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性通貨膨脹是對民眾財富的搶劫，最易成為社會突變的導火線。（網絡圖片）
前不久，《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開局首季問大勢」的「權威人士談中國經濟」的文章，其中，「權威人士」明確表態，「我國經濟運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勢」，更強調，「這個L型是一個階段，不是一兩年能過去的」。此外，「權威人士」還認為，「高槓桿必然帶來高風險」，「要徹底拋棄試圖通過寬鬆貨幣加碼來加快經濟增長、做大分母降槓桿的幻想」。上述言論，引起了廣泛關注。
2007年西方金融危機之後，為了提振經濟，維持增長，當局採取了「四萬億」等擴大投資的刺激政策，實際帶動了高達幾十億的過度投資，目前，大陸的總體債務，已經達到了GDP的300%以上，有人評估，以規模而論，目前大陸擁有有史以來最大的投資泡沫，第二大的債務泡沫，以及第三大的房地產泡沫，而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節節下滑，未來的可預期償債能力將不可避免地出現下滑，如何消化此前過度投資帶來的高槓桿債務等風險，越來越成為迫切的問題。
許多人都擔心，當局會採取「放水」的方式，來消化這一問題。這樣的擔憂並非沒有理由，在推行市場化改革之後，專政體制依舊試圖保持在經濟領域的優勢地位，並將之視為拱衛政權的關鍵一環。另一方面，投資在大陸經濟增長中占有極其重要的份額，國有體系則是投資的主力軍，由於國有體系固有的低效率，相比蓬勃發展的外向型和民營經濟，在改革開放的早些年，國有體系的經濟優勢地位，曾經一再被削弱，為了維持其優勢地位，整個投融資體制逐步變成了系統性地向國有體系輸送資源和利益的超級機器，與低利率相配合的適度通脹政策，成為了當局的長期方針，民眾從自身經驗中很容易就能感受到這種剝奪，另一方面，出於維持優勢地位的考慮，不僅國企野蠻生長，也造就了大批殭屍企業，當局也一再通過類似「放水」——如注入資本金——的手段維持優勢地位，而置基本的經濟規律於不顧，對民眾來說，當局再度採取「放水」策略，是一種近乎必然的前景。
當前的債務中，負債方主要為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實際上都以中共政權為最後擔保人，「放水」符合體制的利益；此外，大陸並不是可問責的民主體制，政策出台不受民意之約束，也因此，最可能出台的，恰恰就是令民眾受損的「放水」政策。也因此，「權威人士」的上述言論，倒是令人頗有太陽從西邊出來之感。從中所透露的信息，頗耐人尋味，在筆者的理解，這其中的邏輯，可能並非僅僅出自於經濟的考量，而有更深的政治邏輯。
在維持專政體制的同時推行市場化，一方面使得體制能夠從經濟增長中獲得最大利益，實際上增強了體制的存續能力，但在另一方面，市場化所內在需要的商品、資本、信息和人與人員的自由流動，又使得體制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對非體製成員的直接控制，此外，從市場化中成長起來的新社會群體，儘管也獲得了絕對的福利增進，但也感受到體制的利益剝奪，從而天然地具有親自由化的價值立場，而對於專政體制具有拒斥的態度。換言之，一方面是退化的控制體系，一方面是上升的新社會群體，兩者之間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緊張關係。
對於專政體制來說，當經濟運行良好時，通過網格化維穩的層層管控，可以做到表面上平安無事，但新社會群體既具有自由化的價值，對於體制持疏離拒斥的態度，同時體制又缺乏對新社會群體的直接控制手段，持續增長的群體性事件，以及越來越活躍的社交媒體話語都表明，一旦新社會群體因特定條件而採取集體行動，對於現體制來說將是難以應對的噩夢。27年前，僅僅是大學生的集體行動，體制最終都不得不採取強力鎮壓的措施，如今，一旦如此壯大的新社會群體採取集體行動，對於體制就可能具有如同北非茉莉花革命那般的顛覆性衝擊。
在所有可能成為導火線的特定條件中，通貨膨脹應是當局最為擔憂的，相比就業、環境、災難等因素，惡性通貨膨脹最有可能串聯起跨地域和跨階層的突發集體行動，27年前的那場慘劇，儘管發源於校園，與此前的價格闖關風波也有著相當的關係。也因此，儘管當局長期採取適度通脹的方針，同時也對可能的惡性通貨膨脹抱有最大的警惕，1993年間，因鄧小平南巡點燃的經濟熱潮，一度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當局隨即採取了強有力的宏觀調控措施，運用各種手段將之平息了下去。也因此，「權威人士」的發言，與其說是對於經濟前景的表態，不如說是當前債務問題之下的某種政治表態，有著其特定指向。
這一政治表態所指向的，並非普通民眾，而是體制內的利益主體，對於最高統治層本身而言，惡性通貨膨脹所帶來的系統風險，或許是最大的憂慮，但對於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等利益主體而言，通貨膨脹能夠為此前的冒進行為買單，進一步的槓桿化還能可能為其個人帶來豐厚利益，從而會期盼甚至推動這樣的進程出現。這種中央和地方，以及中央和部門之間的分歧，根植於改革開放時代以來的地方分權和部門分權，不僅是長期「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癥結所在，也是當下可能的債務危機之下，最終難以克服的頑症。「這個L型是一個階段，不是一兩年能過去的」的表態，不啻是向各級體制內利益主體宣告，要做好過長期「新常態」緊日子的準備。
三年前，王岐山曾向各級幹部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書中托克維爾關於改革的這句話，成為大多數人關注的焦點，並因此將這個推薦看成是最高領導層拒絕進一步改革的態度。而在我看來，這一推薦可能別有用意，法國大革命的直接近因正是惡性通貨膨脹，推薦這本書或許是向各級幹部表明，為了維持專政體制，應該將自身的特殊利益放置於體制整體的存續之下，具體到當前，這就意味著，寧肯儘量去克服經濟低增長狀態下的各種困難，也不要將希望寄托在「寬鬆貨幣加碼」的風險之上，這是一種寧可蕭條也不願意放水的選擇，「權威人士」所表達的，或許正是這樣一個意思，建立在政權存續優先的政治邏輯之上。
不過，如此天量的債務包袱，究竟能否通過長期的經濟運行加以消化，並不是當政者的意圖就能左右的，人口紅利消失，各種成本上升，加上產業外移等等，已經事實上降低了大陸經濟的潛在增長率，現行體制的法治水準又不足以支撐創新的出現，以一個難以避免走弱的經濟進程，去消化如此天量的債務包袱，看上去更像是不可能的任務，或許，儘管當政者並不願意看到惡性通貨膨脹的出現，但它還是會如同一個自我實現的詛咒那樣，最終出現在所有人的面前。
