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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仲偉與雷洋:社會資本和正當程序的雙重失落

陳仲偉案和雷洋案反映轉型時期道德倫理與法律制度的規範性危機,傷及了中國社會資本和法律正當程序的內核,需要嚴肅診斷和治療。在案件發展中,我們一方面看到了公民法治觀念的成熟和公民社會的集體行動力,這是公民與社會自我保護的新規範和新資本;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了轉型期資本逐利的粗鄙和公權力的傲慢失當,這是當代中國公共治理領域的結構性危機。

陳仲偉案折射了醫患關係中醫生權利保護的缺失和受害者遭遇,雷洋案則表現了警察執法過程的暴力濫用和應對公眾質疑上的捉襟見肘。醫生和執法者本應是正常社會可信賴的公共服務提供者,醫患關係與警民關係本應是社會信任及社會資本的支柱和基礎,但這兩個案件表明中國轉型社會在財富資本日益雄厚的同時,社會資本卻在日益稀薄化,刺激和挑戰著良知與正義的底線。

廣州市民自發悼念陳仲偉醫生

陳仲偉與雷洋:社會資本和正當程序的雙重失落

陳仲偉案只是中國醫患關係的一個方面,侵害方是缺乏理性和充滿戾氣的舊日病患,以二十餘年前的醫療行為及其效果為發難理由,超出正常思維和預期地採取暴力傷醫行為,對醫生職業權益、尊嚴及信心造成嚴重衝擊。醫患關係的另一方面是近期莆田系醫院的醫療黑幕被起底,魏則西案引發公眾對民營醫院道德底線與職業倫理的空前質疑,而其背後又涉及醫療衛生監管制度與程序的嚴重缺失以及民間資本、網路搜索中介商(百度)、監管權力甚至軍方醫院之間錯綜複雜的利益關聯。比較陳仲偉案和魏則西案,作為基礎性社會關係的醫患關係正面臨社會資本嚴重赤字和虧空化的危險。當人人得病就醫時不敢信任醫院和醫生,當醫生職業倫理淪喪及在醫院純粹逐利的績效管理制度下變成“白衣黑屠戶”時,普通民眾的基本安全感與社會信賴從何得來?當醫生正常執業行為面臨無限期的非理性患者的質疑和侵害時,其身心安寧與敬業樂業的職業精神如何得到涵養和維護?當網路公共公司和公權力機關缺乏最基本的審查與監管義務擔當時,互聯網時代的醫療公共服務品質如何得到最基本的保障?醫患的雙向質疑和相互侵害,是社會文明與制度性資本的自毀行為,應該得到超乎一般社會道德和職業倫理範疇的嚴肅關注,應該被提升至社會公共治理與社會基礎安全的層面加以文化和制度上的檢討與改進。

央視對雷洋家人的採訪

陳仲偉與雷洋:社會資本和正當程序的雙重失落

雷洋案涉及警察權的正當程序問題以及公共危機事件中信息公開品質問題。雷洋是環保專業的高材生,是名校畢業生,其離奇死亡引發整體性的公民社會焦慮,引發每個人關於人權和安全的反思。相較於公民的生命權,本案中作為背景性的賣淫嫖娼問題則顯得有些次要和轉移視線。警方在執法過程和執法信息公開方面存在明顯缺陷,甚至存在刑事或行政責任。目前該案全部真相還在複雜整理和博弈之中,公民社會的強勢監督、法定屍檢與證據復原程序以及公權力方的危機公關相互交織。該案非常典型地體現了法治中國轉型期的諸多特徵:

第一,公民權利意識和正當程序觀念已經紮根。公眾對此類案件的聚焦點已然鎖定生命權及公權力正當程序方面,而不是賣淫嫖娼的真實性方面,顯示公眾法治觀念的成熟,這是值得肯定的法治啟蒙與進化成果。

第二,公民社會尤其是法律人共同體的集體行動能力在明顯增強。這固然與受害人的“人大校友身份”及人大圈的集體維權能力有關,但整體公民社會、多元媒體網路、公知大V與法律界的空前默契與共識行動則有效地形成了對公權力機關的社會批評輿論和監督性壓力,由此形成維護法治和保護公民權利的社會之網。

第三,公權力機關的被動應對和網路輿情管制部門的應急控制策略相對滯後,無法有效回應公眾的合理質疑,也無法以執法信息鏈和證據表證明執法行為的合法性,比如警方多次通報中的疑點及邏輯不一等。

第四,問責預期和異地高層介入調查的可能性,即在昌平警方的一線危機公關失效條件下,需要引入外部專家和更高層的公權力資源介入才能夠平復此次危機事件。

第五,引發關於公權力監督及實體制度改革的相關建議。比如此案再次激發了關於賣淫嫖娼制度存廢及性產業合法化的討論,以及關於警察權正當程序的法制改革建議。這些是個案留給法治中國制度改革的有益契機,但僅憑雷洋個案又似乎不足以形成充分的改革壓力。相比於2003年孫志剛案(廢除收容條例)和2009年唐福珍案(廢除拆遷條例),該案到底能夠引起何種程度的法制變革,尚需觀察。

總之,陳仲偉案和雷洋案反映轉型時期道德倫理與法律制度的規範性危機,傷及了中國社會資本和法律正當程序的內核,需要嚴肅診斷和治療。在案件發展中,我們一方面看到了公民法治觀念的成熟和公民社會的集體行動力,這是公民與社會自我保護的新規範和新資本;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了轉型期資本逐利的粗鄙和公權力的傲慢失當,這是當代中國公共治理領域的結構性危機。多難興邦,這些涉及普通公民權益與安全的悲劇事件,這些觸及作為社會基礎關係之醫患關係和警民關係的危機事件,也正是法治重建和社會重建的契機。當然,教訓是否被記取,制度是否可改良,還要看公權力機關是否有自我批判與改進的勇氣及智慧。我們也因此更加認同:法治中國的公民安全與社會安全,不可能是公權力的單方面保護或恩賜,也不可能是個案當事人的孤立維權,而需要公民集體間休戚與共的關注、參與和重建,需要公民社會和公權力的合法抗爭與合作。在這些公共案件中,所有的關注、批評和建議,甚至包括對公權力行為的合理辯護,不必深究具體動機和利害背景,都是具有憲法意義的公民共和行為,從中可以窺見法治中國真正的動力源泉和道德正當性基礎。每一個受害人都是共和國的同胞,每一個體的具體痛苦都是共同體分享的痛苦,法治乃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業。這或許可以成為孤立個案之公民社會行動的合法性基礎與深層美德教誨。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燕南園愛思想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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