校期間，其親信和黨羽為「四人幫」篡黨奪權大造輿論。
康生雖然於1975年12月16日因病撒手人寰，但在死後的悼詞上，他卻被封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光榮的反修戰士」。如今這「兩頂桂冠」依然還在，並且曹軼歐還依然活著，又在黨的十一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王富長的發言石破天驚，無異於在第一教室投下了一顆震撼彈。對於王富長的揭發，胡耀邦的處理是慎重而睿智，他在會上說，王富長同志提出了一個事關重大的問題，對過去主持中央黨校工作的康生同志和曹軼歐同志在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提出了批評。一個黨員對現在的領導，對過去的領導有意見，可以不可以提呢？我看有意見是可以提的。這是符合我們黨的組織原則的。但為什麼說，對過去的領導提意見是事關重大呢？因為康生同志是我們黨的副主席，現在去世了。曹大姐又被選為十一大的中央委員，現在又離開了黨校。所以，第一是可以提的，但是提意見必須遵守以下幾條：第一，必須實事求是，為什麼要提意見，主要是為了分清是非，要擺事實，講道理，防止不實之詞，污衊更不允許，要把顛倒了的是非顛倒過來。第二，只在我們黨的會議上提。黨章規定，在黨的會議上可以批評任何人。在黨的會議上提意見是合法的，是黨員的權利，是不可侵犯的，不可剝奪的。沒有參加會議的同志怎麼辦？每個黨員如有意見，可找組織談，或者寫材料交給組織。這一條我提議作為這個會議的紀律，不搞小廣播，搞小廣播性質就變了，是自由主義了。第三，只在會上講，或寫書面材料，不貼大字報。第四，意見提了後怎麼落實，怎麼辦？如實向華主席，向幾位副主席反映。請華主席、黨中央去決定。比如，剛才王富長同志講的，會議簡報組可以作為這個會議的第一個簡報增刊，不下發，送華主席。簡報發出前可以由發言同志再三審查。我們對會議負責，對同志們的發言負責。
會後，「整風會議」材料組的陳文斌、劉立中兩位同志根據王富長的發言整理了一份書面材料，內容與發言相同，只是把十條精簡為了九條，讓王富長看了定稿的清樣，最後按照耀邦的要求上報中央。
從目前公開的歷史材料來看，這是粉碎「四人幫」後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提出揭發康生問題。
王富長在「整風會議」上的揭發，成為了引燃康生問題的「第一把火」，這把火伴隨著撥亂反正的罡風越燒越旺。
胡耀邦支持揭發康生的「小字報」
1977年12月3日，中央黨校哲學研究室教員李公天來找哲學研究室副主任韓樹英，他對與自己一同挨批挨整和下放勞動的韓樹英說：「老韓，告訴你一件重要的事，曹軼歐死了！」韓樹英問：「聽誰說的？」李公天回答說：「聽一個朋友說的，我來對你說這個的意思是，現在康生的問題還沒有被揭出來，中央在悼詞中送給他的『兩頂桂冠』依然還在，如果不揭發康生，中央可能還要給曹軼歐很高的評價！」
韓樹英：「那，應該怎麼辦呢？」
李公天：「我們寫小字報揭了他吧？」
韓樹英：「應該揭發，但這不是個小事情，我們要去請示一下耀邦同志，況且在他的上邊還有汪東興和華國鋒，我們看看耀邦同志什麼態度。」
於是李公天就到52號樓耀邦同志的辦公室找到秘書梁金泉，告訴他「曹軼歐死了」的消息，並對他談了他與韓樹英想貼小字報揭露康生的想法。梁金泉表示：這個事情我向耀邦同志匯報，他對康生的看法很清楚，但這個事情他恐怕不好表態。
胡耀邦對康生的態度是什麼樣的呢？據秘書陳維仁說，對於康生這個人，耀邦非常厭惡。陳維仁記得，每當提起康生，耀邦從來不說其名字，而是用食指在鼻子下邊一划說：「那個人」（康生的上唇一直留著鬍子）。
12月3日是星期六，本來胡耀邦已經決定不回城裡了，但當他聽了梁金泉匯報後，當即決定回城裡的家中。他的目的是回城裡打聽消息。
12月5日星期一，胡耀邦一到辦公室就對梁金泉說：「這個李公天，不好好念書，卻去打探小道消息，曹軼歐根本就沒有死！」
剛上班李公天就去找梁金泉打探消息，這時才知道自己得到的消息不準確。他問梁金泉：「那么小字報還可以不可以貼呢？」梁金泉說：「你們自己看著辦吧！」
李公天又回到哲學教研室找韓樹英，韓樹英說：「為了慎重起見，你再去問問副教育長馮文彬，看他什麼態度。」
12月8日早8點前，李公天就來到馮文彬在黨校的家中，對馮文彬說：「康生禍國殃民，罪大惡極，而又隱藏很深，我們不揭開康生的蓋子，不僅中央黨校的揭批查運動深入不下去，全國揭批查林彪和『四人幫』的問題也深入不下去。現在中央對康生沒有表態，而且有人還要保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考慮到不給耀邦同志惹麻煩，打算不貼大字報，而貼小字報，不貼在室外，而貼在16樓室內走廊牆上。16樓是教務處所在地方，學員常來常往，能看到小字報，這就能把康生問題端到全國去。不知耀邦同志和文彬同志認為這樣做行不行？」
馮文彬說：「這件事情我要徵求耀邦同志意見。」
中午一下班，李公天又來到馮文彬家中，馮文彬對他說：「耀邦同志講了，貼康生的小字報這件事，我們既不提倡，也不反對。」
聽了馮文彬的話，李公天高興地說：「這個態度就是對我們廣大幹部和群眾的極大支持。我們決定貼出去了。中央如果怪罪下來，責任完全由我們來負。」
李公天將馮文彬的話對韓樹英說了後，韓樹英說：「馮文彬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暗示我們，耀邦同志是同意的。既然這樣我們就下決心，揭他！但只有我們兩個力量太單薄了，還要再找幾個人！」於是，他們又找了哲學教研室的吳秉元、盧俊忠、吳義生、毛衛平。中午就把小字報寫了出來。
由於吳秉元表示自己要單獨署名寫了一份，韓樹英、李公天、盧俊忠、吳義生、毛衛平就五個人聯合署名寫了一份，日期寫的是12月9日。經過商議，為了有所區別，吳秉元的那份日期寫的是12月8日。這樣，共寫了兩份小字報。當天下午，他們就把兩份小字報都貼在了16樓的走廊里（哲學教研室就在16樓辦公）。
小字報指出：所謂「康生路線」，實質上與林彪、「四人幫」的路線不過是同一路線。
當晚，當有人向胡耀邦報告說16樓有人貼出了揭康生的小字報時，胡耀邦當即就興奮地披起大衣對秘書梁金泉說：「走，看看去！」梁金泉勸阻他說：「耀邦同志，你不知道這件事啊！」耀邦聽了，先是一怔，接著便會意地笑著說：「對對，我不知道！」
12月9日，到16樓觀看小字報的人特別多，有黨校教員，也有學員，許多高級班的學員也紛紛來觀看，大家來了一撥，又一撥，絡繹不絕，多數人看完之後沉默無語。一直到了晚上，還有人打著手電筒來看。這天，胡耀邦也不顧秘書的勸阻前去觀看了小字報。看完之後，他對秘書說：「你懂我的意思了嗎？我們來看小字報，這就是一種支持。貼『那個人』的小字報，我不提倡，也不反對。我們要把被「四人幫」顛倒的一切是非通通顛倒過來，對誰有意見你們都可以提，不寫大字報，可以寫材料，小字報找個地方貼，校內外同志都可以看。」
16樓有人貼出了揭康生的小字報的消息在中央黨校不脛而走，一連幾天，不但觀看的人絡繹不絕，並且小字報越貼越多，牆上很快就貼不下了，大家就在走廊裡面拉起鐵絲，把小字報掛在鐵絲上。一樓掛不下，就順著樓梯向二樓掛，從一樓到二樓都掛滿了小字報，煞是壯觀。
12月10日早晨，曾在「整風會議」上揭露康生的王富長也到中央黨校主樓的二層東側的走廊貼了一份長達22頁的小字報，題目是《揭露康、曹在黨校乾的壞事》，這正是他在整風會議上的發言稿。幾天過後，王富長感覺這件事情有紀念意義，他就把自己貼的小字報揭下收藏起來，使這份有著十分重要的紀念意義的小字報得以保存至今。如今，依然可以看到這份用紅橫格稿紙眷寫的小字報的背面有貼在綠色大紙上的痕跡，裝訂的迴紋針已經與稿紙鏽蝕在一起。
由於學員們紛紛前來觀看，這個消息很快就傳到了全國各地。
如果說中央黨校「整風會議」上的揭發，是引燃康生問題的「第一把火」，那麼，中央黨校公開揭批康生問題的小字報，則向黨內理論大奸康生打響了「第一槍」，從而揭開康生這個陰謀家的畫皮。這一批判，掀起了中央黨校的揭批康生運動，並迅速擴及全黨、全國。從而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露康生問題及以後中央對重大問題作出正確結論作了思想和輿論上的準備。
康生終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被中共中央任命為中央組織部長，仍然兼任中央黨校副校長職務。
1977年12月21日，胡耀邦回到中央黨校召開處級以上幹部會議，主要是歡迎新任副校長馬文瑞同志與大家見面。在見面會上，胡耀邦十分策略地提出了康生問題。
在向大家介紹過馬文瑞同志後，胡耀邦突然轉頭對身邊的副教育長馮文彬說：「文彬同志，聽說16樓有人貼出了揭康生的小字報？」
「有，是的」馮文彬回答很乾脆。
胡耀邦又轉頭問馬文瑞：「文瑞同志，你怎麼看這個問題？我的觀點是一不提倡，二不反對，你看怎麼樣？」
馬文瑞聽了胡耀邦的話，沉思了一下說：「根據黨章規定，和黨的傳統來看，黨員對什麼人有意見都可以提，我看是可以的。」聽了馬文瑞這番話，胡耀邦同志會心地笑了。
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召開之前，胡耀邦指示根據中央黨校的揭發材料、造反派頭頭的筆記和中央組織部、中央聯絡部提供的材料，把康生點名污陷、迫害的人，按姓名、職務、點名的時間和場合，以及所加的罪名，整理出一個名單，鉛印成冊，報給中央。這個材料揭露了在「文革」中被康生點名污陷的共603人。其中黨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國家主席、副主席33人；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五十八人，三屆人大和四屆政協常委93人；中央和國家機關部長、副部長91人；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副書記，省長、副省長51人；人民解放軍大軍區一級幹部11人。以上共計337人。其餘266人中，大部分也是老幹部和社會知名人士。
1978年11月10至12月13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同志在東北組的發言中提出了康生問題。
據于光遠記述：11月12日陳雲在東北組發言中提出的第六個也是最後一個問題是康生問題。陳雲在發言中說：「『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顧問。康生同志那時隨便點名，對在中央各部和全國各地造成黨政機關的癱瘓狀態是負有重大責任的。康生同志的錯誤是很嚴重的，中央應該在適當的會議上對康生同志的錯誤給以應有的批評。」
陳漫遠（解放軍後勤學院院長）在發言中共闡述了七條意見，他說：「我聽到的關於康生的幾個問題，希望中央能夠查清。」「康生究竟是什麼人，最好在黨內講清楚。」呂正操在華東組發言說：「有人說『其人將死，其言也善』。我看康生『其人將死，其計也毒』」。程子華、金如柏、馬文瑞、蕭克、韓光等也都從不同的方面揭發了康生的問題。
談到康生問題，胡耀邦說，康生在「文革」中做了大量壞事，民憤極大，他不但給許許多多人戴上叛徒、死不悔改走資派的帽子，甚至把朱委員長、葉副主席都放到「有嚴重問題，未定性」的人裡面，他指使天津南開大學搞所謂「南方叛徒集團」，反周總理。
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共中央組建了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成立了對林彪、「四人幫」案件審理工作領導小組，開始了對林彪、「四人幫」和康生等的審查工作。
198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通知》。9月29日，全國五屆人大十六次會議決定：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進行檢察起訴。在起訴書中，已死去五年之久的康生排在林、江之後，位列第三。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根據確鑿證據，查明康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犯下的嚴重罪行。指出康生「政治品質表現惡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直接參與林彪、江青等人篡黨奪權的反革命陰謀活動，犯下嚴重罪行。」中共中央鄭重決定：向全黨公布康生的罪行，撤銷原悼詞，開除其黨籍。與此同時，康生被列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16名主犯之一，接受歷史的審判。康生的骨灰也被從八寶山革命公墓遷出。康生，這個陰謀家終於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