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到過北京的遊客，都對北京市周邊破舊的農村感到驚訝。相比於北京市中心鱗次櫛比的摩天大樓，北京郊區特別是山區破舊的農村房屋、落後的基礎設施觸目驚心。大陸坊間傳言，「北京市四環內像歐洲，六環外像非洲」，市區與郊區的差距可見一斑。
不僅是在北京，城市與農村的巨大差異在中國其他地區也廣泛存在。主流觀點認為，城市與農村的差別，是城鄉二元體制釀造的惡果，也是中國繼承蘇聯式的財政制度所產生弊端的外在表現。
北京時間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這次會議的主題有兩個：一是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工作，二是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治理北京的城市病。
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圖源：新華社）
在習近平的主持下，會議總結稱，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要在交通、生態、產業三個領域率先展開合作，堅持從環保和規劃的方面展開三地合作，三地合作要廣泛的應用世界先進的環保技術，三地建設要讓每一寸土地都規劃的清清楚楚。
習近平在會上稱，「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是一個歷史性的工程，必須一茬接一茬的干」。習近平認為，北京的某些產業、教育、醫療、休閒等產業要逐步向河北拓展，要在通州建設北京市的城市副中心，北京將要建設成為綠色城市、海綿城市、智慧城市，治療北京「大城市病」要見成效。
外界認為，無論是北京城區與郊區農村的發展程度上的巨大差別，還是北京與周邊河北地區的貧富差距，很大程度上都源自於極為集中的蘇聯式的財政制度，源自於全球獨有的城鄉二元體制，而這又客觀上造成了北京人口擁擠、交通擁堵、資源不堪重負等「大城市病」。
相對於世界大多數國家，中國繼承於蘇聯的財稅制度具有明顯的中央集中性。中央和地方在財政收入上，中央占有壟斷地位。近期「營改增」改革完成後，財政收入進一步攏歸中央，地方的財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是靠中央的劃撥轉移。即便在地方省、市、縣一級的政府中，財政支出向政府所在地傾斜也是普遍存在的現象。
財政支出向區域中心城市集中，這造成了一系列的惡果。資源向大城市集中，吸引了人才向城市聚集。像北京市2014年的常住人口達到了2200萬人，遠超1800萬人的控制目標。人數的增加造成資源短缺，北京市的人均水資源量只有100立方米，僅為中國人均水資源量的二十分之一。媒體報導稱，在北京和華北平原的地下，形成了中國最大的水源漏斗區。
推進京津冀一體化並非心血來潮，習近平早就開始重視中國的城市問題。2014年2月，習近平主持召開關於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座談會，他在會上說，「解決北京的『城市病』，必須納入京津冀和環渤海經濟區的戰略空間加以考量」。2015年12月，習近平召開了中央城市工作會議，這是時隔37年後中共第二次召開城市會議。
坊間傳言，既有的城鄉二元體制和已經定型的財稅制度，讓習近平解決城市病與城鄉分化的問題遭遇到了挑戰。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中，政府官員不受制約的決定了財政支出的方向。集中建設政府所在地的城市，這是政府通行的慣例。將財政支出由向北京集中到向天津、河北傾斜，由向城市集中到向農村傾斜，這不僅不合慣例，而且可能引發官員的牴觸。
儘管改變城鄉二元體制、解決北京的城市病遭遇挑戰，但中共高層依舊將京津冀一體化和建設北京副中心當作一項雄心勃勃的試驗。北京市通州區作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所在地，新城建設中可能將全面推行「無圍牆小區」的試點，「無圍牆小區」作為中共近期推出的新政曾備受爭議。京津冀一體化更將作為在經濟程度差異巨大的地區協同建設城市群的先行試點，習近平在會上稱，「要打造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示範區」。
北京城市副中心能否起到解決北京「城市病」的效果仍待檢驗，但習近平召開的此次政治局會議已經在房地產領域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5月28日，北京市通州區的房價普遍上漲。早在中共公布通州區作為北京城市副中心所在地後，短短一年間，通州的房價已經由2萬元（1人民幣約合0.1524美元）一平方米上漲到了接近4萬元一平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