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是個有能力的人，他主政下的東北，在1949年、1950年是支持了全國的，後來又支持了抗美援朝。高崗把東北的經濟搞得挺好，因為距離蘇聯近，向蘇聯學了不少，搞計劃搞得也好。所以，五馬進京，毛澤東調高崗到中央管計劃，後來就有人說，「五馬進京，一馬當先」。高崗與劉少奇有矛盾，毛澤東調高崗進京，確實還有一個用意，就是讓高崗在政治上平衡劉少奇。
高崗發表講話時留影（圖源：西北革命歷史網）
毛主席的治國思想里有一條是很堅定的，那就是中央集權制。他贊成秦始皇的郡縣制，不贊成分封制。新的中央政府已經建立了，如果再長期在各地有中央的代表機構，那就等於是有一個大中央，幾個小中央了。1951年毛主席順應農民搞合作化的要求，提倡農村合作化，有的中央分局就公開發文件反對合作化。這樣的文件不需要中央批准，只要向中央備案就行了。這些文件在下面看來，就等於是中央文件，都要執行的。這一情形，我知道主席是很反感的。另據我觀察，毛主席對當時中央政府的一些領導，包括劉少奇和周恩來的一些做法，都不很滿意。當時的中央人民政府主要是以1948年在石家莊建立的華北人民政府為班底組成的。建國初搞計劃，沒有經驗，計劃不周，問題出得不少，經常鬧出矛盾來。在這樣一個多重複雜情形交織在一起的大背景下，毛主席採取了一個新的戰略步驟，就是在1952年把東北局的高崗、華東局的饒漱石、中南局的鄧子恢、西南局的鄧小平和西北局的習仲勛這五個中央分局的書記調來北京，調整和增設中央和國家機關部分機構，加強中央統一領導。這就是後來一般所說的「五馬進京」。
高崗是個有能力的人，他主政下的東北，在1949年、1950年是支持了全國的，後來又支持了抗美援朝。高崗把東北的經濟搞得挺好，因為距離蘇聯近，向蘇聯學了不少，搞計劃搞得也好。所以，五馬進京，主席調高崗到中央管計劃，後來就有人說，「五馬進京，一馬當先」。高崗與劉少奇有矛盾（到底是什麼矛盾？怎麼產生的？這是個值得研究者發掘的歷史點），主席調高崗進京，確實還有一個用意，就是讓高崗在政治上平衡劉少奇。
那時主席對於劉少奇搞專權感到不滿實已很久了，我在文革中聽江青說，其起源在於延安分兵留下的後遺症。1947年胡宗南依仗強大兵力進攻延安，主席想：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他用這個道理說服中央機關撤離延安，同時主張分兵，堅守陝北，打通西安。本來該是劉少奇堅守陝北的，可劉少奇不會打仗，主席就自己堅守陝北，讓劉少奇代表中央，讓朱德指揮軍隊，率領中央工委到比較安全的華北，因為華北有粟裕和彭德懷為其各擋一面。用康老（康生）的話說，毛主席這是「有劉邦的苦衷」。主席率領中央前委轉戰陝北，以區區人馬對抗胡宗南20萬大軍，忙得不可開交，又因為發電報，容易被敵人跟蹤到信號，暴露自己的方位，就叫劉少奇一般事情就不要匯報，特別重大的事情才請示。劉少奇離開主席後，獨立指揮中央，形成習慣，以為自己就是中央了。在同年的華北土改期間，劉少奇向全國發指示，搞村村點火，處處冒煙，搬石頭，整幹部，打倒一大片。這些東西過左了，搞得雞飛狗跳、天怒人怨。當時，連康老都受到影響，聽劉少奇的，跟著劉少奇的指揮棒在晉綏搞過左的東西。1948年主席進入山西之後，發現了問題，就想糾正，但是劉少奇已經形成了不請示主席、自己做決定、自己發文件的習慣了，主席回來了，他也不希望主席再干預了。當時是在戰爭中，為了黨內團結，為了全國的勝利，主席也不便批評劉少奇過多，只是暗示性批評過緊跟劉少奇的楊尚昆，期望楊尚昆提醒劉少奇注意一下。楊尚昆確實提醒過劉少奇，劉少奇點點頭，文件卻還是照發。到後來情形更加嚴重，黨內的重大事情，組織上提拔一個人，劉少奇都自己決定，讓楊尚昆向全國發文。這一情形一直延續到解放後。就是說，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主席一直沒有真正拿回中央的組織人事權。這樣主席和劉少奇就在工作上有矛盾了，而且已經出現了路線色彩，例如土改問題，合作化問題，就是帶有路線性質的。在這類路線問題上，高崗是支持毛主席的，而高崗當時在黨內的地位也很高，所以毛主席調他進京平衡劉少奇。
總理也有不匯報不請示的問題，例如建國初很多地方工人、農民生活疾苦，情況很嚴重，總理比誰都知情，卻沒有把問題及時向主席匯報，請示主席怎麼解決，而是在秘書室把情況反映給主席之後，在主席的敦促下，才開中央會議討論解決方案。在一些事情上主席也批評過總理，但主席對總理的不滿意，性質上有別於對劉少奇的不滿意。例如，總理主管財經方面的工作，財經方面的問題出了很多，物價漲了，票子發多了，等等。總理說，不是不請示主席，是請示主席就不能幹事了，一個問題就要匯報半天，什麼事情都匯報，那整天都只有匯報了，別的事情就不能做了，只能當機立斷。總理對我們這樣說，是想得到我們的理解甚至同情。他說了很多，我理解總理，因為經濟問題非常具體，不好說清楚，說起來不是一兩句話就能說完，要講前因後果的。比如要進口什麼東西，就很複雜，從哪裡進呀，用匯呀，等等。這就好比一個公司，什麼事情都要先匯報，等匯報完了，事情也耽誤了。當然，有些問題，總理也是拿不準主席的意見，就迴避。例如搞新稅制，搞財金減稅，資本家減稅，國營企業卻要加稅。這一條在主席就行不通，主席認為至少同等，兩免三減半。主席批評總理抓小事，這樣的大事卻抓不好。外交部和軍隊裡很多人都替總理說話，說不是總理的責任。後來就追到薄一波，就發生了薄一波錯誤。
高崗好像不很尊重總理的。我進中南海的時候，當時中南海有兩個舞會，一個是主席那裡，另一個是總理在紫光閣單獨有個舞會。高崗一來，就在他自己家裡也開了舞會，變成了中央有三個舞會。那些舞會跳正統的、規範的交際舞。我當時年輕，也常去參加的。我聽高崗秘書說，高崗叫總理去他那兒參加舞會，就像是指揮部下一樣指揮總理。當然這只是一點跡象，或許不能說明什麼問題。關於高崗和總理的關係，高崗夫人李力群有個回憶，其中有些內容是可作參考的。李力群說，高崗從來就沒有反總理，倒是在毛主席面前給總理說過不少好話。李力群既然這樣說，就說明當時高崗和總理之間的關係，不管出於什麼原因，都是有不協調的因素的。高崗主持的經委和總理主持的政務院是平行的，高崗當時還是第一副主席，宋慶齡、李濟深這些民主人士副主席，是擺樣子的，不能定事情的，按工作程序總理也要向高崗匯報的。高崗出問題了，在七屆四中全會受到中央批評，之後立即就有一個「高崗問題座談會」（這兩個會議主席都沒有參加）。這個座談會是周總理主持的，會上陳雲他們一大批人揭發高崗這個那個，高崗反駁，周總理不讓他反駁。這也可以反過去證明，高崗之前和總理的關係應該是不融洽。
高崗對於主席調他進京的用意有明顯的判斷錯誤。他當東北王當慣了，到中央以為是主席喜歡他，其實主席是倚重他而已，不是像喜歡林彪、粟裕那樣的喜歡他。他在工作上是很有能力，但在物質生活和道德生活上是腐爛的，在東北亂七八糟的事情太多，還搞了一個北歐女人，也不知道人家的底細，是不是什麼國家的間諜。主席對腐敗問題一向是深惡痛絕的，他的那些事情主席不會一點不知道，知道了就不會喜歡他。劉少奇不願意搞合作化，要搞一段新民主主義，「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還有亂發文件，這些主席的確也是不滿意的。1953年年底，主席帶人到南方搞憲法，讓大家想一想，提提建議，看中央日常工作怎麼安排。這個時候，高崗誤解了主席的意思，他跟陳雲、鄧小平他們私下商量，多設幾個副主席，輪流值班，你一個，我一個。這就等於真理過一步就是謬誤。拉幫結夥，搞宗派在當時是比劉少奇反對搞合作化還要嚴重的錯誤，主席當然也不能放任自流。無論誰，一旦捲入宗派之中，主席打擊起來都是毫不手軟的。這就難免給一些人以利用的機會。劉少奇搞掉高崗，明顯是利用了主席的毫不手軟打擊宗派主義。陳雲、鄧小平到主席那裡告狀，劉少奇就有了機會，就藉機搞名堂，說高崗是分裂黨，還裡通外國。這樣，主席也只好把高崗拿下。高崗當時自殺了，如果不自殺，也許很多事情很快就可以弄清楚，比如「你一個，我一個」這個話，到底是什麼一個情況下說出來的？到底是誰說的？到底是什麼意思？問題要弄清楚了，也許就沒多大個事了。
劉少奇的人特別喜歡在底下四處散布關於高崗生活上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把高崗講得像魔鬼一樣。高崗的那些事是有，不能說是無中生有。但劉少奇那些人在散播中是誇張過分的。我們秘書室是何載去參加中央會議旁聽的，何載回來後就跟我們大講特講高崗的生活作風問題。後來劉少奇叫何載寫關於高崗問題的社論，何載肚子裡東西不多，寫不來社論，就叫我幫他弄，我那時也不知道高層鬥爭那麼複雜，就幫他弄，我弄了好幾個晚上沒有睡覺，弄出個題目來叫「保持黨的團結」。我念初中時就看過史達林寫的《列寧主義問題》等書，所以很多地方我就根據上面的語言稍作改變就寫到社論里去了。何載為了動員我幫他寫社論，又跟我講了很多高崗的事。
高崗事件確有蘇聯因素。高崗是經常給蘇聯提供情報的，關鍵時刻，蘇聯出賣了高崗，踩了他一腳，把他的材料給了主席。這好像是給主席送禮。高崗說要建立聯邦共和國，美國要打過來，那就如何如何。那其實是底下說說。有人說他給蘇聯提了，跟蘇聯提了那就問題大了。我覺得，說高崗「裡通外國」，從黨的原則上來說，也是可以講得通的，因為他是通了外國的。只不過這個外國不是帝國主義國家，而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又還要作歷史分析。共產國際剛剛解散，一些習慣的做法是不可能一下子改變的。而且高崗較長時間主政東北，與蘇聯為鄰，為搞好與蘇聯的關係，獲取支援，向蘇聯通報一些情況是在所難免的。但是，說高崗賣國就不能成立，他賣國是不可能的，並且在毛主席提出批評之後，他馬上就不再繼續向蘇聯通報情況了。
劉少奇、王明那時都是親蘇聯的。蘇聯踩高崗一腳是不是劉少奇一派搞的陰謀，讓蘇聯支持劉少奇？這就不好說了。但「莫斯科派」（「國際派」）發揮了作用是無疑問的。戰爭年代，王明是「莫斯科派「的領袖，唯史達林馬首是瞻。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這些人其實都是「莫斯科派」的。王明搞左傾路線的時候，周恩來、張聞天就是王明的堅決支持者。雖然延安整風後，王明路線不吃香了，王明和他的「莫斯科派」遭到分化，劉少奇成為了毛主席的支持者，周恩來遭受了批評，關向應、任弼時這些人已經轉向了毛主席。但周恩來與王明有那麼深的歷史淵源，怎麼可能完全分手呢？解放後他們實際上還是關係很好，而解放後王明在黨內還是很有力量的，「二十八個半」中的人，還在黨內的，好些都還是王明的支持者。王明那時支持劉少奇，周恩來跟王明。這就好像「莫斯科派」又重新集結起來了，只是當年的王明為核心變成了現在的劉少奇為核心了。高崗如果真像事發後傳出的那樣和總理過不去，要打倒總理，而蘇聯又出賣高崗，狠踩他一腳，那主席就是想保他，也是保不住的。降職使用，讓他去當個地委書記，恐怕就是主席當時最大的能力了。高崗要是不自殺，就是去當個地委書記，也還可以東山再起，可是他自殺了，說什麼也沒用了。所以，主席對他的自殺是很惋惜、很氣憤的。但主席對他的遺孀李力群和她的孩子都關照不錯。相反，周總理對李力群和她的孩子是有點刻薄的。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出主席和總理在對待犯了錯誤的同志方面還是很不同的。
饒漱石的問題和高崗還不一樣，饒漱石案子是完全的冤案。連高崗都說，把饒漱石搞進去，是大冤案。饒漱石調來中央是當組織部長。組織部原來的部長是李富春，李富春調到政務院後，主持組織部工作的是副部長安子文。主席為什麼不讓安子文直接接任組織部長呢？剛才說過，劉少奇、楊尚昆他們以中央名義發文的問題，並沒有因為毛主席的委婉批評而收斂，違反組織原則一直違反到解放後。後來因為一個重要文件主席發火了，說以後重要文件不經過我的同意，不能以中共中央名義發。我是黨的主席，你們卻發文不經過我的同意。話說到這個程度，就說明主席是忍無可忍了。這個事情華國鋒1977年把它公布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里了，其中的《對劉少奇、楊尚昆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的批評》說的就是這個事，全文如下：
對劉少奇、楊尚昆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的批評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
一
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
二
（一）請負責檢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過檢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軍委名義發出的電報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經我看過的（我出巡及患病請假時間內者不算在內）以其結果告我；
（二）過去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
安子文也是劉少奇的老部下、心腹大將，他在以副部長身份主持組織部工作期間，行為和楊尚昆如出一轍，在劉少奇的授意之下，有好多重大的事情都不請示主席，甚至任命省一級的幹部都不請示毛主席。安子文當時還犯了很多其他錯誤，例如提倡剝削，公開支持黨員僱工，說黨員不帶頭僱工，群眾就不敢僱工，生產就不能發展；還說，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占三分之二，我們的黨應該是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的黨……。所以組織部長的位置，主席沒有讓他接，是調來饒漱石接。
饒漱石這個人很不簡單，是很有能力的。他原來是留學蘇聯的，見過史達林，是「莫斯科派」「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裡面的，後來從王明陣營里反出來了。饒漱石上任組織部長後，就了解到安子文私自擬定八大的政治局委員名單——這事很可能是劉少奇授意的，沒有劉少奇的授意，安子文怎麼敢？實際上，劉少奇一直是想插手軍隊的，但軍隊沒有人聽他的，他插不進去，就通過安子文控制下的組織部，在黨內安排自己的人。當時就有傳言，說黨、政、財權都不在主席手裡：黨權是在安子文，政權是在彭真，財權是在薄一波。這些都是劉少奇的人。所以組織部那個時候是劉少奇的重要力量。私擬政治局委員名單可是個大事，屬於黨內的小組織（宗派）活動。饒漱石就追查這個事件，追查下去當然要追到劉少奇那裡，但是劉少奇不承認，安子文就待他受過，一個人挨批了。劉少奇和饒漱石在新四軍時期就有矛盾，這個事情一出來，兩人的矛盾可能就更加深了。而饒漱石和高崗解放前就沒有工作關係，解放後即使都進京了，也沒有什麼工作上的交叉。劉少奇把饒漱石和高崗綁在一起，實際上不過是因為饒漱石揭露了安子文私定政治局名單，讓安子文替劉少奇受過遭受批判。安子文既然是劉少奇的人，那反安子文，就等於是反劉少奇了。高崗反劉少奇是分裂黨，那饒漱石反安子文也成了分裂黨。就是這麼個邏輯，它暴露了劉少奇的宗派思想。所以，劉少奇對高崗、對饒漱石，都是一點情面都不留的。
饒漱石沒有倒，批判安子文還好，等到饒漱石倒了，說批安子文批錯了，安子文就穩坐了組織部，從副部長變成部長了，權威更高了。換句話說，劉少奇在黨內的力量因為饒漱石的倒台又加強了。高、繞的案子，在我看來，就是劉少奇搞的名堂。高崗再不好，但在合作化的問題上，在怎樣對待富農的問題上，都是正確的。劉少奇先就反對辦農業合作社，後來又認為搞合作化向社會主義過渡搞早了，主張搞一段資本主義，主張富農可以入黨，可以僱工，要「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在這些問題上，高崗和劉少奇有明顯的分歧，而主席是支持高崗，反對劉少奇的。主席在1953年6月政治局會議上公開但不點名批評過劉少奇，說他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想法，是阻礙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提法不妥，「走向」就是老在走，而沒有達到，或者不想達到（這些批評在1977年出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里也有，見「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一文，但後來出的毛主席建國以來文稿就刪除了）。在這種一種情況下，毛主席又是那麼支持高崗，劉少奇不把高崗搞掉，是坐不穩權力的。（毛主席對劉少奇右傾思想的批評還進一步反映在高崗事情之後毛主席親自主編的「中國農業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之中。該書實際就是批評劉少奇的。主席還在一次中央的會上說，對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占領；辦合作社，這不僅是個方向，而且是當前的任務。這其實也是針包括劉少奇本人在內的一批人的。而且1955年主席說的「小腳女人」表面上是說鄧子恢，實際是批評劉少奇）。
主席信了劉少奇他們的，以為高崗、饒漱石真是一起的，就做了一次「黨的鐘馗」，讓劉少奇借了去打高崗、饒漱石。黨內當時是有很多人不信饒漱石和高崗是一起的。所以，毛主席在1955年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還在報告裡親自出面說服黨代表接受饒漱石是和高崗一起反黨的說法。高崗、饒漱石都是劉少奇搞掉的，他很善於搞這些，不要以為他是傻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